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驾（Peter Parker）
耶稣会士欲透过历学而使中国人皈依天主，这个计划已经够宏大，但与十九世纪积极活动的新教福音传教士相比，却又相形见绌了。工业革命孕育的先知受到进步、博爱主义和商业扩张等新观念的激励，探索新的思路，欲征服更广阔的天地。“当我思及于此，”美国新教传教士伯驾初履中土之后写道，“其恢弘壮阔，及于庄严道德，不由心绪澎湃——啊！应广征天下才智之士，指引陶冶心志，将此宏业发扬光大！……将人们从物质、心灵、道德之桎梏中解脱出来，将科学与基督的福祉遍赐世间，此乃才智卓绝之士与乐善好施之心所应承担的大任。”[1]
伯驾以自己的方式，按照耶稣会的策略来接近中国人。他只是用现代医学取代天文学。1841年，伯驾在英格兰发表演说，清楚点出他与耶稣会策略的雷同之处。根据前去采访的英国报社记者报道：“他心中之目标首在以医药与外科启蒙中国，借此导夫先路，再将基督之福音传至众人之间。他接着说明该国在医学上的简陋与谬误，再引证几个他亲身经历之病例，指陈医院对该国极有价值，不仅在于慈善救助之实效，亦在于博取中国人好感，以扫除传播基督福音之障碍。”[2]
对当年的耶稣会士来说，前往中国的路途委实漫长，对伯驾而言，亦是如此。而伯驾也和当年的耶稣会士一样，事前亦受过精深的教育，淬炼个人赤诚，才能踏上旅程。1804年6月18日，伯驾生于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佛莱明罕（Framingham），是贫农之家的独子。伯驾生长在肃穆的新教环境中，心中常感灵性有所缺陷。一直到十六岁，伯驾皈依上帝，第一次感觉到“愿意默默接受上帝的旨意”，内心才得平静[3]。不过伯驾的父亲半身不遂，且债台高筑，所以他还是被束缚在农场里，直到出嫁的姐姐定期接济家里，才使他能放心远行。伯驾于1827年申请入阿默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就读，读了三年后便觉不足。伯驾一心向往哈佛，直到得知“该校的环境不适合虔敬的学生”[4]，方才作罢，于是转学到了耶鲁。
耶鲁大学和纽黑文对他深具吸引力。伯驾告诉母亲，“这里是美国的‘伊甸园’”。当地慈善团体免费供应他书籍和住宿，他每天只需花五毛钱，就能找到舒适的住处，而学生也十分友善。囊中羞涩的确是个困扰，因为伯驾不愿在手头阔绰的同学面前“颜面尽失，无足轻重”；但在餐厅当侍应的收入，足够他支付膳宿费。[5]
伯驾十八九岁时，隐隐感觉一种渴望，远赴他乡异国传播福音，到“基督徒足迹尚未出现的地方，那里从未听闻基督的福音”[6]。他在耶鲁期间，当地的宗教仪式激发了他的情怀，更坚定了他以宗教为志业的信念：“假若我没有被欺骗，我应该说没有哪个议题像异教徒的境况更令我心往神驰。愿上帝能把这慈善志业托付给我。”[7]伯驾自己列出追求传教生活的资格和动机，结果令他大为振奋。伯驾的结论是：他刻苦，聪慧，宽厚，干练，体魄强健，百折不回，虔诚笃信，没有家庭牵累，认真关怀异教徒的落魄潦倒[8]。到了1831年9月，伯驾希望前往传教的地点剩下两个：中国和士麦那（Smyrna），教会也让他深信这两个地方大有可为，值得耕耘。同时，伯驾也考虑成为医生，在确知依他的条件学费可“全免”，其他费用“酌收”之后，伯驾开始学医。伯驾在深思祷告之后，入耶鲁神学院（Yale Divinity School）就读。对于伯驾的选择，母亲和姐妹虽然很伤心，但仍以他的雄心壮志为荣。[9]
伯驾把他企盼传教的心迹向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表明，当时美部会俨然是新教徒寻求海外传教的资讯交流中心，而伯驾暗示，拒绝他的请求不啻违逆上帝的旨意[10]。美部会答复伯驾，鼓励他把焦点锁定在中国，伯驾亦欣然同意。
伯驾是在1832年初读了《美国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American）中的一篇文章，“兴趣很浓”，因而初识中国。伯驾从中读到中国历史的大略，获悉中国人生性“卑躬屈膝，勤劳重利”，物产繁多且丰饶，军队虽众，但不堪一击，知识发展已长期停滞，近年来“屡屡苦于内乱”。伯驾还知道天主教因“莽撞的热忱”而丧失优势。尽管中国“视所有外国为朝贡之国”，但此地的国际贸易畅旺，中国进口米、布、玻璃、皮裘和檀香，出口茶叶、糖、丝、矿产、漆器、大黄、麝香。最后，伯驾还发现，他们的语言虽然奇特，但“中国人彼此沟通无碍”，同时，归功于马礼逊（R. Morrison）和雷慕沙（M. Remusat）苦心编纂的字典和文法书，使得“有心学习这门佶屈聱牙语言的人，无须再借助其他的工具”。[11]
这篇文章并未提到人口压力造成中国农民民不聊生，十八世纪末，乾隆宠臣和珅贪赃枉法的行径，已使得中国的财政濒临枯竭，削弱了皇室的威信，官僚索贿肆无忌惮，农民暴乱日渐频仍，官军几乎无力扑灭，而外国政府对“朝贡国”的地位也渐感不耐[12]。这篇文章的作者也必定知道，英美两国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以平衡对华贸易的逆差。举例而言，1829年，英国向中国出口总值两千一百万美元的商品，其中仅鸦片一项就占了一千多万美元；同年，美国对华贸易额总值四百万美元，其中鸦片就占四分之一[13]。若是伯驾了解这些狰狞的实情，就会比较清楚他在中国将碰到什么问题。伯驾继续学习，而此刻远在中国沿海的英国鸦片商因义士船长（Captain Innes）摘要记载：“忙于雇人送货，无暇读《圣经》、写日记。”[14]
1833年9月，伯驾启程前往费城，出席美部会的周年庆典，他在医学、神学上颇有进展，已被视为中国领域的专家。伯驾到了费城之后的星期天，就举行了三次布道会，整个礼拜他都活跃而愉快。有一个前来聚会的信徒深感于伯驾的热忱，捐了两百五十美元，“赞助即将前往中国传教的伯驾神父”[15]。这似乎是伯驾在物资上的第一个收获，让他向中国迈开大步，不过他虔诚地说：“别赞美我们，别赞美我们，一切礼赞皆归上帝。”伯驾已感受到这个熙攘的新世界的魅力，见识到它所提供的机会。伯驾心想，假使他搬到费城，“我应广结善缘，在我永离故乡之前，尽量影响它”[16]。引导异教徒皈依上帝乃是笔墨难以言喻的殊荣[17]，而这似乎要靠新的策略，但伯驾回纽黑文之后，染上热病，他把这视为上帝的试炼：“我相信我会活下去，不会死。既然在最晦暗的时刻，还满心愉悦，我将前往我欲奉献之地。我不知我是否会在那里长期耕耘，但我说服自己，应前去见识一番，在那里奉献一段时日。”[18]伯驾的心愿竟意外实现了。大病初愈，过了三周，伯驾认识了家产殷实、专营中国生意的商人奥立芬（D. W. C. Olyphant），他免费让伯驾搭乘旗下的“莫里森号”，1834年6月，自纽约起航前往中国。
