在燃烧的歌声里，我不禁忆起了从十七岁便走上工地，一路辛苦劳作，在异乡的漂泊里，始终孤独无依。今天终于找到同伴，找到集体。
北京出汗了
撰文 皮村文学小组
到北京去
撰文 微尘
2002年春末，我没有考上高中，也没打算考上。就这样毕业了。
从地里回来，吃完晚饭，父亲带我去找村里劳动局的线人，有合适的工作让他想着我点，毕竟村子里不上学的年轻人都出门闯荡了，待在家里种地被人笑话。地里的农活又苦又累，我也想早些摆脱这样的日子，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过了两天，也是晚上，线人来我家，说是在天津的一个韩国企业，待遇挺好，邻村的一个小伙刚在那儿干了两年，现在一个月能拿八百块，比一亩地收入还要多。又说，人家比你还小两岁，村里和你一块毕业的三个男孩也要去，有伴，想去的话明天去市里面试来叫你。线人像个“经济”（买卖牲畜的中间人）似的会说。我点了点头，父母满口答应。
次日一大早，我们几个就出村了，这时的天空中，星星刚落下，只有一线的透明贴着东方的地表，空气清爽湿润，村子里有零零散散亮灯的人家，在听到几声公鸡打鸣之后，乡村小路开始热闹起来。正是上地的时候，有赶着牛车的，有骑自行车的，也有扛着锄头走的。村里人都起得早，中午太阳毒，可以多休息。
大约走了半个小时，我们上了大公路等公交车，坐了一个多小时，又打了个摩的，在一个立着“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牌子的门口停下，里面已有好多人。说是面试，其实就讲了一些厂规，看了看身份证，就去体检，交上体检报告就算过了。但因为要交五百块钱押金，我没有去成。
事后，和一远房表哥说定，明年跟他去北京，学木工，干装修。
农历正月十六，表哥来通知我当晚走，叫我准备一下，晚上在他家集合。和表哥聊了一会北京的情况，他见母亲在外屋准备菜，说要去通知其他人，不能多待，骑摩托车走了。表哥走后，母亲埋怨父亲，为什么没有把他留下吃饭，可以多了解一点情况，多照顾一点我。
我们家和表哥是从姥姥家那边论的亲戚，已经出五服了。他大我几岁，不是父母介绍我都不认识，他初中没毕业就和本村的一个老板出门学木工，前年老板出车祸去世，他领着人把活干完，把账结了，自然也成了老板。说是老板，其实也就领着几个人包点装修活儿，很多人学个三四年便都自己单干，我们这里这样二十来岁的老板很多。
晚饭比平时早了些许，也多了几个菜，丰盛了很多。父亲用小推车推着用化肥袋装着的被褥，还有一包替换的衣服鞋子，送我去表哥家。表哥正在吃饭，我是第一个到的，慢慢人多了起来，有用小推车送行李来的，有骑摩托车带行李来的。一人骑摩托，领来一辆130双排货车，说这是我们今晚要坐的车，有人见是这种车，立刻说，“不去了”，爷俩推着行李走了。一骑摩托的骂道，“他妈的，吃我的，喝我的，还耍我”，想必骑摩托的是那个人的老板。这时我母亲也来了，给我带了几个煮好的鸡蛋，叫我路上吃，然后被舅妈让到了屋里。
冬天傍晚黑得很快，没说几句话就已经要掌灯了，仗着人多，我们把三辆摩托车抬到车上，有人用手电照着绑好，扔了几捆玉米秸，把行李放上。表哥说，“都解个手，上了车以后就不能下来了。”上车以后，下边几个人再给盖上苫布，绑好，司机又拿手电检查一遍，坐上驾驶室，等了一小会就出发了。
因为第一次出远门，而且要在货车里过夜，坐在玉米秸上，靠着被褥卷，我还挺兴奋的。这十来个人都是附近邻村的，年龄和我差不多，有的出去几年了，有的也是第一次走。
货车在颠簸中走出了乡村土路，上了大公路，车速快了起来。头顶的苫布也噼里啪啦响，车里的温度降了下来，有的人开始发牢骚，“早知道坐这车，就不跟他去了。”
“在天津干的一个老板找过我，早知道跟他去了。”
“今年怎么坐这货车走啊？”
“还不是老板们为了把摩托弄到那边，找活儿方便。”车里的温度更低了，有人开始盖被子。
“别心疼被子了，工地上比这里还脏呢。”
“车费怎么算的，我没好意思问。”
“每人一百，剩下的三个老板平分。”
“我靠，比大巴还贵！”
“别被老板听见，怪冷的，都挤挤。”
车突然停了，司机下来对我们说，“再往前走就出省，交界处查得最严，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别出声，在里面睡觉就行。”
车又开始走了，不过明显比刚才慢了很多，又是一阵颠簸，我旁边的小伙小声说，“咱们上桥了，过了河就是河北了。”
这时，闪烁的警灯透过苫布照进来。前面一阵吵吵，车停了，不时有手电照进来，我们挤在一起，大气都不敢喘。车突然向左窜了出去，猛地向右一拐，一个侧棱，差点翻过去，大家的头撞在车帮上，身子颠起老高，幸亏有苫布挡着，然后货车一路狂奔，后面的警笛声跟了过来。货车还在加速，苫布由噼啪响变成了吱吱长音，风穿过被子，我像裸体飘在空中似的。警笛声渐渐小了，在看不到警灯后，车速恢复了正常，驾驶室有人敲后玻璃说，“后面没事吧？”
“没事。”有人答道，“幸好摩托车绑得结实。”
“没事就好。”模模糊糊听到驾驶室里在聊天。
“来根烟。”
“嗯。”
“你真牛×！”
“我事先把车牌换了。”
“他们追上来怎么办？”
“新闻上事故这么多，他们不敢死命追，出了事他们也有责任。”
“现在这社会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我们在后面车斗里，没人说话，好像都想着什么。
寒风带走晚餐那碗棒渣粥的最后一丝余温，身体开始哆嗦，心跳加速，我们只有挤得更紧，才能抵抗寒风，保住体温。
工棚记鼠
撰文 郭福来
我来北京皮村打工将近半年，记忆最深的，竟然是与我们共处一室的几只老鼠。
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在一家布展公司搭建会台和铁架。平日里，十多个工人挤在一间不大的工棚里，屋门外是两排又高又粗的白杨。微风拂过，每片树叶都在向行人摆手致意，行人却都匆匆而过，无暇理会，也不会有人留意到屋子里的我们。
屋子是厂里免费提供的，住在里面挺温暖——吃完饭睡一觉，至少可以遮风挡雨。虽然门有裂缝，墙有窟窿，地上有鼠洞，但比起租房，我们还是觉得更实惠一些。
休息的时候总是枯燥、无聊。由于大家都来自各个地方，彼此也刚刚认识，没有过多的话可说。工棚里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脑，囊中羞涩也不愿去逛街，休息时大家就干坐着。
三月里的一天傍晚，吃过饭，大伙儿闲着没事，各自枯坐床头，你一句我半句地聊天。突然，边臣“嘘——”了一声，指着门口的水桶，只见一只身长约有六厘米的老鼠，沿着桶转了半圈，便窜到桶的边沿，俯下身舔起水来。
晚霞中，它的灰毛油光发亮，细长的尾巴朝上摆动，像即将甩出的鞭子。喝了几口以后，它抬起头来，黑豆粒般的小眼睛机警地扫视我们一下，见我们没有动作，又俯下去牛饮。李丙谦可能看不下去了，也可能是心疼那一桶洗漱水，一抬脚，一声“去”字还没落地，那只老鼠早灵巧地跃下桶沿，钻到床铺下面去了。
我们突然有了话题，围绕着老鼠谈起了各自经历或听来的趣事。轮到我，就给他们讲起家乡吴桥杂技里老鼠表演的节目。
杂技艺人手拿细长的小木棍有节奏地指指点点，那一只只浑身雪白色的小老鼠东嗅嗅西望望，乖乖地按着主人指定的路线，缘木而上，爬过竹帘，钻进曲折巷，再跃进纺车形的辘轳里，沿着一个方向跑动几圈后，一只小桶的水便被老鼠提到可以饮用的高度，老鼠跳过去，刚要饮，水桶又坠了下去，然后再次提上水来，再要饮，桶又落下去。那滑稽样逗得观众笑个不停。
我刚说完，边臣向往地说道：“咱们不如捉只老鼠来训训，下班后有事可做，又有乐趣，大伙儿同意不同意？”李丙谦先嚷起来：“那哪行，老鼠多脏，天天看着它，谁能吃下饭去？”刘元忠说：“这主意不错，我制作个陷阱，逗老鼠嘛！肯定得捉活的。”最后八票赞成，一票反对，两票弃权，通过了捉老鼠的决议。
利用自制的铁丝笼子，我们还真捉到了一只不大的老鼠。
它细细弱弱的小身子在笼子里上蹿下跳，不时地张嘴咬咬笼子上的铁丝。边臣赞叹道，“北京的老鼠真漂亮！”李丙谦则讽刺：“你怎么知道这是北京的老鼠？它们又没身份证。”
刘元忠附和说：“也对，这年头美国的白蛾、非洲的病毒都能来到中国、来到北京，何况这么灵巧、擅钻洞的老鼠，它们也能乘车，也可坐船，更擅于走地下通道，比咱们这些来自乡下的打工者能耐多了。”
边臣喊道：“不管怎么说，反正我是喜欢这只小老鼠了，我决定，就把它挂在我的床头，让它天天陪着我。”刘元忠说：“可以啊，说不定这是还未婚配的母老鼠呢，你可小心点，别让这异性勾得你睡不着觉。”李丙谦反驳：“什么异性，这是异类。不管什么都喜欢，我怀疑你们的审美取向。”我只好出来打圆场：“你没看过《聊斋》啊，那里头，狐狸和书生恋爱、婚配的事太多了。”
不觉间，我们每天下班后都有了牵挂。开门时再不像以前那样稀里哗啦，而是蹑手蹑脚地走进屋后，先看看鼠笼里有什么变化。
我们发现，总有一只差不多大小的老鼠，趁我们不在屋时来和笼子里的老鼠相伴。有人提议，捉住它放在一起。有人说，干脆把笼子里的老鼠放掉，让它重回自由世界。
这时，刘元忠喊道：“你们发现了没有，那只老鼠是不远万里来陪这只的。你看，起点在甘肃朱士彬的床西边角落的沙土里，再路过河南周奎的领地，又折向河北沧州郭福来的床下，再到石家庄边臣的站点，那铁丝笼子算是北京站吧！想想人家也真不容易，每天不知要跑多少路，才能和喜欢的老鼠相见，我赞成放掉。”
边臣嚷起来：“不！我还没稀罕够呢！”
不久，厂里要求我们一起去苏州干几天活。回来后，我们发现笼子里的老鼠已经死了，看了半天也猜不透它是怎么死的。每个人都很伤心，最后，边臣默默把笼子拿到皮村北路边的草丛里，很仔细地把这只陪伴我们多时、给枯燥的打工生活带来乐趣的小老鼠葬掉了。
夏季的沉闷气氛重新笼罩着我们的工棚，大伙都懒得说话，没人再提起老鼠的话题了。
在皮村吃饭
撰文 马大勇
出门在外，每天要面对的事情就是吃饭。每个人的肚子都是有规律的，饿了就会自动发出信号，让你全身发软，没有力气，非得吃点东西填一填。民以食为天。
吃饭看似很容易。走出我住的出租房，沿着小巷走几步，就是皮村的中心街道。
皮村，一个几万人居住的大村子，距离城区不算远。因为靠近国际机场，天上时时有飞机轰鸣而过，所以没法建高楼，只由一大片低低的楼房和更低的瓦房组成，挤压出一条条逼仄的小巷。也有一条中心街，稍微宽些。街上是鳞次栉比的手机销售部、五元日用品商店、电脑维修站、服装店、化妆品店、药房、蔬菜水果摊、烧烤摊、小饭馆……排出一两公里远。这村子的本地居民只有几千，占大部分的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早出晚归，都要吃饭，要买日常用品。每天傍晚，街两旁的店面里亮起灯光，门口小霓虹灯的广告牌开始闪烁，街上的人也就多了起来。从公交车上下来的人流走马灯似的来来回回走，汹涌，说笑，走进一家家店里。街上要一直热闹好几个钟头。
自然这也是饭馆里最热闹的时候。街上的吃食很多，但细一分析，就是三大类：饺子，拉面和盖饭。饭馆招牌也经常变换，有时今天还开，明天就关门了，过几天又换了另一家。我有时碰上一家比较对胃口的，就欣欣然经常跑去。不过，只是一个人吃，点的菜、饭都有限，也比较便宜。时间久了，店里的服务员都认识我了，一见我点的几样，就哈哈一笑：“又是这几样，哈哈！”我也不想听到这笑声，就又换一家。
街上一家小饭馆，有炒菜，有米饭，有汤，味道还好，价钱也合适。我常去吃。店主是一对四五十岁的中年夫妇，衣着整洁，上灶做饭、买菜、端饭上菜都是他们两个，我看着他们上午就开门，一直到夜晚十点、十一点还开门。
他们对每一个客人都很殷勤，也不斤斤计较。一次我忘带钱包，饭菜端上来，才想起来，叫苦道：“我还得回去拿……”女店主立刻说：“不急不急，先吃吧！明天再拿过来也可以。”有时我也与他们聊几句。他们是北方人，勤勤恳恳一直在干活。男店主说：“以前在家一直做这行，来到村里，想着这里人气旺，咬咬牙，拿出一笔钱租了门面，开了这个饭馆。觉得很吃力。不过，再怎么吃力也不怕，家里孩子还在读高中，要多挣点钱！”
确实不容易。在这里租门面房和在城区闹市里租门面房几乎一样贵，饭菜却要比那边的价钱低一点。因为这边的消费水平就是这样。女店主也感叹：“我们现在全靠回头客，没有回头客不行。我们是本小利薄……”
一天中午，我又去吃饭。坐我前面的是一个脸皮白净、穿西服、头发不长不短的男子，他要了几个菜，两瓶啤酒，大吃大喝。吃了一大半，他停顿了一会，忽地叫了一声：“老板、老板娘！你们过来！你们这么做生意的？”
店主夫妇懵懵懂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砰的一声，把一个菜碟拿起来，又搁在桌子上：“看看，这菜里有一根头发丝！”一碟青菜已经吃去一半，余下的菜里确实有一根不长不短的头发，也不知道怎么进去的。男子愤愤然站起来，就往外走：“你们居然拿不干净的东西给我吃！我告诉你们，今天这饭钱一分钱也不给你们！”
“哎哎，这个饭钱你要给！”女店主急了，叫起来。男店主也追着说：“先生，这饭菜我们给你打五折吧！”
“还敢要钱！你们这样的饭菜，我要上法院去告你们，你们的饭菜惹我恶心，伤害了我，法院还要让你们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男子理直气壮地说着，噔噔几大步走出门外。我实在气不过，一下子站起来，就要发声。男店主这时拉住了我：“算了，算了！”出门在外，他们不想也不敢惹事情。
一转眼夏天到了，天太热，每次进饭馆吃饭都要出一身汗。所以有时我也到别家去吃。一天下午，店主夫妇在门口站着往外看，目光与我相碰，我的脚步下意识地没有停留，走了过去。心里不禁有些淡淡的不好意思。
接连一段时间我在城里加班，再回来的时候又去他家饭馆吃饭，又出了一身汗。付钱时我问：“怎么不装空调呢？”
“哎，本小利薄，装不起啊。”男店主感叹。女店主这时拿来一个饭盒，递给我：“这个菜你拿回去吃吧！我们明天就关门了。”
第二天，这小饭馆紧紧地关上了门。不久，又有几个工人在店里店外忙忙碌碌地装修，另一家商店又要在这个门面里开张了。
城市倒像避难所
撰文 小海
妈妈昨晚又打电话了，连续打了两个。这是她一个星期里第二次给我打电话了。一年里妈妈几乎从不打电话给我，哪怕我两个月没往家打电话，我再打过去妈妈也只会问，“怎么那么长时间没打电话？”她不会给我打过来。
但这次不同，一通电话妈妈就说“票订到了吗？什么时候回家？”我还以为是妈妈不怎么懂手机，无意间碰到了拨号键。
