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合宜的位置
我相信，每一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一定有一个对于他最合宜的位置，这个位置仿佛是在他降生时就给他准备了的，只等他有一天来认领。我还相信，这个位置既然仅仅对于他是最合宜的，别人就无法与他竞争，如果他不认领，这个位置就只是浪费掉了，而并不是被别人占据了。我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念，则是因为我相信，上帝造人不会把两个人造得完全一样，每一个人的禀赋都是独特的，由此决定了能使其禀赋和价值得到最佳实现的那个位置也必然是独特的。
然而，一个人要找到这个对于他最合宜的位置，却又殊不容易。环境的限制、命运的捉弄，都可能阻碍他走向这个位置。即使客观上不存在重大困难，由于心智的糊涂和欲望的蒙蔽，他仍可能在远离这个位置的地方徘徊乃至折腾。尤其在今天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不少人奋力争夺名利场上的位置，甚至压根儿没想到世界上其实有一个仅仅属于他的位置，而那个位置始终空着。
我的这个认识，是在许多年里逐渐清晰起来的，现在可以说到了牢不可破的地步。我丝毫不怀疑，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最适合于我的，因此，外界的诱惑对我产生不了什么作用了。可是，若有人问我这究竟是一个什么位置，我好像又说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完全不能用学者、作家之类的职业来定义它。如果勉强说，就说它是一种很安静的生活状态吧。现在我的生活基本上由两件事情组成：一是读书和写作，我从中获得灵魂的享受；另一是亲情和友情，我从中获得生命的享受。顺便说一句，友情的极致也是亲情，我深感最好的朋友都是我的亲人。亲情和友情使我远离社交场的热闹，读书和写作使我远离名利场的热闹。人最宝贵的两样东西，生命和灵魂，在这两件事情中得到了妥善的安放和真实的满足，夫复何求，所以我过着很安静的生活。
我当然知道，这种很安静的生活适合于我，未必适合于别人。一定有人更适合于过一种轰轰烈烈的生活，他们不妨去叱咤风云，指点江山，一展宏图。人的禀赋各不相同，共同的是，一个位置对于自己是否最合宜，标准不是看社会上有多少人争夺它、眼红它，而应该去问自己的生命和灵魂，看它们是否真正感到快乐。
2008.12
我更愿意是我自己
——答《青年心理》杂志
1.你怎样形容自己的性格？
恰好二十年前，《中国青年》杂志做过类似的采访，对于同样的问题，我是这样回答的：“敏感，忧郁，怕羞。拙于言谈，疏于功名。不通世故，不善社交。”如此等等。现在再看，觉得仍基本准确。但也有变化，现在不像当年那样敏感和忧郁了，似乎已趋于坚韧和达观。当然，这可以是成熟，也可以是衰老，我姑且当作是前者吧。
我认为，人的基本性格是难以改变的，也不必刻意改变。性格本身无所谓好坏，关键在于正确地使用，使之产生好的结果。比如说，我不善社交，也就不去社交场折腾了，反倒为自己赢得了宁静的心境和独处的时间。
2.你最喜欢哪个童话故事？为什么？
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在成人的功利世界里，我常常感到孤独，而这时候孩子便是我的救星。我觉得和孩子非常好沟通，没有任何障碍。在这篇童话中，我读出了作者同样的心情，并且他做了最有力的表达。
3.做什么事会让你感觉最舒适最享受？
读一本好书。与一个好女人相爱。和自己的孩儿疯玩傻乐。
4.你对自己最满意和最不满意的是什么？
最满意的是，我在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生活。最不满意的是，我不善于拒绝，有时候仍会因为情面而做自己并不喜欢做的事情。
5.近一段时间，让你感到最快乐的是什么事？
停下了一切工作，无所事事。
6.如果真的有可以让时光倒流的时间机器，你希望回到什么时候？为什么？