伯驾接受这命运的安排，不过他刚逃过死神一劫，也知道此行或许一去不返。伯驾给姐姐哈瑞特（Harriet）写了一封措辞激越的信：“试炼时刻即将逼临，此刻我们必须道别——就此永别，直到我们在彼世相会。无须临别依依，不必泪眼婆娑、肝肠寸断，我向你保证，此刻我已充满愉悦。为了弘扬基督的事业，你和唯一的兄弟离别；他满载救世主爱的福音散播给亿万中国人……他将把上帝恩宠的荣耀福音遍洒地球遥远的彼端。”[19]
同时，伯驾还有些最后的事情要了结。伯驾一边收拾行囊、传教布道，一边还得抽空参加纽黑文的毕业考试，他于1834年3月取得医学博士的学位；两个月后，又在费城取得长老会牧师的资格。
在纽约布里克街（Bleecker Street）长老会教堂里举行的临别欢送会上，美部会谆谆叮嘱伯驾在中国的传教事宜，其口气有如对伯驾的严正训诫，示意他不应步汤若望、南怀仁的后尘，让科技专业妨碍宗教目标：“你具备的医学、外科手术知识，若机会许可，只能用于缓和病人肉体的疼痛。只要有机会，你也能宣扬我们的艺术和科学。但是，务必牢记在心，你只能在指引他们成为上帝仆人之时施展才能。医生或科学人的角色备受敬重，也有助于在中国宣扬基督的福音——但千万不能以此取代或凌驾你宗教导师的身份。”美部会还要他花两三年的时间，“心无旁骛地”学习汉文，熟悉中国的风俗习惯，再决定未来传教的据点，遴选“资质出众的当地助手”。[20]
伯驾在回应时，反复重申对于美部会给他这一机会的诚惶诚恐和感谢之意，也提及他知道此行可能一去不复返，但是他又概述了自己的真正意图，并驳斥对他的批评：“我希望我个人能发挥作用。我不会如某些误解我动机或低估我抱负的人的影射，轻易抛弃生命。我希望秉持上帝恩赐的能力从事善行，以流芳百世。”伯驾以昂扬着爱国情操的话语，结束了他的答辞：“美国应在宣扬基督福音的事业上竭尽所能。我以作为耶稣基督的传教士迈出大步而享有这至高无上的殊荣。是的，我的荣耀即源于身为曾受鄙夷的拿撒勒人之追随者；然而，更要说的是，我为来自美国而感到幸福！”[21]
1834年6月4日，伯驾自纽约起航。是日阳光绚烂，船客都兴高采烈。船只驶向公海之后，他们合唱友人为伯驾谱写的赞美诗：
天堂微风荡漾，伴君渡印度洋。
心怀天主恩典，志在拯救中国。
上帝恩泽普被，虽死犹得永生。
救世福音广传，黑暗子民生光。[22]
欧洲耶稣会铩羽之处，美国新教又怎能不成功？伯驾深觉“我主掌舵，耶稣基督，希望之光，是我灵魂支柱”。[23]
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一样，船只一远离陆地，航向梦寐以求的国度，便开始进行一连串的活动，为将来的重任预做准备。伯驾一如两百一十六年前搭乘“圣母号”抵华的汤若望，在“莫里森号”上既要主持礼拜，还要钻研随身携带的雷慕沙所编纂的《中文文法》（Chinese Grammar），并温习《诊疗花药》（Anthers on Surgery）。伯驾难以按捺心中狂喜，“我厕身于立足世界巅峰者之列，对千万基督之友、之敌而言都属奇观”[24]，但“新的友伴与景致让我分心，无法专心与上帝同行于圣途”[25]。这圣途上永无止息的动荡将伴他走过余生。
伯驾于10月26日在广州登岸，受到此地洋人的欢迎。广州城内的洋人为数不多，且被官府圈限在广州城外的“十三洋行”一隅。在一英里长、两百码宽的狭窄区域内，约有两百名传教士、商人，其中以英国人为主，另有三十名美国人和日耳曼人、荷兰人、法国人、丹麦人。虽然吃住的条件很好，但很受约束：不得携眷、不得配枪、不得乘轿、不得划船，也不得进入广州城。每个月有三天可渡河到对岸林园散步，但只准三五成群，且须有一名中国翻译同行，负责让他们守规矩[26]。以这种条件要让普天下中国人信教，似乎希望并不大，但这就是伯驾碰到的状况。
伯驾在此地认识了一些教会人士：1830年抵达广州的裨治文（Elijah Bridgman），他是第一位抵华的美国传教士，此外还有卫三畏（Wells Williams）等人，他们时常在名之为“锡安角”（Zion's Corner）[27]的奥立芬的商馆里聚会。然而，伯驾还没确定未来的计划，就病倒了。伯驾需加紧学习中文，因此他被送往环境比较舒适的新加坡，一面学语言，一面行医，直到他恢复健康为止。伯驾在给纽黑文友人的信中提及，他感受到了华人的友善；他因医术精湛而有好声名，对生活也渐有体会。“虽然离群索居，但我不觉得孤独，我有一位中文老师相伴左右，倒也不会常常意识到自己是在用筷子吃饭，还从同一个盘子里夹菜。我已适应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作为权宜之计。”[28]
工作令伯驾振奋，但华人对他专业技术的殷切需求马上就让伯驾偏离了宗教目的。“昨夜我重读美部会给我们的训示，心中不无伤悲，我对于罹病和濒死华人的兴趣日深，全心学习语文，在某种程度上我已违背了训令，我以行医为重，不知如何脱身。”[29]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开始困扰伯驾，到了1835年6月，他已是万念俱灰：整个人“精神恍惚”，“在湍流中载浮载沉，直至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时常独自一人“躲到偏僻地方，日夜流泪”。伯驾觉得难以胜任眼前的任务：“多年来我祈祷、斋戒、努力工作，俾以胜任传教事业，但仍力不从心。”更糟的是，客观环境似乎阻碍了他关怀病人的性灵渴望（spiritual needs）：“我急于治愈每周蜂拥而至的上百名病人，而无暇代他们的灵魂向天堂呼救。”[30]问题十分清楚。“我把太多的心力投注在医生这个俗世职业上，怠忽了十字架下的基督徒、牧师和传教士的角色。”[31]伯驾急于寻觅良机重返广州，深信“能重新将我的生命奉献给救世主，照上帝的形象改变自己”。[32]
但是伯驾回广州之后，花在医疗工作上的心力更多。伯驾向某家洋行承租几间房间，创里了拥有四十张病床的广州眼科医院（Canton Ophthalmic Hospital），由他负责管理，并于1835年11月正式开业。伯驾在第一季的报告里，解释他缩减医疗科目的理由：“选择眼疾是因为它在中国处处可见，但本地医生对此却束手无策，专治眼疾想必会广受好评。”[33]
这家医院声名鹊起，在头三个月就看了九百多名病人（其中近三分之一是女性）。伯驾起初只做白内障切除和其他眼疾手术，后来渐渐也做脓疮、肿瘤和癌症的手术。伯驾的外科技术无疑很高明，连当时的医生说到他的医术也肃然起敬[34]。从下面案例就可知他的医术精湛。伯驾在广州眼科医院的首份报告里，细述“第446号病例，12月27日，肉瘤，阿观（音），十三岁的小姑娘”。伯驾描述阿观刚到医院的情形：“当时我正准备休诊，瞧见一个中国人牵着他的小女儿怯怯地走进医院，乍见这个小女孩像是长了两个脑袋。她的右侧太阳穴隆起肉瘤，沿着脸颊下垂到嘴角边，她的整张脸因而变形。”伯驾取得家长签字画押，保证手术若有意外，病家绝不追究，便决定即刻施行手术。这颗肿瘤重达一点二五磅，直径长十六寸，手术只花了八分钟就告完成。手术切口完美愈合，十八天后，病人康复出院。[35]
