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森林里远足一趟采蘑菇。采到一些雀鹰。妈妈不知道雀鹰菇这样东西——她以为仅仅是一种鸟！——于是我说我给咱们烹调吧。如果你不晓得怎么烹调它，味道可能很苦。我们吃了雀鹰菇做馅儿的煎蛋卷。
她一直问个没完。中学会考后我准备干什么？朋友多不多？我想读什么专业？他们想读什么专业？念外语怎么样？念俄语我觉得如何？最后我告诉她，我想学杂技当演员！她马上回答：布拉格有一所很好的学校，是培养马戏团艺人的，让我问问看。我亲吻了她，因为她不懂我是在开玩笑。
星期天，在多瑙河上的一家馆子午餐。之前我们去了游泳。昨天她给我买了泳衣。黑色的，挺性感。她告诉我，几年前有一晚她游泳横渡了多瑙河——这是违法的——来证明她还年轻！只有她一个？她说不是，却不再说什么。她的泳衣黑黄相间，像一只蜜蜂。
教皇正在波兰访问[6]，午餐时妈妈一直在说那边的时事。莱赫·瓦文萨躲藏起来了，他的工会已被宣布为非法组织。Solidarno？？爸爸这样称呼它。照妈妈说，那个姓氏以J打头的老将军越来越捉襟见肘，将来他即使不愿意，也只好跟瓦文萨谈判。老统领完了，她悄悄说。我们都要了第二客冰激凌。勃列日涅夫们和胡萨克们长久不了，他们会下台的，被扫到一边。你知道街上的人怎么称呼我们的总统？——她弯身贴近我的耳朵——他们叫他遗忘总统！
妈妈有两个女儿！这我最近才知道。我有个妹妹。妈妈对我们两个都爱。我妹妹叫Social Justice（社会正义），小名Justie（贾斯媞）。其实妈妈在写一本书。题目是《政治术语及其用法词典：1947年迄今》。排在最前的词条有弃权（Abstention）、活动家（Activist）、密探（Agent Provocateur）……她提起这些词儿的语气，使它们听上去都像情话。我觉得她有个情人。一个叫安东的男人常打电话来，她跟他聊天——我一概听不懂，除了她说起我名字的时候——她跟他聊天的嗓音猫声猫气，又纤细又温暖又沙哑。我问她，她说安东想带我们去乡间，我们回头再说。她的书全是讲我妹妹的。她比我样子老实。但更有价值。他们已经写到字母I了。理想主义（Idealism）、意识形态（Ideology）。很快她就会推进到K。我们在餐馆里喝着咖啡的当儿，一支交响乐队鱼贯而入，调了音，演奏起来。柴可夫斯基！妈妈嘘了一声。丢脸呀！叫捷克人丢脸！咱们有自己的作曲家。我问她可知道门户乐队？她摇头。吉姆·莫里森[7]呢？不知道，给我讲讲，你就给我讲讲他吧。我用我蹩脚的英语背了起来：
奇异的时日已经找到了我们，
奇异的时日已经追踪而来。
它们就快要摧毁
我们随意的欢乐了。
我们要继续嬉戏
或者找到一个新的城……
再说给我听听，慢慢地说，妈妈要求道。我照办了。她坐在那儿定定看着我。沉默片刻之后，她说了一些我马上希望写到日记里的话。她说，你们，你们所有人，永远都不会有我们为之牺牲一切的未来了！那一刻我感到自己和她无比亲近，而且是妹妹永远不及的亲近。过后，在电车上，我们伏在彼此肩膀上哭了一阵子，她碰到我的耳朵，像学校里男孩子试图对我做的那样抚弄着。
