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位于山东半岛南端，扼胶州湾的入海口，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近百年来，青岛像哈尔滨一样与外人接触频繁：1898年，它被德国租借；1914年又被日本以武力侵占。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日本在巴黎和会中要求接收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这种无理的要求，引发了“五四”运动，也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觉醒，青岛和其他所有的租借地终于被全部收回。
二萧决定投奔青岛，主要是由于他们在哈尔滨结识的旧友的催请；那位朋友就是“牵牛房”的常客、二萧的知己友人舒群。他在1934年，因为“失去了组织关系，面临危险，匆匆地从哈尔滨去青岛”[1]。舒群定居后，便写了信请二萧也到青岛来。二萧似曾计划由哈尔滨直奔上海，但舒群的邀请和哈尔滨本身的变乱，使他俩改变了初衷。二萧在大连停留了几天，大约6月初到达青岛，立刻搬进舒群为他们租好的房子。不几日，另一位被请到青岛的文人梅林[2]，也来到青岛。梅林原在烟台工作，这次停薪留职受聘来青岛主编《青岛晨报》。萧军负责编辑文艺版。[3]二萧在山顶上住一幢公寓，可透过窗子观赏两边海洋的景色，到报社走路只要一刻钟。[4]梅林和二萧一见如故，此后便成为二萧家中的座上常客，他们经常在一起吃便饭或联袂出游。他们此段时间的生活比在哈尔滨悠闲得多，乐观的气氛逐渐取代了昔日沮丧的情绪，因此梅林曾写下当时二萧的景况，其中以描述萧军的穿着最为抢眼：
三郎戴了一顶边沿很窄的毡帽，前边下垂，后边翘起，短裤、草鞋、一件淡黑色俄国式衬衫，如束一条皮腰带，样子颇像洋车夫；而悄吟用一块天蓝色绸子撕下粗糙的带子束在头发上，布旗袍、西式裤子，后跟磨去一半的破皮鞋，粗野得可以。[5]
每当读到萧红自传体的作品或有关她传记的文章时，我们常会惊奇地发现，除童年外，萧红的生活似乎充满了苦痛和不幸。她有着一个非常乏味寂寞的童年。在紧接着的几年学校生活中，她好像比其他同学紧张得多。后来在哈尔滨受到了一连串的折磨，这种种都显示着她那郁郁寡欢的一生。离开青岛以后，她变得更为内向，也遭受了更多的苦难；比较起来，萧红只有在青岛的短短五六个月中享受到了一点人生乐趣。以下是梅林对于萧红这段生活的追忆：
……我们徜徉在葱郁的大学山、栈桥、海滨公园、中山公园、水族馆，唱着“太阳起来又落山哪”；而在年后则把自己抛在汇泉海水浴场的蓝色大海里，大惊小怪地四处游泅着。悄吟在水淹到胸部的浅滩里，一手捏着鼻子，闭起眼睛，沉到水底下去，努力爬蹬了一阵，抬起头来，呛嗽着大声喊：
“是不是我已经泅得很远了？”
“——一点儿也没有移动，”我说，“看，要像三郎那样，球一样滚动在水面上。”
悄吟看了一看正在用最大的努力游向水架去的三郎，摇头批评道：
“他那种样子也不行，毫无游泳法则，只任蛮劲，拖泥带水地瞎冲一阵而已……我还有我自己的游法。”
她又捏着鼻子沉到水底下去。[6]
由以上这段平淡无奇的游记中，我们看到了萧红难得的轻松的一面。
更重要的是这时的萧红几乎全力从事写作。当萧军在报社上班时，她在家中写短篇，而且有时也着手撰写长篇小说。
当梅林看了萧红第一次在《青岛晨报》发表的一篇《进城》（现已失落）以后，发现她是个非常有希望、富有情感而又忠实的作家。他问她还写过些什么，萧红就将从前和萧军合写的《跋涉》给他看。[7]看过以后，他表示萧红的作品非常女性化，同时指出那正是萧红作品中的可贵之处，而不是什么缺点。梅林的夸奖对萧红可说是很大的鼓励。此后二萧即拟定日程表勤于写作，朋友们对二萧的这种精神很为佩服。
正当此时，《青岛晨报》却摇摇欲坠。据梅林的回忆：
大约是1934年的初秋，老李（即舒群）和他爱人在清华先后被捕，不久他俩被释放。10月初，报社外勤记者某君，在报道一艘轮船的消息时，被人说是扩大了事实，要来抓他，于是就离开报社出走了。接着经理（刘胖子）也离去，报纸停办。最后只剩下萧军、萧红和我了。面对这无人负责的报馆，我们也决定离开青岛去上海。[8]
萧军早就算到这么一天，所以10月初寄信给上海的鲁迅，问他是否需要他们写作的文稿；在当时这该是非常冒昧的，但事后证明这封信寄得恰是时候。10月9日，他们收到鲁迅的回信，说愿意看看他们的作品。萧红此时正好抄完了她上月写好的一篇小说，所以他们就拿这篇小说和《跋涉》一并寄给鲁迅。[9]鲁迅于同月28日收到。[10]鲁迅的回信给他俩带来了希望。自他们和中国当代文坛祭酒取得联络后，上海即向二萧招手，因之二萧和梅林三个人，于10月尾至11月1日期间的某一日同搭上了日本货轮共同前往四百里外的上海，大约翌日便抵达目的地。[11]
概括而言，萧红在青岛的一段日子中完成了她的第一部小说《生死场》（1934年9月9日）。[12]这本书出版以后，受到全国的普遍欢迎，并且获得各界重视，这时她只不过二十三岁。萧红因完成了此书，受到朋友的赞誉，她的生活开始有了生机，内心也愉快多了，但她的健康却没有太大的进步。在日常生活上，三餐虽有着落，但经济方面却仍不宽裕。秋凉时节，萧军还有一些较能保暖的衣服穿着上班，萧红只好躲在家里凑合着御寒，她终于染上了严重的咳嗽症。萧红的羸弱与萧军的壮健真不可同日而语。
虽然二萧的目标一致，但他们之间的感情却出现了显著的裂痕。萧红由于儿时的不幸，极端地需要爱和关怀；但这点竟被萧军全然忽视了，无论在青岛或是其后的共同生活中，萧军对萧红总是高高在上。他的这种傲慢态度，不但伤害了萧红，也得罪了许多朋友。不过他俩的关系并没有马上破裂，一则是萧红尽力让萧军的优越感和自大狂得到满足，再则是她需要一个伴侣，而那时除了萧军以外，别无他人可以依靠。
一、上海——寂寞的开端
我们是两只土拨鼠似的来到了上海！认识谁呢？谁是我们的朋友？连天看起来也是生疏的！我本要用我们余下的十八元五角钱作路费开始再去当兵，在上海卖文章的梦，早就不做了，只是想把我们写下的两部稿子留给他，随他怎么处置。不过在临行之先，我们是要见一见我们精神上所信赖的人，谁又知在这里连见一个面也还是这样艰难！[13]
