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前言：向先行者致敬——写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1)

杨晓凌

一

2008年11月6日，魏文彬先生入选中国改革报社等几大媒体与机构在全国范围内“海选”的“改革之星——影响和推动中国改革30年30人”，在人民大会堂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周铁农副委员长手中接过了“改革之星”的奖杯。

那天现场观礼，我有很多感慨。据我所知，这些年他获过很多奖，有政府奖，也有媒体奖。政府奖他比较重视，媒体奖他就不一定认真对待，有时一笑了之，有时派个手下去给“友媒”捧个场。但“改革之星”这个奖，他亲自来领了，而且还比较郑重其事。他那天收拾得衣光履鲜，格外精神，以至于当他出现在现场的时候，有人惊讶地议论，原来魏文彬这么年轻。

我想，他是有改革情结的一个人。也许可以这样说，近三十年来，改革的字样或轻或重地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上都打下了烙印，而他心上的烙印，恐怕要比很多人都深得多。他出生于1950年，基本上是共和国的同龄人。1978至2008的3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能量喷发的30年，也是他个人生命中最好的30年——28岁至58岁，一个人一生之中最具力量的黄金年华。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年间有两个重要的节点对他的人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其一是1983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展开机构改革，对党政干部提出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要求，年仅33岁的魏文彬因此进入全厅人才“红榜”，不久即被派往湖南电视台担任新闻部主任一职，从科员到副处级，一跳三阶，获得了日后大展拳脚的第一个平台；其二是1993年，恰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第二年，魏文彬成为湖南广电的掌门人，开始引领一轮轰轰烈烈的广电传媒改革。他的改革生涯由此可以分为两截，前半截蓄力，后半截发力。也可以这样说，30年的改革开放，他始而是一个受益者，继而是一个贡献者，而一个贡献者通常也不得不是一个“受难者”——改革者总是需要承受比一般人更多的磨难，包括精神的和肉体的。

他因此有足够的理由珍视“改革”二字在他生命中打下的烙印。

与魏文彬一同获得“改革之星”称号的另一位湖南人是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魏文彬和袁隆平并称湖南省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的两个代表，是近十年来湖南人最喜欢对外亮出的两张名片。但有所不同的是，袁隆平一直享受着绝无争议的尊崇，魏文彬却不得不在毁誉参半之中奋力前行。有人认为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惠及全世界，而魏文彬的电视观念却可能是对人类精神的“戕害”。两位不同领域的改革者应该是不具可比性的，但这种说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精神的事比物质的事麻烦得多，而文化体制改革会比经济体制改革复杂得多。

感慨之余，我对他有了比从前更深的理解，也有了比从前更深的尊敬。在他稍稍有些局促地上台领奖，接过奖杯脸上露出不太自然的笑容的那一瞬，我甚至忽然感到一种深切的同情。当然我明白，这种同情对一个真正的改革者来说纯属多余。有一次闲谈间，一个部属提起魏老板因锐意改革而遭遇的一些挫折，言语间有不平意。魏老板正色驳道，我不同意你的看法，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个人的一些小小委屈与这个时代的伟大相比微不足道，我觉得这个时代待我不薄，我所得到的远远超过我自己的期望，甚至超出了我的想象。

这样的话语，我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纯粹出于政治需要的表白，其中自有一代改革者的真诚。需要告知读者的一个相关信息是，本书本来用近两万字的篇幅写了魏文彬的三次官场受挫（一次连任厅长落选，两次参选省委委员落选），但是绝大部分被他删了。他皱着眉头说，你们怎么老是喜欢纠缠那些事情，纠缠那些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意义。

二

“改革之星”评选活动组委会称魏文彬为“中国传媒产业改革的先驱，中国电视大众化的鼻祖”。应当说这是切中肯綮的两句评点，前者着眼于电视作为一种经济活动的重大变化，后者则着眼于经济变革影响之下的文化嬗变。“先驱”和“鼻祖”这样的字眼对一段尚未远去的历史而言，稍稍有些用力过猛，但有助于我们以一种更加活跃的想象去体会先行者披荆斩棘的艰辛。

需要看到的是，“大众化”是一个微妙的语词，它并不具有绝对正面的意义。“大众化”意味着“精英”对大众意志的体察、尊重与满足，代表着社会文化的巨大进步，但同时也伴随着“商业化”和“庸俗化”的诟病。“中国电视大众化的鼻祖”对于魏文彬来说只是一个外界赋予的称谓，至于这一称谓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也许要在更加遥远的未来、在一个更加辽阔的历史空间里，才能相对完整而清晰地显现。

回顾湖南电视的来时路，不难发现三个突出的节点：1989年的《焦点’89》、1997年的《快乐大本营》和2005年的《超级女声》。从《焦点’89》到《快乐大本营》，是八年；从《快乐大本营》到《超级女声》，又是一个八年。两个八年间的三个栏目代表着湖南电视的三个时代：《焦点’89》栏目代表着“新闻立台”时代的最高成就，《超级女声》是“娱乐兴台”战略孕育的硕果，而《快乐大本营》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节点上——其时湖南电视呈现出一种兴奋而又迷乱的状态，一边抑制不住娱乐带来的兴奋，一边不无留恋、不无惶恐地回头张望自己多年执著的新闻理想。