前几天我用手机抢票抢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后来听朋友介绍又换了一个抢票软件，真抢到一张。没有座。我说，“票订到了，腊月二十七，公司忙，提前请不了假。”
“村里的巧兰给你说了个对象，还是县城的，那家有两个女儿。”妈妈说。“巧兰是谁？”我不禁问。“她是以前村里老书记家的小儿媳妇，现在是村里的妇联主任。”我差点大吃一惊，村里还有妇联主任？在我想象中，好像只有城市才有。我这婚事，妇联主任都跟着操了心。
“她是村里妇联主任？平常都忙些什么啊？”妈妈说，“你别管人家忙什么了，你不瞅瞅你自己多大了，都三十了，还不下工夫好好找。上次你表姐给你介绍的，有联系吗？”我对这类问题都有点怕，真不知道怎么回答，“嗯嗯，有联系啊，聊得还不错！”
妈妈也似乎猜到我在撒谎，无奈地说，“真替你发愁，那么大不找对象，你有没有想过外人会怎么说？你只顾着自己。自己条件不好，还不主动点儿？”这几年这样的话我听得越来越多，一下把我拉回到现实的大墙之下，一种自责又无力的感觉涌上心头。嘴上只能轻轻地说，“知道了，知道了。”
妈妈的口气略带埋怨，“你是不知道，过年前有可多女孩子都回家早，说媒提亲的又多，这些日子就像是农忙收麦子一样，晚一天说不定就是耽误一年啊！你一年到头在外边也没见挣到什么钱，也不知道整天忙什么。”
这一年来，我跑了两座城，换了几份工作，都年关了，钱也没剩多少，还真是令人发愁。每到过年，我都会茫然，要操心提前订票回家，过了初五六就订票离开，都不知道回家的意义是什么。不外乎跟着媒人去相亲，明知道没什么可能，也不得不跟着。浪费饭钱烟钱不说，主要是浪费时间。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当下，结婚成家成了新时代农村年轻男女的大问题。
眼看我的年纪越来越大，家里人就说，“无论怎样，找对象结婚是首位，没钱可以借，再怎么难都要借够过小礼过大礼结婚办喜宴的钱。”我想到了上学的时候，大部分农村父母也都会对子女寄语：“只要你好好学，能考上大学，就算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大学。”
我们都在这卑微的无力感中颤巍巍地行进，上了大学也没见改变命运，和没上学的人一样，在农村和城市间奔波挣扎。盲目一如既往，疼痛的同时又充满幻想。慢慢地，家从港湾变成了现实的竞技场，看哪一艘船大，哪一艘跑得快。城市倒像是避难所，得以短暂地逃避热烈青春与残酷现实带来的阵痛和麻木。
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绝望，这都快成了一个拒绝英雄的时代，只有戏子与小丑在运气的舞台上表演着拙劣滑稽的把戏。一些有权势的人，前一刻还是为人民服务的孺子牛，后一秒就穿上囚衣成为千夫指。各大选秀节目也疯狂至极、娱乐至死，两亿多一线工人的所思所想难道就由他们代言？那些外表光鲜的欲望，所谓梦想实现就能立刻改变人生的事迹，只会助长错位的思想，让贫穷的更加贫穷，富裕的更肆无忌惮，导演一出出听来让人震惊的人间悲剧。
我的思维飞旋着，听妈妈说起家长里短，只是“嗯嗯”应和着。半个小时过去了，妈妈又说，“你可得加紧了，听说邻村的一个过年就结婚了，前几天男方家人去过大礼，本来女孩对男孩说不要的，男方家人怕不给不好看，带了两万过去，结果女方家人嫌少不接，还说带不够八万就取消婚期。只得东借西凑，钱够了再去过礼。你得好好干，钱该花的花，不该花的要省着点儿。”
“嗯嗯，知道了”，心里不禁一阵唏嘘，赚够娶媳妇的钱，还差太远了。最后我安慰她，“我知道了妈，能早点回去我会提前的，我会把握机会。”
挂了电话，已是十点多钟。夜色在北京城蔓延，我在雾霾中看不到自己的明天，还是洗洗睡，养好精神，明天为这虚无的生活继续奋斗吧。
我的一次相亲
撰文 李若
服装厂就像一个女儿国，女多男少，女孩子找男朋友成了问题，就像建筑工地男多女少，找女朋友困难一样。
时光如梭，不知不觉我已近而立之年，成了不折不扣的剩女。七大姑八大姨都在替我操心。刚刚姐姐给我打电话，说她闺蜜玲姐给我介绍了一个，让我回去相亲。还说对方条件不错，比我大三岁，有工作，在县城有两套房，父亲在做生意。
我要求先看看照片，或者在网上视频见一面，玲姐说看照片不靠谱，照片可以修图、美颜，非让我回去和真人见面。
没办法，催得紧，只好请几天假回去，好像我再不回，晚了一步就被别人抢了先。
等我回家见过玲姐才知道，男孩叫家伟，是玲姐老公的舅舅的儿子，在上海某建筑公司上班。家伟的母亲前几年在一起车祸中去世，肇事车主赔了六十多万。有个妹妹已经出嫁。之前有过一段短暂婚史，因对方有乙型肝炎，结婚时没有体检，婚后打算要小孩时检查出来，所以离了婚。
相亲那天一大早，玲姐就拉我去美容院，说要好好打扮。于是我像个木偶一样，坐在那儿任人摆布：先洗脸再敷面膜，最后化了淡妆。花了一百多块。真是钱花在哪儿哪儿就好看，我在镜子前照照，果然好看多了。回来之后，她和姐姐又把衣服翻出来，让我像模特一样一件件试穿。打扮妥当已经是十点多，玲姐老公开车，带着我们去男方家见面。
一路上车子行驶在平坦的乡间水泥大马路上，家乡这几年发展挺快，基本上村村都修了水泥路。马路两边种了一排风景树，地里庄稼郁郁葱葱，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我心里七上八下，不知道一会儿要见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过了一会儿，车子在一个小区门口停了下来，门口有一个男人迎上来和我们打招呼。玲姐悄声说，这就是家伟。我仔细一看：一米六几的个子，上身穿着一件灰色条纹的汗衫，下摆扎进裤子里，皮肤黝黑显得牙齿很白，发际线很高，轻微谢顶，整个人看上去很壮实，但有点显老。
我的心凉了半截！
我理想中的另一半应该长身玉立、玉树临风，而不是五短身材、短小精悍。应该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君子，两人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在某个夜深人静的夜晚，书桌上一盏有着荷叶边的台灯，发出橘黄色的光，一男一女分坐书桌两旁，一人面前一本书，手边一杯茶。偶尔其中一个抬起头来，轻声地和另一个讲书中的故事，另一个也会把目光从书上移开，四目相对相视一笑。这才是夫唱妇随、琴瑟和鸣呀。可眼前这个人像杀猪屠夫，他会坐下来看书吗？他能懂我的爱和哀愁吗？
饭局设在附近的饭店，吃饭时玲姐一个劲儿叫我吃菜，可面对一桌子丰盛的菜肴，我吃得索然无味。
我想也许人不可貌相，再接触接触吧。草草吃完饭，玲姐说，你们一块去看看月季园小区的新房子。于是拦了一辆出租车。在车上我问家伟：“你多大了？”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三十三。”我又问：“你哪一年出生的？”等了一分钟，他说：“我八二年的。”我纳闷了，回答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思考？还是反应慢？我再问他属什么？等了半天，结果他说：“我不知道。”
房子我也不看了。我借口有事儿要办，中途下车。白花了我做美容的一百多块钱。
关于我的中途退场，玲姐打来电话，她说：“他绝对不是傻子，人家在上海干了十来年，有的人不知道自己属相也正常，人家有两套房子，手里还有六七十万，以后你一进门就当家，他只不过是人有点老实，你放心以后我保证他不会动你一根手指头……”我只好说我们性格不合，一个急性子一个慢性子，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不要半年我就会疯掉。
回北京后，我收到一条短信，是家伟发来的。他说：“我是八零年的，今年三十五，只要我们真心相爱，年龄不是问题。”
原来瞒了两岁。我哑然失笑，八字没一撇呢，谁和你相爱了？我回复了一条短信给他：“抱歉，也许太阳记错了落山的地点，两颗心没有同时打开……”
名字的时代象征
撰文 范雨素
我在今年八月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原以为和以前不一样，是去做小学老师。谁知不遂人愿，开学那日，校长说学校幼儿园差几个人，让我去教幼儿园。
我从未教过幼儿园，看到孩子们一张张生动的小脸，恍然又觉得自己年轻了。
在幼儿园工作能碰到很多有趣的事。我任教的学校是打工子弟学校，应家长要求，小朋友不光要会读，还要会写。我每天教小孩学数学、拼音、汉字，每天晚上都要布置作业。为了确保他们不滥竽充数，我每天把这些小朋友拉到黑板上来写，保证每一个人都会写。可有一部分在学校里会写的小朋友回家后就不拿笔了，他们命令爸爸妈妈写家庭作业。我每天看着这些大人虔诚地写“123”、“aoe”，还要给他们写的作业打上“√”，便觉哑然失笑。
但更让我感慨的是这些孩子们的名字都起得很有意思。我们班有孩子三十六人，我把他们的名字大致归类一下：
先说小女孩的名字，大致可以分两类：一为诗歌型；二为信仰型。诗歌型的女孩名字有鹋娅、筱萱、冬荷、梦瑶、乐文、青青、雨竹、千枝、璟萱。鹋娅、筱萱让人马上能想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冬荷的名字显然来自小学课本里刘长卿的冬景。梦瑶让人想到乐天居士的《长恨歌》，想到唐玄宗与杨贵妃凄婉的爱情故事。乐文的爸爸肯定熟读论语，而千枝的爸爸大概能背出“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青青、雨竹、璟萱这些名字听起来都是一首首恬静的田园诗。而下面这些女孩的名字被我归为信仰型：善雅、季诺、净照、梦慈。
记得在我的童年，女孩子取名都很随意。我的老家在湖北襄阳，位于南阳盆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正中心，不贫穷也不落后。可女孩子们的名字都很老土，在家排行老大老二的女孩名字大多是招弟、换弟、金换、玉换、改运、换运、冬换、春换、秋换、夏换、改子、换子、换赢……记得一个同学有一个更奇葩的名字，叫王钓儿。家中已生男孩的女孩名字也取得随意，大多以植物的名字命名，如玉梅、月梅、梅香、桂香、春香、秀萍、秀兰、九菊、秋菊、月英、玫瑰、桃花……听到这些名字，就知道她们是几月份出生。
我是家里最小的，生在阴历九月，我妈给我取名范菊花，大姐叫范桂华，二姐叫范梅花。两个哥哥在家排行老大、老二，给他们起名却煞费苦心，没上过一天学的母亲给我大哥取名范云，小哥叫范飞，希望两个哥哥能腾云驾雾，呼风唤雨，成为人中之龙。小哥哥的前半生完成了母亲对他的期望，后半生迷上赌博，过得凄凄惨惨。大哥哥现已年过半百，一生平庸，母亲过高的期望对他来说是一种精神暴力，他这大半生一直郁郁不乐。母亲因我和姐姐是女儿，对我们没什么期望——现在想来当女人也是幸福的，虽然男尊女卑，但女人没有任何精神压力。年少时我一直很讨厌我的名字，觉得这名字重名多，很俗气。记得十二岁时看了一本畅销的言情小说《烟雨濛濛》，是琼瑶写的，后来这部小说又被改成了电视剧《情深深雨濛濛》。我当时根据小说的意境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范雨素，改过之后，却一直感觉不舒服，像戴了一个假面具似的在活着。
再看班上小男孩的名字，我也粗略地分为六类：
住大房子、数金条型：桐轩、尚轩、鹤轩、松庭、梅轩、家鑫、鑫磊、业鑫、康鑫、钲锆。
光宗耀祖、改变世界型：耀庭、光耀、于豪、家豪、自强、思屹、振宇、建宇、创世。
哲思型：伟思、忆恒、泊圆。
按生辰八字五行缺啥补啥型：梓洋、辰洋、浩宇、红熠、浩洋、洋浩。我发现孩子们没一个命中缺土。
路好走、跑得快的名字有两个：冯锦程、马鹏聘。
手工业传承人的名字也有两个，来自端州的之砚和来自洛阳的紫纯。
城市像抽水机，小城市是小水泵，大城市是大水泵，把七亿农民源源不断地抽到城市来。孩子们的父母都是谁？是来自农村的大学生蚁族，是村子里最能干的小伙，是堡子里最俊俏的二丫头。世代相传的制砚者为什么不做砚台了，要来城市打工呢？可他们还是对他们的手艺保存一份深厚的感情，他们孩子的名字还保留着祖辈世代相传的手艺的痕迹，叫之砚，叫紫纯。
看着花名册，我发现男孩们的精神压力都很大，要光宗耀祖，要有大房子，要赚很多钱。女孩的名字寄托着她们的父母要过世外桃源般生活的梦想，在如诗如画的环境里生活，做诚实、善良、有信仰的人。
通过孩子们的名字，就知道三十年的改革使中国农民的文化素质提高了，可文化素质的提高、生活的富裕，没有给他们带来安全感，他们不再抱团取暖，每天想的却是大房子，要好多好多钱。我曾想寻找答案，我反反复复看过五遍李昌平老师的《我向总理说实话》，看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看一切我能找到的关于“三农”问题的书籍，希望能找到答案，使我不再困惑。
我的女儿十四岁开始在北京谋生。前几天她告诉我，她要改名字，她的名字范苗苗太萌哒哒了，让她很没面子。我又给她解释了一遍范苗苗这三个字的字形意义。写出来好看，三个字都是“艹”字头，字形里有水有田。整个名字的字形看起来就是一首水草丰美、男耕女织的田园诗，阴阳先生都起不出这么有风水的名字。多好的名字啊！你看人家《失恋三十三天》的作者，为了名字看着好看，把鲍晶晶改成鲍鲸鲸。她不听我的解释，说这个名字听起来、看起来没一点知识含量。她想好新的名字了，叫范渺渺。“渺”这个字既是浩渺无边，又是渺渺茫茫看不见，这个名字包含了整个宇宙。我听完了她发表的关于她的新名字的哲学意义的演讲，表示我尊重她的意见，随她去吧。可藏在心里没说出来的话是：范渺渺这三个字的字形看起来就像茫茫水面上的浮萍，怎么看也不吉利。
大女儿虽然现在在写字楼上班，是衣着光鲜的白领，可我看她的签名还是农民工二代、漂二代。她的职业并没有给她带来安全感、归属感。她依然是惶恐的。
沉默的大多数与想说话的人
撰文 陈迪桥
“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
在《沉默的大多数》一文中，王小波讲到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也讲到了话语权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关系，讲到有人善于使用话语，还有一些人则尽量保持沉默。