伯驾还请了画匠兰官把他最感兴趣的病例画下来，插图中的小女孩或许就是阿观本人。她那张悽楚绝望的脸庞，恰是自十七世纪以来西方人眼里中国人的写照。这个小女孩站在那里，单纯无邪但痛苦不堪，标致的脸庞扭曲变形。她的同胞无能为力，只能任她日渐孱弱，并不发一语、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然而，外科医生的锋利刀刃却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她的一生因西方人的神技而改观，能在这世界立足，从此过着幸福的日子。西方人不禁要问，中国人难道不明白这是何等轻易之事？
伯驾只花了八分钟就切除了这个中国女孩头上重达一点二五磅、直径长十六英寸的肿瘤。这是伯驾委托绘制的系列油画之一，以作为医学纪录和专业技术的见证。
伯驾知道，他理应关怀病人的灵魂，而不是肉体，但似乎无暇付诸实践。“1836年5月1日。我忙于诊治为数众多的病人，无暇向他们传教或借机让他们了解我对他们背负的使命。所以我务必自惕自励，以免仇敌利用病人的肉体让我忙得焦头烂额，而无法从病人的灵魂中驱逐这些仇敌。”[36]中国人在他的精湛医术面前卸下了心防，这反倒让他更忙了。伯驾在报告里，勾勒病人如何占据他的时间与精力，以及治疗病人所发展出来的流程：
没有亲眼目睹医院光景的人，很难真正了解医院的情形。他应该在医院待一天接待新病人，好好瞧一瞧医院门口那些妇孺，他们从头天晚上就聚集在门口，坐在街上等候一夜，这样才能尽早挂号，以便在同一天之内问诊。他还应该看看清晨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的轿子大排长龙：仆役、马夫随侍在侧的官员和地方士绅摩肩接踵；骈肩杂遝的人群把狭窄的空间挤得水泄不通——以至于父母必须把小孩举起过肩，否则小孩会窒息或受伤：病人须先排队挂号，才得以进到楼上的大厅看诊、开药方：急诊病患可以即刻就医，其余病患则视院方的能力而定，延迟五至十天才来就医看病。就在这个楼层可以看见自楼下数百人中筛选的一两百人予以医治（大多数人被请走，其中确实有绝症病患，但多数人是可以医治，应该予以照料）；从知县到省府臬台的各级官员只能和众多卑微的百姓一起坐在医生桌前，期待洋人伸出贵手同等垂怜。
由于无法当天同时诊疗、动手术，每周就只能利用一天的时间来施行手术，这时病人就得花两天的时间到医院来。手术当天通常优先处理截肢、切除乳癌或摘除肿瘤；至于白内障患者，往往是六至十六人的手术一并进行。在另一个房间内则有二三十个眼睑内翻和翼状胬患者。在这个房间内可以看见十二位患者坐在一张长凳上，医生依序对他们施行手术，动手术时，有位中国助手端着手术用的针线尾随在后，另一位助手带着药膏、绷带，完成后续上药、缝合、包扎的工作。[37]
伯驾虽然毫无喘息的余地，不过至少不愁传教的经费。垄断广州对外贸易的中国行商浩官同意伯驾免费租用商馆，来自西方传教士、商人的捐输源源不绝。即使先前“断然否定我们做法”[38]的英国人也对这位美籍医生慷慨解囊。英国商务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形容伯驾“借助最安稳、最聪明、最便捷的手段，在这广袤国度之中推广真理和文明的宏业”，不但捐了一百美元，还承诺每年都会捐这个数。[39]
伯驾一举成功，于是和广州某些洋医决定把医疗工作做可长可久的安排：“在中国人中悬壶济世似乎颇具成效，它尤其能促进中国人和洋人之间的交往，又能宣扬欧美的艺术、科学成就，最终让神的福音深植人心，以消弭至今仍眩惑他们心灵的可悲迷信，我们决计成立名为‘中国医务传道会’（或译‘中国博医会’）（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40]的社团。”这个社团于1838年正式成立，在澳门设有分院。伯驾专心于医疗工作以外，还亲自教导三名年轻中国学徒习医、学英语。伯驾已是一位忙碌的名医，但他仍未展开劝化异教徒的事业。
鸦片战争爆发，中断了伯驾的行医。自1834年以来，英、中之间的敌意浮上台面，这时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的局面已被打破，西方商人开始大力拓展对华贸易，中国沿海一带，商贾麕集如织。产于印度的鸦片是用来交易中国茶叶、丝绸最有利可图的商品，此时鸦片开始大量向中国倾销，随着中国人对鸦片需求殷切，以往均衡的贸易逐渐难以为继，大量白银外流，令朝廷猛然悚惧，被迫采取对策。这时，英国商人亦大声疾呼，废除绑手绑脚的“广州体系”（Canton System），打破行商的垄断；按照英国所发展出来的自由贸易原则，要求关税平等、对等的外交关系及广开贸易机会。1839年，道光皇帝封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衔命前往广州解决鸦片的祸害。[41]
1839年3月，林则徐封锁十三洋行内的洋商，饬令他们交出库藏的鸦片，当时伯驾亦在圈禁之列。伯驾起初还镇定自若，直到中英双方开战，他苦心经营的友好关系付诸东流，他寄望的医院也随之遭了殃。伯驾在4月14日写给妹妹的信中，哀婉之情不禁流露：“我得知医院必须关门时，心中何其哀痛！浩官说我善待他的同胞，远胜过他孝敬父母的程度，但他担心后果难卜，不能再把商馆租给我；不过，他也可能改变心意。”[42]话虽如此，伯驾仍继续为和平贡献心力，替林则徐向西方列强争取缔结“体面的条约”[43]。虽然英、美人士都已撤至澳门和香港，伯驾仍留在广州，靠着他的医术与官府保持接触。在没有别的医生的情形下，伯驾渐渐增加一般外科手术的工作。伯驾治好臬台公子的癫痫之后，受林则徐之邀，为鸦片瘾民开列戒烟处方，最后依林则徐之请为其诊疗疝气。
以治疗疝气来分析中西关系似乎有些不伦不类，但这位身处围城之中的美国年轻医生和权倾一时的朝廷命官之间的折冲，恰巧生动刻画了横亘在双方之间的鸿沟，也是西方人期待技术力量能弥合双方深刻歧见的生动写照。林则徐因为局势和个人隐疾使然，不便直接向伯驾启齿，伯驾也担心贸然行事会铸成大错。伯驾在报告中，以“病例6565号，疝气，林则徐（病人），朝廷钦差大臣”描述了双方的你来我往。7月，林则徐透过老行商浩官转来一封信，信里请求“开具疝气处方”。伯驾用中文客气复信，并附上解剖图表，分析引发身体不适的病因，并建议绑疝气带。林则徐碍于个人隐疾，或许也怀疑此法无效，所以派了已绑疝气带的友人前来向伯驾再另讨一副。伯驾以疝气带只能由医生亲自绑带为由回绝了。林则徐反复思量之后，又派遣同样苦于疝气之疾的幕僚前来试绑疝气带。伯驾尽了医生的义务，林则徐的幕僚顿觉舒畅。最后，来了一位自称是林则徐“兄弟”的人，此人身材与林钦差相若。适合他的疝气带，自然也就适合他的“兄弟”。面对这种别出心裁的变通方式，伯驾也就不再坚持己见，为他绑上了疝气带。[44]
伯驾在报告里写道，“疝气带送给林钦差阁下后……对方答说甚佳”，林则徐曾公开盛赞这家医院，同时也因为这圆满的结局，伯驾的“医院每天都有林钦差的随侍登门求治”。不久之后，林则徐致书维多利亚女王，恳请协助阻止鸦片贸易时，还请伯驾审阅信文[45]。此外，林则徐也特请伯驾移译瓦特（Vattel）所著《万国公法》（Law of Nations）的若干章节[46]。伯驾疝气带的作用犹如汤若望的望远镜，让伯驾有此际遇，在中国发挥真正的影响力，而伯驾的友人也力劝他“在孤独中昂扬，因为你有绝佳的位置”。[47]