上文中所说的“他”就是鲁迅；他们在离开青岛前曾与鲁迅联络，他们甚至把希望和信心都寄托在鲁迅身上。二萧刚收到鲁迅的第二封回信，说收到来信和原稿，至于会面则要等待将来的适当时机。由以上萧军的文章中可看出二萧对上海最初印象的一斑。
他俩到上海的头一天，就住在便宜的旅社中。第二天才外出找个地方长住，原有的四十元路费已用掉了一半以上。[14]梅林来过上海几次，对他来说，找房子就像是在法租界找个朋友那么容易，当天他就找到一间小房子。当他回到旅社时，知道二萧已经搬到法租界拉都路（Rue dela Tour，现名襄阳南路）二八三号，他终于在那里找到他们。这是一幢新建砖房的二楼，位于法租界边上，相当宁静。窗外景色宜人，房中还有几件向房东借来的家具，据梅林表示，他俩对找到这个栖身之地，感到很满意。[15]
当时二萧没有几个知心朋友，就立刻邀请梅林搬来同住；梅林没有同意，他说如果三个人同住在一起，很可能一事无成。虽然二萧一再劝说，但梅林终不改初衷。于是这两个刚出道的年轻作家，就在这新居中按着写作日程辛勤地写作。但上海与哈尔滨毕竟不同：上海对二萧来说是人地生疏，何况上海作家如林，竞争非常激烈。生活有了问题，情绪也就受了影响。萧红埋怨说她投给上海各报章杂志的稿件像石沉大海，甚至连封回信都没有。
此时他俩继续和鲁迅联络。二萧在上海的第一个月共写了六封信给鲁迅，鲁迅也都马上回信。萧军在信中大都问候鲁迅个人生活起居，有时谈谈文艺，有时也请教鲁迅他俩应如何从事写作。鲁迅在回信中，除了答复问题以外，大都埋怨上海那批“所谓的作家们”对他个人的打击。萧军有次在信中要求鲁迅帮忙介绍工作，鲁迅却表示无能为力。[16]在同一信中，萧军提到因东北朋友的汇款还没收到，请鲁迅借二十元应急，鲁迅答应了他的请求。鲁迅的回信是他们的精神食粮，他们的希望和喜乐全部寄托在鲁迅的身上。萧红回忆说：“我们刚来到上海的时候，另外不认识更多的一个人，在冷清清的亭子间里，读着他的信，只有他才安慰着两个漂泊的灵魂。”[17]
11月27日，鲁迅约二萧于当月30日会面[18]，并邀请他们共进午餐，同时叫萧军带他的《八月的乡村》原稿来。他俩接到信后非常兴奋。30日那天中午，他们到鲁迅家附近的内山书店碰头，然后到不远的一家咖啡店中见到鲁迅夫人许广平和鲁迅儿子海婴。萧军在一篇追念鲁迅的文章中表示他俩和鲁迅初次会面时心情复杂：一方面能有机会亲自见到鲁迅使他们感到紧张和激动；另一方面看到鲁迅的病态，他们又感到难过。他们对于将鲁迅逼成“看起来像鸦片鬼”似的那群人极端憎恨。[19]当他们分别时，鲁迅拿走了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原稿，同时借给萧军二十块大洋。虽然直到数月后，二萧才有作品出版问世，但这次与鲁迅的会面却带给他们继续留在上海，继续写作和实现梦想的勇气。
二、鲁迅和上海文坛
当二萧于1934年到达上海的时候，这个几十年来中国的金融工业的重镇已经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对当时的作家而言，上海有很多诱人的地方，但其中最重要的却是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当时许多重要作家属于左派，这些“唱反调”的作家可轻而易举地在租界上找到庇护所。而且上海是全国经济的心脏，所有出版社和大书店的总部都设在这里，作家的作品有机会在此出版。上海又是中国人口最多的都市，它给文艺界提供了广大的读者。因为上述种种因素，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大部分重要作家，包括当时的文坛领袖人物鲁迅等在内，都以上海为家。鲁迅对萧红的写作生涯有极深远的影响。
鲁迅是当时已经成名的第一流短篇小说家，权威的文学批评家，也是青年崇拜的偶像。他于1927年迁到他所不喜欢的上海。虽然他在北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更好的环境研究中国小说史，但为了积极有效地攻击中国的旧社会，批评那些文坛败类，他只好离开北京，于是年10月经广州到上海。因此对鲁迅来说，1927年10月是个非常重要的月份；因为他不仅在此月搬了家，而且本月也要算为他“左倾岁月”的开端。[20]
鲁迅刚在上海安顿下来就和茅盾同时遭到攻击，被指称是旧时代的渣滓，除非改变观念，否则对革命将无任何价值可言。他们的反对者包括郭沫若（1892—1979）领导的创造社和由蒋光慈（1901—1931）指挥代言的太阳社。总而言之，鲁迅和茅盾的罪名就是没有拥护那批批评人士所认为的对中国将来的发展极其重要的“无产阶级文学”。从某一角度来说，这种攻击似乎言之成理。他们非常清楚地看出唯有攻击鲁迅和茅盾的思想和破坏他俩在文坛的领导地位，才能使大众接受“无产阶级文学”的观点。鲁迅像他以往一样，兴致勃勃地和这批人士笔战。鲁迅的支持者也是如此，所以在那两年中，整个文坛都将精力用于这种论战上。之后，双方妥协，于1930年3月合组一个新的组织，称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目的是推动“革命文学”，并加速翻译西方进步作家的作品。鲁迅成了这组织名义上的领袖，而他的朋友瞿秋白（1899—1935）却是真正主脑，工作的实际推行人。
在“左联”创立后一年半左右，“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政治活动的目标转移到上海。当时，上海市激动的学生和其他民众公开批评政府对日本侵占东北领土所采取的犹豫不决的态度。1932年1月28日，日本对上海国际租界紧邻的闸北展开全面攻击。闸北全被炸平，人民死伤无数，鲁迅也在这次敌对行动中受到了困扰。
此后三年中，鲁迅虽然仍能笔耕不辍，但常常引起麻烦，有时也不得不逃入租界或他处以求得到一时的庇护。他的健康情形很坏：早年就患有肺结核，体重日渐减轻，又经常染上伤风感冒；新病加上旧疾，因此致命。同时他内心也常为“左联”内部派系之争而苦恼。萧红和萧军自于1934年11月30日与鲁迅第一次会面之后，常常为了诸如此类的琐碎争论以及周扬（周起应，1908—1989）等的攻击，为鲁迅打抱不平。二萧也因此成为鲁迅的忠实“内围分子”，分担了鲁迅的不少愤恨和难题。
三、萧红与鲁迅