轰轰的瀑布声。叫尚的信号工将他的摩托车留在山路上，两盏前灯依然炯炯发光，他自己小心翼翼地跨过一个大致算是石头岸滩的地方。瀑布在他身后。岸滩上有许多圆石，有的和他一样小，有的块头大得多，是从山峰坠落下来的。也许在昨天，也许在一百年前。全都是石头，全都诉说着一个不牵涉我们的时间，一个和永恒相触但无法回归其内的时间。也许是这个原因令尚·菲列罗继续开着前灯。岸滩周围的崖石和山岭被一种微光照亮，星星越来越黯淡了。他向东行走，那边的天色如同一个包扎着的流血伤口。他在周围的旷野中看起来全然孤独，但可能只是在我想来如此，在他自己倒并不觉得。
一座山就像一个人那样难于形容，因此，人会给群山以名字：奥瓦尔达。奇弗里阿里。奥尔谢拉。恰马雷拉。维索。[8]群山每天在同一个地方。它们经常消失。有时显得近，有时显得远。但是它们永远在同一个地方。它们的妻子和丈夫是水和风。在另一个行星上，群山的妻子和丈夫可能只是氦气和热能。
他在一块大石前停下步子，蹲了下来，石头朝南的一面长满了地衣。从撒哈拉沙漠吹来的南风给这里降雨。这些风横越地中海，收集了饱含水汽的云，触到寒山便凝聚成雨。
他蹲在那里，注视着大石下面的一个水洼。水洼有脸盆大。从岩石底下流过来的一条溪涧向它注入，在他下蹲那一侧涨大开来，变成一个水池，截取了那条不过两指宽的小水流。在池子的深处，那细细的水流就像轰轰的瀑布声一样不息不绝，他呆呆地看着。水的涟漪如同头发的波浪，在这崎岖山地的破晓时分，唯一可以想象的柔软连绵之物就是它了。他换了个姿势，膝盖着地，俯着头。突然他一手伸进水洼中，掬起一捧冰水泼到脸上。猛撞上来的冷水止住了他的眼泪。
和爸爸一起坐火车，他会大谈铁路。我一个人的时候，就会看见很多士兵。我知道是为什么。历史老师给我们讲过1917那年的事故，后来我总是看见他们。今早火车是空的，但凡这种时候他们就在那里。检票员进来只说了一句：哎呀，妮农小姐，你这学期要拿到高中文凭了嘛！现在他走了，我在这该死的火车上看见的全是那些士兵。
不是军官，是普通士兵。就像跟我在顺利咖啡馆聊天的青年。他们背着步枪，挎着帆布包，在火车上挤得满满当当。爸爸说，长长一列载满士兵的火车可以创造历史。
我的士兵们很快乐，圣诞节已近，十二月十二号，他们从前线过来，正在回家的途中。他们已经穿过了我们的隧道。他们在莫达讷等了很久，开始唱《我们为何等待》。由于只有一个火车头，铁轨上又结了冰，火车司机不愿意开动列车去莫里耶讷。但是指挥官对他下了命令。
一节节载满休假回家的士兵的车厢向平原冲下去，我和他们在一起。可以不这样的话，我怎样都肯。我熟悉那惨剧，但是搭上这趟车我就没法不看见他们。每次乘坐这条线，我都和士兵们同车。
眺望窗外，我能看到另一条铁轨、河流、公路。我们的山谷这么狭小，这三条线难舍难分。它们唯一能做的是变换位置。公路可以跑到桥上高过铁轨。河流可以从公路下方经过。铁轨可以凌驾于两者之上。永远是铁轨、河流、公路，而对于火车里的我，还有那些士兵。
他们在我面前传递一瓶瓶皮纳尔葡萄酒。火车上没有亮灯，但是有人带了盏防风灯上来。有个人合着眼睛唱歌。窗子旁边有个人拉手风琴。火车头呼啸起来，声音又尖又高，像切进木材的圆锯子。没有人停止唱歌。没有人怀疑自己会回不到家里跟老婆上床，和孩子团聚。谁也不怕什么。
这时火车跑得飞快，车轮下迸出火星溅入黑夜，车厢左摇右晃，惊险连连。他们停下不唱了。面面相觑。然后都低垂了头。一个红头发的男人咬牙切齿地说：我们得跳车！同伴拉扯着不让他靠近车门。你们不想死，就要跳啊！红头发男子挣脱，打开了车门，跳下去。死了。
