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分包括两篇论文。在讨论政府作用时，作者认为穷国的政府以所谓未充分利用的资源为基础来推行经济增长计划是错误的；把所有的经济增长计划都指向工业化也是错误的，这样做会造成要素配置失当。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三个变量：（1）可再生品的数量；（2）生产者的素质；（3）生产技术水平。政府的稳定也是经济增长的保障。在讨论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关系时，作者提出新的分析工具以解释以往被政治家们误导的问题。这些分析工具是：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广义资本概念；知识概念的经济价值的明确和衡量；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失衡概念；能处理失衡现象的人；扭曲经济动力的本质和重要影响。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作者认为投入品质量、专业化、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四、简要述评
《报酬递增的源泉》一书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农业经济学、人力资本研究和发展经济学等，既有纵向的历史性评论，又有横向的各学科分析（包括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密切联系，甚至还有对家庭的经济行为的论述），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现实意义。本书的许多观点可以看作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深化，进一步论证了改造传统农业的具体思路。与传统经济思想不同，作者认为，尽管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但人力资本却是报酬递增的，因而以知识为核心的人力资本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公共物品，能够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不仅是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同时也是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
扩展性阅读文献
[1]杨海.对西奥多·舒尔茨的回顾及其理论启示[J].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9）.
[2]白永秀，任保平.20位西方经济学家思想述评[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3]茅于轼.经济学的世纪性争论[J].国际商务，2011（24）.
（作者：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曾毅）
阿马蒂亚·森
贫困与饥荒Poverty and Famines：An Essay on Entitlements and Deprivation⑧
⑧[印]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著王宇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一、作者简介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33— ），是印度著名经济学家，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主要执教于美国哈佛大学。森的研究跨越经济学和道德哲学两大学术领域，涉及计划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经济学的哲学问题以及政府行为与公众行为等。由于在福利经济学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第一个出生地在亚洲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主要论著有《技术选择》（Choice of Techniques，1960）、《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1970）、《贫穷与饥荒》（Poverty and Famines，1981）、 《伦理学与经济学》（On Ethics and Economics，1987）以及《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1999）等。
二、本书精要
本书集中体现了森对于饥荒问题这一发展中国家病痛所做剖析的成果。他向一些似乎“理所当然”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这种观点认为造成饥荒最重要的原因无非是食物短缺，故往往发生在旱灾或洪涝灾害之后。例如，1974年孟加拉国饥荒，就是由于当年该国发生水灾引起食物价格飞涨，农业工人的就业机会急剧减少，收入大幅降低，使得他们无力购买粮食，从而陷入饥饿境地造成的。
通过对1940年以来发生在印度、孟加拉和非洲撒哈拉等贫穷国家和地区数起灾荒的实证研究，作者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他认为，要想彻底弄清饥荒的形成机制，必须仔细分析不同的社会经济因素如何影响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进而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致使某些群体连果腹这样应得的基本社会福利都无法获得。全书的重点是关于饥饿的一般原因和饥荒的具体原因，主要包括：从一般意义上引入基本方法，包括对“权利体系”的分析；研究了关于贫困的概念与度量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论述了饥饿这一特殊问题；分析了“权利方法”；分析了发生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一些案例，如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1973—1975年的埃塞俄比亚饥荒、20世纪70年代早期非洲萨赫勒地区的饥荒以及1974年的孟加拉国饥荒；关于“权利方法”总结，即在具体层面上分析了一般贫困与权力体系的联系。
三、论著内容
作者在第一章即明确：“要说明饥饿现象，必须深入研究所有权的结构”；“要理解饥饿，必须首先了解权利体系，并把饥饿问题放在权利体系中加以分析”。据此，他构建了一个在私人所有制市场经济中的典型的权利关系：以贸易为基础得到的权利、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自己劳动的权利以及继承和转移权利。其中“贸易”即交换权是基础，是最直接的权利，而其他三项即生产、劳动、继承和转移则是间接权利。同时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可以通过贸易、生产或两者结合来将自己拥有的商品转换为另一组商品，这就是所谓的“交换权利”。交换权利不仅依赖于市场交换，而且还依赖于国家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对这些隐藏在交换权利背后的因素的理解，将有助于理解普遍存在的贫困、频繁出现的饥饿或饥荒。
