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场域在向政治场域提供社会资本的同时，也在向电视新闻场域提供社会资本。在中国，观众获得新闻信息产品的代价是每年交付较低的收视费和付出他们的注意力。注意力资源作为有潜在经济价值的社会资本，被电视新闻场域打包后卖给广告商获得经济资本，广告商再通过对获得的社会资本加以转化，最终从观众场域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本。这也是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指出过的：传媒所获得最大的经济回报来自“第二次售卖”——将凝聚在自己的版面或时段上的受众，“出售”给广告商或一切对于这些受众关注感兴趣的政治宣传者、宗教宣传者等。
因此，我们此时能够勾勒出政治场域、经济场域、电视新闻场域、观众场域最为直接的资本交换机制是：政治场域在社会资本的庇护下向电视新闻场域输送特定的文化资本；电视新闻场域将之转化为本场域象征资本掩护下的文化资本，将其输送至观众场域；观众场域在接受的情况下，向政治场域输出便于维护统治的象征资本。同时，观众场域又把自身凝聚起来的注意力，化为有潜在经济价值的社会资本回馈给电视新闻场域；电视新闻场域将观众场域的社会资本输向经济场域，经济场域预支给电视新闻场域部分经济资本，此后又从观众场域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本。
3.电视新闻场域与思想场域的资本交换机制
作为和电视新闻场域同样的信息生产者，思想场域的资本形式也必然是文化资本。但两者之间一定不同，否则就无法解释笔者调研中所发现的两场域之间的资本交换活动：同样的文化资本无需跨场交换。那么，思想场域文化资本的特殊性在哪里呢？
笔者认为答案的寻找，需要从思想场域内部有着独立价值取向行动者的知识生产入手。人们约定俗成对理论界、学术界、思想界的划分，实质上源自对“知识分子”这一笼统标签的细分：一般认为，学术界、思想界的知识分子被分别理解为“创造和传播符号文化知识的专业人士和凭借良心、理性和知识来干预社会政治事务的人士”[16]。前者是靠符号文化知识来谋生的芸芸众生，后者则是在自己的专业活动之外，同时把专业知识运用于公众活动之中，或者以其专业知识为背景参与公众活动的公众知识分子。这些公众活动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而这种运用和参与，是以利用现代大众媒介等公共途径发表文字和言论为主要方式。换而言之，思想场域的知识分子行事有以下特征：面向公众发言；为公众而思考，即从公共立场和公共利益，而非从私人立场、个人利益出发；所涉及的论题通常是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物或重大问题。
思想场域知识分子的生产成果，笔者借用知识政治理论[17]中所定义的规范知识进行描述。知识政治理论将所有的知识分为规范性知识、合法性知识、一般性知识三大类。在西方传统看来，知识分为两大类，即关于事物的知识和关于真理的知识。而知识政治理论就把后者作为规范知识的核心定义，指的是对事物性质的把握，知其性质则意味着进入真理世界。在这类知识的生产者看来，在政治权力中心之外，始终存在这一个独立并且高高在上的知识权力中心，这一点在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就有此传统。规范知识以思想孕育的温床自励，以监视权力、批判理性无限泛滥为己任，奉行“为知识而知识”的信条，在它看来，大多数人所理解的政治不过是一种幻象、一种虚假和暂时的东西，它始终强调政治文明的不断进化，否定统治制度的一劳永逸，“在路上”，这就是规范知识所包含的政治观念。这样的观念对始终强调执政稳定性的任何一个政权来说，无疑是充满挑衅的。[18]
显然，思想场域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和规范知识的定义底色有相当的契合之处。因此笔者把规范知识作为思想场域特定文化资本的主要组成。规范知识之所以成为电视新闻场域的需要，原因正如“二次售卖”理论揭示的那样：媒体能否赢利的关键，在于能否集聚起大量的受众注意力。而要凝聚大量的受众注意力，仅仅依靠政治场域的意识形态宣教显然远远不够，还需要迎合观众需要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转手给广告商，因此低俗凶杀类的“准黄色新闻”、市井百态的“社会新闻”、柴米油盐的“民生新闻”才会同时跃然荧屏。而来自思想场域的规范知识文化资本，因为与政治场域的意识形态文化资本具有内在的张力关系，自然不会被经济资本敏锐的嗅觉所忽视：思想场域内规范知识的文化资本因为“真”与“善”，而对观众和电视新闻场域内一部分行动者有“美”的吸引力，尤其是在全民发生信仰危机的特定时代；与此同时，政治场域与思想场域间戏剧冲突般的对抗，本身就是吸引眼球的生猛题材。在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共同合力下，即使思想场域的某些文化资本对意识形态产生的挑战，但只要不是过于突兀和尖锐，新闻场域内掌握播出决定权的“把关人”也会心知肚明：这不仅是整个社会的需要，也是增强自身经济资本的需要。因此，来自政治场域的意识形态文化资本，与来自思想场域的规范知识文化资本，在电视新闻场域内有时能够“井水不犯河水”，而电视屏幕上建构与解构的内容看似矛盾的斑驳陆离，也就变得不再奇怪了。
本章小结
政治场域、思想场域、电视新闻场域、观众场域之间的资本交换机制表现为，政治场域在社会资本的庇护下向电视新闻场域输送特定的文化资本；电视新闻场域将之转化为本场域象征资本掩护下的文化资本，将其输送至观众场域；观众场域在接受后，向政治场域输出便于维护统治的象征资本。同时，观众场域又把自身凝聚起来的注意力，化为有潜在经济价值的社会资本回馈给电视新闻场域；电视新闻场域将观众场域的社会资本输向经济场域，经济场域预支给电视新闻场域部分经济资本，此后又从观众场域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本。思想场域向电视新闻场域输入规范知识的文化资本；经电视新闻场域导入观众场域；观众场域向思想场域回馈“公共知识分子”这一象征资本，同时向电视新闻场域返回社会资本；电视新闻场域同样把得到的社会资本交由经济场域获得经济资本；经济场域又设法把这些社会资本转化为更多的经济资本。