火车的轮子在车厢下方互相贴近，近得超乎你的意料，就安装在正下方，所以，被抛来抛去的人，又以他们的重量加剧了车厢的颠簸。站到中间去，一个下士喊道。妈的在中间别动！士兵们努力着。他们努力远离车窗和车门，抱着彼此的胳膊站在车厢的中央，这时火车向着造纸厂的转角猛冲而去。
此处以铁路来说是个大转弯。造纸厂建了很高的砖砌斜护墙，我经常从公路上看它。现在这里没有事故的痕迹了，但是那些砖头让我想到流血。
首先脱开车钩的车厢出轨，撞上那堵墙。后继的车厢坍缩到前面的车厢内。末尾的车厢弹到最上面，轮子碾轧着屋顶和头盖骨。一盏防风灯打翻了，车里的木头和行军包和木座位起火。那天晚上的事故死了八百人。五十人幸存。我当然没死。
事发六十周年，莫里耶讷为他们举行悼念仪式，那一回我在。我是和博松寡妇一起去的，我小时候她常常给我做裙子。有几个幸存者垂垂老矣，从巴黎来了。他们紧挨彼此站着，就像火车上那个下士告诫他们的那样。我和博松寡妇寻找着一个单腿的男子。他在那儿！博松寡妇紧抓了我的手一下，撇下我，向他挤过去。我知道她要做什么，她跟我说了。她打算问他：后来他结过婚没有？如果他结过婚，是不是已经丧偶？我觉得她不该这么做。我对她说过了。可是我只是个小孩，照她说来，我还不懂得人生艰难。
事故当晚博松寡妇十五岁。噪声把莫里耶讷全城惊醒，几百人凭着火光的引导冲向那堆残骸。他们几乎无能为力。有些仍然活着的士兵被桎梏在废铁底下，被烈火围困。一个士兵哀求旁观者接过他的步枪，把他射死！另一个士兵瞥见后来做了博松太太的十五岁女孩。天使呀，他恳求，快取把斧头来！她跑回家，找到一把斧头，拿着跑了回来。快点砍掉我这条腿！他命令她。火的热度如同地狱。有个人砍了那士兵的腿。六十年后，博松寡妇存着几分盼望，要嫁给那个她当晚救活的单腿人。
从莫里耶讷火车站步行到高中只要几分钟。我不慌不忙地走，一边默想着：我要离开这个真他妈凶险的山沟，我要看看世界！
失明好比电影院，因为它的眼睛不在鼻子两边，而是在故事需要的任何地方。
在11路靠站的街角，当天首班车的女司机闻见新烤的面包香，露出微笑，那气味透进来，是因为她用自己的一只鞋把电车的挡风玻璃顶开了一条缝。向上五层楼，泽德娜也闻见了同一种面包香。她的房间开着窗户。这房间长而狭窄，狭窄到纵向放下一张单人床后，床与墙的距离也只将就可以走动，它像一个长走廊，尽头是窗，窗外是一棵金合欢树，下面有电车轨道。
女儿来访过后，泽德娜就把这个“走廊”称为妮农的房间。她时不时会过来找本书。寻找一本，却拿起了另一本。比如某本诗人的著作，作者曾经是她的情人。又如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书信集。然后她会坐到一把椅子上，将读开了头的文字读完。这样的时候，她会在这个走廊式房间至少逗留一个钟头，这时她就好像能看见妮农的睡袍依然挂在房门的钩子上。
前几天晚上开始，泽德娜便在这个房间的窄床上就寝，希望可以对女儿不那么认生。
不知他怎么会知道那首关于我名字的歌：《妮农的名字多可爱》。反正是知道。他说他是个厨子。我觉得是军队里的厨子。我觉得他才退伍不久。头发还只有板寸长，耳朵招风。我问他是否从北方来，他蓝眼睛泛出笑意，没有回答。看相貌，确实像是从北方来的。他肤色很淡，身上有许多涡、许多沟——比如颧骨以下或上臂两块肌肉之间，又如膝盖后面。仿佛你的手会在两块相靠近的岩石间忽然一滑，落入更远的一个深潭。他全身都是关节。