伯驾“流利的中文说写能力为他带来极大的便利”[48]，即使中英双方在1839年11月交火，他仍以中国人的国际法专家和医疗顾问的特殊角色而洋洋得意：“若是其他洋人也撤离，我应安全无虞。”[49]
然而，到了1840年夏天，他内心再次荡向另一个极端。回首自纽约起航以来，六年光阴已逝，他自觉“我的基督情怀现已由浓转薄”。他究竟有何成就？他深感“无法置信和绝望，那些人毫不犹豫，放心把肉体交由我治疗，但我无法触及他们的灵魂。我不敢奢望能自他们错误的行为中来拯救他们的灵魂”。更严重的是，不仅中国人的灵魂堕落在黑暗的深渊，连他的个人信仰也摇摇欲坠。在内心饱受煎熬的时刻，伯驾甚至还一度考虑退出教会。“在我习以为常的宗教框架之内，我不再祈祷、不再虔诚。啊！我的灵魂，何时才不再堕落？难道要等到最后抛弃信仰之时！”[50]伯驾处于这样的心境时，英国舰队已封锁广州城，他便于1840年7月5日搭船离开中国，返回他一度以为无缘再见的美国。
然而，对中国的记忆是难以磨灭的。这个国家的形象镂肌刻骨般烙印在伯驾的脑海里，就如同长期在华生活的西方人，返回故里之后仍会对中国依恋不舍。伯驾回到美国几天后写道：“这里不是我的家，我的志趣不在这里，而是在中国。”[51]伯驾探视家人之后即前往华盛顿，拜会总统范布伦（Van Buren）和国务卿福赛斯（Forsyth），敦促美国政府派出部长级的全权大使居间斡旋中、英之战。1841年1月，伯驾向国会鼓吹，指出上帝已眷顾广州眼科医院，事实上“即使是冷眼旁观之人也注意到，上帝对这家医院的庇佑”。[52]
伯驾在华盛顿的生活虽然紧张忙碌，却成果丰硕，因而逐渐将他内心的惴惴不安稍加释怀。他聆听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在最高法院上为非洲人辩护”，出席哈里森总统（President Harrison）的就职演说，迎娶“世上最美好的年轻小姐”韦伯斯特（Harriet Webster）[53]。往后几个月，志得意满的伯驾，依然“年轻、挺拔、俊美”[54]，与参议员、最高法院法官，以及费城、纽约、波士顿的富豪名流、学术团体会晤。为了让公众认识他的工作，劝募经费，伯驾前往欧洲，诚挚地与萨西克斯公爵（Duke of Sussex）、路易—菲利普国王（King Louis-Philippe）恳谈。波士顿医学协会（Medical Association of Boston）特别通过一项决议，表彰伯驾“公正无私及对教会的个人奉献，诚如伯驾医生的表现，远离祖国自我放逐到他乡异地传教”[55]。伯驾的确公正无私、自我奉献，而中国也确实从这位佛莱明罕贫农之子的身上获益匪浅。
伯驾于1842年11月重返中国，期朌（一如往常的期盼）“继续我的辛勤努力为生活的新纪元创造有利契机，而这新纪元的特质是更富灵性、更无私地奉献给重新挽回中国认识《圣经》及其宗教信仰的宏业”[56]。不过，机会再次离他而去。这时伯驾所面对的中国，已不同于他离去时的那个中国。大捷后的英国于1842年8月与中国签订《南京条约》：五大通商口岸（厦门、广州、福州、宁波、上海）开放给英国人居住，容许英国人在此贸易往来，并派人进驻这五个城市，终止广州中国老行商的贸易垄断权力，割让香港，偿付巨额赔款，订立适度、统一的进出口关税。[57]
战争也留下苦果，中国人大多难以接受这一纸条约。鸦片战争期间，广州地方士绅煽惑人民内心深处的排外情绪，而使广州人的气愤格外浓烈。地方士绅鼓吹广州人不是被英国人击败而是被自己官员阴险出卖的神话，四处散播洋人威胁经济稳定和女性贞洁的奇谭异志。1841年有份士绅的告示如是说道：“我们一言既出，万折不回，一定要杀，一定要砍，一定要烧死尔等！就请人劝我，亦亦不依：务必要剥尔之皮，食尔之肉，方知我等利害也。”[58]纵然这仅是广州一地的仇外情绪，毕竟也够危险了。情势依然沸腾，洋人虽有条约为后盾，但还是无法踏入广州城，甚至连洋行一隅的安全也是堪忧。骚乱于1842年12月爆发，伯驾的夫人随丈夫前往广州城时，仍必须在暴民烧杀掳掠商馆时，匆忙寻觅安全之处藏身。暴行总随骚乱的脚步而至，终1840年代，都是如此反复循环。
伯驾排除万难，继续行医，但心中的满足感已不若往昔：“上帝垂怜，召我重回我有用之地，我在此的表现胜过他人。人们对我的医术需求殷切，更胜以往。王公贵族、贩夫走卒都需我医治；然而，啊！我是多么渴望能直接拯救其灵魂！”[59]连他的一心奉献也遇到挫折，而“怠忽斋戒、祈祷”，因“冰冷的心和槁木死灰”[60]而万般沮丧。
伯驾在广州，1840年代。图中施行眼睛手术的中国医生是伯驾的学生关阿杜。作画者是关阿杜的叔父兰官。这幅画收藏于耶鲁大学医学图书馆。
伯驾如今已很有名气，但也相对付出代价。伯驾不但无法从行医中脱身，转而拯救灵魂，他的语言能力还为他引来新的责任，使他行医和宣教的时间更少了。1844年，美国首任部长级使华全权公使顾盛（Caleb Cushing）延聘伯驾出任美国特使团的秘书兼翻译，伯驾当时的中文还没好到能写中式公文，所以还需向中文翻译口述译文，再由不谙英文的助手草拟公文[61]。伯驾不怕困难，接下这份差事（这份差事的薪资是一千五百美元，另有其他津贴）。他只是遗憾必须“暂时搁下手边的传教工作”[62]，与顾盛、耆英字斟句酌，草拟《望厦条约》。透过这纸条约，美国兵不血刃就享有英国于1842年所攫取的权益。[63]
媾和的过程费时而繁复，伯驾也心知肚明，而“手边传教工作”的进展也是遥遥无期。美部会考虑到伯驾的工作性质，在1845年决议不再赞助他，这项决议对伯驾是一大打击。伯驾在给美部会委员会的回信里，语气尖刻：“突然剥夺对我的赞助，并且我想这是永久性的，我别无他途，只能采取这等可行的世俗方式来进行我的工作。”[64]有位友人已经警告过伯驾，这种事迟早会发生，敦促他多向病人散发传教小册，告诉病人他们福赐之源。“你把功劳归于赞助人，而正是美部会资助这家医院，如此一来，你发扬了中国人眼中的善行，也拓展传教事业。但我担心你个性拖延，会坏了这条妙计。”[65]伯驾的挚友和仰慕他的人急于为他辩解，两种意见搅在一起，一种觉得“医生本人是传教士，这让他的医院变成了教堂”[66]，还有人认定“过去寥寥无几的布道经历，正好让人质疑医务工作附属于传播福音事业的价值”。[67]
伯驾不碰这些争论，一头栽进外交事务，随着贸易和传教的据点从广州延至新的条约口岸，中外关系也日趋棘手。美国国务卿布坎南（Buchanan）于1845年正式批准伯驾出任美国使节团秘书—职，后于1846年升任美国公使代办。
伯驾一走马上任，就参与安抚1846年的动乱，对中国人的行径也越来越难以容忍，大力支持英国人采取断然手段捍卫在华洋人的权利和人身安全[68]。伯驾的新职也使他的财富权势日增。他还清当年美国教育协会（American Education Society）的贷款，耳畔也不时响起属下虚伪的奉承之词。有个部属如此阿谀：“我总是认为您在中国的大力传教，就某种层面而论，所追求的正是救世主普爱世人的事业，他起初也是先治愈病人，向传播福音的对象证明他是慈悲为怀的友人。”[69]这类比喻大概很难让伯驾高兴。伯驾虽然勇于从事医疗实验，还预见“麻醉”的妙用，而于1847年将之引进中国[70]，但他仍时时忧心疏于宗教事业，苦于过度工作。伯驾年近五十时遇到船难，有多人丧生，但伯驾大难不死，在五十大寿当天，傲然宣布光是有案可稽的纪录，“他的医院总计治疗了五万两千五百名中国人，向成千上万的中国病人传播救世主的福音”[71]。但这只不过是向病人发发基督教义的册子，说几句安慰话而已，并不是伯驾所希望的传教方式。