古希腊是人类健康生命和高贵心灵的乐园，唐宋是中国文人的黄金时代，都很值得去游历一番。但是，我不想在那里定居。我投生在今天这个时代，因此成为这个时代的产物。设想我是别的时代的人，就等于设想我不是我，而这又等于设想我不存在。
如果你问的是希望回到我自己人生的什么时候，我告诉你，我不想回到任何时候。人生一切美好经历的魅力就在于不可重复，它们因此而永远活在了记忆中。
7.你觉得自己最好的习惯是什么？怎样养成的？
写日记。我在五岁时就自发地写日记了。开始的原因似乎很可笑，那时候大家都穷，吃到一点儿好东西不容易。我想，今天吃了，明天忘了，不是白吃了吗。于是做了一个小本子，吃到好东西就记下来。后来所记的当然不这么幼稚了，但相同的是，我通过写日记留住了人生的许多好滋味。
写日记是心灵生活的好方式。我的体会是，通过写日记，第一能把自己的外在经历转化成内在财富，从而使心灵丰富；第二能经常从热闹的外部生活中抽身回来，与自己相处和对话，从而使心灵宁静。
8.你最喜欢异性身上的什么特点？
温柔，聪慧，善解人意。单纯一些，不要太功利，女人一功利就特别俗，让我觉得不像女人。当然，我摆脱不了男人的偏见，还喜欢女人漂亮。
9.爱情中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真诚，信任，包容。
10.你觉得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把她（他）当作独立的个人尊重她，把她当作最亲的亲人心疼她。
11.失去什么，会让你觉得绝望？
爱的能力，思想的能力。
12.你觉得最好的职业是什么？为什么？
最好的职业是有业无职，就是有事业，而无职务、职位、职称、职责之束缚，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例如艺术家、作家、学者，当然，前提是他们真正热爱艺术、文学和学术。否则，职位、职务、职称俱全而唯独无事业的所谓学者、作家、艺术家，今天有的是。
13.怎样确定一个职业是否适合自己？
应该符合三个条件：第一，有强烈的兴趣，甚至到了不给钱也一定要干的程度；第二，有明晰的意义感，确信自己的生命价值借此得到了实现；第三，能够靠它养活自己。
14.讲一讲对你来说最难的一次选择。你是怎样选择的？有没有后悔？
人生的道路分内外两个方面。外在的方面往往由命运、时代、环境、机遇决定，自己没有多少选择的主动权。因此，我基本上是顺其自然，很少主动去争取什么。内在的方面，精神的取向和历程，我相信在很大程度上自己是可以支配的，我会比较执着。
在人生的某种绝境中，真正发生的情况实际上不是难以选择，而是无可选择，所以也谈不上后悔。你应该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15.促使你成功的最重要品质是什么？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成功人士。我自小比较自卑，没有出人头地的野心，今天所获得的这些外在的东西，所谓名声之类，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如果这算是成功，那么，我能得到它们，也许正是因为我没有把它们太当一回事，至少没有当作自己的目标。现在我的总结是，把优秀当作第一目标，而把成功当作优秀的副产品，这是最恰当的态度，有助于一个人获取成功，或者坦然地面对不成功。
16.你怎样处理工作中的人际关系？讲一个你认为好用的方法。
我给自己处理人际关系确立了一个原则，就是尊重他人，亲疏随缘。工作中的人际关系稍微麻烦一些，因为躲不开，常常还会影响自己的切身利益。不过，只要对利益超脱一点儿，这个原则仍然适用。
17.你是否遇到过危机，如何克服的？
人生难免遇到危机，情况各异，不可一概而论。大体上是，能主动应对当然好，若不能，就忍受它，等待它过去。