按说这世界本不应该有“弱势群体”，如果生命真的是平等的，特别是在很多鼓吹此道的人那里。可惜现实往往并不如人意，这个世界就是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并且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正常的。
在十八岁以前，我是一个对社会结构完全没有认知的人。或许因为我生活在农村，没见过什么有钱人，对于贫富差距没有直观的感受，对于财富积累与分配机制也完全不了解。不像今天，任何一个人，只要睁开眼睛看，都能感受到巨大的贫富差距和不公平。
这个世界是很荒诞的：在很多人看来，全世界的财富集中在1%手里，这也是正常的，即使自己并不属于这1%。
前一阵，《我是范雨素》一文火了，具体的是，范雨素大姐火了，以及跟着被媒体关注到的位于皮村的工友之家的文学小组火了。
其实文学小组存在已经很久了，里面的不少作者都已经小有名气。比如李若，她的不少文章发表在网易某非虚构写作栏目上，每篇阅读量均高达五十万余。文学小组又始终是低调的，否则早就被更多外人所知，而不是在范雨素火了之后。这同时也反映了一个现实——太多人对底层是没有关注的，也更不可能关注到“底层文学”，或者叫打工文学、工人文学。看吧，连文学都是分成三六九等的。
范文是意想不到火的。因为之前她也发表过一篇文章，阅读量并不高。有些居心叵测的人说，文章火的原因是背后有推手，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文学小组成员写的和发表的文章已经非常多了，为什么其他文章没有这样火呢？
相对于这些发表出来的“底层文学”和它们所呈现的现实，底层更真实的状况是——沉默的大多数。前两天在一个群里，一位北京某高校在读大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范雨素能代表大多数的底层人民吗？从这个问题不难看出，很多时候，底层是被代表的。为什么沉默呢？王小波的话说明了一切。他引用福柯的话：话语即权力，并且辩证地提出了，权力即话语。放眼现实，我们的媒体资源是被谁掌握的？各大会议上的代表们，有几个是真正的人民？
说到这里，我已经不想再说了。我也只是个无名小卒，一直是沉默的大多数，懒于写文章。正像范雨素所说，她不相信文字能改变生活，习惯了靠苦力谋生。
某些靠卖字为生的人，以为握着笔杆子就可以口诛笔伐，骂作者也骂读者，似乎在文字的世界里，自己就是皇帝。你们真的搞错了，现在是二十一世纪，是互联网时代，任凭你们如何丑化与诬蔑，大众并不买账，买账的大概都是跟你们臭味相投的人。
毕竟，连《人民日报》（2017年4月26日05版）都说了，“我们不能因为范文好看，而忽略了文章指向的个体遭遇、社会问题”呢！
第一次到皮村
撰文 万华山
2016年来到北京后，我先是在一家书店工作，每日卖工艺品，整理书籍。后来调整到同一家公司的编辑部上班，上班地点在中关村，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格子。有窗台，窗台上种有花草，四季不败，早上阳光温和地照进来。
我住在公司的宿舍，紧邻繁华的中关村创业大街。光滑的街面，整齐的花坛，我吃饭、坐地铁、听讲座，朝九晚五，也常有闲暇。那是微风拂面的日子。
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觉得自己生活在孤独的人世上，像一个外星物种偶然降落到地球。
2016年的十月，我认识了小海。他一路风尘仆仆，一副漂泊南北的样子，勾起了我对过往打工日子的回忆。经过交谈才知道，他写诗，攒了四百多首，也爱摇滚。他吸引了我，跟着他我才接触到皮村。
十二月的一天下午，我从中关村坐地铁，辗转两个多小时，在皮村西口下了车，终于到了小海口中的圣地——皮村。
毫无准备，猝不及防。我与皮村的相遇，竟在这冬日的雾霾里，浓雾中亮着几块高耸的足浴、饭店的LED灯招牌。我们如同狼烟战火中逃命而出的妇人，戴着面纱，在废墟里寻觅生机。
在低处的是街两边的商店和摊位，悬挂日光灯，开着高音喇叭。衣饰、鞋袜店打着打折广告，而快餐小吃店的广告，就是摆在门口的烤鸭等食物径自散发的夸张的香气。街尽头有一家馒头店，叫“河南馒头”。我没吃饭，买了两个，五毛一个，这在中关村是无法想象的。
这条街就叫皮村商业街。六七点钟，在寒冬中的杂乱灯火的照耀下，车流、人流往来穿行。有三轮车、摩托车、电动车，新的旧的自行车——当时还没有共享单车；有默默走着回家的工人，也有嬉笑打闹逛街的姑娘，还有调皮的小鬼、蹒跚的老人。一片净水，一片波浪。刚下过冬雨，地上很泥泞，还有小的水洼，一不小心就是一脚泥水。我在这迥异于往常的情景里行走，不知此身何身。
既是车马喧嚣，又是四野茫茫。
我听说打工子弟学校“同心小学”就在附近，我想象孩子们每天上学、放学，走在这样的街道上，踢着泥水和烂菜叶，欢笑，打闹，推搡着彼此，阳光捏掐着他们脏兮兮的脸蛋儿，和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
终于等来小海，没有他我可能一晚上都找不到地方。我们在逼仄、黑暗的小巷子里七拐八弯。小巷子是由周边瓦房的土墙勾连而成，墙面脱落，手碰上去全是灰，脚下是原始的泥土路，没有灯。我们磕磕绊绊。想不到，在繁华的首善之区，竟有这样破落的一隅。
然而它是小海的圣地，也很快会成为我的圣地，似乎我们注定会有这样一场相逢，与皮村，与工友之家。
将近皮村工友之家时，空气中便传播着隆隆的机器轰鸣。了解后，才知道，皮村因为被商业利益所侵蚀，被逼搬迁。那机器是柴油发电机，用来应对最近的强行断电。
小海带我来到院里一个小的办公室，工友们都很友好，握手，嘘寒问暖，在一起唠家常，聊文艺梦想。没有拘束，没有限制。我觉出自己少有地摆脱了寂寞，真想重拾少年意气，侃侃而谈，说些不着边际的大话。
但此时的工友之家，正浸漫着愤怒与悲情。我的心头也是一坠，便沉默地走了出来。
这是一个大杂院，里面有打工文化艺术馆，是中国唯一一家承载改革开放后打工群体记忆的博物馆；院内还设有图书馆，接收了很多的爱心捐书，馆藏丰富，是工友和小朋友们的宝库；服装店销售低价的捐赠衣物，是村里妈妈带着孩子逛街的首选；还有电影院，每天免费为工友播放电影；而文化中心会举办各种工人晚会。我去的那天，便有一个小型的文艺晚会。
院子里还有乒乓球台和卫生间，以及常年驻守的几棵树，显得很空旷。它是儿童的乐园，常有孩子们在这里跑跳、打闹。但那天，在机器声的笼罩下，我和伙伴听不见彼此的声音。
在冷冽的空气里，小海口吐白雾，喊道，晚会要开始了。
我们走进电影放映室（那天用的是这个场馆），本来配有空调，此时柴油机供电不足，只好闲置。屋子里冷不可当，室内墙壁上有绚烂的涂鸦，不知出自谁的杰作，大概是来此做社工的艺术院校学生吧，为这冷瑟里添了一抹温馨。
屋里挤满了黑压压的大人和孩子，大人们抄手缩着肩膀，孩子们穿得花花绿绿，乱蓬蓬的头发像一窝窝稻草，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动静声很大。孩子的心总是喜乐的，尤其在这样的时节。
开演了，应邀来皮村表演的多是工友。有打工诗人、地下歌手、做泥瓦工的曲艺爱好者……
一位叫申思的工友诵读了李白的《将进酒》，声音铿锵有力，真有李白醉酒舞剑的气势。读完这首诗，腊月的屋子不冷了，满是酒气。
一位后来成为我好友的打工诗人徐良园大哥，自编自导自演相声《老乔说桥》。真没想到，北京有这么多桥。人的一生是否也要越过那许许多多的桥？行路难，多歧路！
接下来是我们的工会主席、摇滚巨星许多登场，先是唱了一首《妹妹来看我》，曲头便是高亢嘹亮的唢呐声，接着诉说工友对爱情的渴望和绝望，“妹妹你要来看我，不要坐那火车来……”
晚会终了，皮村的工友带上孩子回家了，从远地方慕名而来的朋友意犹未尽。“再来一首！再来一首！”许多重新抱起吉他，却不凑巧地停电了，屋子在夜的静谧里一下陷入黑暗，一种无奈的悲情在我心头蔓延。这时不知是谁打开了手机，大家都陆续打开手机电筒，舞台上又呈现出光明。“生活就是一场战斗”，朋友们拿起手机用光包围了他。
在摇晃的光亮里，我的心不断被感动着。从中关村到皮村，固然是从一个洁净繁华的地方踏进一片泥地，但这泥地里有温情，有可以握住的手掌。在燃烧的歌声里，我不禁忆起了从十七岁便走上工地，一路辛苦劳作，在异乡的漂泊里，始终孤独无依。今天终于找到同伴，找到集体。
甲壳虫
撰文 徐良园
两天两夜，两天两夜
从12层楼朝下望，南方火辣辣的太阳下
刺眼的强光灯下，那一顺溜打着赤膊
晒得油黑发亮，戴着蓝色安全帽的甲壳虫
推着斗车向前冲，向那面轰隆转着的铁家伙冲去
就像在玩一场铁甲武士斗战车的游戏
两天两夜，两天两夜
那水泥地上堆起的，像一座小山似的石子、黄沙和袋装水泥
都被这群甲壳虫推进这座转动的铁鼓的肚子里
囫囵吞枣地嚼一阵，又吐回斗车里
借着钢丝绳扯上楼顶，完后摊平
时间不会出汗，也不吃饭，也真能磨蹭
甲壳虫们汗水流干，机器忙得像个狂人
人忙得像台机器，快累得不行了
拖不动的双脚移动着，酸痛的手撑着，推动着
两天两夜，两天两夜
老天也累了，阴沉着脸开始下雨了
电动机搭块油布，铁鼓的轰隆声变得闷沉沉的
甲壳虫们披上满是伤痕的雨衣
裹着最后一股劲，向那坑凹的斜坡
向那面红龙的铁骨冲去
向堵在眼前这面冲不破的铁家伙冲过去
两天两夜，两天两夜
甲壳虫们，累翻了，跌跌撞撞地继续爬着
继续向那面铁骨战车爬着，游戏还没完
方家胡同对面的来车占住了道，刺眼的灯光，把她和车的影子都细致地勾画出来。尤其是一头乌发，似乎在光的幕布下丝毫可辨。
速干之都
撰文 晓宇
赵姑娘至少说对了一句话。
在北京，一切都干得很快。
她以超乎寻常的智者语气下定论的时候，我刚洗过到北京后的第一锅衣，嘟囔要等多久才能重新穿上它们。那一天，我从田的手中接过了仅有床垫和充电器的卧室。我回国的同时，他飞离北京。
“瞧我英国身份的残留。”
田指着他的捷豹，一艘在险隘的城市空间中寻找停泊的座驾。他送我的自行车同样不具备实用精神。我近乎忘记了那辆车。它停在玄关，精致的皮革座椅，配上刹车失灵，是在北京交通中优雅阵亡的一封邀请。
“是不是挺漂亮？”田说。
室友赵姑娘也是一并留下的。我们自英国同所大学毕业，赵比我小两届。从上海到北京，完成学业的赵姑娘正在重新揣测阔别的社会现实。这个帽子是田给扣上的。赵是大学新生那会儿，是田领她上的路。我们学校有新生认老生做“父母”的传统。那一年开学不久，我们听说田认领了个漂亮的“女儿”，不多久又听说女儿早上从父亲的房间走出来，便勾起了好奇。聚会上，我扬起头寻找这一位符合描述的姑娘，可直到她站在面前时才认识。
高个子，黑发从肩膀两侧滑下去，唇齿间吐露摄影和艺术史。我们是同乡，一经探究，发现是小学同校。不过她戴着美瞳，反对“不自然”化妆主义的立场，更让我印象深刻。说起话来，她的结尾一字总是向上轻扬，把整句话变得飘忽不定。她营造出了自己的风格，被人冠以“姑娘”的名号。田不在场，自传闻出现后，就不见他们在同一场合。我们自知，不去打听究竟。
“你看看她。才是毕业不久还没认清现实的样子。”
田上飞机前留下最后一句。
可我没有多少能见赵姑娘的机会。多数时候，我们的公寓都孤零零地面对着京城的夜景。北京入冬得早，供暖还没开，家里冷得厉害。我在办公室待到睡觉时才回。我很少碰见她，甚至不知道她前一晚回来与否。偶尔，早上听到她推开卧室的门，先见到及腰的长发，还带着床单的褶皱。经过一时的整理，立刻返回成为黑瀑布。她宽大的毛衣恰好遮住来回走动的大腿。等恢复了头发，第一件事便是蹲在咖啡机前，等待强心剂的注入。她从抽屉里拿出枚胶囊，摁进机器，隆隆过后，开水蒸气的一声长叹，浓烈的香味顿时像洪水一样填满空气。而她睡时发红的皮肤在初冬的空气中渐渐苍白起来。
我们不是第一次同屋。大学末年，室友Chet一脸诡谲地走进我房间时，我便知道传闻的落实，赵姑娘要成为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常客了。大学镇上的酒吧夜店少，以轰趴为习俗。赵姑娘也是开学后加入我们热闹的成员。苏格兰的秋天寒风凛冽，她总是穿得很少，一件单衣一件外套，围巾在脖子上绕三周，像是要把上身都包裹起来。她站在门口，脸庞被吹得通红，掐灭了烟，说“我又来了”，然后把长靴子脱下，走进客厅，双手捧起来哈气取暖。
Chet喝起酒来，单口相声般的故事接龙，翻来覆去我已听过多遍。赵姑娘侧过头去听，不一会儿便入了迷。我提早离席睡觉，赵说，他真可怜，这么积极地调动，你们都不陪他喝酒。第二天，Chet晕乎乎地说，昨天好像一激动，送出去了什么东西，又不好意思再要回来，索性约着赵姑娘吃饭。Chet开始早出晚归，我就等着消息的正式宣布。直到他走进我的房间，说了一些有的没的，后来终于转而问我，“你说赵到底和田睡了吗？”我即刻明白了他的意思，另寻时间找田问起这事，拿着答案回家，赵姑娘正坐在沙发上，等着和Chet一起出门。我知道这答案也没了必要。
北京公寓旁的地铁站前，有一家伺候上班族的永和。我想不到平日里撞不见的室友，竟在这里重遇了。她刚从什么地方回来，仍带着昨日的妆、戴着昨日的美瞳，眼神像是遗落在了路上。我拍了拍在排队的她，不禁点起了她的惊奇，眼睛也恢复了些神气。我们在窗边坐下，望着早高峰涌入地铁站的人流。
“你昨晚干什么了？”她问。
“读了会儿书就睡了。”我答。
我捧着热乎乎的豆浆，以长江以南居民首次经历北方冬天的新鲜，把这当作是新一天的开始。她点点头，目光从我的空杯子转移到面前的人群。庞德说过，这些面庞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我没看到这么浪漫的地方，倒认为是四面八方汇集的雨水，在暴风过后，不加区别地涌入地下深处。赵姑娘和我躲在玻璃背后，都有那么一点对迟早要加入他们的恐惧。
除了这次偶遇，我再也没和赵姑娘一同去吃过早饭。即便她起来了，也觉得外面太冷，不愿出去。我让她在满满的柜子里找一件出来，她说合适的还没有寄到；再说你和我一样去优衣库买个实用的，她说审美不准，我便再不坚持，随她端着咖啡走回卧室。我们的对话总是像弥留之际的病人，没喘上几口气就撒手人寰了。