第二章中，作者着重分析了贫困的概念。这里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谁该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作者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贫困概念必须包括两个不同的要素：（1）一个识别穷人的方法[识别]；（2）一个把穷人所构成的集合的特征进行加总，以形成贫困总体映像的方法[加总]。随后研究有可能被用于选择具体做法（“识别”和“加总”）的各种思想。关于贫困概念的方法，作者介绍了生物学方法和不平等方法，并对其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指出了其中的不足和借鉴之处。给将贫困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框架，但只能作为对绝对贫困方法的补充。而生物学方法虽然也有种种弊端，但它却联系到了绝对贫困这一无法回避的内核，并且保持了饥饿问题在贫困概念中的核心地位。作者认为不平等和贫困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而任何试图把贫困“当作一个不平等问题”来分析，或者以某种与此相近的方式来看待二者的关系，都是不恰当的。大量论据表明，贫困的度量并不是一个伦理问题，而是一个描述性问题。另外，人们通常所使用的贫困的“政策定义”也存在根本缺陷。按照一个社会现行的最低生活标准来描述穷人的困境必然存在一定的含糊性，应避免其中的随意性。
作者在第三章着重研究了贫困的度量问题。作者指出贫困的度量可分为两个步骤，即贫困的识别和把贫困人口的特征加总成一个总度量。识别贫困的最普通做法是确定一个“基本”——或“最低”——生活必需品集合，把缺乏满足这些基本需要的能力作为贫困的检验标准。作者介绍了两种方法来识别贫困：（1）直接方法，简单地考察人们的消费组合是否满足基本需要；（2）收入方法，首先计算满足指定的最低需要的最低收入水平，再考察人们的实际收入是否处在贫困线之下。这两种方法代表两种不同的贫困概念。“直接方法”所识别的是，实际消费不满足传统中公认的最低需要的那些人；“收入方法”所识别的则是，按照社会典型的消费方式，没有能力满足该需要的那些人。“收入方法”提供了偏离“贫困线”程度的数字度量尺度。关于“贫困线”，作者认为在一个社会中存在着一个一致性的贫困线的假设是对事实的歪曲。另一个困难是在计算不同规模家庭满足其最低需要所必需的收入时，怎样将家庭收入转换成个人收入。在评价贫困度量方法时，作者指出贫困人口比率度量H即被识别为穷人的人数比率，忽视了收入差距，而贫困缺口，即全体穷人的收入与特定贫困线的差距的总和，也就是穷人的平均收入与贫困线的差距的百分比I，也被称为“收入缺口比率”，忽视了贫困人数。最后作者给出了一个贫困度量方法的公理化推导及其变形。在这里作者将“排序的相对贫困”公理和“标准化的绝对贫困”公理应用于收入缺口的加权求和，从而形成了一个精确的贫困度量，并在附录中介绍了其具体推导。
第四章简单介绍了饥饿与饥荒的关系。正如作者在本章开头所说“饥荒意味着饥饿，反之则不然；饥饿意味着贫困，反之也不然”。作者指出一般性饥饿现象与饥荒的突然爆发是有区别的，“从广义上说，饥饿是指人们没有充足的食物，而饥荒则指由饥饿所造成的大量的死亡的恶性现象”。在对饥饿进行一般分析时，有三类现象：典型的食物消费水平低下，食物消费量的下降趋势以及食物消费水平的突然大幅度下降。而饥荒主要由第三类现象引起，前两种现象能够对饥荒的爆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作者指出，国家内部各阶层之间的粮食分配等问题的存在，使得即使人均粮食供给呈现增加的趋势，饥饿现象也会出现，甚至出现饥荒现象。
权利方法是本书分析饥饿与饥荒的主要方法，在第五章，作者对其作了介绍。权利方法重视的是一个人没有支配足够食物能力的可能性以及在一个社会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合法的控制食物的手段，这些手段包括生产机会、交易机会、国家赋予的权利以及其他获得食物的方法。作者指出在一个私有制度经济中，一个人的权利集合取决于个人的资源禀赋（所有权的组合，即由交换权利中直接权利和间接权利共同决定的一个人有能力获得的商品的组合）和交换权利映射（为个人的每一资源禀赋组合规定他可以支配的商品组合集合的函数）。交换权利映射即“E-映射”，取决于一个社会中的法律、政治、经济和社会特征以及人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作者也指出了权利方法的一些缺陷：权利不容易被界定；侵犯既定法律框架中的一些权利的财产转移具有普遍性以使该权利方法失效；人们的实际食物水平消费低于他们的权利所允许的水平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权利方法着重分析的是饥饿，因此必须将饥饿与饥荒中的死亡区别开来。而当某类人遭遇权利失败时，可能是遭受直接权利失败，抑或贸易权利失败，也可能同时遭受这两种权利失败。
食物供给下降（FAD）通常用来解释饥荒。在对孟加拉饥荒的分析和解释上，曾经有人认为，这次饥荒的根本原因是“在孟加拉国，可用于消费的大米供给总量严重短缺”。作者通过进一步的计算，基本上推翻了上述观点，并引用交换权利来解释这一问题。作者通过大米权利来具体地指出了交换权利变化的原因：（1）在饥荒第一阶段，大米价格上涨基本上是由需求方面的因素造成的；（2）在饥荒的第二阶段，需求力量受到了冬季作物“收成不好”、投机活动猖獗以及疯狂囤积等因素的影响；（3）政府管理混乱；（4）全面禁止谷物出口和大米进口； （5）饥荒与收入和购买力之间不对称的膨胀关系；（6）对“奢侈”品的需求大幅度减少；（7）该饥荒恰好发生在两种历史价格体系的分界线上。同时政府政策及相关行为不适当也导致了这次饥荒的延续。总之，通过对决定人们支配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能力的因素及其关系的分析，作者认为权利方法能对孟加拉国饥荒的起因做出较好的解释。
作者通过对粮食供给的分析，也表明了FAD理论不能用来解释埃塞俄比亚饥荒。在分析埃塞俄比亚沃洛省的粮食短缺是运输约束还是权利约束造成时，作者指出了运输约束的种种缺陷，从而相信只能在权利失败中寻找原因。理由是沃洛省发生饥荒时其粮食价格没有明显上涨，人们是在粮食价格基本上与灾前相同的情况下饿死的。而对于那些在东北部和东南部饥荒中受到严重影响的牧民，他们还受到了农业商业化发展的影响。农业商业化的发展夺去了他们干旱季节赖以生存的草地，从而加重了这次干旱对他们的影响。
在对萨赫勒地区的干旱与饥荒进行分析时，作者指出尽管FAD理论不能被推翻，但其解释力是十分有限的。因为关键问题不是如何把粮食弄到这些国家来，而是受灾者如何获得这些粮食，即一个使遭受干旱和其他灾难的人们能够得到足够粮食的经济机制。作者从社会保险和农业商业化方面作了批判性分析，指出“建立一个机制，即通过公共机构确保每个人的食物权利，不仅包括灾难期间的粮食分配，而且还包括通过社会保险和就业保障来实现较长远的权利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