18.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做另外一种人，你想做什么人？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曾和一个五岁男孩谈话，告诉他，我会变魔术，能把一个人变成一只苍蝇。他听了十分惊奇，问我能不能把他变成苍蝇，我说能。他陷入了沉思，然后问我，变成苍蝇后还能不能变回来，我说不能，他决定不让我变了。我也一样，想变成任何一种人，体验任何一种生活，包括国王、财阀、圣徒、僧侣、强盗、妓女等，甚至也愿意变成一只苍蝇，但前提是能够变回我自己。所以，归根到底，我更愿意是我自己。
2008.7
少儿时代是我的良师
——《周国平寄小读者》序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向我约稿，要我从迄今为止的作品中选出十来万字，编成一本给少儿读的书。这真是和我想到一块儿了，在约稿之前，我已经想要做这件事，并且列入了今年的工作计划。那么，我就说一说为什么我想要做这件事。
我自己也有过少儿时代，曾经也是一个小读者。那当然是老早的事了，但是，儿时的求知渴望，少年的惆怅心情，仿佛仍在我心灵深处的某个角落里潜藏着，我是一点儿不陌生的。我一路走来，走了人生大半路程，离那个从前的男孩越来越远。然而，我有一个感觉，我觉得自己好像一路都在和那个男孩做伴，与他交谈，不断地把我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所思告诉他，听取他的回应。我诚然比他成熟，也许有以教他，但他不只是我的学生，他那么纯真、敏感，本能地厌恶一切空话和假话。深藏在我心中的少儿时代同时也是一个良师，一直在检查我的作业，督促我做一个诚实的思想者和写作者。
你们一定想到了，那个良师不只在我的心中，也在我的眼前，那就是你们，我的小读者。在你们面前，一个作家必须诚实，你们不屑于理睬任何的故弄玄虚、牵强附会和言不由衷。我多么希望我的作业能够经得住你们的检查。当然，如果作业是合格的，应该也能使你们受益。
那个从前的男孩一路走来，走到了今天的时代，垂垂老矣。如果那个男孩晚生几十年，今天仍是一个孩子，处在这个物欲膨胀、竞争激烈的时代，他肯定会比当年更感到迷惘，有更多的困惑。我多么爱他，凭我的人生阅历和思考，我能给他一些什么指点呢？在选编这本书时，我作如是想，斟酌再三，由此形成了一个思路。全书分五辑，实际上是我认为一个涉世不深的人在今天最容易迷失，因此最应该珍视的价值，这就是——
一、成为你自己——我愿他不受外界时尚和潮流的支配，有真实的自我；
二、爱使人富有——我愿他的心不在社会的竞争中变得冷漠，有丰盈的爱心；
三、向教育争自由——我愿他能抵御现行教育的弊端，做学习的主人，有活泼的心智；
四、生命中不能错过什么——我愿他的真性情不被物欲污染，保持本色的生命；
五、人的高贵在于灵魂——我愿他做人有道德，处世有理想，有高贵的灵魂。
你们一定想到了，这也是我对你们的希望，因为你们就是生活在今天的那个少儿时代的我，你们还是今天的我的孩子，我爱你们，我的小读者。
2010.5
在色与空之间
——我的写作，我的心灵生活
在我的人生中，成为一个所谓著名的散文作家，这是一件完全出乎我自己意料的事。其实，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哪里是在写散文啊。因为生活中的变故和苦难，我不得不劝慰自己，开导自己，而我的资源只有哲学，手段只有文字，于是写下了许多哲学性的感悟和思考，这些东西便被人称作了哲理散文。同时，由于变故导致的心情，我难以潜心做系统的学术工作和写大部的著作，篇幅短小的文字就成了最合宜的形式。正是在那变故频繁的若干年里，我写的散文数量最多，质量也比较高。表面看来，这好像是一个外力把我从一条轨道撞到了另一条轨道上。可是，我因此脱离哲学的轨道了吗？我相信没有。在我迄今为止的全部生涯中，再也找不出这样一个时候，我从哲学那里获得了如此重要的帮助，为此我对哲学满怀感激。