“赵姑娘觉得你对她有意见。”他们开始了没多久，Chet半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意见是谈不上，只是她这类型的人，从小到大见得多，有点认知疲劳了。“你觉得她是什么类型的人？”Chet这样追问下，我却说不上来，说上来了似乎更麻烦。说不真实，她活在自己的世界观内是认真的；说注重外在，又有谁不注重外在。
“我没感到她有你们觉着的迷人。”我找了这样的回答。
Chet哈哈大笑，“这是好事。”他要出门，嘱咐我照看赵姑娘。
没过两天，果然有Chet的朋友约她喝酒，我同去。一轮轮的酒上来，赵经不起激将，吹风点火了两句，便要和别人对决。她不赖酒，只听见酒杯珰珰落桌的声音。从厕所吐完出来，还要继续，只是酒吧已把我们扫地出门。她走得踉跄，要在大半夜寻酒，引得路人的目光。那与她对决的男人也不依不饶，指着她说，我看你能和我喝到多久。同行中胆怯的那位对我说，赶紧找别人把她送回去吧，这样下去会出事。赵听到，大声地说不许，我便是要和他喝到底。说罢，依着墙根坐下。她垂下头，黑发像柳条哗哗落下，在夜色中显得愈加凝重了。
无论赵姑娘吃早饭与否，她还是会走出家门，前往附近的咖啡店“工作”，往各处投递简历。在拒绝了网络公司的模特工作之后，她艺术史的学位更有变成一张白纸的危险。田劝她在咖啡店找份活儿干，赵姑娘说，你怎么这么看不起我。她离断粮越来越近，家中的救济款早已用完，短时间内不好再张口求助。
赵姑娘最终还是在咖啡馆找到了依靠。她不顾价格，选择符合审美需求的挑剔，算是迎来了收获的一天。她认识了年轻的老板，懂得设计和艺术的杰出青年，咖啡馆不过是其体现美学修养的副业。一个懂艺术的人，能让物质变得高雅。赵姑娘坦然地接受他红酒和音乐会的邀请。
我在公寓碰见她的时候更少了。恋爱扫除了她的无精打采，让她爱上了这个城市。她兴奋地同我讲起北京四处的音乐厅和美术馆，似乎每一个地方都有它们的独到之处，即便是森林公园的漫步，也能突然冒出一瓶珍藏多年的红酒。她重新拾起了红酒课，不再抱怨生活的无助和不安。她在的时候，家中永远流淌着古典乐。她见我识出了马勒的第二交响曲，忍不住地要放她认定的版本，然后急冲冲地问，“是不是很好听？是不是很好听？”
赴约一场音乐会前，她在金色的黄昏里，同我讲起这位不平凡的男士。我以零零散散的信息，顺手一查，大概拼凑出他的发家和社会关系。赵扬起眉毛，“你们学政治的人怎么都这么现实？”
“这是北京。不是不设防的城市。”我说。“你要不要听下去？”
“我不要。”她拎起包。“对了，要是晚上冷，你可以用我的被子。我应该不回来。”门关上了。
翻来覆去也没抵住寒意，床垫似乎是穿了洞，掉入了冰窟窿。我起身去赵的房间。床上堆着衣服，旁边是梳妆台，首饰盒上是汉风的雕纹。我抽出被子，回到床垫，一阵淡淡的味道，像是混着香水和洗发露。在那层浪下，有一股潜流，是咖啡的气味。它穿过鼻子，缓缓地流入肺里。
和Chet分手前，赵姑娘和他穿得越来越像，也披上了黑色的夹克。那好像是她最厚的一件外套。她基本住进了我们的屋子，离开床的时间也不多。这点惹怒了我们的日本室友——她愤愤地对我说，这两人怎么像鸽子一样，整天做爱。我只好苦笑，躲去图书馆。可鸽子也有季节结束的时候。Chet毕业回国，两人分手，其间赵姑娘飞回了国，也没什么结果。很快Chet另有新欢，是我的朋友Iris。留学圈的恋爱就像回收循环，特别是归国后，难得找到知根知底的，便是内部人士自行消化。
暖气来了，北京的雾气浓重。借着赵姑娘的被子，我算是熬过了最后的寒夜。当我第二天回家推开门时，却差点被一股子烟味熏了出来。赵姑娘回来得出奇早。她打开客厅的窗户，半个身子依出去，手中冒出来的烟气从下到上缠住她。窗外更是烟雾弥漫，一阵风来，把烟灰吹散到地板上。
“想得肺病也不是这个办法，”我说，“赶紧把烟掐了，窗户关上。”
她抬起头，红着眼。“你那个口罩根本没用。”她一边说，一边把烟摁灭。
赵姑娘同我说了音乐会的遭遇。那男人的前女友正是表演的钢琴家。男人停车后，拿出两张座位不在一起的票说，还是分开进去，不然之前认识他们的粉丝会不高兴。她拿起票，憋着火看完了演出，认定天下的男人都是混账。更让她心里过不去的是男人在古典乐上教育她的神情，这份教育心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他说，你不要不懂事。
“我这两天都在疯狂地研究古典乐”，她给我看那纷杂的笔记，“我从来没这么认真地学习。凭什么他认为比我懂得多。”
我不明白她在这方面赌气的原因，就像我不能明白两个女人不应该的会面一样。Iris和Chet的关系也败了，之后特地约见了赵姑娘，即便我们都劝她不要纠结于此。两人一见，果然发现了不快的事实：两段恋情重合的时间。Iris返去找Chet，后者说：你别相信，她就是个Slut。赵从没在我面前提过会面的事，只是偶尔问起说：“你和Chet还是那么好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她说，“那真好。”
Iris经停北京，一路数落北方的处处不好。尤其是北京干得让人生裂的空气。她听说我如今和赵姑娘是室友，不由露出戏谑的神情，劝我自制，不然就是这圈人可都要拜倒在赵的石榴裙下。我是第二次听到这样的言论。上一次，也是和赵有绯闻的人同我说，其实你也可以的。
“你听他吹牛吧，”Iris一脸不屑地说，“他是想做些什么，结果爬上床被别人给推了下来。”
“没睡的想扯上关系，睡了的想死不认账。”
“不都是你们这些男人生出来的事端。在渴求中诋毁。”
所幸，提醒的事没发生。我和赵姑娘分别找到了新的住处。搬走前，鞋柜上多出来了一副口罩作为送别礼，像是防毒面具，能把整个口鼻罩进去，喘息声在耳边回响。我戴着它下楼，碰见了同样戴着一副的赵姑娘。我们坐上车，司机是个罕见的北京人。
“您是北京人吧，师傅。”
“北京人，北京还哪有北京人呢。不都是你们的了。我是延庆的——你们还戴口罩，那哪有用呐。坐我车一路上延庆得嘞，现在那儿空气好。”
赵姑娘把口罩摘下来，脸颊上有被压出来的两块红痕。
“上次他说，我脸太大了，才有印。是不是太大了？”她转过来对我讲。
“姑娘，就您这还脸大，那我们这脸往哪儿搁去。下次逮别人再说，您得说是我脸薄。脸薄才有印儿。”司机接过话。
赵姑娘被逗乐了，脸色更是红晕起来。
我俩都进了胡同，我在东四十条，她去了安定门，倒也不远，可没多少来往。我的暖房趴请她过来，她带了瓶红酒，特意说让我之后留着自己喝。我看她平日发的照片，似乎找到了模特的工作。
“还在美术馆做吗？”我记得搬家前是在谈美术馆的。
“没了。工作无趣，要被人教育。”她说，“我换到了工作室。”
“拍照片？”
“被拍。还有其余一些自由的事。”
我们自胡同里出来。赵姑娘突然兴奋地跳起来，越过了街，站在了鲍师傅糕点前。她迅速拿了几块点心，等我们这群人过了街，就端到了面前。
“这个是牛肉松的，那个是海苔肉松的。快吃。”我们还没咽下去，她便匆匆地问，“是不是很好吃？是不是很好吃？”
转身分别后，我推着田的那辆自行车，心血来潮地想在胡同里骑一会儿。我跨上车，确定刹车仍是坏的，脚可触底，正准备出发，突然两只手在黑夜里迎面而来，抓住车把。我沿着黑色的长发看上去，是赵姑娘。
“让我骑骑。都还一直没骑过。”
“这车没刹。”
“我够高。”她看着我好像没什么要动的意思。“怎么了？”
“没什么。”
她摘下口罩，露出红扑扑的脸庞。那鲜艳的气色在隆冬的空气中渐渐苍白起来。她扬起头，扬起声调，睁阔了眼睛，又字正腔圆地说了一遍，“怎么了？”
“没什么。”
她接过车，披着夹克的身体跨上去。方家胡同对面的来车占住了道，刺眼的灯光，把她和车的影子都细致地勾画出来。尤其是一头乌发，似乎在光的幕布下丝毫可辨。
她没有要让车的意思。
到最后，所有建筑的故事都是人的故事。
钻进胡同里的美国人
撰文 吴琦
“公是公，私是私，公私分明！”迈克尔·麦尔搬进胡同的这天，对门的大娘向他宣布，这是四合院的唯一规矩。
所谓四合院，早就被大卸八块成大杂院，狭窄的天井，只够一人过身。迈克尔租了其中两间，一共十来平方米，房租每月六百块。这已经是院子里奢侈的大户。大娘在一间六平方米的陋室里拉扯大一双儿女，后来才加盖一间厨房；隔壁老韩，一家三口挤着一个单间。
这地方位于杨梅竹斜街，离著名的北京前门只有两公里左右，步行可至，离天安门约四公里。整个大栅栏地区，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和梵蒂冈差不多，梵蒂冈的常住人口至今没超过六百，而大栅栏里住着近六万人，其中包括这个五大三粗的美国人。
他一住三年，写了一本关于胡同生活的书。在书里，他把大娘称作“老寡妇”，这个名字译成中文显得有些不敬，只有读到写大娘身世那一章，才会原谅这个老外的“鲁莽”。老寡妇当时已年过八十，迈克尔形容她，是由“黯淡的灰与白，亮丽的明黄，带有皇城气息的大红”这些颜色所组成，而且，身上总飘着“飞马牌”香烟的味道。
搬来第二天，清晨，迈克尔还在沉睡，老寡妇已在院子里大喊：“懒虫，起床吃饭，我给你包了饺子。”他很快发现，在这个犹如井底的住处，基本没有隐私可言。院子里一共五个房间，住了七个人，齐腰的窗台挡不住邻居的目光，人们自由出入他的客厅，全然不顾胡同口贴的告示：“关好窗，锁好门，慎重接待陌生人”。
早年间，大栅栏这个名字就是来自治安需求。十五世纪，为了防范偷盗，胡同口都竖着柳条编织的栅栏，这里是繁华的商业区，栅栏扎得格外大。到了十七世纪，官员和僧人以外的汉人必须迁出城外，内城禁止商业活动，卖艺人、古董商、烤鸭厨师、京剧演员也往这里聚集。如今的情况似乎又回到了那时，一些像迈克尔、老韩这样收入不高、初来乍到的外地人，先在这样的老胡同大杂院里落脚。
大力澡堂
准备写胡同的时候，迈克尔就决定必须住进去。他很赞同法国建筑师柯布西耶对某些老巴黎保护分子的批评——他们白天抗议，晚上溜回郊外的家里。
他找到的第一处院子是在鲜鱼口，那里是北京老字号的密集地，位于前门以东，刚好和大栅栏对称。可是房东告诉他，那一片很快就要拆了。他不得不重新找过，经过各种人层层介绍，才来到大栅栏。
在北京，“房东”基本上是个坏词。迈克尔也曾遇过恶房东，因为琐事和钱，不停地吵架。还好这一次，他和房东成了朋友。迈克尔记得，房东太太是他见过的最美的女人，后来因癌症去世。“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想写他们的原因之一。”
老寡妇不喜欢迈克尔的房东，觉得房东忘了老街坊的好，收的房租又高。“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晚上睡觉都不锁门。要是哪家孩子生病了，我们就把药都送去。告诉你吧，今天的人都特别狡猾，耍心眼儿。”她还口无遮拦地告诉迈克尔，“房东的妈妈就死在你床上！”
一年后，迈克尔去宜家买了一张沙发床，从此在客厅里睡觉。
更艰难的是洗澡和上厕所，这才是胡同生活真正的挑战。女公厕就在院子对面，男厕所还得走一段，冬天里，迈克尔的小便就暂时用屋里的瓶子解决。厕所里只有四个坑位，两两相对，没有任何阻挡，有时遇到熟人，对方一边脱裤子一边招呼他，“梅老师（迈克尔的中文名字是梅英东），早上好！”
后来厕所经过整修，有了隔板，装上了门，门板上多出一张广告，一个秃头老外龇牙咧嘴地笑着，竖起大拇指，旁边写：“治痔疮，到东大”！医院的英文名称却翻译错了。迈克尔纳闷，痔疮医院的代言人为什么是个外国人？
常去的澡堂名曰“大力”，澡票一张十元，一次购买二十张，优惠价八块。门口大爷见了他，忿忿地说，“你比中国人高啊，我该多收点钱的。”
“在厕所、澡堂里，所有人都看着你。”迈克尔不习惯。有时他会去东方广场，君悦酒店的地下室里有个高级公共洗手间，“那是我的秘密，我没有告诉别人。”
旁边的炭儿胡同有一所小学，迈克尔在那里找到一份英文老师的工作。冬天里，他每天先骑车去中山公园玩冰球，再去澡堂洗澡，准备上课。然后一直待在学校，因为家里没暖气。下午四点，回家整理笔记，找老寡妇、老韩们聊天，或者去吃刀削面——面馆的主人小刘是他书里另一个主人公。暑假没有课，他再进行系统的采访和研究。与此同时，北京的胡同，在保护、拆迁、改造的争论中，死的死，活的活——1949年，北京城还有七千多条；进入二十一世纪，大概只剩千余。
北京晚报
迈克尔逢人便说自己对北京是一见钟情。他说起话来表情夸张，手舞足蹈，快速的英语和黏糊糊的儿化发音融在一起，显得有些油腔滑调。有人说他是“处心积虑”钻进胡同，也有人说，“一个外国人狗胆包天，敢写北京”。
1995年，他以“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来到中国，最先在四川内江工作。那里并没有让他感到惊讶，反而很像他的家乡美国北部的明尼阿波利斯。迈克尔说，“我是看着猪、马和农场长大的。”比他晚一年去涪陵的何伟，同为“和平队”成员，他的《江城》被认为精确地复原了那个中国内陆小城的灵魂。
“四川菜比北京菜好吃得多”，但北京是迈克尔第一个久居的大城市，他的好奇心也就投向了这里。
在中国的外国人多数不差钱。我问他，“外国人在北京活得很滋润吧？”他一笑，“我觉得是有钱人在北京活得比较爽，你说呢？”
迈克尔在北京的第一个住处是在上地。九十年代末，那里还是农村的模样，没有轻轨通往城内。如今聚集了众多高科技、互联网企业，几乎每一家都在追赶国外的对手。当我们再次驱车从二环驶向上地，中关村大街两侧的风貌已经彻底改变，地铁站、过街天桥接力赛一样向北蔓延；国家图书馆的新馆落成，像一块陨石落在了酷似坟墓的老馆旁边；迈克尔常去蓝旗营街边吃火锅的地方，现在成了一个公交车站。
“我从没去过三里屯，我可以喝燕京啊。”他对自己融入本地生活的能力充满自信。他去别人家里吃饭，一顿饭能吃六小时。“作为记者，你必须有这样的面相。”
但他不喜欢当记者，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他曾为《时代》周刊工作，“总是在一定时间内结束采访，然后再也不联系”——“好像吸血鬼”。
迈克尔的另一个习惯是每天买一份《北京晚报》。最初看不懂，“只是完成一个仪式”，看着卖报人每天骑着单车穿巷而过，喊着“晚报、晚报”，他觉得这份报纸应该是胡同生命的一部分，就像他在资料里读到的，以前会有人推着车在胡同里卖水，磨剪子和菜刀。
后来他发现报纸上刊登了大量的社区新闻，有点像他家乡的社区小报，才开始拿着字典，认真看了起来。在书里他写道，“在这样一个电视、广播、电影、游戏以及广告风格都拼命模仿美国的城市，《北京晚报》是硕果仅存的还按照自己的风格来行事的媒体之一，不管这行为显得多么过时老旧，多么不合时宜”。