[1]〔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2页。
[2]转引自罗德尼·本森著，韩纲译：《比较语境中的场域理论：媒介研究的新范式》，《新闻与传播研》2003年第1期。
[3]据当时中央电视台杨伟光台长回忆：1993年底广告部提出，如果在每晚7点《新闻联播》后插播广告，价钱可以成倍增长。在巨额资金的诱惑下，1994年1月1日《新闻联播》后出现了30秒广告，“结果大出我们的预料，没有一个观众提出异议，这真使我们喜出望外”。同年4月1日，30秒广告又被延长至一分钟，至今仍为中央电视台带来巨大收益。
[4]数据来源：《传媒》杂志，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展改革研究中心发布，2006年5月26日。
[5]〔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美〕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
[6]参见展江主编：《舆论监督紫皮书》，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7]杨茜：《场域·惯习·资本·反思——布尔迪厄传播思想管窥》，河北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8]〔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美〕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162页。
[9]对“象征资本”的解读参见刘拥华：《事件与象征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对湘北农村一家族事件的考察》，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7244
[10]布尔迪厄著，蒋梓骅译：《实践感》，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页。
[11]布尔迪厄著，蒋梓骅译：《实践感》，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
[12]杨光斌：《政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13]〔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美〕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162页。
[14]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页。
[15]布莱克等人在研究俄国和日本现代化过程中指出，由于在这两个国家中存在着一种“强调共同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强调中央政府应该在发展方面起主导作用的思想以及由权威的政界人物确定的为国家利益献身和作出牺牲的道德”，所以这两国的意识形态在宣传为未来的利益作出牺牲方面，比包括德国在内的任何发达得较早的国家更加成功。但是极端的意识形态政治化也有致命弱点：意识形态的政治化使意识形态的其他功能削弱；意识形态的全面控制，造成了全体社会公众思想的模式化，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发挥；造成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反感和厌恶，使社会公众认识纷乱和信仰体系涣散等。——以上参见杨光斌：《政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6]冯崇义：《市场化、全球化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转换》，《知识分子与社会发展》，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
[17]刘建军：《中国现代政治的成长》，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
[18]合法化知识和政治权力则是相互承认关系，这有两重意思：一是被政治权力认可和承认之意；二是赋予政治权力以道理之意。规范知识和合法化知识并不能涵盖一个社会的所有知识领域，在上述两个知识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被大众认可的一般知识世界。它指的是维持人类生命繁衍的民间知识和技术知识，这一世界长期以来是作为规范知识和合法化知识的补充力量而存在的。一般知识与合法化知识之间有着相互吸纳和相互嵌入，因此不排除政治权力对一般知识的收购和默许，从而形成了一般知识和政治权力的互补关系——参见刘建军：《中国现代政治的成长》，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9]需要说明的是，示意图一定无法完全概括电视新闻实践中种种复杂的现实，只是作为一种抽象的分析框架存在，涵盖的程度既受制于笔者的能力，也是抽象过程中常常存在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