在此之后，仿佛由于惯性，我仍写了不少散文。有一段时间，因为所谓名气，约稿特别多，我又不善于拒绝，不免写了一些臭文章，对自己并无真切感受和深入思考的问题发表了议论。好在我对这种情况及时产生了警惕，下决心基本上谢绝了约稿。我给自己确立了一个原则：我的写作必须同时是我的精神生活，两者必须合一，否则其价值就要受到怀疑。好的作者在写作上一定是自私的，他绝不肯仅仅付出，他要求每一次付出同时也是收获。人们看见他把一个句子、一本书给予这个世界，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他是往自己的精神仓库里又放进了一些可靠的财富。这就给了我一个标准，凡是我不屑于放进自己的精神仓库里去的东西，我就坚决不写，不管它们能给我换来怎样的外在利益。
回过头去看，我的写作之路与我的心灵之路是相当统一的，基本上反映了我在困惑中寻求觉悟和走向超脱的历程。我原是一个易感的人，容易为情所困，跳不出来。我又是一个天性悲观的人，从小就想死亡的问题，容易看破红尘。因此，我面临双重的危险，既可能毁于色，也可能堕入空。我的一生实际上都是在与这两种危险做斗争，在色与空之间寻找一个安全的中间地带。我在寻找一种状态，能够使我享受人生而不沉湎，看透人生而不消极，我的写作就是借助于哲学寻找这种状态的过程。经常有人对我说，他们通过我的作品发现，我的内心既宁静又有激情，我对人生看得很透彻却仍充满理想主义，相反的因素结合得十分和谐。我不敢说我真的达到了这种境界，但我自信正在形成一种比较成熟的生命态度，这种态度体现了我的个性与世界之间的恰当关系。我还相信，我今天的生命状态和写作状态包容了我的全部过去，我童年和少年时的敏感，读大学时的热爱文学和对生命感受的看重，毕业后山居生活中的淡泊心境，生命各阶段上内心深处时隐时显的哲学性追问，仿佛都在为这种状态做着准备，并在其中找到了归宿。
我的一些朋友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用作品直接影响社会进程。我不给自己树这样的目标。我写作从来不是为了影响世界，而只是为了安顿自己。我的所思所写基本上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也许正因为如此，写出的东西才会对那些面临着相似问题的人有所启迪，从而间接地产生了影响社会的效果。一个作品如果对于作者自己没有精神上的价值，它就对任何一个读者都不可能具有这种价值。自救是任何一种方式的救世的前提，如果没有自救的觉悟，救世的雄心就只能是虚荣心、功名心和野心。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热衷于做君王或民众的导师，实际上往往只是做了君王的臣僚和民众的优伶，部分的原因也许在这里。
我的作品为我在专业范围之外赢得了广大读者，同时也使我在一些专业人士那里遭到了不务正业的讥评。好在我对此不太在意，当我做着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别人的褒贬是不重要的。对于我来说，不存在正业副业之分，凡是出自内心需要而做的事情都是我的正业。若一定要说专业才是正业，那么，我的专业是哲学，而我所写的多数作品完全没有离开哲学的范畴。在我的散文中，我的思考和写作始终围绕着那些最根本的哲学问题，例如生命的意义、死亡、时间与自我、爱与孤独、苦难与幸福、灵魂与超越等。在现代商业化社会里，这些问题由于被遗忘而变得愈发尖锐，成为现代人精神生活中的普遍困惑。我想，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我的作品才会获得比较广泛的共鸣。我丝毫不低估学术工作的重要性，并对踏实地做着这种工作且取得了成绩的同行怀有敬意。就我自己而言，我不愿意做所谓纯学术研究，而宁愿以我的方式把学术工作纳入我的精神探索的整体轨道。
2004.5
我判决自己诚实
——《岁月与性情》序
明年我六十岁了。尼采四十四岁写了《看哪这人》，卢梭五十八岁完成《忏悔录》。我丝毫没有以尼采和卢梭自比的意思，只是想说明，我现在来写自传并不算太早。