起先我看见他在土伦的海港边沿着街道正中走过来。他这样是为了引人注目。像个演员或醉汉。他笑嘻嘻的。板寸头的脑后扣着一顶软帽。身上挂着两块板，用伸缩肩带相连，板子到达他的膝盖。正面和背面的板上写着一家海鲜餐馆的菜单。是个便宜馆子，大多数餐品的价格低于50块。青口[9]这个词写在最高处，他的下巴底下。下边罗列了这道菜的各种烹调方法。美国式、马赛式、家常式、印度式、玛蒂尔德王后式、魔鬼式……单子很搞笑。塔希提式、拉罗歇尔式、海岛美味、渔夫式、匈牙利式……所以匈牙利人另有一种烹调青口的方法！那么捷克人，我可怜的妈妈他们，也肯定有一种了！有一天妈妈开玩笑，说咱们的国菜是刀叉！我喜欢她笑的时候。就像发现一棵树还活着，虽然它身处冬天，没有叶子。她的刀叉笑话我一直没懂。酸味蛋黄酱、留尼汪式、意大利式、希腊式……我喜欢她笑的时候。此时此刻我也在笑。
他看到我了。他看到我正在笑他的菜单，鞠了一躬。他不能鞠躬太深，因为随身广告牌的底部撞在他的小腿上。
我坐在一根系船柱上，港口里停满了游艇和机动船。青口人搭讪着说：
我们四点关门。你还会在这儿么？
不会，我说。
度假？
打工。
他脱了帽子，又把它戴回去，位置更靠后了。
哪一行？
租车服务。赫兹公司。
我没有告诉他这是我第一份工作。他点点头，调整了自己的肩带。
勒得慌，他说。暂时做做，晚些找个掌厨的差事。
不容易。
想坐那游艇转一程吗？他指着一条叫任人说的船。
匈牙利人怎么烹调青口的？我问他。
想坐那游艇转一程吗？
他跟他背上的菜单一样笨。
我要迟到了，我说，转身离去。
泽德娜躺在窄床上，在她布拉迪斯拉发的走廊式房间里呼出一口气——就像刚叹息或抽泣了一声。
晚上十点，我从赫兹的办公室出来，青口人站在火车站书报亭旁边。
你在这儿多久了？我忍不住问。
告诉过你了，我们四点关门。
他站着。不再说什么。微笑站着。我也站着。他没有戴帽子，也不再扛着广告牌。身上的T恤印着棕榈树，皮腰带打满了饰钉。他慢慢地提高一个塑料袋，取出一个保温包。
给你买了点儿青口，他说，匈牙利式烧法。
我晚些吃。
你叫什么？
我告诉了他，这时他哼起我那首歌——《妮农的名字多可爱》。
我们沿着林荫大道向大海走去。他提着那个塑料袋。路边人来人往，商店橱窗里还亮着灯。他一言不发，足足有五分钟。
你一整天扛着菜单走？我问他。
他们这边凌晨三点半才关掉商店里的灯，他说。
我们继续前行。我停下来看橱窗里的一件大衣。
防弹玻璃，这个，他说。
我神往大衣、裙子、鞋子、手袋、紧身裤、头巾。尤其痴迷鞋子。但是我从来不在珠宝店门前徘徊。我讨厌珠宝店。他在这样一家店的门前停下来，我没有等他。
嘿，他说，这儿可能有你喜欢的东西！
那又怎样？
你只要告诉我就行。
我讨厌珠宝店，我说。
我也是，他说。
他的脸在两只杯把子耳朵之间露出一点笑容，有点迟疑，我们继续朝大海走去。我在海滩上吃了青口，旁边叠放着躺椅。这个烧法叫匈牙利式是因为当中的红辣椒。
我一边吃，他一边解了跑鞋的鞋带。他干什么都慢慢悠悠，好像他无法一心二用。弄完左脚。再来弄右脚。
我去游泳，他说，你不想游游吗？
我刚下班出来。什么都没带。
这儿没有人会看到我们，他说，然后脱下印着棕榈树的T恤。他的肤色那么淡，我能隐约看见每一条肋骨。