在开始介绍萧红和鲁迅这段颇不寻常的关系之前[21]，笔者根据萧红当时的心理和情感状况做出下列几点分析：
尽管热爱萧红的人都把她描述成一个奋斗不屈的战斗者，一个非常现代而又富有反抗精神的女性；但如仔细研究一下她的一切，我们将会发现一个全然不同的萧红形象。当然这只是一种个人的主观之见。过了一个孤寂的童年之后，萧红这个天真无邪而又内向的女孩到哈尔滨上学了。由于她的个性，她在很多方面都易受到诱惑——尤其对于年轻、英俊、主动的异性的追求，更是缺乏抗拒力，因此她很快地上了“李姓青年”的当。由此推断，她之所以脱离家庭，可能不全是对于传统的反抗，而是由于后来和她同居的青年的鼓动。根据她被这位青年始乱终弃时的脆弱的身心状态看来，她被异性诱惑的弱点似乎是有增无减。正当此时她又遇上了萧军，她的脆弱、犹豫不决的个性与萧军刚愎狂妄的态度成了强烈的对比。在这个时期，萧红所表现出的并不是一个反抗传统的斗士，而是一个非常敏感、自怜而又缺乏自信的弱女子；她只想追求一个可资信靠的伴侣。在青岛的一段时光中，萧军的表现在某些方面使她感到失望。就在这情绪的低潮中，她见到了鲁迅。
鲁迅和二萧经常通信，帮他们看稿子，会见他们，并且设法替他们出版书籍等，那是不足为奇的。因为鲁迅认为“左联”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去发掘和介绍新进作家，培养文坛新生的一代。上文提到和鲁迅通信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那些信并不是一般应酬式的短柬，而是充满着教诲和轻松笑语的信件。此外鲁迅常约他俩见面。在鲁迅第二次约他们见面并共进晚餐时[22]，同时被邀请的有日后成为二萧好友的聂绀弩和叶紫[23]；当时胡风也在被邀之列，但因事未到场[24]。这次的邀请对二萧来说，是他们一生的一大里程碑，使他们又激动又紧张。不久，他俩得到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有家出版社愿意出版萧红的《生死场》，同时鲁迅已将该小说的原稿送中央宣传部“文艺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之后就可以出版。[25]由于效率低下，原稿被审查积压了半年之久，最后还是不予通过。一年后，此书终获出版时，鲁迅在序言中讥讽该委员会不开明的立场，同时也揶揄它最后的“烟消火灭”。
1934年12月底，二萧迁入拉都路的另一亭子间。[26]翌年1月间，鲁迅将他俩的文稿寄给好几家杂志，同时也一直注意《生死场》的出版印刷进展，而且劝告萧红如果审查委员会或出版社改动《生死场》的文稿，不必介意，因为最重要的是让《生死场》出版问世。[27]也许萧红的心情曾经受到出版日期延误的影响，因为鲁迅曾在给萧军的一封信中提到了逼迫萧红写作是徒劳无益的[28]。不久之后，好消息终于来临了：萧军的一个短篇刊登在3月号的《文学杂志》，萧红的一个短篇也被《太白》杂志所采用。[29]
萧红于1935年1月26日脱稿的短篇《小六》，终于在3月5日以笔名悄吟在该杂志第一卷最后一期发表。虽然鲁迅在日记上通常都记着所收到的稿费数目，但没有提到萧红这篇的稿费。但我们相信为数不会太多，而且是由鲁迅转交的。萧红到上海早期的稿件都是由鲁迅代为寄出，稿费也是由鲁迅经手转交。在鲁迅3月5日的日记上有一段关于邀请二萧和叶紫上馆子的记载，也许就是为了庆祝二人的转运。[30]在路上碰到黄源和曹聚仁[31]，因此也就扩大了他们的庆祝行列。由于二萧的转运，他们结识了不少新朋友。那些新朋友大都是和鲁迅亲近的一些作家。他俩和鲁迅关系日渐密切，他们的作品也常被刊登：在那年的下半年，萧军竟有六篇作品登出，萧红也有两篇发表。他俩的写作生涯终于起步了，但收入仍不足以糊口，因此他们的生活始终靠着鲁迅的支援。[32]二萧一直与这位保护人保持着联络，而且见面的次数也日渐增加。5月2日，鲁迅、许广平和儿子海婴去法租界亭子间探望二萧并请他们吃午饭[33]，这可证明鲁迅对这对年轻夫妇的重视。
同年11月6日，萧红第一次到鲁迅家中登门拜望[34]，从法租界要坐一小时电车才到位于北四川路底的大陆新村的鲁迅住宅。鲁迅夫妇留二萧吃晚饭并长谈至深夜，这天是萧红生命史上的里程碑。几个月后（1936年3月），二萧搬到鲁宅附近，于是像这次这种梦寐以求的登门拜望，竟成了例行日课。
萧红与鲁迅之间的关系虽然重要，但那望穿秋水似的《生死场》在1935年12月间的问世更是一件大事。这本书早该出版，但因审查委员会的积压，一再拖延，最后还是靠鲁迅的安排才能出版。在该年五六月时，鲁迅自费出版叶紫的第一个短篇集《丰收》，这是“奴隶丛书”的第一集[35]。这“非法”的丛书是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发行的。同年8月，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作为该丛书第二集问世——以田军为笔名。萧红的《生死场》成为该丛书的第三集，也是最后的一集。11月14日，鲁迅校阅完了稿件，做了一些最后的校正，写了一篇序言，然后把稿子寄给胡风[36]，第二天又将序言寄给萧红。12月，《生死场》出版了，这是她的第一部以萧红为笔名发表的作品。[37]二萧的作品几乎一出版就被查禁了，不过越查禁，二书越畅销。
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萧红的长篇（或该算为中篇）小说处女作——《生死场》；这本书不但使萧红成名，而且也被公认为萧红的代表作。《生死场》出版时，正是萧红一生中情绪最巅峰的时期。当时，她和她周围的人都认为她的前途较以往任何时期更有可为。她在鲁迅身上找到了她多年寻求的梦想特质——睿智和热诚，这是一个理想父亲的典型。鲁迅也在不知不觉中当了这个角色；在他1935年给二萧的最后一封信中说：
我不大希罕亲笔签名制版之类，觉得这有些孩子气，不过悄吟太太既然热心于此，就写了附上，写得太大，制版时可以缩小的。这位太太，到上海以后，好像体格高了一点，两条辫子也长了一点了，然而孩子气不改，真是无可奈何。[38]
四、《生死场》