我常常意识不到我的年龄。我想起我的年龄，往往是在别人问起我的时候，这时候别人会露出惊讶不信的神情，而我只好为事实如此感到抱歉。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我不像这个年龄的人，包括我自己。我相信我显得年轻主要不是得益于外貌，而是得益于心态，心态又会表现为神态，一定是我的神态蒙蔽了人们，否则人们就会看到一张比较苍老的脸了。一位朋友针对我揶揄说，男人保持年轻的诀窍是娶一个年轻的太太，对此我无意反驳。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组成了我的最经常的生活环境，如同一面无时无刻不在照的镜子，我从这面镜子里看自己，产生了自己也年轻的错觉，而只要天长日久，错觉就会仿佛成真。不过，反过来说，我同样是我的妻子的这样一面镜子，她天天照而仍觉得自己年轻，多少也说明了镜子的品质吧。
然而，我清楚地知道，心态年轻也罢，长相年轻也罢，与实际上年轻是两回事。正如好心人对我劝告的，我正处在需要当心的年龄。我大约不会太当心，一则不习惯，二则不相信有什么大用。虽然没有根据，但我确信每个人的寿命是一个定数，太不当心也许会把它缩短，太当心却不能把它延长。我无法预知自己的寿命，即使能，我也不想，我不愿意替我自己不能支配的事情操心。不过，好心人的提醒在我身上还是产生了一个作用，便是促使我正视我的年龄。无论我多么向往长寿，我不能装作自己不会死，不知道自己会死，一切似乎突然实则必然的结束只会光顾别人不会光顾我。我是一个多虑的人，喜欢为必将到来的事情预作准备。即使我能够长寿，譬如说活到八九十岁，对于死亡这样一件大事来说，二三十年的准备时间也不算太长。现在我拿起笔来记述自己迄今为止的生活，就属于准备的一部分，是蒙田所说的收拾行装的行为。做完了这件事，我的确感到了一种放心。
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本书可以称作一个终有一死的人的心灵自传。夏多布里昂把他的自传取名为《墓中回忆录》，对此我十分理解。一个人预先置身于墓中，从死出发来回顾自己的一生，他就会具备一种根本的诚实，因为这时他面对的是自己和上帝。人只有在面对他人时才需要掩饰或撒谎，自欺者所面对的也不是真正的自己，而是自己在他人面前扮演的角色。在写这本书时，我始终设想自己是站在全知全能的上帝面前，对于我的所作所为乃至最隐秘的心思，上帝全都知道，也全都能够理解，所以隐瞒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我对人性的了解已经足以使我在一定程度上跳出小我来看自己，坦然面对我的全部经历，甚至不羞于说出一般人眼中的隐私。我的目的是给我自己以及我心目中的上帝一个坦诚的交代，我相信，唯其如此，我写下的东西才会对世人也有一些价值，人们无论褒我还是贬我，都有了一份值得认真对待的参考。
当然，我毕竟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与这个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事实上我不可能说出全部真话，只能说出部分真话。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凡可说的一定要说真话，绝不说假话，对不可说的则保持沉默。所谓不可说的，其中一部分是因为牵涉到他人，说出来可能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私敌，我不愿意伤害任何人。仅在与私生活无关的场合，当我认为事关重要事实和原则之时，我才会作某些批评性的叙述或评论，但所针对的也不是任何个人。然而，有一点是我要请求原谅的，人生中最难忘的经历实际上都是由与某些特殊他人的关系组成的，有若干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在我的生活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如果不写他们，我就无法叙述自己的经历。譬如说，在叙述我的情感经历时，我就不可能避而不写与我有过亲密关系的女人。如果她们因此感到不快，我只能向她们致歉。不过，读者将会看到，当我回顾我的生命历程时，如果说我的心中充满感激之情，我首先感激的正是曾经或正在陪伴我的女人。