这也是迈克尔对于北京最初的印象，“在1997年的北京，你依然可以感受到这是一座和世界上其他地方有所不同的城市，可以看到六百年的历史、胡同，生活的节奏仍然是慢的，人们在室外吃饭，喜欢走路，而不是逛街消费，着急去上班，堵在路上”。如今的北京正在变成它的反面。市里竖着许多广告牌，诸如曼哈顿花园、纳帕溪谷、加州小镇、纽约客此类洋气的房地产名字，推介着美式、欧式的风情。迈克尔对此嗤之以鼻，“美国才不是这个样子。”想了想，他又说，“现在的中国特别像七八十年代的美国。”
无形巨手
住在胡同时，早上离开家，迈克尔总是回头看一眼，看墙上有没有被刷上一个大大的白色的“拆”字。这个字像一个咒语，啃噬着老北京的砖瓦。到底是谁在四下无人的时候写下这个字，从来没人撞见过。
他只好发明一个词，叫“无形的巨手”（the hand），用这个模糊的名字指代这个“拆”的力量。他说，这里不像改造巴黎时有一个明确的设计师奥斯曼，“没人真正知道是谁在做决定。”
其实多数居民不像他这样多愁善感，几乎所有年轻人都不愿意再住在胡同。他们盼拆，想要拥有“一所高屋顶、有门有窗有暖气有隐私的房子”。怕拆的是新迁来的外地人和久居的老人，前者需要这里便宜的租金，后者舍不得这份习惯和人情。
一方面，衰败的事物天然地让人怀旧，另一方面，风景不能替代生活。“我的确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不知道怎么解决。”但他相信，“如果真的在乎，就为它做点什么”，不要等着旅游者，也“不要总是让别人给你补偿”。自元朝始，胡同就是许多人安身立命之所，不仅能住人，也能养活人。另外，老胡同另有新用处，为蓝领工人提供一处可负担的住房，让他们慢慢融入本地生活，而不是把他们赶走，为有钱人盖起新楼。
“你们为什么不抗议？”曾有台湾记者质问他。迈克尔说，这位记者显然对情况缺乏理解。“危房改造是从1991年开始，北京各个区块的物权从那时开始就已经卖给各个公司。现在不可能说我们要保护北京，就让这些已经支付了巨款或者几经倒卖的开发公司来买单。”
他在书里花了很大篇幅来回溯历史，这只“无形巨手”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所指。民国时期，沈从文也曾住在杨梅竹斜街，由于基础设施落后，他并不喜欢这里；随后日本入侵；1949年，新政权建立，街边建起工厂，住宅面积愈发拥挤，非生产性的基础设施进一步落后，“梁陈方案”搁浅，北京成为这个新生国家自力更生并追赶世界的缩影；八十年代，建立房地产市场，经济主导一切，一切换算成商品；在那之后，分税制改革、土地财政开始，至今仍未落幕。
“我不能说支持，但我可以理解”，在政治和经济面前，人居总是脆弱的，世界其他地方也一样。“这就是人。我不知道动物会不会这样，把巢穴拆掉，重来。”尤其是首都，历史上总是最先被敌人或自己人毁掉。
“我是很惊讶的，现在还可以看到故宫、中山公园、天坛、地坛等等。”即便是经过最激进的“文革”，还有这么多东西保存下来。
北京奥运前，小区的片警儿原本劝他离开，理由是担心外国友人的安全，拖了三个月才答应帮他登记。那时的北京已经向全世界承诺，奥运会开幕之际将有35%的人口掌握日常英语，其中包括六千个警官。片警儿们担心以后听不懂外国游客用英语骂人，想请迈克尔当老师，进行专门的脏话培训。美国出版商也赶着奥运的热潮，催他交出了拖延一年的书稿。
到底什么才是那只巨手？他把身体压向椅背，降低语速，语气沉了下去，说：“归根结底，还是钱的问题。”
五金商店
两年后，老寡妇终于要搬走了。她的老房子卖了个好价钱。她又给迈克尔送去一碗猪肉馅儿的饺子，顺便知会这个消息。迈克尔才发现，平时零碎地闲扯，却从没正经聊过老寡妇的身世，便一脚迈进她家的门。
老寡妇说，她出生在大连，十五岁父亲迁居北京，父亲曾是南满铁路的建筑工人。后来由父亲同事做媒，她嫁给了一位国民党92军的军官，名叫吴振东，比她大十岁。1949年，丈夫走了，说是回趟山东老家再来接她，却再也没回来，留下一个两岁的女儿、一个刚出生的儿子。后来寄来两封信，盖的都是香港邮戳。第一封说他要去台湾了；第二封信被她交去了派出所，一个警察打开读了，然后烧了，她不知道里面写了些什么，那是1958年。1997年香港回归，红十字会帮她找过人，她却只说，“我不想找他，也不想跟他说话”。
迈克尔后来也帮她去找，在台湾“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查到两个同名的人，只有一个曾在92军服役，军衔是少校。但出生日期对不上，籍贯也不完全相同。他托台湾朋友给那人致电，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她说这位吴先生不久前去世了，请他不要再打来。
也许她真的成了寡妇，也许还没有，迈克尔没有结论。寻找老寡妇的身世，就像他追问胡同的历史一样，总是意犹未尽。为了查到他们所住的这间院子到底建于何时，他跑去北京市档案馆，从两百多册卷宗里找到杨梅竹斜街的记录，最早的时间也只能追溯到1937年。那一年五月，有一家五口住在这里，其中也有一个寡妇，也是丈夫当了兵，再也没回来。
到最后，所有建筑的故事都是人的故事。
“当你没有家乡可以回去，当你失去了童年的记忆，这种感觉相当糟糕。”某种意义上，他笔下的北京也是他母亲的故乡底特律、他父亲的故乡洛杉矶和他的故乡明尼阿波利斯。“我的家乡已经完全被毁掉了，现在是高尔夫球场、商场和价值连城的豪宅，是大城市的郊区。”
“最近六百年，每个城市都在经历这样的循环，只是人们现在变得比较自觉。而北京，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进入这个过程的古老城市。”
写完这本书后，他就回到美国，在匹兹堡大学和香港大学讲授非虚构写作，不用再去东方广场的地下洗手间。“我现在是父亲了，不能再搬回北京”，“这里的房价太高，好学校的竞争激烈，空气质量也变差了”。
杨梅竹斜街倒是留了下来。迈克尔曾暗暗期待这条胡同最终被拆，那样他的故事会有个更完美的结局。
现在走在其中，往上看去，天空依然狭长，没有高楼刺眼。游客多数堆积在北边的前门、西边的琉璃厂、南边的大栅栏西街和东边的煤市街，中间夹着的这条小街似乎得以幸免，像风暴眼那样清静。迈克尔的旧居旁边新开了一家五金商店，类似的店在胡同里还有好几家，为旧房改造提供材料。路面重新铺上砖头，有些院子把临街的门推倒，装上落地窗或木质门脸，挂上了“12个月亮”这类新派招牌；有些院子已经碎成瓦砾，用铁板围起重建。这些小工程搅起了胡同内部的沙尘暴，即便在没有雾霾的晴天，也灰尘拂面。一出胡同口，就见一块巨大的“加州牛肉面大王”的招牌挡住去路。另有一副对联：“八字讴歌好唱北京春；十分给力大圆中国梦”。清静好像是暂时的，这些门脸正改头换面，随时准备把客流吸引进来。
据迈克尔说，老韩夫妇和“废品王”还住在那里，开面馆的刘老兵回老家结了婚，帮他翻译的朱老师搬进楼房，继续在炭儿胡同任教。只有老寡妇不知去处。她的人生掐头去尾，中间六十几年都在胡同里度过，可自从搬了出去，便和街坊失去了联系。“像个幽灵”，迈克尔又给她安上了一个不得体的名字，“消失了”。
本文原载于《南方人物周刊》
对于北京文化——无论是旧式传统还是大院文化——留有记忆的人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凋零消逝。
北京腔、大院文化与华语影视的渊源
撰文 开寅
早年侯宝林说过一则经典相声《北京话》，他在里面借租三轮车的段子打趣民国时期电影里咬文嚼字、装腔作势的“国语”。在侯宝林的时代，全国各地的语言差距远比现在要大得多，南方各省会说“国语”的人基本占少数，能分得清“国语”和北京腔的人则可能寥若晨星。正如侯宝林在相声里提到的，无论是民国政府还是新中国政府，在全国推广的都是“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方言，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所以大家在影院里看角色们说着咬字清晰的国语，就会一概将之归为“北京腔”。
应该说，京腔普通话的推广和北京长期作为政治中心有着密切的联系。不过，在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电影中心上海，沪语和在上海流行的各种江浙方言都和“国语”发音相差甚远，可以说在那个年代的上海，并不具备说普通话的语言环境。另一方面，聚集沪上的演员们也来自天南海北，每个人都在用本来南腔北调的发音努力模仿着北方话，以便使影片的对白可以让全国各地的观众听懂，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侯宝林在相声里模仿的那种听似标准但腔调奇怪、实际上并未有人在生活里真正使用的舞台或者银幕腔。
不过尽管国语的发音和北京腔相距甚远，但“北京话就是标准普通话”这样并不准确的观念，却随着大量影片在各地的传播而逐渐树立起来。而北京腔和北京话用辞在半个世纪以后成为影视作品中的主流语言体系之一，它的根源可以回溯到国语普通话在1949年以前上海电影中的主导地位。
需要提到的是，在四十年代的中国银幕上，依然活跃着一些北京口音非常纯粹的演员，他们大多出生在北京或者幼年时长期在北京生活，我们可以列举出的有李纬、李丽华、石挥和孙道临。因为北京话口音多年的流转演变，现在的京腔已经和七八十年前的京腔相差很远，而这些老演员在诸如《我这一辈子》、《小城之春》以及《大团圆》等影片中的北京口音对白已经成为不可多得的宝贵历史资料，具有了人类学上的特殊意义。
任何一门方言都不仅仅是由发音作为单一的组成部分，它包括了特殊的用辞表达，甚至是背后所代表的思维方式和人文文化。1949年以后，随着普通话地位的进一步确立，电影中的人物开始逐渐摆脱旧上海电影“夹生”国语的影响，采用了更贴近底层群众的语言表达方式。由于北京音在普通话中的主导地位，北京话中很多带着大众习惯的通俗表达也渗透到了影片的台词写作中。比如在反特片《英雄虎胆》中，两名隐藏在广西十万大山中的土匪头子夫妇，不但操着标准的京腔，连用辞和表达习惯都是北京式的；我们熟悉的电影《小兵张嘎》的故事发生在中国北方的农村，但敌我双方人员所操着的语言却都是带着强烈京腔吐字和重音特点的普通话，一些民间俗语的使用与其说具有乡土气息，倒不如说带着北京方言所习惯的一些夸张表达的特点。
类似这样演员带着强烈京腔京韵表演的趋势，甚至蔓延到了香港和台湾：在五十年代香港左翼电影公司拍摄的影片中，为了突出香港和内地的某种联系，绝大部分的演员都趋向于使用带着明显北京话色彩的对白，以至于观看影片时我们会不时产生这些故事发生在中国北方的错觉；1967年著名的武侠片《龙门客栈》尽管全程在台湾拍摄，但北京籍的编剧和导演胡金铨为影片撰写了只有用京腔念白才能通顺的台词，特别是影片中由同样是北京籍的著名武术指导韩英杰（出生在上海，三岁移居北京）扮演的东厂特务，操着一口纯正流利的北京话，为这个京门鹰犬的角色增色不少。
在五十和六十年代，除了在香港拍摄的粤语、潮语和厦语等岭南方言电影之外，绝大部分国语影片都采用了以北京方言发音和用辞为基础的普通话作为基本的台词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让影片的地域性特点降到了低点。有意思的是，那个年代京腔“统领”华语电影的趋势，也间接“压抑”了真正的北京本土地域文化在银幕上的呈现：一方面京韵普通话逐渐成了影片的通行语言；但另一方面，它“流通”的真正目的其实在于消融地域性而实现“全国文化一盘棋”的最终效应。在此被牺牲掉的地域性不但包括了东北、川陕、江浙沪和岭南等地区，也包括了北京自身。其后果是尽管北京音遍布了全国各地的影院，但北京的胡同和大院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独特思维方式却始终没能在银幕上露脸。统一京腔“社会现实主义”话语模式，暂时压倒了现实主义的北京地域文化的个性表达。
大院文化的主导影响
八十年代，远在京味影视文化开始流行之前，上海电影制片厂曾经抢先拍过两部以北京为题材的影片，《青春万岁》和《城南旧事》。两部影片都部分地在北京取景，而且都抓住了北京城稍纵即逝的某些地域特点：通往香山的林荫路、冬日北海的冰面、银锭桥旁边的小吃和四合小院的温馨。但在这些符号化的景致背后，那些属于当代北京人的“精气神儿”，却从两位上海导演黄蜀芹和吴贻弓的导筒下悄悄流失了。
同样在八十年代，陈佩斯曾经在系列电影《父与子》、《二子开店》和《傻冒经理》中创造了一个落魄的北京胡同待业青年“二子”的形象，但他所采取的方法依然是传统的肢体喜剧模式，北京文化只不过是一份背景“配料”而已。
另一方面，八十年代末米家山和黄建新分别拍摄了《顽主》和《轮回》，尽管它们都改编自著名的京味作家王朔的文学作品，而且本身都是中国八十年代电影中的精品（特别是前者还由两位著名的京籍演员葛优和梁天主演），但两片所体现的内在北京地域性特征却稀薄得像不可见的空气一样。
《青春万岁》和《城南旧事》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停留在旧时代对北京的外部观察上，陈佩斯从北京文化中所截取的是传统的言语和肢体的诙谐幽默，而《顽主》和《轮回》都只是在借助王朔给出的人物和故事架构，表达某种彼时对现代性话题的关注。这些电影人都没有意识到北京文化在内部已经产生了某种质变，它和五十年前那个由古韵典雅的知识阶层和诙谐质朴的劳动阶层所共同构建的旧北京文化已经截然不同。
