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成为一个造物者，一个现象发明家；凭借未来实验科学的进步，人类可以从自然中获得力量，而在这方面，我们不知道如何为之设限。”
——克劳德·伯纳德[4]，1865
一场技术革命正在进行：一场关于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融合的革命。它使改造人类身体、提升大脑性能成为可能。技术可以创造出一个增强人，而且相关技术会越来越完善。但是应该这样做吗？
洛朗·亚历山大（以下简称洛朗）：科技的功能就是保障人类的美好生活，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没有人会反对医学的进步，因为它可以不断延长人类的寿命，并一直持续下去。在科技水平允许的情况下，有很多理由能说服我们去认同弥补人类自身生理缺陷的做法。以视网膜疾病为例，三分之一的法国人到了一定年纪眼底会出现黄斑病变。这种疾病会损害视网膜中心进而导致失明。目前，法国罹患该病的人数已超过一百万，这个数字还会随着人口的老龄化而急剧增长。除了眼底黄斑病变，还有其他几种视网膜病变会导致失明，且尚无任何有效的治疗手段。不过，仰赖电子技术和生物技术的进步，今后我们可以更为有效地治疗这种严重的疾病。为什么要放弃这些技术呢？
科技有望治疗失明
针对年龄性黄斑病变（DMLA）的治疗手段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把电子植入物与一个微型摄像机连通，并将其固定在视网膜上，或直接固定在大脑皮层上。该方法沿用了通过移植人工耳蜗治疗耳聋的思路。目前，这种仿生眼只能让病人获得非常有限的视力，但是随着微型处理器和电子传感器不断更新换代，人类有望在2025年之前使用具有数万像素的植入物，这能给患者带来真正的视觉舒适。
第二类结合了两种不同的生物技术，即干细胞技术和基因疗法。2011年4月，一个日本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发文，宣称可以从胚胎干细胞中培育出小鼠的视网膜雏形结构。干细胞技术可在2025年前后用于治疗人类的视网膜疾病。与此同时，基因疗法给身患遗传性视网膜病变的年轻人带来了希望。发生视网膜色素变性的狗在接受了初步的基因治疗后，其视网膜功能就已恢复正常，这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针对人眼的实验也已经展开：2012年年初发表的一项实验性基因疗法，恢复了三位莱伯先天性黑蒙患者的部分视力。莱伯先天性黑蒙是一种令人孤绝无助的疾病，它是一种无法治愈的视网膜感受器的变性，会导致病人在30岁之前完全失明。
洛朗·亚历山大
让—米歇尔·贝尼耶（以下简称让—米歇尔）：实际上，我们要讨论的不是要不要抛弃这些技术，而是我们应该全盘接受人类能力所及的一切事物吗？因发明全息摄影而获197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物理学家丹尼斯·加博尔[5]说过：“所有在技术上能够被实现的，无论要为之付出怎样的道德成本，都值得被实现。”人们被这句名言体现的大胆张狂所震动，但那又有什么用呢？它被万能市场的追捧者奉为圭臬，这令人感到遗憾。他们坚信对技术目标的选择和对自然物种的筛选应遵循相同的机制。当然，如今我们试着让技术的实施符合伦理学要求，建立各种委员会来审查科技成果的可接受性，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困难重重：不惜一切代价鼓励新事物的发展已经成了政治或者工业决策者的不二信条。
洛朗：就这一点而言，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因为我是拥护创新文化的。我们之所以在未来会走得更远，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能力。今后，修复人和增强人之间将不再有明显的界限。要是2080年的时候，人造视网膜会让盲人拥有比一般人更好的视力，我们会因此把想要植入视网膜的盲人送进监狱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的医学将在未来数十年内由修复转变为增强。不要忘记，接种过疫苗的人类其实已经被增强过了！
