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黎元洪被革命党人从床底下拉出来，原是颤颤抖抖地当上首义总头领的。却不料洪福齐天，武昌起义成功了，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他就先后做了两任临时副总统。黎元洪对人谦和，不摆架子，大家对他印象都很好。到了酝酿正式大总统时，他又公布一个电报，说自己决不做大总统。大总统一职，袁世凯、孙中山、黄兴做都可以，又将他们三人与自己一一做了比较：“沈机默运，智勇深沉，洪不如袁项城；明测事机，襟怀恬旷，洪不如孙中山；坚苦卓绝，一意孤行，洪不如黄善化。”
这封电报传颂海内外，都说黎元洪谦退无野心。其实黎也并不是一个谦诚君子，革命元勋的桂冠戴在头上，他自知有愧。当他眼看着那些真正的元勋在他的面前恃功而骄的时候，他便有一种巨大的压迫感。给他这种压力最大的要数张振武。
二十九岁的原武昌共进会头领、现武昌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一向看不起黎元洪，常常当众藐视他。黎怀恨在心，想出了一个计策。黎叫张去北京，说是中央政府有要职委任。当张兴冲冲地带着几个人进京的时候，黎又给袁世凯一个密电，说张在武昌煽惑军队，请袁在北京逮捕张就地正法。袁对革命党头领本是一百个不放心，黎的电报正中下怀。
张进京后，袁命北洋军高级将领轮流设宴招待张，又亲自在六国饭店大宴在京革命首领，张振武也被邀请出席。不料次日一清早，军警部便逮捕了张振武一干人马。当天审讯，当天判决，当天便执行枪毙。速度之快，匪夷所思。黎正在庆幸袁为他不露声色地除去对头时，袁却公开宣布，此举系按黎之密电办事，将黎置于万分尴尬之中。
过不了多久，北京又闹得热热火火起来。原来是闻名中外的三个大人物：孙中山、黄兴、梁启超相继入京。
梁启超半个月前才从日本回国。两年前，还是载沣当国的时候，杨度给载沣上了一折，说方今筹备宪政之时，应当起用人才；梁启超学识渊邃，冠绝等伦，宜赦其罪而用其才。还说倘若梁启超被赦后或有不利于国之行为，请皇上杀他以为不忠之诫。谁知此折上去后，不但没有赦免梁启超，连他自己都差点被抓了。梁启超拥护民主共和制，见袁世凯做了民国的总统，也便捐弃前嫌，应袁之邀进京。
袁世凯对孙、黄、梁一律待之以国家元首的礼仪，将自己乘坐的金漆朱轮双马车饰以黄缎迎接他们，又打开正阳门让他们进城。北京市民万人空巷，前去瞻仰他们的丰采。袁世凯更是执礼甚恭，把他一向擅长的拿手好戏演得淋漓尽致，无懈可击。孙、黄、梁对他都有极大的好感。
此时同盟会与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大党，名曰国民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协理。黄兴邀请袁世凯加入国民党，又多次动员杨度也参加。
袁世凯觉得黄兴真正是天真可爱，他笑着问杨度：“晳子，你看我像个革命党吗？”
杨度望着袁世凯直笑，不知说什么好。
袁世凯收起笑容说：“他们国民党提倡政党内阁，我是坚决不同意的。君子不党，我这个总统以天下为公，怎么能结党营私呢？晳子，我劝你也不要入国民党。”
当年孙中山劝他入同盟会，他没有答应。现在他正跟着袁世凯做事，袁反对政党政治，他自然更不能参加国民党。他对黄兴说：“除非你们放弃政党内阁，我就加入国民党。”
黄兴对杨度有条件入党的态度很不满意，遂不再提起此事。而杨度这句话却惹怒了一位人物，此人即宋教仁。
三十一岁的宋教仁是一个热情焕发才华横溢的政治活动家，他醉心于法国的政党内阁制度，同盟会联合国民共进会等组成国民党，便是宋教仁活动的结果，只是因为资望不及孙、黄，他只能坐第三把交椅。其实，他才是国民党的真正党魁。他设想由国民党获得议会的多数，然后组成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他自己出任总理，把总统袁世凯架空，将他的一套治国大计在全国推行。因此，他以极为高昂的政治热情游说各地，肆无忌惮地鼓吹他的政党内阁方案。宋教仁滔滔雄辩的口才，出色的组织才能，使得他的政党内阁制赢得了许多人的理解和支持。然而正因为此，他成了袁世凯的大敌。袁世凯感觉到宋教仁正在强有力地威胁着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必须拔掉宋！
