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端起桌上的墨玉杯喝了一大口，然后将杯子重重一放，继续说：“真相是这样的。那年我寓居京师法华寺。八月四日深夜，谭嗣同不顾门房的阻挡，强行闯进我的书房，左手拿着一个簿子，右手拿着一把洋短枪，声音峻厉地对我说，太后下个月要带着皇上去天津阅兵，到时荣禄会将皇上囚禁，另立新君。你受皇上大恩，理应效忠皇上。皇上将处危难，你如何办？事情来得这样突然，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于是说，我袁门三代受皇家大恩，皇上有难，我自然应起来保护。谭嗣同说，那好，这是皇上密诏，你看后签个名字，表示领旨了，说罢将左手拿的簿子递给我。我翻开看，上面写着：着袁世凯即回天津，捕杀荣禄，带兵进京围颐和园。此谕！我看后惊呆了，半晌才说，荣禄有罪，我可以奉旨逮捕。太后乃皇上母亲，离间太后与皇上，不但不忠，而且不孝，我不能奉命。谭嗣同举起洋短枪，枪口对着我的额头说，这是皇上亲书的诏命，你若不接受，我现在就开枪打死你。谭的声音很大，站在窗外的老家人听到后，吓了一大跳，说，谭大人不要发怒，有事好商量。我心里想，这种圣命决不能领。主意打定后，心瑞安定下来，我坚决地说，请谭大人禀奏皇上，荣禄可杀，颐和园决不可围。谭嗣同听我这样说，只得放下手枪，收起簿子走了。第二天皇上再次召见我，只谈练兵，并未提杀荣禄围园子的事。出宫后我想，谭嗣同昨夜的诏命是假造的，差点中了他的奸计。当天下午我乘火车出京，日落时到了天津，去见荣禄，告诉他朝廷情形十分危急，一批小人结党想作乱，皇上受他们蒙骗。皇上圣孝，若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我们一定要保卫好皇上。荣禄说那是自然的。”
说到这里，仆人进来给杨度和克定斟茶。袁世凯停止说话。仆人退出后，他继续说下去：“我正准备将谭嗣同等人的密谋告诉荣禄，叶祖珪进来了，一会儿佑文又进来了，于是只得告退，约定明天再谈。第二天荣禄来访我，我告诉他谭嗣同有矫诏杀他的事，荣禄大呼冤枉。我忙申明此事与皇上绝无关系，如果累及到皇上的话，我唯有仰药而死。我和荣禄商量良久，苦无好办法。荣禄回到督署，再约祜文熟商。这天晚上荣禄派人请我去，说杨莘伯亦在坐。我一进门，荣禄便面带喜色地从茶几上将刚收到的电报送给我看，原来老佛爷已于本日凌晨从颐和园回到宫中。”
杨度仔细地听着，心里在盘算：照这样看来，荣禄不可能连夜密报给慈禧，因为先天夜晚他并不知情，当他知道后，紫禁城里的政变已经发生了。但是世间都说袁回天津当天下午便告诉了荣，荣乘夜班车去颐和园的。是不是袁说的是假话，他在有意为自己开脱？既然袁主动谈起此事，何不趁此机会核实一下，这是一桩必将载之于史册的大案子，弄清楚是非常有意义的。
杨度说：“刚才听宫保大人说起十年前的那桩事，与晚生素日所听到的，也与梁启超当面对晚生讲的不一样。依大人所说，那么太后凌晨突然回宫，是另有人在此中起作用了？”
“晳子先生，我告诉你吧，这是载漪做的事。”袁世凯断然说，“不是载漪坏了事我才说他。他知道太后不满意皇上的一些作为，他就想要太后立他的儿子做大阿哥，所以出了那个点子。”
杨度想，袁世凯说的可能不是假话，后来慈禧果然要立载漪的儿子。倘若庚子年不起拳乱，说不定载漪的儿子早已登上大清皇帝的宝座了。
“晳子先生，我请你转告梁卓如，要他仔细想想，假若这事是我告的密，第一个要抓的便是谭嗣同，因为矫旨是他造的。为什么先只抓康有为、梁启超及康广仁等人，首犯谭嗣同反而在浏阳会馆平静地待了四天，直到第五天才被捕？谭嗣同不愿意逃，他若要逃的话，早逃之夭夭了。这不是咄咄怪事吗？”
袁世凯这几句话，说得杨度有一种梦醒般的感觉。是的，八月初六日凌晨政变发生，不出两个时辰，皇上就被囚禁于瀛台，梁启超当天就逃到日本公使馆，而谭嗣同的确是初十日才被抓的。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为什么世人都没有去多想一下呢？自己也没有去多想，就盲目相信了大家的猜测。千百年来，总是独立思考的少，人云亦云的多。悲哀呀，这真正是人类的悲哀！