萧红一生总共写了四部长篇小说。她的第一部——《生死场》，在很多方面都很突出。其中最重要的是《生死场》是四本中唯一对当时社会有相当影响力的作品。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下列两个不同，但并非截然无关的角度来研讨这部小说：第一，它对当时读者的影响及它唤起大众“抗战决心”的效果；第二，这部小说的动人笔调及它所产生的小说效果。
前面我们曾简略提到《生死场》出版后，萧红的名字就不胫而走。如果我们能了解当时日本侵略中国，使全国上下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的背景，这就一点也不足为奇了。虽然在此之前，也曾有过以日本侵略东北为背景的小说（如李辉英的《万宝山》，1932年），但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却是当时在这方面最受欢迎的作品。萧红的《生死场》畅销的另一原因，也许是有鲁迅作序和胡风作《读后记》。《生死场》出版以后，有很多政治立场截然不同的评论家也异口同声称赞这不仅是萧红的杰作，而且是她在政治和文学方面传世不朽的作品。它显然把坚决抗日的精神，灌输给了早期读者。至于这种看法的正确程度，我们仅能加以臆测。但从萧红自该书出版后所享的盛名，以及当时该书为人所引用的次数，和它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来看，上述观点实在有其事实根据。当初这本以描写农民反抗日本侵略者著称的长篇（或中篇）小说《生死场》共计一百五十五页（约八万字），其中提到日本的部分，只不过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若说这部小说是本“反抗性”的小说，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是它反抗的是谁？又为了什么？难道作者也想像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一样，以她的这部作品去揭发那种逼得中国农民走投无路，终而奋起反抗日本的暴行吗？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得回头仔细看看这部小说，看它到底写了些什么，写得如何，同时也研究一下当时的文评家对该书的评价。
《生死场》是以哈尔滨近郊农村为背景，描写“九一八”事变前后当地农家生活的一部小说。书中所描述的是一批农民和被他们视为瑰宝的土地及牲口的故事。对这批农民来说，生命向来就是个艰苦挣扎的历程。他们对于生命的态度也正是他们贫困生活的写照。这是部悲剧风格的小说，而一般读者通常盼望在实际生活及小说中偶尔能获得的轻松气氛，在本书中显然全无踪影。虽然在萧红这本书中，村民像法国作家左拉的《萌芽》（Germinal）一书中那些悲惨的矿工们一样，偶尔也有一些欢乐的时光，譬如农家偶尔聚在一起闲聊，青年男女的约会，等等，但结果总以悲剧收场。对读者而言，《生死场》美的地方是它那穿插于全书的农村景色和村民对事物及人生的淳朴态度。但是这片美的地方却为那种种残酷和无知所导致的丑恶所掩盖。作者在小说的前一百页中告诉我们说，当时的日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难过。那无情的大自然和那贪啬的地主逼得村民们陷入绝境。可是从读者的眼光看来，自古以来，农村村民生活就是如此。他们所了解的真理也仅限于佛家所谓的“生、老、病、死”的轮回。[39]在《生死场》这部小说里，当村民们苦难的生活慢慢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时，读者的心情也会跟着越来越沉重。读者们会看到“强迫婚姻”和它那悲剧性的结果；由谣传土地增税所激起的农民暴动失败的经过。读者们更看到那好像是永无止境的难产、衰老、病痛和自杀、意外、瘟疫、谋杀、饥饿等等不同形式的死亡。
借着故事的叙述，小说中的几个人物都在前一百页中陆续出场了。但是小说描绘的并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家的事迹，而是那整个村庄、村民的故事。村中农民们世代恬静的生活好像是一成不变似的。例外的似乎只有那一再出现的坟场——在这坟场周围，是一群觅食的野狗和散布在破墓四周的堆堆白骨。由于村民们陆续地死亡，坟场的面积不断地扩大，它的面目也在逐渐地改变。但是除此而外，另一个重要的改变也在地平线上出现了：有一天早晨，村民们突然看到了一个新东西，那是附近山冈上的营房，正飘拂着一面他们从未见过的旗子，“村人们在想：这是什么年月？中华民国改了国号吗？”[40]显而易见，那是一面日本旗，由于这个新的改变，许多新的情节即将在《黑色的舌头》这章中展现在读者面前。可是好像俗语所说“万变不离其宗”，那“生、老、病、死”的过程仍是残酷地在循环着。不过这次改变使村民死亡的速度加快，致死的原因也比以前增加了许多罢了。
日本鬼子很快地就将村民们逼到非反抗不可的地步；他们终于起来反抗了。但在书中我们所看到的仅是一些个人单独的行动，集体抗日只不过在酝酿阶段。这小说在一段很长但是很重要的枝节叙述之后，最后以充满希望的乐观口吻转入正题，并以之作为结束。二里半是书中最后一个加入抗日阵营的村民，终于放弃了他的唯一财产——一只老羊（此羊是在第一章和最后一章出现的，是整本小说的主要象征之一），蹒跚地跟在同村的伙伴后面，加入抗日队伍。显然就是这样的结束，使得当时的读者们奔走相告，并使日后许多文评家们大声喝彩，称赞“小说真实地反映了东北人民在动荡年代中的生活，以及他们被迫反日斗争的觉醒过程”[41]。
在继续讨论它以前，让我们重新回到前面所提出的问题上：《生死场》是不是一部有关“政治觉醒”和触发“抗日精神”的小说？它主要的目的是否在鼓动读者们以实际行动去抗日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它是否曾有效地达成它预期的效果？如非以抗日为目的，它是否同样地产生了鼓吹抗日的作用呢？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是非常肯定的：小说的确产生了抗日的效果。因为当时的文评家们都称赞萧红的《生死场》，说她这部小说是所有爱国作家都应极力仿效的典型文学作品。虽然《生死场》仅以三十七页的篇幅来讨论当时燃眉之急的抗日问题，并且书中是以迂回甚至是牵强的手法去描绘当时日寇侵略的事实，但它却是20世纪30年代抗日文学的奠基作品之一。