我站了起来，脱下鞋子，离开他赤脚走到水边，小小的波浪在沙子和卵石滩上破开。天色说暗也暗，看得见星星；说亮也还亮，看得见他脱了多少衣服。他翻着跟斗过沙滩下水。我很惊讶，随即笑了起来，因为我猜到他翻跟斗是出于礼貌。这样他走下沙滩就不会露出鸡鸡。不知我是怎么明白的，我也没问过他。反正是不期然想到了。
正当我笑着，他跑进了幽暗的大海中。当时我就应该离去。他游出去很远。我不再能找见他的位置了。
你试过把一个人留在黑夜的大海吗？没那么简单。
我走回我们原先坐的地方。他的衣服在沙上堆成一堆，叠着。不是像入伍新兵必须叠的那样。衣服放置的样子，让人想到预备在情急之时摸黑找到的东西。那样放置，如果你是匆匆返回的话，可以迅速捡起衣服来。一件棉T恤。一条牛仔裤。一双跑鞋，左脚脚底有个洞，大脚板，44码。瘦长条子。还有条腰带，带扣上镌刻着一只手。我坐下来张望大海。
过了想必有二十分钟。浪潮听上去像是电台上大家鼓掌的声音。只是平稳些，也没人喊叫“约翰尼！”他从我身后走了上来，湿淋淋的。他站在那儿滴水，一条瘦骨嶙峋的胳膊底下夹着两张躺椅，另一条胳膊抱着把遮阳伞。我笑了起来。
我和厨子就这么开始了。他的木讷中有一种实在；那不会改变。
我们干完以后，我问他：你听见波浪声吗？
他没有回答。他只发出：舒——舒——舒。
泽德娜在床上坐了起来，双脚落地，赤足走到敞开的窗前。她的睡袍有镂空纱的领口，掩着她细小的锁骨。她朝电车轨道俯视。新烤的面包香还在。街上有几个去上班的人。
我散步散到停泊着度假船的港口，不由得想起那个厨子。我什么也不希望，只是好奇他见了我会如何。这时我看到他的菜单牌，便推搡着穿过人群，却发现不是他，是个五十多岁的银发老头。我问老头认不认识厨子，他摇了摇头，指着自己的嘴，好像在说他无法说话。这下我决定要找到那个餐馆。
那店主一身接近浅蓝的西装，长着胖男孩的面容，一脸僵冷的肉。我问他厨子的事。
你谁呀？他摁着计算器头也不抬地说。
我是他的朋友，有个东西交给他。
你能寄去吗？
他走了？
他第一次抬起眼睛。他们把他带走了。你要他的地址吗？
我点点头。
是拘留所，在南特……来杯咖啡？
他不管说什么都是用喊的。他得大喊大叫，打破自己僵硬的面容。他把咖啡搁在一张空桌上，在我对面坐下来。
他们找你的厨子找了三年，他说。他们有七个人越狱，只有他逃脱。别人都给逮住了。可是他一放心就大意，就混不成了，你的厨子。
我觉察他感到事情好笑，不是从他脸上看出来，是因为他的语调。
他们将他归案纯属运气。有个南特的狱警上这儿度假，和太太进馆子来吃青口。出门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老相识。昨天，他从码头回来，他们十来个人在屋子背后等着。
啥这么好笑？
本来下礼拜我要调他去后厨干活的！他要在后厨的话，那警察就不会看到他了，不是么？
是这个好笑？
喜事啊！你的厨子在等待时机。哪个礼拜六晚上他就会把柜台洗劫一空。毫无疑问。亏得他们给他铐上了手铐。你对喜事从来不开笑脸？
死胖子，我对他说。
一只鸫鸟在金合欢树上唱了起来。鸟鸣，比任何一切都更令我想起万物从前的模样。鸫鸟看上去刚洗了个尘浴，不是吗？而黑鹂，凭那身油亮的黑羽毛，看上去是刚从池塘里踏出来的，但是它们俩一开嗓就恰恰相反。黑鹂的歌干涩。鸫鸟却像是幸存者一样歌唱——像是有个人游泳求生，越过水域到了黑夜的安全彼岸，飞进枝叶间抖掉背上的水珠，宣告：我在这儿！