“晳子先生，我可以说句心里话，我决不会同意谭嗣同他们杀荣禄围颐和园的主张，因为荣禄人才难得，是国家功臣。他无罪，为何要遭杀？太后更是国家稳定的柱石，大清王朝能维持到今日，全仗着太后的圣明。同时，我也不会同意世上所传说的利用天津阅兵的机会实行兵谏。当时我的兵只有七千人，聂士诚的武卫军、董福祥的甘军，人马和实力都比我强得多，我也不会行此冒险之举。另一方面，我也不会同意捕捉康、梁、谭等人。因为他们虽然浮躁孟浪，但毕竟还是想为国家做好事。我和荣禄商议着，也只是劝皇上摆脱他们，顶多将他们革职为民而已。”
杨度发现袁世凯那双极有神采的大眼里射出的是诚信的目光，他觉得袁的这番话是心里话。多年来因为戊戌政变一事对袁的人品的猜疑，顿时消去了十之八九。他郑重地说：“过去，听世人纷传，晚生也差点误信。今日听宫保大人这番话，往日疑虑一扫而去，我一定把这些都写给梁卓如，特别要把大人一片殷殷爱才之心转告给他。”
说到这里，他突然想起湘绮师的礼物还没转送哩，忙从椅子边拿起卷轴，站起来，双手捧着，递给袁世凯说：“晚生的老师王壬秋先生，三十六年前与令尊老大人有过一次愉快的聚会，彼此认了同年，还以诗志之。这次临来京时，壬秋老先生把三十六年前的旧作抄录一过，要我敬献给宫保大人。壬秋老先生还说过，那次聚会时还与大人晤过面，不知大人还记得不？”
听杨度这么一说，袁世凯还真的来了兴趣，笑着说：“真有这样的事吗？克定，你帮着晳子把卷轴打开，我来看看。”
袁克定过来和杨度一起，一人扶天，一人托地，将王闿运的字斜斜地悬在袁世凯的面前。袁世凯先是坐着看，看到一半，他站了起来，两手叉着腰，看完跋语后，叉腰的手松了下来，恭恭敬敬地下垂着，脸上现出极为欣喜的笑容。
“晳子先生，你送的这幅字是一件无价之宝，我领受了。”转脸吩咐儿子，“你把它好好卷起来，明天叫人把它悬挂在我的书房里。”
“是！”袁克定答应着，随即和杨度一起把字小心卷好。
三人重新坐好。袁世凯略带伤感地说：“岁月过得真快，一晃三十六年过去了。那天与壬秋老先生晤面的情景我还依稀记得。壬秋老先生尚能写出这样有劲气的字来，笃臣公却辞世三十四年了！”
客厅里一阵短暂的宁寂，很快袁世凯便恢复了常态，微笑着对杨度说：“烦你写封信给老年伯，就说他送的礼物我拜受了，老年伯如果有兴趣的话。请再到京师来住住，一切费用由我包下。”
杨度说：“大人美意，我一定函告湘绮师。”
袁世凯望着杨度，充满感情地说：“当年令伯父瑞生镇台与先嗣父笃臣公、先伯父文诚公都有过战场上的友情，我们两家算是世家了。现在我又知道，原来笃臣公与壬秋老先生还是同年，我们的友谊又多了一层。前辈如此友好，后辈不宜疏远，我虽然忝居军机，官职比你高，但你千万莫以此为障，有空常来我这里坐坐。”
袁世凯这几句话说得如此恳切如此真诚如此温暖，令杨度大受感动，说：“大人这样看得起晚生，晚生岂能不常来登门求教？”
袁世凯又端起墨玉杯喝了一口，说：“晳子先生，你不要再自称晚生了，瑞生镇台与先嗣父、先伯父是朋友，壬秋老先生又是先嗣父的同年，这样排来，我们是同辈人了。”
杨度忙站起，连声说：“大人客气了，晚生不敢当，实在不敢当！”
“好吧！”袁世凯略为思索下说，“我比你年长一大截，你不愿引为同辈，我可以理解。这样吧，克定和你上下相差不多，你们俩就认个兄弟吧！”
杨度赶紧说：“与大公子称兄道弟，晚生也不敢！”
袁世凯笑着挥挥手说：“什么敢不敢的，克定有你这样一个结义兄弟，是他高攀了。晳子，你报下生庚！”
杨度见袁世凯不是做假，又对袁克定的印象很好，便说：“晚生生于同治十三年腊月初八。”
袁世凯说：“你长克定四岁。”又对儿子说，“你向兄长作一个揖。”
袁克定抱起拳头，对着杨度说：“请兄长受小弟一礼。”说着就要弯下腰去。
杨度忙扶着：“大公子过谦了。”
袁世凯哈哈笑道：“好了，你们是兄弟了，大家是一家人了。”
杨度红着脸，心里总还有点别扭。
“晳子，听克定说，宪政馆的住处不太好，离那儿不远的槐安胡同里，我有一套四合院，闲着没人住，过两天收拾好后你就搬进去。另外，华昌炼锑公司的股金你也不用愁，我给南方几个省的督抚打个招呼，叫他们以官方的名义认几十万两银子的股份。今后公司分红了，他们也可以得个好处。你看如何？”