新任美国总统皮尔斯（Franklin Pierce）指派麦莲（Robert McLane）为驻华公使，伯驾奉命陪同使节团前往北京修改条约。协商过程一无所获，伯驾心力交瘁，不得不前往澳门静养。伯驾回想二十年前初抵中国的情景：“当时我满腔热血，乐观进取；如今我已是强弩之末，泄气之球；除非换个环境，休养一阵子，才能重新恢复旺盛精力和工作态度，否则我恐怕已油尽灯枯。”[72]1855年，伯驾辞去工作返回美国，但美国仍需要他贡献心力，在皮尔斯总统的恳请之下，伯驾于1856年以美国公使的身份再度抵华，奉命向清廷施压，争取美国外交代表驻节北京、“无限扩张贸易往来”[73]的权利。伯驾心里的目标更大：他敦请清廷“修改向古之政策，组织能满足人民需求、符合十九世纪进步潮流之政府”，则眼前的动荡即可弭平，随之“为此广土众民、商业资源绵绵不绝的大帝国，开启更广泛的社会、贸易、政治互动，以及友善的国际交往”[74]。伯驾亟望与英、法缔结“三国同盟”，有效地向中国人施压。但英国外交官包令爵士（Sir John Bowring）认为伯驾的构想“异想天开，不切实际”，而百般阻挠伯驾的工作。包令爵士致书英国外交部，提及“我预见他会一败涂地，唯恐他提议采取之措施无法推动共同之目标”。[75]
伯驾不仅徒劳无功，他的不妥协态度也为他树立新的敌人，伯驾的美国外交官同僚认为他心高气傲，踌躇不决[76]。中国官员形容伯驾“狡诈”、“令人憎恨”、“冥顽不化”，中国皇帝知他好斗成性，称说伯驾“心怀叵测”[77]。法国公使代办笔下的伯驾“人高马大，年约五十，步履凝重，体态臃肿，容貌俗不可耐，思虑敏捷，诡计多端，高深莫测”。[78]
挫折与孤立更加深了伯驾对中国人的怒气。伯驾笔下的中国人“天性推诿责任，谎报实情，曲解条约，这是多年来钦差大臣应对的特质”[79]。最后，伯驾呼吁美国政府占领台湾，以与英国在新加坡、香港的据点维持均势：“希望美国政府在对台关系上不要瞻前顾后，美国政府对台的行动攸关人道、文明、航海及商业利益，尤其是未开化的蕃族占领了台湾的东南地区。”[80]皮尔斯总统对伯驾已有所警觉，而于1857年将之召回[81]。伯驾从此在美国赋闲三十多年，于1888年与世长辞，享年八十四岁，是年恰逢中国医务传道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日。五十年来，中国医务传道会所属的各个医疗机构共计诊疗百万左右的中国病人，其伟大的医疗功绩空前绝后，并且还有数十位中国医生在此接受西医教育[82]。但就在此时，英、法与中国两度短兵相接，申明拥有航行中国沿海与内陆河道的权利，结果激发了中国人的仇洋情绪，产生一系列危机。
1837年，伯驾刚抵华不久，就曾批评耶稣会先驱的失策与弊端：“若能引介纯正的基督教教义，我们便有理由深信，救世主的福音不仅能广传日本，还能普及全中国和整个东方。但目前，在东方人愿意倾听天堂使者福音之前，必须先克服他们对十字架的强烈偏见和率直敌意。”[83]这不仅失之严苛，也失之简化。伯驾一如耶稣会士，他必须明白，在中国，就算做了万全的准备，也未必会有结果。伯驾行医多年、精通中文，欲使中国“由上帝的荣耀而得解放”，没想到却还是囿限于专业技术，无法抑制地对他本该心怀爱意的人群心生嗔怒。
注释：
[1]伯驾：《有关中国医院的陈述》（Statements Respecting Hospitals in China, Preceded by a Letter to John Abercrombie, M. D., V. P. R. S. E, Glasgow, James Maclehose, 1842），5页。
[2]伯驾：《有关中国医院的陈述》（Statements Respecting Hospitals in China, Preceded by a Letter to John Abercrombie, M. D., V. P. R. S. E, Glasgow, James Maclehose, 1842），15页。
[3]史蒂文斯（George B. Stevens）：《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M. D., Missionary, Physician, Diplomatist, The Father of Medical Missions and Founder of the Ophthalmic Hospital in Canton, Boston and Chicago, Congregational Sunday-School and Publishing Society, 1896），13页。
[4]史蒂文斯（George B. Stevens）：《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M. D., Missionary, Physician, Diplomatist, The Father of Medical Missions and Founder of the Ophthalmic Hospital in Canton, Boston and Chicago, Congregational Sunday-School and Publishing Society, 1896），31页。
[5]史蒂文斯（George B. Stevens）：《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M. D., Missionary, Physician, Diplomatist, The Father of Medical Missions and Founder of the Ophthalmic Hospital in Canton, Boston and Chicago, Congregational Sunday-School and Publishing Society, 1896），34—37页。
[6]史蒂文斯（George B. Stevens）：《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M. D., Missionary, Physician, Diplomatist, The Father of Medical Missions and Founder of the Ophthalmic Hospital in Canton, Boston and Chicago, Congregational Sunday-School and Publishing Society, 1896），29页。
