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闻报道带来的安全感超越了协调与教育功能
在灾难发生以后，是更多的新闻报道这些灾难能给人安全感，还是减少报道以减缓人们的紧张和焦虑呢？美国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系列研究表明，新闻报道的安全功能是首要的，更多的报道有助于减缓焦虑和痛苦。例如，著名新闻人彼得·詹宁斯是这一类新闻报道的主持人，也因此获得众多荣誉。他在《绅士》杂志撰文表示，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的新闻是伴随着悲恸和哀伤而传播的，但这些使人紧张和不快的新闻报道却能够抚慰许多的电视观众（Kaye，E，1989）。另外几位学者的研究表明，因为爆炸而悲伤的人们更愿意通过看电视来消磨时间，平复心情（Kubey，Peluso，1990）。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由于新闻媒体成功策划了“黄丝带”主题，从而使受众认为美国参与海湾战争有消极影响的，仅仅占据了3%的调查数据（Kaid，Harville，Ballotti，Wawrzyniak，1993）。从另一方面，美国电视新闻网更多报道对美国政府和军方的支持，而不是批评（Newhagen，1994）。在战争开始三周后，由于大众传媒传递给公众的安全感，导致公众对是否应该发动战争的论战的关注度，从45%下降到了8%，呈现一边倒的支持现象（Dennis，1991）。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9·11”事件以后，美国的大众传媒无一例外地站到了政府一边，虽然在媒介批评学派来看，媒体损害了新闻自由的原则，放弃了批评政府的立场（温卡塔拉曼，2006）。但是，从维护社会稳定，实现非传统安全的角度看来，大众传媒积极报道正面信息，无疑是媒介安全的表现之一。
大众媒体能提供监控与协调么？危机在本质上是突然发生的。自然、科技、政治层面都会产生突发事件，这些事件会带给公众紧张、焦虑和压力，但是却可能激发新闻机构的创造精神。各个组织都有危机灾难的常规报道计划与政策，但当危机发生时，日常路径会被打乱（Tuchman，1978）。新闻机构为组织危机报道有很多的目标。其中，媒介利益（广告主利益）与收视率要求传媒迅速报道新闻，并抢先报道获得独家地位。可另一方面，报道又为公众利益所驱动。新闻镜头试图警示公众，平息恐惧，提供官方信息渠道，以及创造公众同情来增加人道主义援助（Simon，1997）。尽管这些目标是高尚的，但它们通常无法满足公众对信息的需求。
危机会打断正常的信息收集与报道。通常，自然灾害产生损害，供电中断，出行危险或交通瘫痪，通信切断等。安德鲁飓风1992年8月24日袭击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在自然灾害和危机中，那些相关职位的负责人忙于紧急事务，往往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应对媒体。因此，在危机报道的第一阶段，新闻媒体会面临两难选择：既要迅速提供信息，又要准确进行报道。这时，公众对信息的要求很强烈，广播、电视会中断常规节目，用所有的资源来报道危机，但此时由于新闻采编的压力，通常缺少有效新闻。因此就会出现少量的视频会被播了又播，显示了新闻量的匮乏（Nestvold，1964）。为了“抢新闻”，常规的媒体新闻把关人职能被摒弃，所有信息不管是否有效，甚至不管是否真实，几乎没有被审核就进入了媒体播出程序。例如媒体新闻主持人进行电话采访，报道可能不完全、不准确，信息矛盾甚至是错误信息，但由于公众强烈需要且具有广泛市场，主持人还是会放弃自身的把关人身份，而把尽可能多的信息传播给危机中的受众（Waxman，1973）。