袁世凯是如此慷慨大度，急人之难，真让杨度受宠若惊，他感激万分地一再道谢。
五、杨度踏遍西山，下定决心要寻到静竹的墓穴
三天后，袁克定亲自将把兄接到槐安胡同。这是一座很典型的北京四合院。进得门来，里面有一块宽敞的土坪，土坪上长着两株高大挺拔的白杨树。白杨树之间有一个葡萄架。时正岁首，葡萄藤上的叶子虽然全落了，但褐黄色的枝干却粗壮光亮，显示着强大的生命力。可以想象得出，只待春风一吹，碧绿的叶片和晶莹的葡萄串便会慢慢地布满整个架子。挨着葡萄架边还有一个砌得精细的小花坛。花坛正中培护着一株矮矮壮壮的石榴，石榴枝干上还保留不少深绿色的叶子，最为有趣的是叶片丛中尚挂着几个饱经霜雪的小石榴。那些石榴红里透黑，显出一种苍劲的美。
朝南的正房有三间，一间布置为卧房，一间为书房，一间为客厅，一色的新家具，连床上的被褥都铺好了。东西两边是客房、杂屋和厨房。整个院子里大大小小有八间房子，环境十分幽静，把院门一关，外间的杂音一点儿也不会进来。此地仿佛不是喧嚣闹腾的京师，而是一尘不染的山庄村舍。杨度十分满意，连连道谢。
袁克定笑着说：“早点把嫂子接来吧，一个人住怪冷清的。”
原来，黄氏又怀着两个月的身孕了，长途跋涉，自然是生下孩子以后的事。夜晚，杨度躺在暖和的丝棉被里，很久不能入睡。从宪政馆的状况以及主管大臣的态度来看，朝廷对立宪似乎并无热情。今后的事情如何去做，他一点把握都没有。
慢慢来吧，大事业总得一步步去做。他自我安慰着。不管怎样，他对前途充满信心。他觉得湘绮师过去所传授的帝王之学，完全可以和自己在日本所钻研的君宪学问结合起来；或者说，君宪学就是传统的帝王学在今天的表现形式，而眼下应该说是迈开了实践伟大抱负的第一步。自己年纪轻轻，既无祖荫又无功勋，要办大事，必须先得依靠有力者的提携。
京师中有力而自己又可以依傍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张之洞，一个是袁世凯。
张之洞本是杨度心目中的崇高偶像，可是这次再见这位年迈的大学士时，杨度却很感失望。他并没有对杨度表示格外的礼遇，接到老友所赠的旧诗，其态度也平平。杨度琢磨着，这是一种公事公办的姿态呢？还是年老体弱，已失去过去锐意进取的激情？
与张之洞相反，袁世凯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大大出乎杨度的意外。关于袁世凯，京师口碑不一。有说他能干的，也有说他人品不好的，说人品不好的最重要证据就是指戊戌年出卖了皇上。十年后袁世凯说明了戊戌年的事情原委，杨度相信袁的话是真的。既然出卖皇上一事是冤案，那么他的人品就不是传说中的那么坏，倒是他这种爱才惜才礼贤下士的态度，真有当年信陵、平原之风。他以国士之礼待我，我也应以赤诚之心待他。
想到这里，杨度霍地起床，挑亮灯盏，铺纸磨墨，给梁启超写起信来，他要把袁世凯几天前说的话详详细细地告诉远在横滨的挚友。
又过了十来天，载泽才打发人将劳乃宣、杨度叫去。载泽懒洋洋地躺在暖炕上，一副没有睡醒的神态。他把馆中日常事务交给劳乃宣，叫劳召集馆员们多读宪政方面的书，以备太后、皇上垂询。书若不够，写信请驻外国公使馆代买，买回后再让人翻译出来。劳乃宣禀报馆里的房子都很破旧，需要全部修缮，大概要五六千两银子，请国公爷奏请批准。载泽不耐烦听这些，叫他以后少提银子的事。劳乃宣只得闭嘴。
载泽交给杨度的事很简单，只有一件，那就是草拟一份九年预备立宪清单，从光绪三十五年起到光绪四十三年止，逐年列出应该做的大事，待这些事都做好后方可言正式立宪。给杨度的时间也很宽裕，半年之内拿出就行了。至于宪政讲习所的事，要等太后召集王公大臣们商议后再说，行则讲，不行就不讲。杨度提出，九年的预备期太长了，现在全国要求立宪的呼声很高，预备期最好定为三年，顶多五年。载泽白了杨度一眼说，九年预备期，这是老佛爷提出的，谁能反对？你就这样去列吧！说罢长长地打了一个哈欠，劳乃宣和杨度只好告辞。
杨度一肚子立宪热情再次遭到冷遇，心里颇不是味道。他一面与南方各省的立宪组织联系，希望他们采取行动，促使朝廷下真决心实行宪政，同时也开始思考九年预备立宪的逐年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