[7]史蒂文斯（George B. Stevens）：《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M. D., Missionary, Physician, Diplomatist, The Father of Medical Missions and Founder of the Ophthalmic Hospital in Canton, Boston and Chicago, Congregational Sunday-School and Publishing Society, 1896），37页。
[8]史蒂文斯（George B. Stevens）：《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M. D., Missionary, Physician, Diplomatist, The Father of Medical Missions and Founder of the Ophthalmic Hospital in Canton, Boston and Chicago, Congregational Sunday-School and Publishing Society, 1896），44—48页。
[9]史蒂文斯（George B. Stevens）：《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M. D., Missionary, Physician, Diplomatist, The Father of Medical Missions and Founder of the Ophthalmic Hospital in Canton, Boston and Chicago, Congregational Sunday-School and Publishing Society, 1896），50—52页。
[10]史蒂文斯（George B. Stevens）：《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M. D., Missionary, Physician, Diplomatist, The Father of Medical Missions and Founder of the Ophthalmic Hospital in Canton, Boston and Chicago, Congregational Sunday-School and Publishing Society, 1896），54页。
[11]《美国百科全书：艺术、科学、文学、历史、政治及传记的通俗辞典》（Encyclopaedia Americana, A Popular Dictionary of Arts, Sciences, Literature, History, Politics and Biography, Philadelphia, Carey and Lea, 1830），第三册，142—150页，“中国”条。
[12]何炳棣：《中国人口的研究，1368—1953》（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倪德卫（David S. Nivison）：《和坤与其指控人：十八世纪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行为》（Ho-shen and His Accusers: Ideology and Political Behavio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收录在倪德卫与芮沃寿（Arthur F, Wright）编：《行动中的儒家思想》（Confucianism in Action,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条约口岸的开放，1842—1854》（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两卷本。卡斯丁（W. C. Costin）：《大英帝国与中国，1832—1860》（Great Britain and China, 1833-1860, Oxford, Clarendon, 1937）。
[13]马士（Hosea Ballou Morse）：《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1910-1918），三卷本，第一卷，82—84、89—91页。
[14]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条约口岸的开放，1842—1854》，69页。
[15]史蒂文斯：《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73页。
[16]史蒂文斯：《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71页。
[17]史蒂文斯：《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73页。
[18]史蒂文斯：《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75—76页。
[19]史蒂文斯：《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78页。
[20]史蒂文斯：《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82—83页。
[21]史蒂文斯：《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87—88页。
[22]史蒂文斯：《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92页。
[23]史蒂文斯：《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93页。
[24]史蒂文斯：《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94页。
[25]“伯驾编年集”（The Journals of Peter Parker），十卷。耶鲁大学医学院医学图书馆，记载日期1834年6月13日。
