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勒姆的布鲁斯，是由希伯来那些表示自我怜悯的古老赞美诗凑成的乐曲，它始终散发着一种忧郁的气息。所以说，布鲁斯的历史，可能可以追溯到比我们知道的还要久远得多的时代。动物在痛苦和不舒服时，自然就会哭号。只是，人在哭号时，比动物多了一份自我怜悯。在西方，寺庙的出现严重挫伤了西方人的民族尊严，使他们多了一份自我怜悯。这种自我怜悯，深深地揉进了自古希伯来时代之后的民族音乐中。不过，这种“民族音乐”并没有顺利地得到发展。因为，在古罗马帝国消亡了将近一千四百年之后，西方世界一心梦想着要建立一个国际性的超级大国，以至于摧毁了原本坚不可摧的“民族意识”。
民族音乐在各地的发展并不是均衡的。比如，弗兰德农民无论是在长相、生活习惯，还是在表情达意的方式等方面，都跟西班牙人有着极大的不同。自然，他们各自的墙上贴的画、用于庆祝婚礼的乐器，以及他们由此所表达的情感，也都是截然不同的。尽管如此，他们如今的美术或音乐中，既没有明显有别于其他意识的弗兰德人的意识，也没有西班牙人的意识，只是隐隐约约有一点儿农民意识。这些自知不是绅士的弗兰德农民，搞的自然也是“民间音乐”，而不是绅士音乐。不过，宗教“一统天下”的美梦，最终因其自身的改革而化为泡影。此外，由加尔文教人士根据圣咏诗或赞美诗改编成的音乐，也大异于帕莱斯特里纳的音乐。可尽管如此，令人感伤的民族主义元素，也是直到拿破仑时代才逐渐融入艺术之中的。
民族主义得以复兴的原因，正是令人忍无可忍的暴政。1812年，普鲁士的高压统治残暴到了连法国人都无法忍受的地步，普鲁士人民备受屈辱。对此，歌德悲哀地说，恐怕不久之后，统治普鲁士的人就会变成法国人或中国人。而当时的国际主义事业，虽然表面上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但它却很少为哪一个国家带去利益。如果在洪水泛滥时，你还以热爱大自然为由，拒绝推着手推车或拿上铁锹去抗洪，那你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就要大打折扣了。
欧洲能够从一个外国暴君的魔爪中逃脱出来，正是因为民族主义的帮助。当时，很多人为了赢得民族自由，即使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不过，人们很快就发现，即使他们赢得了战争，他们也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815年，各国召开了维也纳和会。会上，各国代表侃侃而谈，可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民情却根本不了解。在1919年召开的凡尔赛和会上，也有一群和他们一样愚昧的男人。这些家伙无知地忽视现实，把早已被明智的上帝分开的民族主义，又重新揉成了一堆。这么一来，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欧洲各地就相继发生了多起混乱事件，到处都充满了仇恨。比如，高高在上的奥地利统治者，引起了意大利人的极度愤懑；信仰基督教的荷兰长官，受到了信仰天主教的比利时人的猛烈抨击；盛气凌人的俄国总督，受到了波兰人的恶毒诅咒；土耳其帕夏[ 伊斯兰教国家高级官吏的称谓。
]，遭到了希腊人的报复……总之，当时的欧洲，就像一个一触即发的火药桶。不过，其导火索却被反动的梅特涅及其走狗无情地剪断了。所以，希望获得民族独立的人们，不得不无奈地沉寂下来，暗中积蓄力量，以等待能够东山再起的时机。
就在这时，弗里德里克·肖邦出世了。当时的波兰民众，正在誓死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肖邦当时虽然很小，却对这一切印象深刻，所以他的音乐里也始终透着忧郁。肖邦的父亲是个法国人，长期任职于锡兰，然后又被放逐到了波兰，娶了波兰女人斯坦·克尔齐扎诺夫斯卡，也就是肖邦的母亲。按照惯例，肖邦的国籍应该随母亲，所以他是波兰人。他的民族意识之所以如此强烈，也许就因为他身上流着波兰人的血。
1810年，肖邦出生的那一年，波兰人还一心奢望拿破仑能够支持他们复兴古老的波兰王国，毕竟他们曾为拿破仑作过流血的牺牲。但是，拿破仑却让他们失望了，他不但无视他们的痛苦，而且设法搜刮民脂民膏，把穷苦的波兰人当做奴隶一样役使，并强迫他们到处征伐他国，替他卖命。虽然波兰人英勇地为拿破仑夺得了他国的土地，但是拿破仑对自己在三十年前瓜分波兰的行为，却没有作出任何交代。等到拿破仑失势之后，维也纳和会召开。于是，人们又企望维也纳和会能够作出一个公正的裁决。然而，现实却让他们再一次失望了。因为，维也纳和会竟然把波兰东部划给了俄国！这一下，所有的波兰人都愤怒了。他们饱尝了失望之苦，内心充满了民族仇恨，现在终于忍不住愤怒起来了。年轻的弗里德里克·肖邦，就是愤怒的民众之一。
肖邦身边的人，也都是热情的民族主义者。肖邦自小就生活在这种全民争自由的环境之中，自然也就耳濡目染地成了一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深知祖国的历史是一部充满屈辱的辛酸史，所以他像骑士一样忠于祖国。这个一向神经紧张的孩子，牢牢地树立了这样一种观念：“波兰是基督教的救星，它无私而又宽容。也正是因为它的无私和宽容，才使得它丧失了独立。”