在这本书中，我试图站在一种既关切又超脱的立场上来看自己，看我是怎样一步步从童年走到今天，成为现在的这个我的。我想要着重描述的是我的心灵历程，即构成我的心灵品质的那些主要因素在何时初步成形，在何时基本定型，在生命的各个阶段上以何种方式显现。我的人生观若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真性情。我从来不把成功看作人生的主要目标，觉得只有活出真性情才是没有虚度了人生。所谓真性情，一面是对个性和内在精神价值的看重，另一面是对外在功利的看轻。我在回顾中发现，我的这种人生观其实早已植根于我的早年性格中了，是那种性格在后来环境中历练的产物。小时候，我是一个敏感到有些病态的孩子，这种性格使我一方面极为关注自己内心的感受，另一方面又拙于应对外部世界，对之心存畏怯和戒备。前一方面引导我日益沉浸于以读书和写作为主的智性生活和以性爱和亲子之爱为主的情感生活，并从中获得了人生最主要的乐趣；后一方面也就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了对外在功利的淡泊态度。不妨说，我的清高源于我的无能，只不过我安于自己在这方面的无能罢了。说到底，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有所为就必有所不为，而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区别就在于所为所不为的不同取向。敏感和淡泊——或者说执着和超脱——构成了我的性情的两极，这本书描述的便是二者共生并长的过程，亦即我的性情之旅。
任何一部自传都是作者对自我形象的描绘，要这种描绘完全排除自我美化的成分，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知道我绝不会是一个例外。即使坦率如卢梭，当他在《忏悔录》中自陈其劣迹时，不也是一边自陈一边为此自豪，因而实际上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显示其人性的丰富和优秀吗？我唯一可以自许的是，我的态度是认真的，我的确在认真地要求自己做到诚实。我至少敢说，在这个名人作秀成风的时代，我没有作秀。因此，我劝那些喜欢看名人秀的读者不要买这本书，免得失望。我也要告诫媒体，切勿抽取书中的片段材料，用来制造花边新闻，那将是对这本书的严重亵渎。我只希望那样的读者翻开这本书，他们相信作者是怀着严肃的心情写它的，因而愿意怀着同样的心情来读其中的每一个字。
2004.5
记忆永远是改写
——《侯家路》序
在我现在的记忆中，有一个朴素的小本子占据着牢不可破的位置。那是当年小学生用的小三十二开的练习本，我把它从中间截为两半，做成了两个小本子，把其中的一本随身携带。我相信当时我五岁，刚上小学，会写字了，便经常在这小本子上记一些孩子气的事情。比如说，父亲带我去亲戚或朋友家做客，主人会拿出糖果点心给我吃，这对于当时的我是难得的快乐，我心想：今天吃了，过几天忘了，不就白吃了吗？于是就在小本子上记下日期和所吃的食品，因此感到一种满足，似乎把得到的快乐留下了。我把记忆中的这个举动确定为我自发地写日记的开端。
这个写着稚拙字迹和可笑内容的小本子早已不知去向了。它真的存在过吗？我真的是从五岁开始写日记的吗？我无法向自己证明。然而，我毫不怀疑并且不需要证明的是，我确信我很早就有了一种意识，便是人生中的一切经历都会流逝，我为此惋惜甚至惊慌，一定要用某种方式把它们留住。正是为了留住岁月的痕迹，人类有了文字，个人有了写作。
我自觉地写日记是从高中一年级开始的。那年我十四岁，考入上海中学，第一次离开父母，成为一个寄宿生，又正值青春期来势凶猛，身心涌动着秘密的欢乐和苦闷，孤独而内向的我只好向日记诉说。我写得非常认真，几乎天天写，每天写好几页。我清晰地记得高中第一个日记本的样子，小三十二开的异型本，装订线在上方，本子很厚，纸很薄，每一页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我的这个记忆确凿无疑，因为是我亲手把它毁掉的，毁掉之后无数次地思念它，一个人对于亲手毁掉的珍贵之物的记忆绝不会失误。