[26]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69—74页。有关这时期广州生活的迷人解释，可参考住在当地的亨特（William C. Hunter）：《条约时代之前的广州“番鬼”，1825—1844》（The“Fan Kwae”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 Shanghai and Hong Kong, Kelly and Walsh, 1911）。
[27]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通史》，217—219页。
[28]伯驾致培根（Rev. Leonard Bacon）函，1835年2月15日，新加坡；培根家族文件，耶鲁大学。
[29]史蒂文斯：《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111—112页。
[30]“伯驾编年集”，耶鲁大学医学院医学图书馆，1835年6月12日、8月15日。
[31]“伯驾编年集”，耶鲁大学医学院医学图书馆，1835年10月18日。
[32]史蒂文斯：《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117页。
[33]《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1836年，第四卷，461—462页。译按：伯驾的广州眼科医院在美国商人奥立芬的资助下，于伍浩官的“丰泰行”七号开业。这家医院是近代中国第一家眼疾专科医院，也是最早的西医医院之一，在中国医疗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西方文献一般称该医院为Canton Ophthalmic Hospital，中文文献则称为“新豆栏医局”。但据史料记载，当时医院的入口用中文写着“普爱医院”（Pu Ai I Yuan）字样，这或许是伯驾对该医院的中文命名。
[34]凯特布瑞（W. W. Cadbury）与琼斯（Mary H. Jones）：《广州医院百年史，1835—1935》（At the Point of a Lancet,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anton Hospital, 1835-1935, Shanghai and Hong Kong, 1935）。布莱克（Eugene M. Blake）：《耶鲁首位眼科医生：伯驾牧师》（Yale's First Ophthalmologist, the Reverend Peter Parker, M. D.），《耶鲁生物学与医学期刊》（Yale Journal of Biology and Medicine），第三卷（1931），387—396页。哈尔维（Samuel C. Harvey）：《伯驾：中国现代医学的先驱》（Peter Parker: Initiator of Modern Medicine in China，《耶鲁生物学与医学期刊》，第八卷（1936），225—241页。兰官所绘伯驾画像，见巴特列特（C. J. Bartlett）：《近代医务教会的奠基者伯驾：一本珍奇的绘画集》（Peter Parker. the Founder of Modern Medical Missions, a Unique Collection of Paintings），《美国医学学会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第六十七卷（1916），407—411页。这组画作的原件现在典藏于耶鲁大学医学图书馆，其余收藏于伦敦盖伊教学医院（Guy's Hospital Medical School）的“戈登博物馆”（Gordon Museum）。
[35]《中国丛报》第四卷（1836），467—469页。
[36]“伯驾编年集”，耶鲁大学医学院医学图书馆，1836年5月1日。
[37]伯驾：《有关中国医院的陈述》，22—23页。
[38]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致伯驾函，1835年8月27日，广州；卫三畏家族文件，耶鲁大学。
[39]史蒂文斯：《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130页。
[40]史蒂文斯：《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134页。
[41]张馨保（Chang Hsin-pao）：《林钦差与鸦片战争》（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有关林则徐日记的翻译，可参考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
[42]史蒂文斯：《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167页。
[43]史蒂文斯：《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172页。
[44]《中国丛报》第八卷（1840），634—637页。
[45]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137页。
[46]徐中约（Immanuel C. Y. Hsu）：《中国走进国际大家庭：1858—1880年的外交局面》（China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 The Diplomatic Phase, 1858-188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123—124页。
[47]卫三畏致伯驾函，1839年8月1日，卫三畏家族文件，耶鲁大学。
[48]史蒂文斯：《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174页。
[49]史蒂文斯：《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179页。
[50]“伯驾编年集”，耶鲁大学医学院医学图书馆，1840年6月3日。
[51]史蒂文斯：《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180页。
[52]史蒂文斯：《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190页。
[53]史蒂文斯：《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194—197页。
[54]史蒂文斯：《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197页。