就这样，宋教仁先后在长沙、武汉、南京等地发表竞选演说，取道上海回北京的时候，突然在上海车站遭人枪击，第三天即气绝身亡。当时内阁总理已由陆征祥换成了赵秉钧。凶手不久后即被抓获。经审讯，事情牵连到赵秉钧和袁世凯。但宋案后来不了了之，而国民党则从此与袁世凯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随即袁世凯解除了国民党籍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李烈钧不服，在江西组织讨袁军，黄兴也接着在南京组织江苏讨袁军。袁世凯派兵镇压，很快便把各路讨袁军打了下去。于是袁世凯的地位空前巩固，许多人都把袁世凯当作中国真正的救世主。
因为宋案的缘故，赵秉钧又做不下去了，总理一职落到熊希龄的头上。熊希龄此时是进步党的骨干。自从国民党成立后，参议院中另一些议员就商议着也要合成一个大党。仿照西方议院中两党对立的样子来互相竞争互相监督。这样，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便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名曰进步党的党派，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等人为理事。熊希龄做了内阁总理，梁启超便积极为他出谋划策。
熊希龄雄心勃勃，想组建一个第一流的人才内阁。他请梁启超做他的财政总长，杨度为交通总长，前清驻英、德公使汪大燮为教育总长，张謇为农工商总长。梁、杨、汪、张均为海内第一流人才，熊希龄自认他的内阁将是名副其实的第一流人才内阁。但袁世凯却不认为梁启超是合适的财政总长，他只能任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宜由周自齐出任。进步党又不愿意放弃财长一职，他们想出一个法子，让熊自兼，这样旁人便无话可说了。周自齐则出任交通总长，熊希龄想让杨度改任教育总长。交通部是个实力很强的部，杨度想借此来施展自己的抱负。失掉这个总长，他心里颇为不快。
熊希龄劝他：“晳子，你帮忙改任一下算了。”
杨度随口答道：“我帮忙不帮闲。”
因为交通总长是忙职，教育总长是闲职。这句俏皮的话传出去后，大家都称赞杨度的机敏。袁世凯见杨度第二次入阁又未成，便特任他为政治会议议员。
那时总统府已由铁狮子胡同搬进中南海。袁世凯特地安排杨度住进他的办公楼居仁堂附近的纯一斋，以便早晚和他商量事情。杨度丢掉了交通总长的职务，却住进了中南海，令北京官场一片艳羡，有人甚至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国务总理。
袁世凯的临时总统已做了一年多，他对“临时”二字颇不满意。但当时代替宪法的临时约法只能产生临时总统，要变临时为正式，则必须先由国会制定宪法，再依宪法选举总统。宪法的制定非一朝一夕之事，于是有人建议先制定总统选举法，选出正式总统来，再制定宪法。这个建议当然符合袁世凯的心意，总统选举法很快便制定出来了。
经过三轮投票，袁世凯才勉强当选，比起十七张选票都投给他的当年来是大不相同了。袁世凯对议会很失望。他便想借国民党几个月前组织讨袁军与他对抗的事，下令解散国民党。国民党一旦解散，国民党籍的议员则不合法，没有了国民党籍的议员，议会便也名存实亡了。他将此事征求内阁总理熊希龄的意见，熊颇觉为难。因为对于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总统而言，他无权解散一个合法的政党。袁世凯探得了熊希龄的心思后并不做声，几天后他再次召见熊。
熊希龄走进居仁堂会客厅，袁世凯客客气气地接待，两人坐下谈话。刚说了两句，一个人进来报告：“英国公使朱尔典前来递交国书。”
袁世凯对熊希龄说：“朱尔典是我的老朋友，他要来递交英国国王的亲笔信，我不能不接待他。你先到隔壁房间稍坐一下，朱尔典很快就会走，我们再接着谈。”
熊希龄起身说：“不要紧，总统先接见英国公使吧！”
一个侍卫将熊希龄带进隔壁小房间。熊希龄将房间打量了一下，见里面布置得简单而雅洁，他的目光被桌上摆着的一个信套所吸住。走近一看，信封上写着：呈大总统阅。左上角有袁世凯亲笔写的两个字：绝密。什么事这般“绝密”？出于好奇，熊希龄将信封拿起，从里面抽出一张纸来。熊希龄一看，不觉脸色陡变。原来上面写的是“参劾熊希龄盗窃热河行宫珍宝事”。熊希龄匆匆看了几行。劾文揭发熊窃取了行宫中大量秘珍奇宝，其间尤以字画古董为多。看着看着，熊希龄两手抖了起来，终于不敢再看下去了，颤颤抖抖地把纸塞进信封里，颓然坐在沙发上发呆。