我们认为作者的原意只是想将她个人日常观察和生活体验中的素材——她家乡的农民生活，以及他们在生死边缘挣扎的情况，以生动的笔调写出。她的章法未必严谨，但日后她写此类题材时却非常成功。
萧红的小说主题由农民生活一变为抗日，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个问题可以从对她个人生活影响很深的萧军身上找到答案。对萧军而言，当时的农民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凶劫与折磨，以一个昔日“抗日义勇军”战士的身份，萧军顺理成章地选定了“日本鬼子”作为他书中的恶棍，然后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和信念，描绘出农民们委身抗日的转变过程。萧红则无此种经历，她也没有亲眼目击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所以她在这方面的描写不够真实，这是可以想见的。她在小说中所提到的少数几个抗日组织的名称，也全是从萧军和其他朋友（特别是老革命舒群）口中听来的。
一般而论，萧红在《生死场》一书中途转变小说主题，在小说中的一场起义前也未能仔细说明起义的动因，再加上本书最后三分之一笔调的松散，都一再显示出萧红是在尝试着描写她不太了解的题材。因为《生死场》没有交代该村和日本军阀发生冲突的因果关系，萧红却以暴行的故事和谣言来弥补此缺憾。但对一部“历史”小说来说，故事和谣传都不是足以信赖的素材。虽然萧红在书中举出了一些日本人暴行的实际例证，但她的笔调既缺乏想象力，也没带多少感情，所以无法引起读者的共鸣。譬如有一次作者平铺直叙地提到一名女学生被日本人处决了，接着是几句推敲死因的描述，然后就再也无下文了。村民在聊天中常常提到孕妇被破肚，以及年轻的女孩被带走、奸杀的传闻，可是因为那些作恶的“日本鬼子”很少在书中真正露面，所以缺乏紧张的气氛。以上的讨论并非否定这种残酷事实的发生，而是指出萧红在这方面的描写并不能使人信服。
其次让我们讨论在暴力压迫下农民的觉醒。这类题材，如果有生花妙笔，尽可以写出一部紧张精彩的小说，但到了萧红手上反成为闹剧了。由下面这段常被引用的书中主角赵三的话就可看出此点：
“国……国亡了！我……我也……老了！你们还年青，你们救国吧！我的老骨头再……再也不中用了！我是个老亡国奴，我不会眼见你们把日本旗撕掉，等着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不……不是亡……亡国奴……”[42]
萧红认为她所能写的与她或萧军认为她所应该写的之间的距离，可以更进一步地从她描写“小寡妇”金枝离家去哈尔滨的一段看出来。虽然书中提到金枝在路上几乎遭日本兵的凌辱（当然，作者是想不离她抗日的主题），但实际上这一章只不过描述一个弱女子在一个举目无亲的城市中勉力求生的经过。金枝在城市为生活所迫，替低级鸦片馆中的顾客缝补衣服，并和那些在最下层生活的倒霉女人为伍。当金枝发现那些男性烟鬼除了要她缝补衣服外，还有其他企图时，已经为时太晚，也就堕入了他们的圈套。这一章中无疑渗入了很多自传的成分。但是把它放在小说的最后面三分之一处，的确是抹杀了作者在前部所激起的一点点抗日情绪，当作者再设法返回主题时，已经来不及了，全书只剩十五页就结束了。
笔者对于《生死场》的看法，与当时文评家大有出入。那些眼光短浅的文评家竟把《生死场》前一百多页看成了准备日寇出场的序幕。读者细读《生死场》之后将会发现，这种论调是难以立足的。不过由于该书对当时的青年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因此就不可忽视它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史上的重要性。对那些政治意识极强，然而对现代小说的写作技巧所知无几的当时读者而言，《生死场》在结构和修辞上的缺点，与它所传达的社会改革信息和它动人心弦的情节相较，实在是微不足道。
反过来问，《生死场》是否要算一部失败的小说呢？虽然该书自出版后享誉不衰，且很受读者欢迎，而且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也有着相当影响，但笔者仍觉得就纯文学的观点来看，《生死场》至少要算部分失败。当然这本书也有它清新可读之处，而且有些篇章也能扣人心弦：例如前面几章和书的后半部也偶尔有不为题材所限的惊人之笔，即使现在读来也令人不禁为之神往。萧红描写农人时笔尖常带真感情。她时而大刀阔斧，时而工笔细描，非常生动有力地描绘出农家贫无立锥之地的困境。但她对农人的短处也毫不掩饰，她在书中常常提到农民在家庭邻里之间，由无知与残酷所遭到的报应和惩罚，其严重的程度和外力的压迫程度相较不相上下。萧红能把握住农业社会的特征和农人所崇奉的道德价值观念，这些都是《生死场》最成功的地方，在该书序言中，鲁迅说：
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43]
《生死场》一书中有好几段非常感人，文笔也极生动。萧红在这书的开头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农人对家畜的强烈感情上。对农人而言，无论是一匹马、一头牛或是一只羊，都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甚至看得比他们的亲生子女还要重要。就因如此，所以当赵三失手杀了小偷而不得不卖牛偿债时，他一生就从此完结了。二里半为加入义勇军，毅然舍弃了他那心爱的老山羊，这就是他决心献身抗日的最佳表现。在原书第三章中，赵三的第二个老婆——老王婆，为了还债，被迫牵着她那匹老马去屠宰场的一幕，虽简短，但是紧张、严肃，紧紧地扣住了读者的心弦。这匹老马没精打采，唯命是从地跟在它那为贫困所追的女主人身后。老王婆在年轻时也曾有过几次这样的经验，但那时并没有这样的感觉。现在她却发现是在牵着和她多年相依为命的老马上屠宰场，心里难过极了。但她却以无可奈何的口吻对马说：“算了吧！算了吧！你不是迟早被饿死吗？”时而她又为那老马的踌躇不前而懊恼生气；老王婆心中的悲切和她那对马的感情被刻画得淋漓尽致，非常动人。好不容易，她终于来到屠宰场的栅门口，但当她看到那屠宰场四周的景象，却不禁手脚瘫软，寸步难移：