1968年3月，我上北京大学的第五个年头，“文革”中两派斗争趋于激化，武斗有一触即发之势，我所住的宿舍楼即将被对立派占领。最令我担心的是床底下的那一个纸箱，里面满装着从中学到大学的全部日记和文稿。当时学校里查抄“反动日记”成风，如果我的文字落入对立派之手，从中必能找出罗织罪名的材料。时间紧迫，来不及细想也来不及挑选了，我狠心做了一件日后使我永远悔恨的事情。
讲述这个经历是为了说明，当我回忆童年和少年往事之时，我的手头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的当年的文字材料。不幸中之小幸，在离开北大到广西一个小县工作之后，寂寞的岁月里，我曾凭记忆写过一篇简略的回忆，为二十年后的写作提供了追忆的线索。可是，即使在写那篇东西时，许多细节已经遗忘，许多思绪已经湮灭，情随景迁，一切触景生情的感触都找不回来了。我设想，如果早年的文字还在，我写出的就不是回忆而是另一种东西了。它也许是成年的我对在早年文字中呈现的儿时的我的一种审视和关照，彼此的一种问候和对话。我多么渴望通过当年的文字真切地看见那个活生生的儿时的我，而不只是在依稀的记忆中追寻他的影子啊。现在我的唯一依据是记忆，而记忆永远是改写，不可避免地会经受现在的我的心灵棱镜的过滤和折射。那么，倘若人们从中认出了现在的我的表象乃至本质，应该是毫不奇怪的了。
我于2004年出版《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一书，其中第一部《儿时记忆》是对童年和少年的回忆。现在这本小书，是由这部分内容扩充而成的。我的童年是在上海老城区的一条小路上度过的，那么就用这条小路的名字做书名吧。
2014.8
我没有隐私
——《岁月与性情》二版序
我的书一向是很安静地走向读者的，唯有这一本似乎是一个例外。初版之时，始则招来了媒体的一阵喧哗，继而又给我惹来了一场官司。它本来也是一本安静的书，却因为围绕着它的噪音而不得安宁了。四年半后的今天，这些噪音皆已沉寂，我把它重新出版，相信它可以在一种于它合宜的氛围中与读者见面了。
本书初版之时，一位朋友对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这本书出晚了。第二句：这本书出早了。他的意思是，中国早该有这样的书了，但是中国现在仍缺少懂它的读者。当时，面对众声喧哗，我觉得他说得有理。有一个人在这里严肃地反思自己的经历，大家却只盯着其中的所谓隐私起哄。我的感觉是，我完全走错了地方，原以为是去和朋友谈心，听见了哄笑，才发现自己是走进了一个大娱乐场。在这个娱乐化的时代，人们不能容忍严肃，非把严肃化为娱乐不可，如果做不到，就干脆把戏侮严肃当作一种娱乐。好在媒体是不会在某一个话题上长久停留的，它必须不断制造新的热闹方可生存，从而使任何目标物都不会被纠缠得太久。我自己得到的教训是，不管出版方多么热情，我都不要接受用畅销书的方式做我的书，那样几乎必然会使它走错地方，走到不相干的人群中去。
其实，对于人们所认为的那些隐私，我自己完全不觉得是什么隐私。比如性觉醒的风暴，哪个男孩没有经历过啊，当我事隔几十年回看这个在风暴中痛苦挣扎的男孩时，我的确觉得他不是周国平，而是世界上所有的男孩。男孩成长中一个如此普遍、如此重要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去正视它、认识它，反而要忌讳？不止一位母亲因为书中的这个内容诚挚地向我道谢，感谢我帮助她们懂得了自己的孩子，她们的反应使我足可以藐视那些无知的起哄了。
又比如书中对情爱经历的反思，舆论一时为之哗然。这个时代真是奇怪，人们容忍甚至欣赏一夜情、泡妞、养情妇等，可是，倘若你在情爱上认真，婚姻有过挫折，人们就叫嚷起来了，从道德上来评判你了。人们乐意听艳闻和风流故事，却忌讳你做诚实的自我解剖。有一些人（女性居多）表示对我失望，是因为她们原先把我想象成一个哲人，而哲人似乎应该是只有灵魂、没有肉体的，现在发现我也有肉体，甚至还有过婚变，于是感到震惊。她们原先是把我看错了，我的确不是一个抽象的哲人，而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普通男人，对此我深感抱歉。还有一些人（男性居多）责备我作为一个学者，本应该好好做学问，不该拿自己的私生活做文章。我要告诉这些正经的人，所谓私生活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财富，如果为了当学者必须放弃它们，不许把它们变成一种精神产品，我就不当学者好了。对于我来说，有比学问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生活本身。其实，做学问首先也是我的一种私生活，即一种个人的精神生活，如果它仅仅是公生活，我完全可以不做。