《快乐大本营》最火的时候，一边是北京火车站揽客的小旅店举着“本店可以收看湖南卫视”的牌子招徕顾客，一边是很多严厉的声音炮轰湖南电视的“娱乐化”、“低俗化”。湖南电视一面惊喜地看到娱乐节目带来巨大的市场份额，一面却拼命加大新闻节目的投入，生怕“娱乐化”是一贴甩不掉的狗皮膏药。2000年初，魏文彬在一年一度的工作报告中暴露了他在岔路口的矛盾与彷徨。他一面害怕别人说湖南卫视是个“娱乐台”，一面却又敏感地意识到一个“娱乐经济时代”的到来，本能地想要伸手抓住这个先机。他谈到要在结构上、品种上进行调控与改进，“如1999年开播的《有话好说》、《新青年》，就是从结构上考虑的。如果不上这两档节目，大家会说我们是一个娱乐台”。同时又谈到要认真总结娱乐节目的经验，娱乐功能是广播电视的重要基本功能。“这几年，各个频道努力开发娱乐功能，创造了一系列品牌栏目，培养了一批名牌主持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娱乐节目的成功，在给受众带来欢乐的同时，也传递了信息和知识，沟通了人们的情感，传播了健康的文化时尚，并且获得了市场效益。其中的许多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现在，国外已有专家专门研究娱乐经济，并认为我们已进入‘娱乐经济时代’。对于其中有益的理性认识，我们要认真吸取，结合我们的实际，总结出带规律性的东西，以把我们的娱乐节目办得更好。娱乐经济的观点，实质上与社会文化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的观点是相通的。在人们的物质消费水平提高以后，我们如何通过办好广播电视娱乐节目，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这既是扩大宣传影响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寻求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魏文彬在经历了一轮剧痛之后，结束了一个时期的战略徘徊。2001年，湖南电视多档新闻节目因导向问题被关停，同时整个湖南广电由于战略方向的不明确和急剧扩张带来的一系列管理问题迎来一个经营上的寒冬。当时的形势严峻到“一不小心就会一蹶不振”，魏文彬称自己当时陷入了一辈子最难解的一个局。“这时候我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我觉得对别人认为不对，我只要舍得自己一身剐、一意孤行往前走那么简单，而是的的确确碰到了很多很难解决的问题，有些事情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2002年秋天，魏文彬下狠心给湖南广电动了一次大手术：三个严重同质化、陷入恶性竞争泥淖的地面频道被合并，大批冗员被裁；湖南卫视在举行了中国第一个省级卫视战略定位研讨会后，宣布放弃“新闻综合”路线，开始旗帜鲜明地打造中国电视的娱乐品牌，继而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湖南卫视的战略转型被认为是中国电视商业化的真正开端，有人认为，是湖南卫视的娱乐大旗，将中国电视引入了一个充满商业气息的娱乐工业时代。

湖南电视从新闻向娱乐的战略大转移，实际上是中国传媒功能和属性在以往十几年间发生嬗变的一个缩影。从超级强大的政治功能到释放娱乐的精灵，从纯粹的事业属性到逐步彰显产业属性，不难想见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先行者要承受怎样的压力，要受到怎样的质疑和诟病。

有趣的是，魏文彬虽然去领奖，但却以不置可否甚至视而不见的态度对待“大众化”这一“判词”。他坚持使用一个自己喜欢的概念来概括他的电视追求：亲民。这对他塑造湖南电视的灵魂、导引电视湘军的精神，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并未能够使湖南电视摆脱“低俗”的纠缠。而他曾经这样应对攻击：“低俗”两个字要拆开来看，我反对“俗”，但我不反对“低”，因为我理解“低”就是贴近老百姓，你要“低”得下去，才能“高”得起来。

这是机智的文字游戏，但显然不仅仅只是个文字游戏。

三

有人说过魏文彬是个始终在路上并且不停往前赶的人，也有人说过他是个喜欢“危言耸听”的人。他提传媒产业化，建造规模宏大的影视文化产业园区，折腾“中华传媒第一股”，引领中国电视大众化的潮流，无一不是赶在前头。而他每一次在峰顶的呐喊，都是提醒人们低谷的存在。世纪之交《快乐大本营》和《玫瑰之约》带来了湖南电视的第一波高潮，他却在问：“电视湘军究竟能走多远？湖南的广播影视事业会不会重走韶峰电视、白云冰箱的老路？”2005年的秋天，《超级女声》的滚滚热浪尚未消退，他又召开全局大会，逼使大家进行一场“秋天的思考”，重点讨论“超级女声，我们丢掉了什么”，初步提出了第三轮改革的设想。2006年度的《超级女声》刚刚落下帷幕，第三轮改革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2006那一年，马栏山上的秋天有点说不清的意味。一片灿烂之中有些许秋凉，寒冬将至却又分明听见春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