……四面板墙钉住无数张毛皮。靠近房檐立了两条高杆，高杆中央横着横梁；马蹄或是牛蹄折下来用麻绳把两只蹄端扎连在一起，做一个叉形挂在上面，一团一团的肠子也搅在上面；肠子因为日久了，干成黑色不动而僵直的片状的绳索。并且那些折断的腿骨，有的从折断处涔滴着血。
在南面靠墙的地方也立着高杆，杆头晒着在蒸气的肠索。这是说，那个动物是被杀死不久哩！肠子还热着呀！
满院在蒸发腥气，在这腥味的人间，王婆快要变做一块铅了！沉重而没有感觉了！
老马——棕色的马，它孤独地站在板墙下，它借助那张钉好的毛皮在搔痒。此刻它仍是马，过一会它将也是一张皮了！[44]
这段描写屠宰场的情形虽然读来令人作呕，但我们从中可看出老王婆和那匹老马当时内心的悲怆与哀怨。当老王婆温顺地接过屠宰场伙计给她的几个钱，留下了心爱的老马，独自伤心地走回家去，当她听到屠宰场伙计的喊声时，忍不住停步回头：
“不行，不行……马走啦！”
王婆回过头来，马又走在后面；马什么也不知道，仍想回家。屠场中出来一些男人，那些恶面孔们，想要把马抬回去，终于马躺在道旁了！像树根盘结在地中。无法，王婆又走回院中，马也跟回院中。她给马搔着头顶，它渐渐卧在地面了！渐渐想睡着了，忽然王婆站起来向大门奔走。在道口只听见一阵关门声。[45]
像这样令人挥泪的描写使《生死场》全书笼罩着一股阴森的气氛。
贯穿《生死场》全书的唯一最有力的主题就是“生”与“死”的相连相亲、相生相克的哲学。书中有一整章，即第六章《刑罚的日子》，完全是描写“生”的景象。萧红在这章中将她的情感强有力而清晰地表露无遗。“春”和“生”在一般的小说中一向是相提并论的，却很少有人能像萧红这样描写。只有她能将“生”和“死”的荒原赤裸裸地呈献在读者眼前。这一章是以春天时节母狗生小狗开场：“暖和的季节，全村忙着生产。大猪带着小猪喳喳的跑过，也有的母猪肚子那样大，走路时快要接触着地面，它多数的乳房有什么在充实起来。”[46]但这抒情诗式的田舍风光很快就被村中的一个年轻产妇的惨叫惊破。那产妇疼得在草席上打滚：“她不能为生死再挣扎最后的一刻。”[47]她就这样悲切地难产而死。在其他地方产婆们仍在家家户户地帮助产妇分娩，但是有时尽管她们使出浑身解数，最后却往往是无济于事。《生死场》的作者，似乎是要告诉读者：看吧，“生辰”是多么容易变成“死刻”啊！在《生死场》一书中，最突出的人物描写，应该是那些目光浅近而又虚构的男人们，他们让老婆怀了孕，但又憎恨老婆生孩子，对自己的子女也缺乏父爱。在此萧红充分吐露了她对这类人和这些事情的憎恨。正因如此，这些事件更有其特殊感人的力量。
《生死场》中还有好些值得研讨的题材和情节，由于上面的讨论，读者可能对于《生死场》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所以下面笔者仅再就书中人物的刻画和行文用语的体裁加以简略的讨论。文评家们大体同意，萧红这本小说中的人物都死气沉沉，而那些人物的行止，读者都可先猜出来，充其量不过是些漫画中人物，缺乏真实感。全书的四个重要人物——老王婆，她的丈夫赵三，金枝和那代表落后、短视、愚昧的老农二里半，其中只有两位偶尔还能算上真实可信的角色。那两位就是书中的两个女人——金枝和老王婆。鲁迅在他那常被引用的《生死场》序言中说：“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48]胡风在该书的《读后记》中，对该书的文学素质讨论甚详。这位文坛著名批评家对《生死场》的看法，值得重视。胡风一方面称赞萧红是描写农村景色的天才，他认为萧红的《生死场》中某些篇章可与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被开发的处女地》（Sholokhov's Virgin Soil Upturned）相媲美，同时他又极力夸奖萧红书中唤起农人抗日决心的描述；但另一方面，胡风却对萧红的文笔和技巧做以下的批评：
第一，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全篇现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材，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能够得到的紧张的迫力。第二，在人物底描写里面，综合的想象的加工非常不够。个别地看来，她底人物都是活的，但每一个人物底性格都不大凸出，不大普遍，不能够明确地跳跃在读者前面。[49]
他继续指出萧红在用语方面的毛病；他将此毛病归之于萧红对于修辞的锤炼功夫的不够。胡风和鲁迅对于《生死场》的评语可以说都非常中肯。但从另一方面看，虽然《生死场》是萧红第一部主要作品，但她日后小说中所擅长的简洁、生动的文笔已在此书中初见端倪。
近几年来，对《生死场》的看法与评价，在国内外的一批评论家中，有着相当的变化。书中的文笔与“启示”受到重视，所谓的“革命思想”[50]却受到再估价。有人认为萧红的作品“却有超越鲁迅的地方”[51]。而以笔者来言，《生死场》从另一角度分析，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无论书中的文采多么欠完善，政治气味多么浓厚，读者们能从书中最后的三分之一认清作者如何了解当时燃眉之急的问题——日本的侵略和战争的临近——作者都能含蓄而清楚有力地写出来。从萧红通常在描述上极详细的文笔，到书中前后两部分间非常突然又缺乏联系性质的转变，再加上作者所用的道听途说写法来指责日军行为，亦能使读者体会和了解到萧红对当时局势的了解是多么有限，对当时情况的认知是多么模糊。萧红在书中所展示给读者的“战争”并非所谓的理想性、浪漫爱国性的“战争”，她对战争的刻画多半由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上的细节着眼。作者并没有从一种广义的历史观点来写战争，而是以一种微妙而有力的手法来叙述村民及作者本身所经历而无从理解的种种残忍遭遇。全书——特别是最后三分之一的深厚插曲性，因欠缺紧密的关联性而使读者联想到一系列有其明晰意义的往事形象。实际上，萧红对于村民的观察，包括战前战后也不外于此。在当时重男轻女的社会里，妇女们一天到晚只忙着一些无聊的家务，而对于家外的事物全透过男性才得知一二；萧红的观察和看法也可能正代表着当时一般妇女的看法。
