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工作中最令人难过的事情之一就是和失去了亲近之人的病人谈话。每每遇上这样的情形，我都会感到无以复加的焦虑。死亡之事是无法开解的。面对悲恸的病人，我从来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但是我执业近50年了，总免不了碰上这类病人。有一天，来做咨询的安塞尔—亨利先生有史以来第一次迟到了。他患有强迫性神经症，按理说他不可能出错：他总是按时来，按时走，回答我向他提出的问题，穿剪裁合身、一尘不染的衣服，就好像是他那紧绷绷的身体的一部分。可今天却不一样。
“抱歉，医生。”他一边嘟囔，一边拖着步子走进办公室。晚了将近20分钟的他摇摇晃晃地栽倒在沙发上。
“你可来了，先生，我还以为今天见不到你了呢。”我说着，心想安塞尔—亨利先生是不是生病了。他一副刚睡醒的样子，而且穿的也是睡衣。很明显，他既没梳头，也没刮胡子。
这时，他竟然哭了起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问。他只是摇摇头，双手捂住脸，他的整个身体不可控制地抽搐着。我先看看他，再看看关着的办公室门，特别想叫苏拉格太太进来帮忙。她肯定知道该怎么做，眼下，他显然更需要女性安抚宽慰，而不是医生的临床分析。
我想我应该做点什么。于是，我站起来，从架子上的木盒子里抽了张纸巾。
然后，我清清喉咙，说道：“先生，我看得出来，你现在非常痛苦。但是，如果你想让我帮你，你得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起初，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但我话音刚落，他就微微抬起了头。
“玛琳死了，”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趁着换气的间隙才挤出来这几个字，“她昨天死了。”
玛琳是安塞尔—亨利先生的妻子，是他在这世界上唯一喜欢的人。他在其他所有人面前都表现得拘谨而高冷，但不知怎的，唯有她让他卸下了盔甲。
我的病人坐起来，接过纸巾，擦干眼泪，使劲擤了下鼻涕，发出巨大的声响。然后，他眨眨眼，表情有点困惑，第一次正经八百地注视着我。我迎着他的目光，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想让我怎么帮他？我放在膝盖上的双手就像一对不安分的小动物，左手抓着右手，使劲儿扭着。
“请节哀。”我说。
他点点头，但并没有把盯着我的目光移到别处。他能看出我的别扭吗？我不知所措的样子是不是特别明显？
“大家都知道，在极度悲伤时期，人可能会倒退回早期阶段，”我开口说道，同时感觉自己的语速越来越快，“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变得比平时易怒，或者对每天的生活暂时失去兴趣，这些表现都很正常，你不必太担心，都会过去的。”我给了他一个微笑，但愿这个笑容能传达我的鼓励，“时间会治愈一切。”
安塞尔—亨利先生皱起眉头。我无法再承受他的目光，瞟了一眼我的笔记本，匆匆随笔写下几个词。
“我太太要在3天后下葬，我唯一爱的人死了，”他的声音因为哭泣而显得格外浑浊、嘶哑，“你却告诉我一切都会过去？”
我立即感到口中干得厉害，就好像舌头被裹进了一团糨糊里。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硬着头皮解释，“对你失去爱人的事我感到特别抱歉，先生。”我就只能想出这么多话来。接着，我挥动双臂说，“我有个建议，我们的心理咨询延后怎么样？等你心里好受些再说？”
他离开办公室时扔在桌子上的那团纸巾缓缓展开。
我盯着那纸团发呆，任凭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无法从这一刻中回过神来。最后，纸团完全静止不动了，就像光滑的红木桌上盛开的一朵遗世独立的睡莲。我还是呆呆地坐在椅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