让—米歇尔：我想就增强医学的概念再说几句。在我看来，唯有卢梭提出的关于人的定义是无可辩驳的：人是可完善的生物。换言之，人注定要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因为人类生来就是不完美的。人类的幼态延续现象[6]迫使他摆脱动物所特有的因过早成熟而陷入发育完全的停滞状态，这是动物从生到死一直具备的特点。
洛朗：卢梭的定义已经过时了：得益于生物技术的进步，动物也可以被改良。近期的研究拉近了我们与皮埃尔·布尔[7]笔下的《人猿星球》（1963年）的距离。科学家们进行了三项实验，其中最后一项实验于2015年2月19日在《当代生物学》杂志上发表。实验表明，用人类染色体片段来修改小鼠的DNA或者给它们注入人脑细胞，可以提高小鼠的智力。这些结果令人震惊。我们要如何阻止碧姬·芭铎[8]的信徒去定制一只更加聪明、更加善解人意、更加“人性化”的狗呢？人们对于提升动物认知能力的要求总是显得很宽容。这将成为社会需要面对的一种既成事实，正如我们现在面对海外代孕母亲为同性伴侣所生的孩子一样。要以怎样的道德名义去禁止黑猩猩变得更聪明呢？尽管重视动物的尊严和尊重动物的观念越来越普及，但当它们的智商接近于当下人类的智商时，我们又该把它们这些动物视作什么呢？
让—米歇尔：你所说的很好地证明了对所有物种进行“改良”已经成为一种顽念。可是这种“改良”长期以来一直被前现代社会所拒绝，因为那时的人们更愿意遵从传统或是尊重超验。但我要将这种态度与复古主义或者保守主义区分开。我们是现代的，因为我们一直相信明天能够并且应该比昨天更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技术的迷恋是很自然的，并且我还要挑战卢德分子[9]和衰退主义者，我站在他们的对立面。阿米什人[10]和耶和华见证人会[11]的理念是一种经不起论证的民间传说。只是，“物种的改良”这个短语背负着另一个在历史上不甚光彩的名字：优生学。
洛朗：我们已经坐在优生学的滑梯上了，尽管我们并未意识到。唐氏综合征[12]正从我们眼前消失：97%的染色体异常患儿会在孕育过程中“享受到”医学终止妊娠。几乎没有父母能够抵挡住“消灭”这种智力残疾的社会压力，而我也并不反对这一集体决定。不过，基因技术迄今为止只能发现少量病症。但是对胎儿进行完整的DNA测序，即验明30亿个构成基因身份的化学信息，会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今后，只需对准妈妈进行简单的抽血化验，就可以对胚胎进行完整的基因组诊断：不再需要使用羊水穿刺术来提取羊水。普及产前诊断最后的障碍之一，即羊水穿刺术造成的0.5%到1%的流产风险，消失了！强大的算法可以区分胎儿和准妈妈的基因序列。鉴于DNA测序成本的骤降——在十年内降至原来的三百万分之一，这项技术有望在2025年之前得到普及。数千种疾病可以在孕期被系统地检测到，还不会使胎儿或准妈妈处于危险之中。尽管唐氏综合征患者性情温和，拥有正常的寿命，且不会被病痛折磨，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里几乎根除了唐氏综合征。那么我们今后为何要用不同的方式对待其他病症呢？从政治上讲，无论胚胎结构如何，出于个人原因的堕胎都应当是自由的。既然因胎儿智力障碍（例如唐氏综合征）而堕胎是合法的，是被社会所接受的，是被当局所鼓励的，那么又该如何阻止父母们去偏爱“漂亮而天赋平平的孩子”呢？我们很快就可以提供给父母一个定制孩子的梦想：如果说产前诊断使“消除最坏”——消灭发育畸形的胚胎——成为可能，那么在植入子宫之前对胚胎进行诊断就意味着“选择最佳”，即对体外受精获得的胚胎进行分选。一旦体外受精的最后一点副作用得到控制，父母必定非常愿意使用这种方式。何况，从道德的角度上讲，清除试管里的胚胎比堕去腹中的胎儿更容易被接受。优生学的回归是一个未被察觉的政治炸弹，我对此深感担忧。
让—米歇尔：我们能够讨论的正是这个，我们都是“现代人”，或多或少会受到技术的影响。我们是否应该接受这种对“改良”的痴迷，甚至完全认同超人类主义者提出的“增强”理论？炼金术士和幻想家们一直抱有改造人类的梦想，让·罗斯丹[13]对用生物学实现这个梦想的前景充满激情；雷·库兹韦尔[14]则满怀欣喜地宣告，我们很快就会迎来一种能使我们摆脱自我、摆脱我们自身微小的可完善性的后人类。让·罗斯丹的热情和雷·库兹韦尔的欣喜之间有何区别呢？超人类主义者能在生物学家的著作《超人的界限》中读到什么呢？生物学家又会从超人类主义者在《人类2.0：改变的圣经》中提出的预言里得到何种收获呢？