旧时北京有着南城和北城之分：南城是寻常百姓、普通体力劳动者和回民聚居的区域；北城则又分东西（老话中有东富西贵之说），往往是深宅院落相连，官宦大户、富商巨贾和知识分子寓居于此。南北两城不但形成了南俗北雅的两种不同文化，甚至连说话的腔调口音都不尽相同：南城老百姓说话语速快如连珠炮，语调高昂吞音连音成了一种习惯，我们可以从老一辈的相声演员如侯宝林、郭启儒的相声中体会到它的特色；北城官宦富贵人家的子弟则语速舒缓，轻声慢语咬字清晰而又放松闲适，这一点当我们倾听孙道临早期的电影台词念白时，可以体会得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彻底改变了北京的格局。北京被定为首都后，中央政府陆续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人数庞大、和当时北京人口旗鼓相当的各路人员进京。这里面既有军人、党政干部和事业单位的职工，也有技术工人、知识分子、科研人员和教育工作者。他们并没有和本地人混居，而是大部分住进了由政府规划兴建的各种机关军队和国家部委事业单位的大院中。这样的大院数量众多，绝大部分分散在城市的西部和北部，往往集办公、行政、教育甚至起居住宿为一体，形成了五脏俱全、无须与外界过多交流的“独立社会”。这就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北京“大院文化”的诞生地。在其中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们都各操着自家的方言互相交流，而他们的子弟则在父母的方言和北京土话之中形成了带有革命色彩的新北京语言模式，甚至连说话的腔调和口音也有了变化，产生了吐字清脆悦耳、腔调抑扬顿挫、语速流畅利落的“大院口音”，构成了现在我们听到的北京话的基础体系。而口音本身也成了阶层不同的身份区别标志：如果某个大院小孩心血来潮戏仿南城老百姓囫囵吞枣的说话方式，十有八九会挨父母一巴掌并被告之：“好好说话别跟嘴里含着个铁球似的”。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文革”开始前夕，由于北京北城的深宅院落大部分被清腾退转重新分配，官宦和知识分子文化已经接近消失。而大院所孕育出的干部子弟和传统意义上的老北京人有了极大的差别。前者的特殊身份，让他们形成了不可逆转的精英优越意识，被革命激发出的理想主义情绪，又让他们和老北京含蓄谦逊质朴的文化习惯格格不入。正是因为这样的差异，干部子弟和南北城的市民阶层出现了尖锐的对立、冲突、矛盾。1968年传奇的北京流氓“小混蛋”周长利之死便是这一冲突的标志。
北京的大院之所以可以孕育出与众不同的特殊文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干部子弟们衣食无忧和在社会阶层心理上高人一等的心态。同时由于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某些文化上的特权，他们比普通老百姓拥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接触到来自国外新奇而又具有反叛性的文化信息。在“文革”期间，某位高层的子第听甲壳虫乐队的唱片、喜欢摇滚乐的传闻尽管从未被证实，但干部子弟可以通过特殊渠道听到西方和港台音乐的事实，是不能否认的。崔健等一批中国最早的摇滚乐手，全部诞生在“文革”刚刚结束不久的北京，这和他们在七十年代得以通过大院这一特殊的生活环境和渠道接触到西方和港台音乐文化密不可分。
在电影方面，“文革”后期为了提高中国导演的技术和艺术素质，曾经反复组织导演们观看外国“内参片”。而到了七十年代末，每周在北京的各个军队、政府和机关的家属大院礼堂搞外国电影的“内部放映”几乎成了惯例。正是通过这样的放映，干部子弟中不少人培养了对电影的最初兴趣，甚至产生了实践的渴望。
出身部队大院后来成为导演的叶京曾经讲过，他在七十年代末用一台借来的十六毫米摄影机拍摄独立电影的经过。这在当时普通市民阶层看来，已经是天方夜谭、几乎无法理解的行为。而我们可以发现，在八十、九十年代活跃于影视圈的北京籍电影人，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干部子弟，这里不但包括出生于文艺干部家庭的陈凯歌、田壮壮、姜文、管虎、葛优、梁天、英氏兄弟等人，也有在大院中被文艺氛围熏陶而最终走上创作道路的“外来者”，其中就有王朔和叶京。
八十年代刘心武、陈建功、刘恒和王朔等北京籍作家声名鹊起，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北京文学流派，其中王朔在普通读者中影响力最大。相比其他北京作家，王朔八十年代所有作品里的中心人物，都是六十年代以后的北京大院子弟：他们日渐失去了以往的特权和地位，以颓废和自嘲的无谓态度消解失落感，以接近于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意识猛烈嘲讽社会现实，以潜藏的理想主义情绪作为内心的唯一寄托。在语言上，王朔第一个将北京大院文化语言落纸成书，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风：它既吸收了市民阶层犀利而富于想象力的表达思路，又兼容了文化阶层的精致趣味，同时一扫前者的庸俗粗鄙和后者的曲高和寡。这种大院文化特点不但体现在王朔的文学作品中，也成了随后他参与创作的影视作品的标配。
1990年，改编自刘恒的小说《黑的雪》、由谢飞导演的《本命年》成了京腔文化进入影视作品的前奏。与刘恒的原作稍有一点错位的是，姜文扮演的主角表面是逡巡在北京胡同中无所事事的刑满释放人员，但内在气质却更贴近一个失落到谷底的大院子弟。他外表冷峻但内心温柔，面对着一个飞速变化的陌生世界无所适从，不愿意放弃内心的原则，但又无法挽回那个已经逝去的、可以将理想主义付诸实践的时代。姜文内心桀骜不驯的大院子弟个人气质，让这个角色不再是一个北京胡同串子那么简单，他成了整整一代因失去理想而孤身走向落寞的青年的象征。这样的人物和前述王朔作品中的特征不谋而合。
正是从《本命年》开始，影视作品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北京大院文化特征：它渗透着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带着浓厚的批判现实价值观和个人理想主义气质；立足于某种卓尔不群的精英意识，却又时不时放低身段借用市民文化的表达手段；即便它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老北京文化中犀利调侃和诙谐幽默的表达方式，但它已经从纯粹的语言文字游戏中脱离出来，演变成指向性明显带着浅文本表达意识的“半精英半市民”文化。
京腔影视文化的兴起
王朔是九十年代推动北京影视文化发展的“核心发动机”之一。不仅因为他的文学作品不断地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更因为他从九十年代开始，直接参与了很多影视作品的策划与创作。1992年由他和苏雷、葛小刚、魏人、马未都等人撰写，赵宝刚导演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第一次完整抓住了新北京人在思维表达方式上的特点，剧中人物摆脱了以往影视作品中北京人单纯的油腔滑调耍贫嘴，变得字字珠玑语带双关，以前所未有的尖锐自嘲和嘲讽精神针砭时弊。这成了新北京文化正式亮相影视圈的标志之作。
由《编辑部的故事》出道、正式加入影视创作的，还有编剧冯小刚。他出生在干部大院，但少年时因为家庭变故又搬到了城里大杂院居住。比起“根红苗正”、口吻极其辛辣的王朔，冯小刚的视角要温和许多，他更懂得贴近市民阶层的心理，展现人物富有温和情感的一面。这一点在他给导演夏钢撰写的剧本《大撒把》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片中，葛优含蓄幽默、饱含温情的北京“暖男”形象让人耳目一新，它第一次让“温情”成为中国影视作品表达的核心情绪。
冯小刚得以迅速在影视界大展拳脚，还要依赖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对他的信任。后者的前身是成立于1982年的北京电视制片厂，在八十年代它就主导拍摄了《四世同堂》、《渴望》等带着浓郁北京色彩的电视剧。它发掘培养了赵宝刚、郑晓龙、李晓明等一批北京籍的电视剧创作者，成了北京电视剧导演和编剧的孵化器。根据行内人打趣的说法，在电视剧制作超级火爆的年份，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会计和司机都被外聘成了编剧，足见它在影视圈内的影响力。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在电视剧产业还算刚起步的1993年，它做了一件让当时所有业内人士都大跌眼镜的惊人之举：将全部资产抵押获得的资金，投入拍摄了由郑晓龙和冯小刚联合执导、由姜文主演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而冯小刚正是通过这个宝贵的机会一跃成为导演。
在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体制之外，还出现了另一个电视剧制作团队，就是由英达领衔的英氏家族。他吸收了美国室内情景剧的形式而主导创作的《我爱我家》，成了最脍炙人口的京腔影视文化代表。《我爱我家》的“文学师”梁左被王朔称作是“中国最具幽默素养的作家”，而英达不但自幼受到集演员、戏剧家和翻译家于一身的父亲英若诚的熏陶，还是“文革”后第一批留学美国学习影视的中国导演之一。梁、英二人一中一洋组合所采取的入手角度，与王朔冯小刚等人皆有所区别：《我爱我家》重新利用了北京话作为方言所产生的魅力，深度挖掘了带着地域性色彩的市民文化趣味。它既有很强的地方特色，又在用辞和表达上通俗易懂，极易深入人心，这是它在全国产生轰动效应、在大江南北久播不衰的重要原因。
《我爱我家》还对中国的影视制作产生了启发式的连带效应：它使很多影视从业者意识到，在商业化制作逐渐成为产业的九十年代初，发掘带着地域性文化元素的作品，尤其是以方言主打的作品，是有可能在市场上取得良好反响的。在《我爱我家》之后，英氏兄弟又接连制作了以陕西、上海和东北方言为主打的室内情景剧，把对地域性的强调作为制作的主要方向。
在1991年到1995年之间，“京味儿”商业电影电视作品如雨后春笋，电视剧《爱你没商量》、《海马歌舞厅》、《过把瘾》、《东边日出西边雨》，电影《无人喝彩》、《上一当》、《天生胆小》、《离婚大战》都成了火爆市场的作品，京腔影视文化达到了它的第一个高潮。这些影视作品不但让北京籍的葛优、梁天、谢园等人成为热门演员（三人搭档联袂出演了大量影视剧），他们的京腔京韵也成为时髦的影视语言。一些非北京籍演员如上海人王志文、马晓晴，吉林人贾宏声，或者武汉人徐帆，为了表演的职业需要也开始将北京腔模仿得惟妙惟肖。
与此同时，身为大院子弟的姜文却从这个京味影视创作热潮中抽身而出，他埋头将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改编成了电影剧本《阳光灿烂的日子》。影片不但入围了1994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少年夏雨还夺得了最佳男主角奖。对于《阳光灿烂的日子》的解读和分析已经长篇累牍，但鲜有人提到的是，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正面表现大院子弟形象的电影。与王朔原著交织着欲望的阴郁和冷峻截然相反，姜文呈现在银幕上的是一出充满青春活力和火热理想主义情绪的视觉语言盛筵。他在影片中对大院集体生活和躁动的暴力宣泄的梦幻般的憧憬迷恋，代表了相当多北京大院子弟的真实心境。同时他并未停留在对他们优越心态的表面刻画，他意识到逝去的理想主义与九十年代扭曲的价值观和人性堕落之间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他有意识地以过去对照现在，在两个不同的北京之间找到了某种带着强烈宿命乡愁意味的激情快感。正是这个明确的意图，让《阳光灿烂的日子》从王朔式的批判现实和冯小刚式的温情幽默中脱颖而出，形成了北京影视文化中的第三个标志性情绪：激情，并借助它将地域性的北京文化托上了艺术化的高峰。
九十年代的北京同样也是中国地下先锋文化的中心。第六代导演张元抓住了这些暗潮涌动的异样元素，将它们汇集成了反文化拼贴图景式的影片《北京杂种》。我们在其中看到了八十年代就活跃在北京地下音乐圈的著名人物：崔健、窦唯、骅梓、张楚、臧天朔，而那带着大量无意义的语气助词和充满了咒怨愤怒的脏话成了影片的标志之一，这也是北京土语第一次以这样前卫先锋的方式登上银幕。电影创作者和评论者同时发现，北京地域性文化的内核，同样可以为某种探索式的先锋影像和文本表达服务：充满反叛性的电影《头发乱了》、《长大成人》，九十年代少见的同性恋影片《东宫西宫》，王朔和冯小刚充满荒诞现实感的影片《我是你爸爸》，以及张艺谋风格转型的快意之作《有话好好说》，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北京话和北京城市的整体氛围为影片带来的形式化魅力。
此时的北京影视文化已经在四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它既可以如《编辑部的故事》一样强烈地批判现实，又能演变为《我爱我家》、《大撒把》式带着浓浓温情的成功的商业化作品；既可以拥有《阳光灿烂的日子》式的个人激情的表达，又有能力容纳《北京杂种》这样低调冷峻的前卫意识。作为带着强烈地域性色彩的影视文化，它的可塑性和延展性是惊人的。
“京味儿”的顶峰、落幕与回光返照
在九十年代中期，当赵宝刚、郑晓龙和尤小刚等人以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为基地频出新作，博得阵阵好评的时候，冯小刚却跌进了他事业的低谷。他和王朔成立了“好梦”公司，趁热打铁推出了几部影视作品。也许是受了王朔过分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态度的影响，他执导的电视剧《一地鸡毛》、《月亮背面》和电影《我是你爸爸》，都因为题材敏感或包含着强烈的负面情绪，遭到了禁播。冯小刚也被扣上了“票房毒药”的帽子。他经过苦苦思考后，暂时放弃了批判现实主义式的带着尖锐嘲讽口吻的创作方向，重新开始借用“新北京话”所形成的语言魅力，并转向了银幕喜剧的创作。