注释
[1]赵凤翔：《萧红与舒群》，《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7期，第188页。
[2]张梅林，广东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一非常活跃的作家，尤以对以武汉为总部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贡献良多，后被认为属胡风分子而被批斗。见丁言昭：《访老人·忆故人：听梅林同志谈萧红》，《东北现代文学史料》1980年第2辑，第77—79页。
[3]梅林：《忆萧红》，原收于《梅林文集》，上海春明书店1948年版，第26页；又收入王观泉编：《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
[4]丁言昭：《访老人·忆故人》，《东北现代文学史料》1980年第2辑，第77页。
[5]梅林：《忆萧红》，王观泉编《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
[6]梅林：《忆萧红》，王观泉编《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
[7]梅林：《忆萧红》，王观泉编《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62页。
[8]丁言昭：《访老人·忆故人》，《东北现代文学史料》1980年第2辑，第68页。据舒群回忆：
这一年的夏天，（中略）萧军、舒群两个人曾经结伴去上海，目的是到文艺界拜师。他们本想拜访前辈的鲁迅和同辈的黄源，但是因为上海情况复杂，没有找到可靠的关系，又没有足够的旅费，不能长期停留，所以既没有见到鲁迅，也没有见到黄源。两个人白跑了一趟，大失所望地回到了青岛。之后，舒群自己又去过一次，仍然是失望而归。（见肖凤：《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58页。）
[9]萧军没说明这本小说集的名字，只说这本小说集是他和萧红在哈尔滨合著的。参阅田军（萧军）：《让他自己……》，《作家》1936年第2卷第2期，第345页。这篇文章是作于鲁迅死后两周的追忆之作，收集了鲁迅给二萧的头九封信加上注释及说明。198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萧军编注的《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此书第1-2页证明所寄给鲁迅的“集子”便是《跋涉》。
虽《让他自己……》是以田军为笔名发表，但为求一致，本书一律用萧军为名。
[10]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鲁迅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卷，第1012页。读者亦可参阅1981年的十六卷本《鲁迅全集》中的日记及书简。
[11]梅林在《忆萧红》一文中说他们的《晨报》一直苦撑到11月底，12月初才搭船至上海；此说不确。萧军在《八月的乡村》后记第一页中说他们11月到上海。我们查对萧军的《让他自己……》，《作家》月刊1936年第2卷第2期，第345—346页；许广平编：《鲁迅书简》，香港百新图书文具公司1964年版，下册，第766—767页；《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第20—26页，与《鲁迅日记》第2卷第1013页中，这些资料都载明他们11月3日已在上海住了几天。景宋（许广平）在她的《追忆萧红》（王观泉编《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一文中说他们是10月到上海的。骆宾基的《萧红小传》，第56页中亦引用景宋之文，指明他们11月1日已到达上海。又有人说，他们11月1日离开青岛，翌日到达上海；见丁言昭：《萧红在上海事迹考》，《东北现代文学史料》1982年第4辑，第37页。
[12]该小说虽在青岛完稿，但作者尚未离开哈尔滨之前已经开始写。头两章的初稿早于1934年初的《国际协报》连载过。见孙术函：《关于萧红〈生死场〉的写作》，《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第189—190页。
[13]萧军：《让他自己……》，《作家》1936年第2卷第2期，第346页。
[14]萧军编注：《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该书和梅林的《忆萧红》（王观泉编：《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66页），是二萧在上海早期生活的主要资料来源。
[15]有关此幢亭子间和萧红在上海住过的其他五栋房子，见丁言昭：《萧红在上海事迹考》，《东北现代文学史料》1982年第4辑，第36—46页。
[16]萧军：《让他自己……》，《作家》1936年第2卷第2期，第351—352页；许广平编：《鲁迅书简》，香港百新图书文具公司1964年版，下册，第771页；萧军编注：《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1页。在后者中，第1页，编者萧军写道：“鲁迅先生在回信中所回答的各个问题，也大多数是由我请问的，给先生写信也多是由我来执笔。”
[17]原是萧红致萧军信中的一段，附在萧军的《让他自己……》一文中，《作家》1936年第2卷第2期，第363页。