在危机的第一阶段，信息往往不完整、错误，媒介往往不能监控和协调，也难以发挥传统的监测和协调功能。因此，媒介安全的新功能在这一阶段尤其重要。具体执行紧急安全工作的人员，把这一阶段的多种信息混杂且不准确的报道称为“灾难神话”。这些灾难神话的基础元素就是人类行为的非理性，并有如下特征：（1）恐惧是普遍的反应；（2）大部分灾民惊慌失措并不能照顾自己；（3）不能制止抢劫；（4）大部分人离开家进入防空洞等避险场所（Goltz，J.D.，1984）。格莱伯认为，在危机的第一个初始阶段，监测和协调的功能将不能被发挥，直至危机的第二阶段（Graves，1993）。而在这一阶段，媒介安全的功能主要发挥在，大众传媒减少播出灾难中或因灾难而引发的极端行为，不要过多地报道避难所中的“受害人”。这是媒介安全的一个难点和盲点。但在第二阶段，大众传媒的安全功能被充分体现。在此阶段事实被澄清，预测被证实有效，危机全面的影响可以被估算，而且平面印刷媒体能更完整地整合综合材料，提供积极而完整的解释。
第五节大众传媒安全功能的非传统安全特性
一、设置安全议题
大众传媒的安全功能体现在，将危机设置成为媒介议程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观众将会由于媒介的传播，而接受此议题，并面向全社会。大众传媒的安全议题设置功能应用广泛。例如1991年的海湾危机，在战争爆发前大量的对海湾地区的新闻报道，渐渐地使其成为受众最关心的头号议题（Simon，1993）。
大众传媒在报道某些灾难时，例如飞机失事和干旱，只能显示很有限的议程设置效果（Larson，J.F.，1980）。而对此的研究却很少，因为在危机的第一阶段，大众传媒总是处于缺乏持续信息和新闻报道的尴尬境地。
大众传媒的安全议题设置更多集中地被公众所认知和理解，是体现在大众传媒在报道恐怖袭击时呈现的安全功能。媒体对恐怖主义事件的报道，可以带来知识的获得、地位的认可以及传染的后果。由于危机中对信息传播的要求更高了，传媒的压力也更大了，所以媒体对恐怖行为的报道往往是不完全的。恐怖分子的行为和目标于是经常由政府当局的反恐部门来报道和解释（Picard，1993）。这是随着恐怖主义愈演愈烈，媒介安全功能的重要体现。因为大众传媒通过对信息源的信息验证和过滤，保证了恐怖袭击的对象和目的不被公众所关注和讨论（而引起公众的同情和注意，正是恐怖分子通过恐怖袭击试图利用媒体所达到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非传统安全。媒体的报道集中于对恐怖袭击策略的探究（以告知公众潜在的恐怖袭击威胁以及防范措施）和对造成的伤害以及受害人的报道（引起公众对恐怖行为的谴责）。密集的对于打击恐怖主义的报道，还可以让公众通过危机应对，看到政府在高压下的有序运作（Weimann，G，1994）。从而增强公众对打击恐怖主义的信心，以达到非传统安全的目的。
二、安全功能保障知情权
在对恐怖行为报道中，还应该避免可能提高恐怖组织的地位的言辞和行为。“赋予地位”是拉扎斯费尔德和默顿所认为的大众传媒的监视功能的结果之一，也是监视功能可能在恐怖袭击中因传播而带来不安全的理论依据（Lazarsfeld，Merton，1948）。由于大众传媒的报道使受众认为恐怖分子的新闻很重要，对恐怖行为的报道可能导致受众对恐怖分子及其行为合法化的理解，而且会进一步对恐怖袭击的原因产生同情。美国传播学者魏曼（Weimann）的研究把大学生分成两组，一组阅读和观看的恐怖袭击新闻中没有对恐怖行为进行报道，这一组在后来的测试中就表现出显著态度，认为导致恐怖分子采取袭击行动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和国际组织的解决（Weimann，1994）。可见，大众传媒传统的监视功能有可能会在危机中带来风险和不安全，而媒介安全的功能可以将这些风险减低到最小。
在关于恐怖主义的媒介安全研究中，另一个威胁是大众传媒播报的恐怖行为有可能会引起模仿。尽管新闻报道不是引起恐怖行为的直接原因，但部分新闻报道还是会引起模仿（Dobkin，1992）。媒介新闻报道可能会显示恐怖主义方式、策略和技术。对恐怖袭击的报道，可以促发其他恐怖团体的行动，鼓舞其他恐怖集团的士气，增长其他恐怖分子的道德感，或者激励普通的刑事犯罪分子采用恐怖分子的技巧。
媒介对恐怖分子的报道可以阻止谣言扩散，并及时通知受众哪些区域是危险的。但另一方面，大众传媒也能够提醒恐怖分子执法部门的地区和活动。因此关于大众传媒在恐怖主义活动中的作用，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曾经有过广泛的争议。因为如果对恐怖分子的活动和反恐信息不进行及时播报，显然是忽略了受众的知情权，而且会把公众置于危险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