冯小刚再次借用了王朔《顽主》小说的故事形式，以较低的成本拍摄了《甲方乙方》，并且第一次在宣传发行上套用了港台电影“贺岁片”的概念，影片大获成功。随后，他又以相同的方式接连推出了《不见不散》、《没完没了》，每一部都在中国电影整体票房低迷的九十年代末大卖，他一扫此前的“霉运”，不但扬眉吐气，而且还成为拯救大陆电影票房成绩的灵药。
相比起冯小刚此前其他作品，在这三部影片中，他暂时压抑了撩拨暗郁现实的反叛冲动，把温情亲民的一面发挥到了极致。他依然落脚在一些社会底层人民关注的社会现实上，以对出国、暴发户、炫富、财富分配不均等热点问题的设计开场，但口吻却从先前态度认真的“恶毒”嘲讽降格为没心没肺的温和调侃，以褒扬人性、塑造圆满、一团和气的皆大欢喜结局收场，实际起到了给社会市民阶层轻柔心理按摩的功效。北京话中指东说西、指桑骂槐、夹枪带棒、举重若轻的逻辑帮了冯小刚的大忙，让他可以以一种看似完全“没正形”的口吻，将一些揉杂着批判、讽刺、温情甚至是爱情的混合体，以嬉笑的方式抛给观众，让他们开怀的同时也感到一丝甘甜和温暖。这可以说是冯小刚获得票房成功的撒手锏，也是他最令观众印象深刻的特点。这也是为什么在随后的数年中无论怎么转型，作品涉及怎样严肃沉重的历史和现实题材，他都始终没办法把“搞笑喜剧制造者”这一顶他不太情愿戴在头上的帽子摘掉的原因。这种对冯小刚固执的“误解”一直延续到了2016年——当《我不是潘金莲》上映时，许多人依然是抱着看银幕小品喜剧的期待走进影院，当然所收获的错愕反差也是不言而喻。
在九十年代末，新京味影视文化其实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不厌其烦、不着边际的贫嘴和调侃让全国观众尤其是南方观众感到麻木。而冯小刚几乎是靠一人之力重新将“京味儿”托上它在大众影视文化中的顶峰。不过他也意识到这不是一条可持续走下去的道路。在以《大腕》最后一次消费“北京式调侃”后，他几乎全盘放弃了作品中的“北京化”倾向，转向了与类型电影接轨的形式化商业套路。
在这里还需提到的重要人物，是背景经历复杂的叶京。同样出身于军队大院的他对曾经的大院子弟身份和经历所怀有的“执念”比姜文还要强烈，以至于他在电视剧《梦开始的地方》、《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和电影《记得少年那首歌1969》中，反复围绕着军队大院和军队子弟的往昔经历做文章，几乎构筑了一幅大院子弟从满腔热血的少年到好勇斗狠的青年再到壮志未酬的中年的整体群像。在这些作品中，叶京不自觉地表现出了大院子弟所特有的强烈的荣誉感、使命感甚至是优越感，而这与2000年代北京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大院文化消解和溃散的整体时代氛围相脱节。这是叶京的作品始终不能走入主流的主要原因。他甚至为了宣泄无法获得认同的失落感创作和拍摄了电视剧《贻笑大方》，以喜剧化的天马行空的方式，嘲讽北京影视圈的追名逐利和寡廉鲜耻。这部无心插柳之作反而因为它极度夸张而荒诞不经的整体风格，成为中国电视剧史上的一朵奇葩。
2010年，姜文以一种诡奇的口吻拍摄了票房大卖的影片《让子弹飞》。它在表面上以痛快淋漓的态度讲述了一个黑吃黑、土匪杀恶霸的民间传奇，但内在包含的却是一个带着反叛色彩的“异类”，指导群众推翻压迫者的革命寓言。他在影片中指点江山、藐视群氓、舍我其谁、替天行道的高傲姿态，再一次召回了那个似曾相识的充满优越感和叛逆意识的北京大院子弟的灵魂，而这样的人物和他们的言行气概在中国的银幕上消失已久。
从某种程度上说，大院文化在受众中影响力的消失，和中国整体政治文化氛围的改变密切相关。一方面，大院和大院子弟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特权优势，被网络时代的海量信息完全消解；另一方面，90后和00后在文化上关注的内容以及接受信息的方式也大幅度变化，全面转向了虚拟化的快餐式交互互动。带着强烈意识形态特征和地域色彩的文化表达，不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这不但让大院文化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更直接导致了地域性强烈的北京文化和北京方言在银幕上失去了吸引力而逐渐退场落幕：在冯小刚的《大腕》之后，受到大众欢迎且带着新京味文化色彩的影视作品几乎不见了。我们依然能够从郭宝昌的《大宅门》或者邹静之的《五月槐花香》等电视剧中看到北京的存在，但它们更多的是跳过了大院文化的时代和精神内核，重新回到曾经被批判和抛弃的旧时北京风物和文化中，对已经消逝的文化考古意义上的北京寄托一种想象式的怀念。
对于消亡中的北京文化的描述，在八十年代就已经出现。如果说1983年王好为拍摄的《夕照街》和1986年美籍华人王正方拍摄的《北京故事》，依然对这种新旧交替的变化带着苦涩之中的期待，那么随后宁瀛在1993年拍摄的《找乐》和张扬在2001年拍摄的《洗澡》，则赋予北京城风貌的改变某种悲观色彩。2002年陈凯歌的短片《百花深处》，以一个精神病人在拆成废墟的四合院遗址上的回忆，表达了北京传统失落后留下的悲伤空白。而比利时导演奥利维耶·梅斯（Olivier Meys）和中国独立电影人张亚璇2008年合作拍摄的纪录片《前门前》，则以一种冷静但又接近于绝望的视角，记述了北京前门地区的消亡和老北京人面对这样的变化油然而生的无力和无奈感。
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新旧交替或者新生与传统的矛盾冲突中，管虎为他2015年的影片《老炮儿》找到了灵感。他出身于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电影世家，广义上可以算作对大院文化有记忆的最后一代人。但这一次他却不再计较六十、七十年代存在于干部子弟和市民阶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把二者本来对立的立场合二为一，共同面对他们都看不惯甚至不屑与之为伍的新生代北京人。管虎把表述意图隐藏在一个中年胡同串子的背后，以偶然遭遇的一个危机将龟缩在残存的旧北京系统中的主角逼出，迫使他去直面自己完全不能理解的新生二代子弟。有评论说影片所塑造的这个人物，在北京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他所遵循的那些“规矩”，在北京市民阶层中从未有过，而这其实正是“歪打正着”地切中了导演管虎的意图——他以一个市民阶层的中年混子为外壳，却内在地塞进了大院子弟的灵魂（影片对这样的身份重叠进行了多次暗示，包括那柄作为战利品的日本军刀、黄色军呢大衣以及主角哼唱的南斯拉夫革命战争电影《桥》的插曲），让他以一个有道德底线准则又游离在现代社会边缘的被遗忘者形象，对整个时代发起了堂吉诃德式的自杀式进攻。在结尾，当主角力竭倒在冰面上时，他所赢得的表面上是传统针对现代的一份尊严，但内在却渗透着一丝大院文化之于时代潮流所顽固坚持的倔强。
《老炮儿》因为它的话题性而成为那一年年末的中国电影热点。但它是否代表着京腔文化甚至是大院文化的某种复苏？这也许正像片中角色们所操的北京口音：作为老一辈北京人，冯小刚、张涵予等人依然操着字正腔圆、正宗纯粹的北京口音，而扮演后辈的李易峰等人却只能以让人尴尬的南腔北调假装“新北京人”。对于北京文化——无论是旧式传统还是大院文化——留有记忆的人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凋零消逝。在以共通的类型特点替代地域性特征的今天，《老炮儿》完全无法像九十年代一样在影视圈掀起一股潮流，它只是银幕上一次京腔文化的回光返照，勾起了观众们对业已消失的过去的一丝猎奇式窥探。等下一次再有人试图以电影的方式展现糅合着京腔京韵的北京文化时，他也许连能够正确发音吐字的老北京人也难以寻得了。
（本文即将收录于作者的评论文集《擦去符号的印记》）
在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中，在仿佛永无尽头的无聊感中，我们必须获得跳出这座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跳出我们自己的方法；而想象这座我居住的城市，体验它超现实的“威严高贵”或别的什么，当能使我面对双倍的生活。
想象我居住的城市
撰文 西川
［一］
从崇文门（元朝称哈德门，蒙语，意“福门”）走直线到宣武门，肯定要经过正阳门（俗称前门）。有数年时间我奔驰在这条直线上：从家到单位，从单位到家。我骑在我的战马上，也就是我那破旧的二八凤凰牌自行车上，每过正阳门，我的目光便会在那高大灰暗的建筑上停留片刻。那是画册中的前门、歌曲中的前门、烟卷包装纸上的前门。美国人保罗·S·芮恩施（Paul. S. Reinsch）在《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一书中说过：“内城中央的城门（前门）仍旧保持着原来的样子。穿过这座城门或站在城门下面时，人们就会产生一种难忘的印象，感到这个独一无二的首都所特有的了不起的威严高贵。”芮恩施是二十世纪初的美国驻华公使。他所记录的北京是袁世凯、张勋、梁启超的北京。有时我的思绪就停滞在那个时代。那是一个遥远的北京。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外国人能够说出我们自己对于北京的感受，但在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中，在仿佛永无尽头的无聊感中，我们必须获得跳出这座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跳出我们自己的方法；而想象这座我居住的城市，体验它超现实的“威严高贵”或别的什么，当能使我面对双倍的生活。
正阳门南面是著名的前门商业街。街道不宽，可人头涌动。当年莺歌燕舞的八大胡同就是从这条街上西逸而出。无论陈独秀还是胡适之都曾在那里落过脚。前门大街向南指向永定门。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鼓楼和钟楼。除正阳门外，纪念堂、纪念碑、国旗杆、天安门、紫禁城午门、神武门和景山中峰，由南向北依次骑跨在这条中轴线上。要认识北京乃至中国，就必须认识这条中轴线。在这条中轴线上，死亡与历史重叠，死亡与权力重叠，死亡甚至与辉煌伟大的信仰重叠。说来奇怪：北京是一座如此拥挤的城市，可它的中心地带却是空的。它的核心部分，即紫禁城里那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屋全然寂寞无声。说那些房屋是空的可能并不正确，那应该是幽灵，至少是记忆幽灵的栖居之所。可能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联想，我有一位朋友坚持认为纪念碑内部也是空的。他写过一篇故事，讲一个人被另一个人追赶。这被追赶的人在北京纵横交错的黑暗的地下道里狂奔乱撞，正无路可逃，却见前方有一光亮，以为那里是通向地面的地下道出口。他像在烟囱内部攀着钢筋梯镫爬上去，探头一看，吓了一跳，发现自己正置身于纪念碑碑顶，下面是历史创造者们钟爱的、号称全球最大的广场，那里不知道发生过多少事件。这是一个奇妙的狂想，也许实心的纪念碑碑体对它根本不屑一顾，但它依然是一个奇妙的狂想。
无比有，空比实，更能激发想象力，特别是历史想象力，以及形而上学想象力，以及针对永恒的想象力。纪念碑虽是实心碑体，可今日的紫禁城确是一座空城。我听说，在夏、秋两季，每当游人在傍晚被清出紫禁城后，宁静的夕光便会为那些庞大的建筑投出更加庞大的阴影，而太和殿前肃穆的广场上便会落下成千上万只乌鸦。这听来的情景令我想起但丁《神曲·地狱篇》中的地狱第二圈：那些生前的好色之众死后变成乌鸦永无息止地飞旋，形成乌鸦的风暴。那些乌鸦多么渴望能有这样一座人间空城可以略事休息，无生人打扰，自由自在。
我已有十几年未踏入紫禁城（此处专指现在的故宫博物院），但我乐于想象这座空城。想象它的最佳地点，我敢说，就是在它的红漆大门之外。而红漆大门之内，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宅邸，既用于睡眠、享乐，也用于发号施令。有一天夜里，我独自一人来到午门外。那二十多米高的大墙从三面围拢我，我感到我是置身于历史、传说和神秘之中。我沿着青石铺就的甬道走向关闭的午门门洞，忽闻一声大吼，我抱头鼠窜。一个蜷缩在门洞里的人开始大喊大叫。他的叫喊声回荡在三面高墙之间。我听出那是一个傻子。他像条野狗一样被我惊醒了。另一次我探访午门是在深夜一点多钟，那天夜里大雨下成了黑色。我在雨中仰望午门城楼，幻想着一队清兵或一队宫女显现，因为我听说在雷鸣电闪之夜，古老的建筑有时会释放磁波，再现昔日的场景。但是忽然，身后有了动静。两个黑影朝我走来，他们手里还端着枪。难道他们要在我祖国的心脏、这午门之前把我变成一个鬼魂？就在我被吓破胆之际，我发现他们不是歹人，而是两名士兵，他们负责警卫这空空的落满雨水的紫禁城。他们走到我近前，看清了我，然后一言不发地又回到他们蔽身的古树之下。
［二］