[18]萧军：《让他自己……》，《作家》月刊1936年第2卷第2期，第353页；许广平编：《鲁迅书简》，香港百新图书文具公司1964年版，下册，第773页；萧军编注：《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景宋在《追忆萧红》第16页中，误记会面为27日；其实，那是寄信的日子，30日才会面。
[19]萧军：《让他自己……》，《作家》1936年第2卷第2期，第356页。
[20]［美］米尔斯（Harriett Mills）：《鲁迅：1927—1936年，左倾的岁月》（LuHsun： 1927—1936,The Years on the Left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1963年。另参阅夏济安：《鲁迅作品的黑暗面》，《黑暗的闸门》（The Gate of Darkness ），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101—145页。
[21]［美］葛浩文：《谈萧红与鲁迅》，《抖擞》（香港）1977年第9期，第20—27页。
[22]许广平编：《鲁迅书简》，香港百新图书文具公司1964年版，下册，第781页。关于这次见面详细的情况，见萧军：《我们第一次应邀参加了鲁迅先生的宴会》，《人民文学》1979年第5期，第20—26页；又收入《萧军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80页。
[23]聂绀弩（1903—1986），湖北人，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文评家，为鲁迅得力徒众之一。叶紫（余鹤林，1912—1939），湖南人，为鲁迅在上海最早收为门徒的青年才俊。
[24]《鲁迅日记》，第2卷，第1022页。胡风本名张光人（1906—1985，有人说是张谷非），湖北人，为鲁迅挚友。胡风是一杰出的文艺理论家；他于1955年文艺整风运动中被批斗。
[25]许广平编：《鲁迅书简》，香港百新图书文具公司1964年版，下册，第788页。
[26]许广平编：《鲁迅书简》，香港百新图书文具公司1964年版，下册，第785页。
[27]许广平编：《鲁迅书简》，香港百新图书文具公司1964年版，下册，第784页。
[28]许广平编：《鲁迅书简》，香港百新图书文具公司1964年版，下册，第790页。
[29]许广平编：《鲁迅书简》，香港百新图书文具公司1964年版，下册，第794页。
[30]《鲁迅日记》，第2卷，第1047页。
[31]黄源（黄河清），曾与鲁迅密切合作，主编《译文》杂志；抗战时期黄源投入新四军，解放后，因冯雪峰及《文艺报》事件而被批判。曹聚仁（1900—1972），浙江人，是位著名文学史家。
[32]5月22日，鲁迅在日记中记载曾借给萧军三十元；见《鲁迅日记》，第2卷，第1058页。可能还有其他经济资助情形，也未可知。
[33]《鲁迅日记》，第2卷，第1056页。
[34]萧红：《回忆鲁迅先生》（1948，上海，第三版）一文，第25页中，记载她是10月1日第一次去看鲁迅。文中似乎是她一人独往。但许广平编：《鲁迅书简》，香港百新图书文具公司1964年版，下册，第836页，和《鲁迅日记》第2卷，第1077及1081页中却清楚地记着11月6日为她（萧红）去拜访的日期，并且由萧军陪同前往的。
[35]有关奴隶社的始末，见萧耘：《鲁迅与奴隶社》，《文艺百家》创刊号（1979年），第107—113页。
[36]许广平编：《鲁迅书简》，香港百新图书文具公司1964年版，下册，第837页。
[37]此后直至1937年止，张乃莹用萧红及悄吟为笔名发表文章及出版书。关于《生死场》整个出版历史，见丁言昭：《〈生死场〉版本考》，《文艺百家》创刊号，第158—159页、180页。
[38]许广平编：《鲁迅书简》，香港百新图书文具公司1964年版，下册，第839页。
[39]提到佛家八苦中之四苦（生、老、病、死）为她书中涉及佛家语及隐喻之一。书中其他章节也甚多含有佛家思想；书名《生死（梵文，samsāra）场》，也有佛家、轮回、转世的意思。现代口语常以“诞生”和“死亡”以代替“生和死”。农民们的宿命态度增强了书中佛家思想的韵味。
本书所引用《生死场》原文页数，通以1979年版本为准。该版本（香港，中流出版社）由1935年原版影印过来。为读者方便起见，笔者于括号中列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的页数。
[40]萧红：《生死场》，第100（76）页。
[41]南京大学中文系编：《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960，南京），第173页。根据此书及其他类似资料所论，《生死场》一书的缺点是它的悲观笔调和书中错误的反动观念，以为人民起义是独立自发，无须共产党领导。
[42]萧红：《生死场》，第121（92）页。
[43]萧红：《生死场》，序言，第1（7）页。
[44]萧红：《生死场》，第40—41（31）页。
[45]萧红：《生死场》，第42（32）页。
[46]萧红：《生死场》，第69（52）页。
[47]萧红：《生死场》，第70（53）页。
[48]在《生死场》出版前，鲁迅给萧红一信，他甚至说：“那序文中……的一句‘叙事写景胜于描写人物’，也不是好话，也可解作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因为作序文，也要顾及销路，所以只好说得弯曲一点……”见许广平编：《鲁迅书简》，香港百新图书文具公司1964年版，下册，第838页。
[49]萧红：《生死场》，《读后记》，第123页（中流版无此文）。
[50]钟汝霖：《反帝爱国女作家萧红》，《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3月，第86页。
[51]韩文敏：《鲁迅与萧红》，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创作通讯》1981年第5期，第12—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