尚·菲列罗依然开着前灯，因为他刚从云中出来，白云弥漫在嶙峋石壁上。盘山公路逐渐下坡。他来到第一个松树林。零碎的岩石被野草所替代。
下面隔着些距离，有个男人在走路，双手插在裤兜里。
凭他走路的样子，我猜他是个牧羊人。牧羊人的流动与众不同。他们口袋里没有钥匙，没有硬币，没有手帕，也许有一把小刀，但是小刀更可能插在他身上的皮夹克的兽毛衬里中。他走路气定神闲，表明他是独立的，独立于刚从黑夜浮现出来迎接新一天的群峰，他对这一天既不知日期也不知是礼拜几。他这样走路，因为他自豪黑夜已经过去了。黑夜的顺利过去跟他有关系。
靠近牧羊人的时候，信号工减慢速度。最后一刻他停了下来，掀开挡风镜，双脚落地。他为什么停下？似乎他自己并不知道。也许是时辰，而且四周不见人烟的缘故。牧羊人有只狗遥遥吠了起来。
牧羊人越过外国摩托车手又走出几步，才并不回头地发话道：远？去很远吗？
远！摩托车手说。
大概这牧羊人少说也有两个礼拜没说话了。两人都一时感到词穷；都在一边斟酌一边大声说着。他们摸索于意大利语、法语和一种在理论上两人都讲的山地土话之间。他们试验每一个词，时而重复，就像牧羊人的狗重复自己的吠叫。
我把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吠叫、他们的混种语言翻译出来。
今天是礼拜天吗？牧羊人问，转身面对摩托车手。
礼拜三。
你出门很早？
很早。
现在夜里还是冷。
没有火？尚·菲列罗问。
没有柴。
没有？
有些东西我会偷，牧羊人说。
柴？
不，你的车子。
你要去哪儿？
下山去皮内罗洛。
皮内罗洛有多远？
皮内罗洛要走十二公里。
皮内罗洛有啥？
女人。
早晨六点钟？
还有个牙医！
上来吧。坐过摩托车吗？尚问道。
没有。
看过牙医吗？
没有。
上来。
我不来喽。
你痛吗？
不。
你真的不来？
我就在这里痛吧。你去很远？
去皮内罗洛。
好吧，牧羊人说。
这两个男人驱车下山到意大利，牧羊人用手臂环抱着信号工。
它在我的上颚产生腴润的口感。烤成焦褐色的外皮则是干的。每天早晨，我总是拣一眼望去褐色最深的巧克力面包。你给你爸爸烧好咖啡啦，面包师的太太说，上学去是吧！她说这些是因为妈妈已经走了，我和爸爸两个人生活。我先用牙齿接触黑巧克力，然后用舌头慢慢舔它。它是液体，未足以喝下去，你得吞咽，但相比面皮，它是液体。考验功夫的是要吞咽你最先找到的部分，也要留下足量的，来用舌头扫进丝滑面包的每一角，让巧克力浓香四溢。
他们在皮内罗洛的桥边停下来。牧羊人爬下摩托车，一言不发地挥了挥手，走进咖啡馆。路随河转，光线将柳叶的底面照得银光灿灿，河水闪耀着，有个渔夫在撒网捕鳟鱼，尚·菲列罗一直前进，膝盖紧抵油箱。
卡西俄尼河在快到隆布里亚斯科的地方汇入波河。这村庄的居民习惯听见流水汤汤，如果半夜截停了两条河，他们会蓦然醒转，以为自己死了。骑手与机车穿越而过，仿佛是一个生物那样协调，像一只低飞的翠鸟掠过水面。
我午休时喝杯卡布奇诺。不管是哪天下午的一点三刻，你都可以在G. 卡杜奇大道上找到我。我来摩德纳已经有十八个月了。就像是十八个月前，有人趁我熟睡的时候，把两个字母对调了一下：MODANE（莫达讷），MODENA（摩德纳）。我找到一个新的城了。我讲的意大利语带有法国口音，他们对我说：“单词们没有唱歌，倒是在跳踢踏舞！”摩德纳这里生产拖拉机和跑车，也出产大量的樱桃果酱。我很喜欢这里。我不semplice[10]，他们也不。我们都知道一颗杏再大也超不过五厘米！即使在摩德纳，如果一个人给当年出产的樱桃定价定得太苛刻，垃圾车也可能会撞死他。但是我晚上会在这里走街串巷，想象着每一种幸福，期待着奇遇来临。