原来，熊希龄在未出任总理之前，正是在热河做都统，热河行宫在他的管辖之下。热河行宫是清代帝后的避暑山庄，嘉庆皇帝、咸丰皇帝都死在这里。行宫里收藏数不清的国宝，清王朝覆灭后，这里的管理人员换了人，原有的一套宫禁破坏了，行宫中时常有国宝失盗的事发生。据分析，多为监守自盗。
熊希龄做热河都统时，有意整顿行宫。他亲自去行宫查勘，制定许多规矩。在行宫住了半个月后，他启程回府。回到都统府里，马弁抬来一口木箱子，说是行宫送的当地土产，熊希龄没有在意。晚上，朱氏夫人打开木箱子看时，除枣、梨等土产外，另有一包用油纸包好的卷轴。去掉油纸，展开卷轴，却原来是三幅北宋宫廷字画，它们分别为宋徽宗、黄山谷、米南宫的作品。翰林出身的熊希龄本极喜好前贤字画，仔细把玩这三幅作品，真正是满心喜悦，爱不释手。他知道这一定是藏在行宫中的真迹，是行宫监守人员贿赂他的。有心退回去，又太舍不得了，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斗争了许久，终于还是悄悄地领了这份情。当然，从那以后，整顿行宫的条规也便成了空文。有时熊希龄想起此事，心里也有点愧疚，但随之很快释怀。不料这块心病居然被人揭了出来，并由此而给他堆砌了许多不实之词，又居然告到总统这里来了，心中有鬼的熊希龄吓得虚汗直冒，脸色惨白。
这时，侍卫进来请他出去，说英国公使已走，总统要继续与他谈话。
熊希龄再次走进会客厅时，袁世凯立即关切地问：“秉三，你怎么啦，脸色不对头，哪里不舒服？”
袁世凯这几句话问得熊希龄愈加心慌，忙答：“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袁世凯亲自端来一杯水给他：“喝口水吧，刚才让你久等了。”
说着递过一张纸：“秉三，你看看这个，若无意见，请你副署。”
熊希龄一看，正是前两天说的解散国民党的事，袁世凯已命人拟好了解散令。此时的熊希龄，已再无勇气与袁争辩了，看都没看完，便将自己的名字歪歪斜斜地签上。
袁世凯立刻公布命令，明文取消国民党，追缴所有国民党籍议员的证书、徽章，连李烈钧起事前已声明脱离国民党的人及跨党分子也不能例外。这些议员必须限期离开北京，并具五人以上保结，担保他们离京后不反对政府。不久，袁世凯又正式下令解散国会，这个命令也同样由熊希龄副署。
一天清早，熊希龄起床后随便翻阅报纸，赫然见那份参劾已登载在报纸上。熊希龄不能再无表示了，他函请内务部转告警察厅查究其事。警察厅并不查究，将原信转到热河地方检察厅。热河检察厅居然在熊希龄的信上批了“饬具诉状，原件却回”八个大字。一个地方检察厅竟然敢对内阁总理如此无礼，熊希龄终于明白自己其实是一个毫无能力的傀儡，他只好辞职。袁世凯派他的亲家孙宝琦代理总理，名流内阁也随之解散。民国第四任内阁的寿命只有半年。
从一九一二年三月到一九一四年二月，两年时间里，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便走马灯似的换了四任内阁。于是，国人一提起民主共和便摇头叹息，他们不知不觉地怀念起前清王朝来。不少有见识的人都说：中国的国情大概不适宜于民主，还是专制合适些，因为中国的国民，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员，都缺乏民主共和的素养。
杨度眼见得国家动乱的政局和人们的叹息失望，他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两年来的现实，是不是证明了民宪这个体制并不适于在中国施行，而自己多年来所追求的君宪制度或许正是中国走向稳定强盛的康庄大道呢？
这一天，杨士琦来到纯一斋，与杨度闲聊天。
“宪法马上就要公布了，总统即将根据新宪法撤消国务院而改设政事堂了。”杨士琦是前清继袁世凯之后任直督的杨士骧的弟弟，他以擅长谋略和文辞而得袁世凯的信任。这两年来，他一直没有在内阁任职，只是作为袁世凯的私人参谋活跃在政坛，颇有点类似杨度的处境。他知道废国务院设政事堂，其目的是在集权。政事堂不对国会负责，只对总统个人负责，犹如前清的军机处。正因为此，政事堂的国务卿就可以用私人。论私交，他和杨度都是袁世凯的老友，都可能是国务卿的人选。杨士琦是一心巴望着这个职位的，故先来试探杨度的口风。
杨度也想做国务卿，只是近来在与袁的接触中，他还没听出袁有让他出任国务卿的意思。他没有猜到杨士琦的内心活动，因为在他的眼里，杨士琦的才干尚不足以充当民国“军机处”的领班。
杨度随口答道：“是呀，不知谁来做这个国务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