上大学时我听过一位美国教授的讲座。教授的名字我忘了，他讲座的题目我也忘了，但还记得他提到过一位西方作家写的有关北京的小说。小说里讲到一个西方人爱上了皇宫里一位满族妇女；这西方人还奇异地探访过北京城地下的另一座北京城。我一直对这两个情节非常着迷，却从未找到过那位教授提及的那本小说，直到最近，我在北京东北郊花家地的一家小书店里翻到一本书。该书作者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英国人，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该书书名《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是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集。我因读过他讨论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的著作《天安门》，又见此书讲的是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便将此书购回。到家我才发现，早在八年前我就买过这本书，但一直未读，既然买了两本，看来这书我是非读不可了。于是谢阁兰（Victor Segalen）的名字便通过史景迁教授再次映入我的眼帘。谢阁兰，法国人，1909年至1917年三度来华，寓华时间约七年。1993年三联书店出版过他的诗集《碑》和小说《勒内·莱斯》的中译本：《碑》我读了，可《勒内·莱斯》却被我丢置一旁。这是多么可耻的粗心大意！当我因为史景迁教授对这本小说的复述而从我的书架上重新翻捡出它的时候，我想到巴西作家保罗·戈埃罗在《炼金术士》一书中所讲的故事：西班牙牧羊少年圣地亚哥被自己的梦境牵引，跨海渡洋，千辛万苦，远赴埃及寻宝；结果他发现财宝就在他的家乡，就在他出发的地方。故事绝对精彩，不是吗？或许我千寻万觅《勒内·莱斯》的过程与圣地亚哥的经历并不完全吻合，但我通过想象“另一个北京”而认识我居住的北京的努力，至少呼应了《炼金术士》的结论。
在谢阁兰笔下，比利时年轻人勒内·莱斯作为清廷秘密警察的头子，几次挽救过摄政王的命。他还是隆裕皇太后的情人。谢阁兰暗示，这一切有可能只是居住在北京的勒内·莱斯的幻觉。小说写得模模糊糊，奇想不断。谢阁兰竟然奇想到北京城下另有一座北京城：
北京并不是像人们可以相信的那样，是一块忠诚与奸诈的角逐在其地皮表面进行的棋盘图形：北京存在着一座地下城，这地下城自有它的城堡，角楼，拐弯抹角之所，毗连邻接之处，也自有它的威胁，它的比水井更可怕的“水平走向的井”……这些东西在地图上找不到……这真是一座地上充满空穴的深邃的城市！
谢阁兰的叙事并非出神入化，但他的奇想启迪了卡尔维诺，或许他还是熟悉迷宫与噩梦的博尔赫斯的先驱。而最奇妙的是，谢阁兰的奇想后来竟被一个中国人变成了现实（这个中国人不可能听说过谢阁兰的《勒内·莱斯》。难道他是另一个天生的谢阁兰？）。在他摔死于温都尔罕之前，他通过大搞战备而将人们派入地下，建成了一座由地道和地下掩体构成的地下的北京。那时我还是小孩儿，一听见警报响起便满怀着对苏联修正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仇恨奔向防空洞。在地道或地下掩体中，我想象苏修或美帝的导弹、原子弹在我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炸开了花。当我怀着想象的仇恨长大成人，那些地下设施的一部分变成了地下商场；当我结束了我被偏头疼折磨的青春期，那些地下设施的另一部分变成了娱乐场所。因此，北京的确存在着另一个北京，是老舍那类人所不曾见过的，就像这世界上存在着老舍不曾见过的生活、不曾读过的诗篇。日常生活的北京还不是全部的北京。你需要想象北京，北京会满足你的想象；即使它暂时没有你所想象的东西，它也会应着你的想象长出你所想象的东西。我们都从想象中来。
多年以前一位小说家曾向我提及，中国古典文学对他来说仅仅是一个他者、一处风景，当他使用中国古典文学时，他是把它当成了类似异国情调的东西。这异国情调并不能激发他的创造力，而是赋予他足够的空间感，也就是说，本来属于时间的东西被他空间化了。不要以为口出斯言者是一位西方小说家，他恰恰是一位熟读中国古典文学的中国人。倘若我暂且抛开文化道德立场来回味一下这“小说家言”，那么我不得不倾向于承认这是一个行家里手的高见，尽管他也许会在台面上否认自己持有上述看法。我并不想说我认同这位小说家的“异国情调说”，因为文化道德立场在我是无法彻底抛弃掉的，因为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存在一些与道、与天命有关的非文学的东西，这与我眼前的北京所包含的东西极其相似。但我同样渴望以一个“他者”来破坏掉我习见的北京，这“他者”就是我对北京的想象。它不仅应带给我空间感，也应带给我历史感：一座幽灵与活人混居的城市比一座被行尸走肉占满的城市更抒情；一座与其地下城市相对称的城市才适于精神驻足。让我走得再远一点儿：或许除了北京和北京之下的北京，还有一座北京之上的北京。
［三］
即使我们只谈论地面上的北京，我要说，它依然是一个想象的产物。史称金主完颜亮攻破北宋首都汴梁之后，悉辇其珠宝于此，故所有宫殿规制，均据汴都仿造（金故都方位与今日的北京并不完全吻合）。这种一座城市模仿另一座城市以便人们想象那被模仿的城市的情况，不仅存在于金宋之际：清代山西平遥以票号发迹之后，金融家们并没有同时发展他们资产阶级的审美趣味，而是根据自己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把平遥翻建成了一座地主阶级的小北京。
如果北京的规制模仿的是汴梁，那么汴梁又是模仿的哪儿？是金陵？是长安？如此类推，金陵、长安亦必有其模仿的对象。在哪儿？在地上？在地下？还是在天上？卡尔维诺在其《隐形的城市》中涉及过这个问题，但我们还是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寻找答案吧。《渊鉴类涵》卷三三二引《公羊传》：“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又引《左传》：“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这句话让我想起北京中轴线上的空宅子。）中国人这种对于首都作为一座城市的传统定义，实际上也是对于秩序、等级、仪式、体制、习惯、法律的确认，由此而产出的语言、精神生活方式、文化产品风格等必然不同于西方城市文明所产出的东西。因此，说到底，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其规制追本溯源是来自中国人的大脑，来自意识形态；这是一座意识形态之城。它可能适于观看，适于仪仗队走正步，适于皇家车马招摇过市，但却不像那些自然生长的城市适于居住。这不是一座自然的城市。在一个标榜“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国家，这是一件说怪不怪、说不怪也怪的事情。
说到北京不是一座自然的城市，我们还可以提及元、明定都北京的原因：要么为了西望大漠、南镇九州，要么为了更有效地抗击蒙古人南袭，并进一步控制东北。是中国的政治、军事版图决定了北京作为首都的资格。此外，从地理上说，北京远离水源。据走南闯北的诗人、数学家蔡天新讲，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首都没有自然河流穿过——人工开凿的另说——其中一个就是中国的北京，另一个是墨西哥的墨西哥城。由于地理位置，北京还常被来自阿尔泰山脉、途经内蒙古额济纳的冷空气所携来的沙尘暴搅得天昏地暗。但这类具体的历史、政治、地理问题我们可以留在其他文章中讨论。
既然北京来自中国人的大脑，来自意识形态，既然北京不是一座自然生长出来的城市，那么它就是一座人工之城，就像使用人工语言的和合本《圣经》，就像绢花、绢人、象牙球、白玉苦瓜、磨漆屏风、掐丝珐琅耳挖勺。在这一点上它似乎呼应了拜占庭帝国对于工艺美术的热爱。而欧洲的洛可可艺术风格从中国人的艺术品位中获得启迪就不足为奇了。北京的人工色彩最醒目地见诸其街道的规划。当年马可·波罗记录下的元大都虽然并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北京，但其形貌实在与今天的北京大同小异：
……街道甚直，以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远望彼门也……全城中划地为方形，划线整齐，建筑房舍……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
这样一座城市显然有违管子的教导：“凡立国都……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无论是马可·波罗还是谢阁兰，都不了解北京之所以是北京的意识形态根由。他们都被这不同于西方城市的富于工艺之美的人工之城迷住了，他们甚至还在这人工之城的基础上各自捏造出另一座北京。他们都没能解开他们头脑中有关北京的谜团，而他们的功劳恰恰在于他们的失败之处，也就是说，他们扩大了有关北京的谜团。但我指出这一点不是要否定他们谬误百出的观察、想象和猜测：在今天这样一个土洋结合的时代，他们的工作或许可以成为我们展开想象的出发点。
初到北京的人很容易注意到北京这横平竖直、气派非凡、宽阔舒朗的皇家大道，并且很容易在这街道风格与北京人的性格、北京人的道德观念、北京人的文化产品之间建立起类比关系。他们往往不自觉地成为这种特殊美学的拥护者，并且能够感受到创造历史的冲动。成都诗人万夏初到北京时，面对这皇家大道曾经从“气”的角度发出过“三国演义”式的感慨：北京是天气散，四川是地气聚，而江浙是水气浮。大将皆出在蜀地，可统一中国的还是由魏而晋的北方。他进而评述京蜀两地诗人：由于北京的气升天而散，故北京诗人虎豹行单；而四川的气落地而聚，故四川诗人鸡鸭行群。
我想是北京的皇家大道对万夏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冲撞，才使他发出这大块切割的英雄豪杰式的感慨。其实北京自有它的迷魂阵。我本人就曾在一个夜晚，在西四那一带乱七八糟的小胡同里迷路到天亮。不过，讲究规划的皇家大道确是北京不容撼动的重要特色之一。即使千百幢高楼从四合院平房的废墟上拔地而起，依然不得不遵循皇家大道的历史走向。
［四］
说到新近涌现的高楼大厦，我就不由得要表达一下我对某位前任官员的厌烦。他曾经要求北京每一座新建的高楼上都要加一个大屋顶，以体现现代化北京的古都风貌。这大概也算是个奇思妙想。于是北京就建成了一大批二三十层高的平房。这些高层平房，有的像《封神演义》中的摘星楼，有的像《三国演义》中的铜雀台。数日前，我很偶然地在创刊于1884年的《点石斋画报》中读到一幅画，画题《第一高楼》，画的是美国二十八层高的摩天大厦和大厦使用的“起落机器”（电梯）。中国人居然在十九世纪末就知道了摩天大厦和电梯！但由于作者没见过这两样东西，故而凭借道听途说，外加自己的想象，把电梯画成了从楼顶屋檐下垂、挂在大厦外面的大吊篮；更妙的是那座摩天大厦，完全符合八十年后这个人的要求：二十八层高楼（画面上只画出十六层）加一个大屋顶——这不是高层平房是什么？作者为了显示这平房之高，还用墨线勾出云带横贯楼身，整个一幅改良文人画！我由此推断此人之魂来自十九世纪末。
你看，我想象我居住的城市，一半是出于主动，一半是出于被迫。除了市中心那栖居着幽灵的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空屋以及那有着历史走向的皇家大道，一个旧北京基本上已经被一个新北京所替代。我并不怀念那个旧北京，因为我从未见过那个旧北京；而那些钢筋水泥的新古董，根本无法唤起我回到旧北京的感觉。我只是在回味“北京”这个专有名词时，会幽幽然获得一种历史的纵深感，我因此而领会想象的乐趣，我因此思索我的天命所在。北京，一个词汇，除了它的方位所指没有大的改变，它的政治所指、经济所指、文化所指，乃至道德所指均已大不同于从前。我从北京的名与实之间看出了距离。而名与实，或称词与物之间的距离，恰恰是想象的巨大空间。名与实，或词与物，永远只能有瞬间的叠合。那叠合的一刹那，便是创造的一刹那，其余时间，名与实的距离越拉越大，这对想象的好处也越来越大，直到它们之间再也无法维持对称的关系，于是想象的琴弦绷断。
我曾经居住和工作在公主坟、王府井、崇文门、宣武门、蓟门等地。但公主坟既没有公主也没有坟，王府井既没有王府也没有井，而站在崇文门、宣武门或蓟门的十字路口，则根本看不到古代的城门。那些实的东西早已灰飞烟灭，剩有一派空名咬住我头脑中“有名无实”的寂寥。这“有名无实”，多么富有诗意！而同样富有诗意的当然是“有实无名”。我有一位朋友，满族人，长相一如郎世宁《阿玉锡持矛荡寇图》中骑在马上、注目前方的阿玉锡。清人入关前，八旗主被封为亲王，又称“铁帽子亲王”，而他的祖上就是那八个铁帽子王爷之一。据我这位朋友讲，当年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并未如史书所记被地主武装杀死，因为负责押解李自成进京的就是他家祖上那位铁帽子王爷。半道上王爷与李自成喝酒，发现两人武艺竟出于同一师门，王爷便放走了李自成。回京后自己被皇上赐死，其后代被降为头等男。如今我这位朋友，头上既无那顶“铁帽子”，也无“头等男”的封号；他一副王爷相，却成了个赛马师，往来于北京和瑞典南部某城市之间，玩的还是他祖上的玩意儿。他养着数匹高大的黑色的英国纯血马，个个膘肥体壮。骑在马背上，沉浸于“有实无名”的状态中，他心中的诗意海阔天空。
英国诗人柯勒律治有名诗《忽必烈汗》，前五行曰：
忽必烈汗在上都曾经
下令造一座堂皇的安乐殿堂：
这地方有圣河亚佛流奔，
穿过深不可测的洞门，
直流入不见阳光的海洋。
第一行中地名“上都”，原文Xanadu，上大学时老师告诉我们，那是柯勒律治为使声音悦耳，由Xamdu一词自造出来的。Xamdu，上都，即开平，忽必烈起家的地方，在今内蒙古多伦北的石别苏木。但我也看到有人把Xanadu译成“大都”，如果是“大都”，则指的是北京。可能是误译，但也不一定，因为Xanadu一词本来就是柯勒律治自造的，不一定非指上都。写到这里，我倒觉得，译成“大都”对我更亲切。但这难道真是一首写北京的诗吗？北京哪有什么“圣河亚佛”（Alph,the sacred river）？其实柯勒律治本人大概也不知道他写的是哪里，Xanadu之名是他自造的，实更无从谈起，他就凭着他“无名无实”的幻觉，建造了一首幻觉之诗。而这首诗竟然比忽必烈的宫殿活得更长久。在中国也有类似的例子，李白在写《蜀道难》时并未走过蜀道，全凭想象展开奇迹。关于北京，我就想写一首这样的诗，我的难度当然比李白、柯勒律治更大，因为我生活在我想象的地方。有了这个念头，我对那些一般化的描摹、叙述北京的作品，就有些瞧不上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