[55]史蒂文斯：《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201页。
[56]史蒂文斯：《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229页。
[57]条约内容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299—301页；亦可见邓嗣禹：《张喜与南京条约》（Chang Hsi and the Treaty of Nank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58]有关此一阶段广州周围事件的分析，可参考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大门口的陌生人：华南的社会骚动，1839—1860》（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转引自61页。
[59]史蒂文斯：《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235页。
[60]史蒂文斯：《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239—240页。
[61]唐德刚：《美国对华外交，1844—1860》，（United States Diplomacy in China, 1844-186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4），32—33页。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条约口岸的开放，1842—1854》，165—166页。
[62]史蒂文斯：《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252页。
[63]唐德刚：《美国对华外交，1844—1860》，1—5页。
[64]史蒂文斯：《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259页。
[65]卫三畏致伯驾函，1829年2月26日，澳门：卫三畏家族文件，耶鲁大学。
[66]史蒂文斯：《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261页。
[67]史蒂文斯：《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256页。
[68]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卷本，第一卷，388页。唐德刚：《美国对华外交，1844—1860》，90、115—116页。
[69]史蒂文斯：《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277页。
[70]胡美（Edward H. Hume）：《伯驾与中国引进麻醉药》（Peter Parker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Anesthesia into China），《医学史期刊》（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第一卷（1946），670—674页。
[71]史蒂文斯：《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287页。
[72]史蒂文斯：《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299页。
[73]唐德刚：《美国对华外交，1844—1860》，174页。
[74]史蒂文斯：《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305页。
[75]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417、684页。唐德刚：《美国对华外交，1844—1860》，173—181页。
[76]葛立芬（Eldon Griffin）：《快船与领事：美国与东亚的领事及商业关系，1845—1860》（Clippers and Consuls: American Consular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 with Eastern Asia, 1845-1860, Ann Arbor, Edwards Brothers, 1938），128—133页。唐德刚：《美国对华外交，1844—1860》，102—103、142页。
[77]史威瑟（Earl Swisher）：《中国治理美夷：中美关系研究，1841—1861，附文件》（China Management of the American Barbarians: A Stud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841-1861, With Documents, New Haven, Conn., Far Eastern Publications, 1951），314、322、316—317页。
[78]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416页。
[79]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433页。
[80]丹涅特（Tyler Dennett）：《美国人在东亚》（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New York, MacMillan, 1922），286页。
[81]丹涅特（Tyler Dennett）：《美国人在东亚》（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New York, MacMillan, 1922），279—291页。唐德刚：《美国对华外交，1844—1860》，193—207页。
[82]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通史》，453页，有关此一时期上海医学传教的发展，可参考洛魏林（William Lockhart）：《在华行医传教二十年》（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 1861）。
[83]史蒂文斯：《伯驾的生平、书信及日记》，1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