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我出生那一年我父亲已经41岁了。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永远是撅着嘴巴嫌弃这个指挥那个，父亲永远是拎着两把热水瓶急匆匆行走在上班的路上。
父亲所在的工厂在小镇上很有名气。工厂上下班时间不像现在的工厂一样打卡，也不像母亲所在的学校一样打铃。更不像对面山上的寺庙里晨钟暮鼓，也不像老家的生产队里，叔叔吹响脖子上挂的铁哨子上下工。
小镇的居民每天早晚都会听到“呜呜呜呜呜”的警报声。那就是父亲所在的工厂上班了、下班了。骑着自行车乌压压的人群早晨从四乡八村来到工厂，到了傍晚又像离弦的箭一样飞回家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父亲原本是不属于工厂的，就像我的婆婆，她原本是不属于王坑的。他们两个是原来在宣平县委时候的同事，都曾经是穿四个兜的小干部。
但我的父亲我的婆婆又都同样来自于广袤而贫困的农村。所以每当我提起我在深圳制衣厂打工的辛苦的时候，他们罕见的同仇敌忾的对我嗤之以鼻。
他们觉得我在小镇制衣厂和在深圳制衣厂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换了个地方上班而已。而且有班上有钱拿，在他们眼里这就是生活啊？何苦之有呢？
生活就像海里的波浪，有时高有时低，一切都很正常。父亲说起他自己的人生故事总有一些轻描淡写。
“我22岁一个人去深圳，独在异乡为异客！”我有些不服气的说。
“22岁有什么了不起。我22岁都拎着脑袋剿匪了。枪林弹雨真刀实枪，什么时候掉脑袋都不知道。更何况你现在25岁了还吊儿郎当混在家里。”父亲眯着眼睛说。
“我在深圳上大夜班，夜里三点钟坐在钉扣机前钉扣子。生物钟紊乱，浑身冷的汗毛直竖。”
“上夜班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年轻的时候农会里开会，打着火把一夜走三十里路。你下了夜班可以补觉，我们是日夜奋战。”婆婆同样咪着眼睛说道。
现在我相信他们真的是老同事了，你看连说话的口气都不差分豪。
我父亲是在街上碰到徐桐花，并且和她聊上天的。
聊完天，我父亲气哼哼的回家指着我的鼻子说：“以后你不要和那个徐桐花的儿子来往，我不会同意你嫁到他们家去的。你到他们家你要吃亏的。你不要不听我的话。”
我不知道父亲怎么突然又变了脸。在这之前，父亲是不待见牛皮糖，甚至扔了他拿过来的桂圆荔枝，但好歹棋还是下的，门还是开的。
母亲冲我努努嘴，我会意的出门去。父亲是头顺毛驴，不能逆着来。
晚上母亲和我说了缘由，她说：“你爸这个老糊涂，路上碰到徐桐花。两个人呛上了，把你爸给气着了。”
我一听就来气了，什么人啊？还敢气我爸。不就是牛皮糖他妈吗？我倒要听听，是怎么回事。
母亲叹了一口气，说道：“你爸他这个人也是熬不住。碰到徐桐花么打打招呼各自开路就好了。你爸他问人家，徐桐花，你儿子天天跑我家来，你对两个人的事怎么看？”
“那徐桐花怎么说？”
“她说，我觉得两个孩子还小。”
母亲狡黠的笑一笑，这不，你这老爹就恼了呗。他说你徐桐花儿子天天跑我家来，我拉下脸来问你一句。你说孩子还小，这不是变成我急了吗？好，那我就不让女儿嫁你家。这不，杠上了。
我听了，又好气又好笑。合着你们两个老同事置气，火烧连营啊？
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脑子一转，就算没有玩过石头剪刀布，谁还没玩过老虎虫子鸡的游戏啊？不是说一物降一物，糯米服红糖？
徐桐花，你今天恼着我老爹了，我明天从你儿子身上找回来。儿子是你心头肉，我看你疼不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