天空是清晨的蓝，靠近树梢的地方有些白云。公路笔直，信号工的时速为200公里。
维罗纳有这么个展览，我和玛瑞拉决定去看。外头海报上有一个女子的侧影。那脖子绝了！世界上最性感的长颈鹿，玛瑞拉说。从另一幅海报上，我留意到埃及人怎样系住裙子。反正礼拜天免费，玛瑞拉说。他们在左边屁股上系住裙子。于是我们进去了。我什么都看，好像他们住在隔壁。这条街的门牌有点不可思议。他们是3000B.C.，我们是A.D.2000，但他们就在隔壁。我找到他们一个民居的模型：厨房、浴室、餐室、战车的车库。
那些墙壁上有贴合身形的凹洞，挖空了来安放肩膀、腰、屁股、大腿……像是制作海绵蛋糕的饼模子，但这些模子却是为了无尽美丽的身体，要像秘密一样保护的身体。这些埃及人，他们热衷于保护。玛瑞拉说，踏入这样一所房子，他们就把你砌到墙里了！慢慢看，妮农，我要去买个冰激凌！如果你一个钟头还不出来，我会去木乃伊棺材那边找你！
这样死去也是绝了！你躺在木乃伊的棺材里，像豆荚中的豆子，只是豆荚内层有如同新生儿头发的、绸缎般的绒毛，这里则有打磨得舒舒服服的木头——说是金合欢木——棺材上画着情人之神，吻你到海枯石烂。埃及人不让任何东西磨灭。甚至有一个猫用的木乃伊棺材。雕像行走的姿态也可叹！他们面对你，大大方方，抬着手臂，屈着手腕，掌心向外。男男女女都这样。如果是夫妻，女人会用一只手臂搂着她的男人。他们向前走来，偶尔迈一小步退后，但是他们绝对绝对不会背转身离去。埃及没有背转身这回事，没有离去，没有分别。
我自己试了试，右脚稍微领先，背部挺直，下巴微扬，左臂抬起，掌心向前，手指尖和肩膀齐平……
忽然我觉得有人看着我，便僵住不动。我感觉出来，那双看着我的眼睛在我左肩的后方。顶多四五米之外。肯定是个男的。我保持比埃及人更静止的姿态。
别的参观者开始对我身后的男人瞪眼。他们看到我，但是我没有让他们厌烦，因为他们认为我是加入了埃及人的行列，而且我纹丝不动，然后他们注意到我身后的男人，于是敌意地瞪着他，怪罪是他令我滞留的！
消停吧，自私鬼！我听见有个女人低声呵斥他。这是我最难忍的一瞬间，因为我很想笑起来。微笑无妨，但是我不能出声，哈哈大笑更不可想象。
我继续不动，后来感觉到注视消失了。我从一个玻璃匣子的倒影中，看见自己背后不再有人。他被挤进了下一个展厅。我这才放弃了埃及人的身段。
我自忖，要瞧瞧这人才好。下一个房间里有五只猿猴。实物大小的大理石狒狒，坐在那儿晒太阳。我觉得是太阳要落山了，每天傍晚，它们都坐到同一块岩石上观看日落。那个人，他戴着墨镜，挎着照相机。我无法看透他的镜片。再说在古埃及戴墨镜干吗？
我出了展览，准备去冰激凌店找玛瑞拉，这家伙跟着我通过旋杆闸口，呼吸声很重。
你的名字是纳芙蒂蒂[11]吗？他问。
我的名字是妮农。
我是路易吉，路上的人都喊我吉诺。
泽德娜鞋跟橐橐，小心走下一个地下室的楼梯。十年前，她常去斯塔哈诺夫斯卡大街上的一个地下室领取成沓的私印出版物。有个男人今天在楼梯下面吹口哨。她敲了敲一扇房门，口哨声停止。
谁呀？
泽德娜·霍莱切克。
进来吧，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