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
简单说，这是一本反映上个世纪七〇年代台湾某个精神/社会风貌的书。
写作的是一个十七岁的女孩，以自传体、因此无一字虚构的心情下笔。
这书在出版的头五年在台湾销售三十万册，至今仍年年再版，使得她可以在大学毕业后，不须太犹豫地得以支撑过专业写作的生活到现在。
何以要用如此疏离陌生的语气，描述这本我等着进台大历史系的那年暑假写的《击壤歌》（某些版本上有副标《北一女三年记》）？因为其纯真、热情、理想、梦想（常时，这是同一回事），距我、距今，太远太远，就算为了校订工作，我都不愿再打开它，害怕被窜出的烈焰灼烧。
不谈烈焰内容，谈写作背景和身份和动机，或是必要的，不然无从理解其眼中世界所呈的样貌，比方说，对中国大陆的憧憬、情感和不了解。
好，开始。
我是典型的外省人第二代，在台湾意即一九四九父亲随国民党来台，在台湾娶本地女子的第二代小孩，我十五岁之前出生、成长在眷村（国民党中下级军人的独立封闭社区），大陆是我们最大的乡愁（不知下落的爷爷奶奶还在人世否？），从小受的党国教育和冷战时期国共对峙的局面，更强化了我们得与之誓不两立，但另一端的熟悉浸淫热爱中国的文化历史（文化中国），总总构成我们被拉扯扭折的处境。
敏锐的读者或会立即发觉，七〇年代（更精确地说，书中所描述的高中三年是七三至七六）的台湾小孩，他的世界图像是残缺的，只有欧美，没有第三世界、中国大陆、苏联，可能与当时中国大陆孩子的世界图像相反，却又吊诡地与当下的中国大陆合拍——我们一代人再再被告知教育提醒中国近现代国族所受的屈辱，以致眼里不论出于艳羡学习或仇恨怨憎，都只有强国强权的存在。
镜头推近些，当时的台湾，蒋介石已老已死（七五年，我们制服上系黑纱一整个月），蒋经国上台，对外与日本“断交”，在内有台湾本土力量借民主化运动争讨原该有关法规所保障的权利……在蒋经国治下，台湾经济起飞，最可贵的是贫富差距稳定、教育普及（受教至中学是义务）。
当时十六七岁的我，尽管学校就在“总统府”前，并不感受到时代的风起云涌，我念的是全台湾升学率最高（我始终不愿说是最好）的北一女中，认识了一堆至今仍联系来往的好朋友，我们想办法逃学四处游荡，遂行自己的小小叛逆（逃学为了读更多书，教科书之外的文史哲，看电影，坐火车出城看世界有多大）……是这样“大观园”的日子，让我直到毕业得离开仍恋恋不舍，想用笔，记下当时的风日，当时的亲爱友人，当时的每一丝情牵，见证曾有那么一群人是这样活过的。
心并不大（从未妄想记录下一个时代的风貌庶民史什么的），但那不肯放过眼下身畔一点点人和事的执拗劲儿，如今看来出土化石似的，倒也极其真实地反映了一代之人年轻的心志活动。
此书前两章是依日记和良好（当时）的记忆力所写，后两章，明眼人定能看出“偷渡”了不少东西，书中不明书，只以“爷爷”代称，实则是胡兰成老师。
我刚上高三那年，随父亲和姊姊天文上阳明山文化大学探访当时在那儿寓居教学的胡兰成老师。之前尽管我们都看过他的《今生今世》，但我猜同行之人都暗存这样的心思：见不到张爱玲，见见胡兰成也好。
胡老师那时快七十了，走路比谁都快，送我们至巴士站时，一马当先前头走着，中式袍袖摆着，衬着满天云霞，一直是我记忆中每想起他时的画面。
但他的书被国民党查禁了，原因当然是遭人举报是汪精卫伪政府的汉奸，我那时开始读他其他著作，为他不平极了，便在书中大量偷渡他的被禁绝的作品片段，用我的方式让它得见天日。
我正要准备联考并紧锣密鼓时，父亲将胡爷爷接到隔邻待租售的邻居空屋落脚，胡爷爷每周末晚开讲易经和禅学，整日文坛各路人马络绎不绝来拜访听讲，但几无一人当时或后来愿公开承认，怯畏如参加的是乱党邪教似的。我一一看在眼里，不解、愤怒。
胡爷爷喜读历史，说李世民十八岁打天下，把我给急坏了，怎么同样十八岁的我还得回头与数学纠缠搏斗呢？
乃至暑假里的写此书，常誊写一段落，胡爷爷就要了去看，我都没如此认真读他同时在写的《禅是一枝花》呢。那时来访簇拥的众女子（好多是现今仍大有名声的作家），皆喊胡先生或老师，我第一天就叫胡爷爷，是异于他一生所有际遇过的女子吗？他真的就爷爷起来对我，叨我不许再戴隐形眼镜，叨我别再成日抱狗抱猫，叨我三餐要正当别只吃巧克力像苏曼殊……他把着手教读礼记诗经史记，教下围棋，买帖子要我练字（替我挑的是《西峡颂》），他见我玩疯了中断写稿，就上街买上好的日本圆珠笔予我，和我小孩气地勾小手指相约看谁先写完。
父亲因接待胡先生之故，得罪几乎所有老友好友并绝交，此中代表是我们从小喊叔叔的诗人及联合报副刊主编痖弦叔叔，他说：“我们都是抗日战争过来的，怎么与汉奸搅一块儿？”
只靠写稿养活一家子和学生们的父亲，有一两年稿子也暗暗被报纸杂志抵制不得发表，当时我毕竟也都看在眼里，总以自己人小力怯又心浮爱玩，想，假以时日吧，我会像电影《教父》里那家族护宠不知忧烦的幼子麦可，终有一日，会拿了枪干掉那些……（唉，名单愈来越长。）
书出版时，我进大学，同时出版的是之前三年在课堂上写、报刊发表过的一些短篇小说《方舟上的日子》，所以，至今我仍不知该算哪一本才是我的第一本书。
《击壤歌》出版第一年便再版十余次，我猜有不少是误读的，把它当作如何考上台大的教战手册，更不少人以此励志要考上北一女，考上了的看，没考上的也看，女校看，男校更看。多年后，我在一些公开场合，仍会遇到一些年轻孩子拿着一看就是三十年前旧书的《击壤歌》，要我替他们的父母签名。
我从不敢问，那你们看吗？我毫无把握这些比我世故虚无、比我们资讯充沛、比我们消费娱乐多样的下一代下下代，他们怎么看待《击壤歌》中那单纯坚定的心志和对世界纯真浪漫美好的想望？无论是台湾或中国大陆的读者，尤其对此中漫溢的激情一定好叫人不安吧，但，有机会能面对聆听彼此真实的误解，才是和解的开始吧。
持平地想，两岸在面对近现代的国族屈辱挫败和强国强权的现代化压力下，尝试走了两条不同的路，其中有斩获，有挫败，有光荣，有不堪，有困惑，有猜惧……跌跌撞撞彷徨向前，终归有朝一日走到比较愿意了解彼此的局面和时刻，若此书可以提供想知道我们台湾那些年的一个切入口，是我认为三十年后在中国大陆重新出版的最大意义了。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一十六日，于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