不过，由于波兰一向法纪松弛，所以民间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没有引起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们的注意。肖邦在音乐方面的成长，也没有因为爱国主义精神被忽视而受到什么影响。
年轻的肖邦，早就1829年就已经声名远播了。那时，他在维也纳举办了一系列的音乐会。此后，波兰再次爆发革命，却还是以失败告终。两年之后，俄国再次占领波兰，波兰重新被纳入了俄国的殖民地版图。波兰人民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一直处在罗曼诺夫王朝驻华沙代表、愚蠢总督的统治之下。于是，波兰人民纷纷流亡到国外，并得到了欧洲各地的开明人士，以及同情波兰起义者的人们的援助；此外，西欧各国的首都，也为他们提供了很多方便。
有一些流亡者，原本是家族历史悠久的波兰贵族，他们拥有很多产业。所以，即使在流亡中，他们也依然可以过着奢华的生活。此外，他们在流亡者中也很有影响力。因为，他们无论流亡到维也纳、巴黎还是伦敦，都一直惦念着祖国，并把自己的住所变成了宣传波兰的中心。肖邦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种环境下度过的。正因为如此，他的音乐才拥有了一种可以唤醒麻木的欧洲人的特殊力量。这种极其强大的力量，远远比千百万份抗议书更能激起人们的斗志。比如，俄国在维斯杜拉河畔的暴政，引起了各国的普遍关注，各国总理分别为此发布了白皮书、绿皮书或黄皮书。但它们的作用，却都没有肖邦的音乐作用显著。
俄国人对此深感不安。华沙沦陷后，肆意胡为的哥萨克士兵疯狂地闯进肖邦的住处，把他的钢琴扔到了窗户外面，然后又把它当成劈柴给烧了。但是，这种暴殄天物的行为，只不过表达了他们那种掩耳盗铃的矛盾心理，根本不能排遣他们心中的不安，只会遭人耻笑。因为，肖邦的音乐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了，它激发了人们誓死争取自由的斗志。
波兰逃脱俄罗斯人的魔掌，只是早晚的事。那些充满民族主义激情的作品在问世时，就蕴涵了国家重建的预言。这一预言，在这些作品诞生七十年之后被帕特勒夫斯基发现。帕特勒夫斯基是在研究同胞的这些作品时发现这一预言的，他为此惊喜万分。
我认为，艺术对文明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我坚信这一点是正确的。那些单纯地为追求“艺术”而创作的艺术，是没有生命力的。我相信，只有那些应运而生，并有某种高尚目的的艺术，才能在文明的长河中继续欢声向前流淌。
肖邦的音乐，就是这种能够欢声前进的音乐。关于他的音乐和他本人的话题，多得说不完。就说说他的创作习惯吧，他不但想从整体上把握旋律，还过于注重细节，所以总是思虑太多，最终因此对自己的音乐产生诸多不满，甚至是绝望。肖邦在音乐上总是追求完美。稿子重复修改上百次，在他是很经常的事。当他发现自己绞尽脑汁修改好的定稿，竟然和最早的初稿一样时，他就会陷入了一种几近疯狂的绝望之中，这极大地危害了他的健康。但是，体内燃烧着炽烈的民族精神的他，又是那么地喜爱音乐，根本无法停下创作的笔。
肖邦时时刻刻都挂念着多灾多难的祖国。他虽然身在异国他乡，却仍然为自己是波兰人而骄傲。任何与波兰有关的东西，都会让他激动得忍不住写下心中的情感。玛祖卡是波兰特有的舞曲，离开祖国的人们一听到它就会有重回故国的感觉。肖邦总共创作了五十二首《玛祖卡舞曲》，它们被称为“藏在花丛里的大炮”，并得到了李斯特的高度赞誉：“它们充满了迷雾般的恋情。前奏曲、夜曲和即兴曲，给人一种四周飘荡着清新空气的感觉，那是一个神奇的童话世界，里面住着无忧无虑的仙女、仙后、精灵、玛布王后。无论是空气、水里，还是火里的神魔，个个都信心十足。”
肖邦在音乐上无疑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人们把他当成了第二个李斯特，他的崇拜者到处都是，他们时刻关注着他的一切动向。他的钢琴作品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只要是有钢琴的人，几乎都会演奏他的作品。
可是，他的私人生活却不大顺利。这个年轻人虽然渴望爱情，却对爱情有些迷糊，因此被杜德望夫人轻易地俘获了。这位杜德望夫人，其实就是大家熟知的著名作家乔治·桑，她比肖邦大六岁。至于她是不是真的爱肖邦，也许只有她自己知道。总之，她带着肖邦来到了南方的巴利阿里群岛，并和他同居。这次同居生活，让她受益匪浅，因为她由此得到了创作《马略卡的冬天》的素材。而可怜的肖邦得到的，却是拉雪兹神甫公墓里的一小块土地。肖邦是1849年去世的，如果不是遇到了乔治·桑，他也许不会这么早就过世。不过，现在这么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也许是天妒英才吧，像他这样才华出众的音乐家，往往都很短命。比如，无论是佩格里西、莫扎特、舒伯特、门德尔松，还是比才，他们的寿命都不长。
肖邦英年早逝，所以传世之作并不多，而且大多数都是钢琴曲。他把自己的全部才华，都融入了钢琴中。对他来说，钢琴就像牧马人的坐骑一样重要，是他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非常了解钢琴，无论是钢琴的使用方法，还是钢琴的最大承受力，或是其他一些相关情况，他都了如指掌。他一坐到琴凳上，他心中积蓄已久的热情就会被激发；他一碰触到琴键，他心中深藏的爱国之情就会汩汩地奔涌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