罗斯丹和库兹韦尔
在《超人的界限》（1962年）中，法国生物学家让·罗斯丹解释了为什么“改造人类——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胆的赌局，是一个比我们想象得更早到来的变化”。在《人类2.0：改变的圣经》（2005年）中，美国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满怀热情地描绘了生物技术、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三者融合所产生的“技术奇点”。这两本书对技术力量怀有同样的信心，但实质上又有很大的区别：例如，罗斯丹始终关注科学研究成果的共享，而库兹韦尔表达了一种近乎侵略性的个人主义。事实上，双方所谈论的并不是一回事：前者的优生观离不开对事实和协调的关注，而后者的优生观只专注于效率和断裂。
让—米歇尔·贝尼耶
洛朗：你提到了圣经。然而，新的智能生物或者智能电子物体的出现会引发宗教后果：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克里斯朵夫·J.贝内克，是一位捍卫某种基督教超人类主义的牧师。以他为代表的一些神学家希望能给那些愿意接受洗礼的智能机器一个参加受洗仪式的机会。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的融合提出了事关人类未来的新问题。21世纪的长河注定无法风平浪静。
让—米歇尔：确实如此。为了应对这波澜起伏，我重申我对把人类基因组转化为技术的积极态度，但是我也要求保留人类所特有的象征性维度。在古人类学家和哲学家眼中，正是技术（工具）和语言（言语）使人类，且仅使人类成为“拥有历史”的物种。我说得很明白：技术和语言。柏拉图在其对话录《普罗泰戈拉篇》[15]中也强调了这一点。他在回忆普罗米修斯的神话时提出：如果人类只把火和对技艺的了解作为生存所需，那么他们就无法生存。人类社会本就是反常和混乱的，受到自私和竞争的破坏，最终会展示出不适宜生存的一面。对此已有预感的宙斯便让赫尔墨斯赋予人类政治艺术，也就是一种用于辩论、评议和确定技术发展方向的语言，以创造一个能够保障人类福祉的和谐社会。我的立场并不意味着我是那类迟钝而恐惧科技发展的人，只是在如今这样一个人人热爱数字和计算的环境里，我的观点显得不合时宜。数据与理性思考的对立象征着科学技术在朝着一个排斥文化语言，只竭力保留必要的信号和编码的方向发展。我所坚称的立场至少还能摆脱生物保守主义与技术进步主义对峙的抽象。
洛朗：但是这种对峙的的确确是存在的！法国人是极端的生物保守主义者：只有13%的法国人对利用胚胎干预提高儿童智商的方法持积极的态度。而在其他一些国家，支持这个方法的大有人在。
支持提高儿童智商的国家，在技术能力达标的情况下，能在知识社会占据巨大的地缘政治优势。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16]认为，在基因测序之后对胚胎进行筛选，能使一个国家的人口智商在几十年内提高60分。若再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我们还能得到更加惊人的增长。推崇优生学的国家很快就会成为全球的支配者！
让—米歇尔：我完全不能理解这种对智商的迷恋，对我来说，这仿佛是另一个时代的事情。它所蕴含的智力观念太狭隘了，只有陈腐守旧的人才会对此表示支持。在我看来，合理的人种改良并不是像你所描述的那样去提升个体的表现和才能。只有想要将人类变成动物或机器，才会用标准和尺度去衡量人类，或是将之简化为代谢和算法，后者正是数字文化及其帮凶GAFA：谷歌（Google）、苹果（Apple）、脸书（Facebook）和亚马逊（Amazon）所乐见的。
洛朗：但是不管你愿不愿意，这个GAFA正在描绘未来人类的轮廓，甚至改变人类的定义。
让—米歇尔：你肯定能猜到我是反对的，而讨论其原因正是本书的目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