如果我是一个读者，我会认为，知道一个叫周国平的人自幼及长经历了一些什么事，这没有丝毫意义。如果这本书中的确有一些对于读者有价值的东西，那肯定不是这个周国平的任何具体经历，而应该是他对于自己经历的态度，那是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采取的。我自己认为，这种态度有两个要点。一是尽可能地诚实，正视自己的任何经历，尤其是不愉快的经历，把经历当作人生的宝贵财富。二是尽可能地超脱，从自己的经历中跳出来，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看它们，把自己当作认识人性的标本。我相信，无论谁用这样既诚实又超脱的眼光看自己，他的眼光就会变得既深刻又宽容，在这样的眼光下，一切外部经历都可以转化成心灵的财富，一切隐私都可以还原成普遍的人性现象。
作为中国社会近几十年巨大变迁的亲历者，我从自己的个人视角出发，对不同时期的时代实景也作了比较详尽的描述。其中，第二部《北大岁月》描述了“文革”前和“文革”中的思想文化专制，第三部《农村十年》描述了“文革”后期的中国农村，第四部《走在路上》描述了改革初期的解冻。我只写我看到的实景以及与之关联的个人命运和心境，不用今天的理论去规范它们，在众多的集体回顾中，这或许另有一种价值吧。
我在《北大岁月》中写郭世英时涉及一个人，因此惹来了官司。在写作时，我已估计到可能惹麻烦，但为了对亡友和历史负责，仍决定说出自己所知道的情况。这场官司若从原告在媒体上宣布算起，到二审结案，持续了两年多，我为此耗费了许多精力，但并不后悔。主要的收获倒不是我胜诉了，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在世的当事人包括原告本人都发表了大量陈述，互相参证，使得事情的真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了。在本书中，对相关事情的记述基本准确，且不是重点内容，我就既不做修改，也不做补充了。排除了官司的干扰，对本书这些章节的阅读会更加纯粹。
我的作品从来仅仅是诉诸那些独立的读者的，我也仅仅看重他们的反应。我所说的独立的读者，是指那些不受媒体和舆论左右的人，他们只用自己的头脑和心来阅读。随着围绕本书初版的噪音逐渐平息，我越来越多地听到了他们的声音，包括赞赏和理解，也包括认真的批评。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8.12
德鲁克经典五问之我的回答
——应《费加罗》杂志之约
1.我是谁？
千古疑案，至今迷惘。
什么是我的优势？
就是知道自己没有优势。
我的价值观是？
做自己喜欢的事，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2.我在哪里工作？
天地之间，独处之时。
属于谁？
上帝、女人和孩子。
是决策者、参与者还是执行者？
都不是。来这个世界走一趟，算是一个感受者、思考者、记录者吧。
3.我应该做什么？
我没有使命感，会问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而非应该做什么。
会对社会有什么贡献？
让听到我的声音的人安静下来。
4.在人际关系上承担什么责任？
尊重他人，亲疏随缘。
5.后半生的目标和计划是？
弄清我是谁。
20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