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领导人，便要中正、存诚、信言、谨行，功在天下也不傲慢，能够普爱天下人。
道谦禅师是南宋着名禅僧宗杲的弟子，朱程理学的创始人朱熹少年时就为道谦禅师的学问所折服，并在道谦的密庵寄斋食粥学禅，深得教益，还把道谦编的《大慧语录》作为重要读本。
在朱熹的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不是蒙师刘屏山，不是理学正宗李侗，而正是道谦禅师。在吊道谦禅师祭文中，朱熹说自己读《易》、《语》、《孟》，探究古人成圣之道，当时师(道谦禅师)在仙洲，朱熹焚香请问此事，朝夕咨参。
道谦禅师的好友宗圆和尚，性情非常愚钝，属于那种“打死也不开窍”的家伙，可他非常向往成佛悟道。
宗圆拜入禅宗门下参禅悟道，可是二十多年毫无进展。垂头丧气的宗圆决定行脚，到处游历来引导自己参悟禅理，说不定会收到意外的惊喜。
道谦禅师是宗圆的好友，听说宗圆有此打算，就跟他结伴参访行。途中宗圆不堪跋山涉水的疲困，几次三番地闹着要回去。
道谦就安慰他说：“我们已发心出来参学，而且也走了这么远的路，现在半途放弃回去，实在可惜。这样吧，从现在起，一路上如果可以替你做的事，我一定为你代劳，但只有五件事我帮不上忙。”
宗圆听了非常好奇，赶忙问道：“哪五件事呢？”道谦非常自然地说道：“穿衣、吃饭、屙屎、撒尿、走路。”听了道谦的话，宗圆终于大悟，从此再也不敢说辛苦了。
几年之后，他看到一只青蛙泼啦一声跳进池塘里，一直冥思苦想的宗圆终于在一刹那顿悟了！
谚语说：“黄金掉在地上也得劳驾自己弯腰捡起来。”世间没有不劳而获的成就，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路程一步始。生死烦恼，别人不能代替分毫，一切都要靠自己啊！
塑造管理者的权威
《易经》九二爻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孔子对九二爻的解释，是讲一个领导人的风格德性（当然所谓领导人，不只是最高的领导人，一个小单位的主管乃至一个家长，都是领导人），有如龙的德性，是至中至正。人要达到至中至正，先要养成胸襟的伟大。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绝对客观，平常的话都要讲信，平常的行为都要小心，要防止自己产生歪曲的思想和不正确的观念，随时心存诚恳，即使有很大的功业，自己并不骄傲，并不表功，不认为自己了不起，有很厚的道德，又能普遍地感化别人，这是九二爻爻辞的意思，这是领导人的修养标准。
这里孔子把九二爻的爻辞完全解释成人文思想的修养，要做一个领导人，便要中正、存诚、信言、谨行，功在天下也不傲慢，能够普爱天下人，这就是九二爻的意思。
领导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而领导者的权威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权威是一种在实施领导活动中，所建立的统治与被统治、领导与服从的关系，同时它又是权力影响力的外在体现。
威信的树立，则来自于自身魅力，即领导者以自己的品德、智慧、才干、成就等人格因素所形成的对被领导者的感召力量。古有三服：“力服、才服、德服”之分，“力服为下，才服为中，德服为上”。
“德”，指的就是领导者的修养和品质，是故以“德”领导人、管理人是最佳的方式。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权威在领导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广泛被人们所认同。
纵观中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自儒家鼻祖孔、孟关于“人之初、性本善”的论调开始，情感留人，以德服人在社会盛行，“修己以敬”，“君仁则臣服，官仁则民拥戴”。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犹为人传颂，一代好官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激励了无数人，他们之所以被人民拥戴，他们权威的建立都是体现在人格魅力之上。
唐太宗李世民在这方面更是深谙此道，“君为舟，民为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唐太宗一早就懂得“仁”的重要性，“仁”--即公平对待他人，为了不偏不倚，设立了谏臣，“以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正因为唐太宗的清明政治，所以获得了人民的拥戴，正因为唐太宗实行不设防的“仁”政，所以创造了历史空前的贞观之治。
关于以“仁”治国，以“仁”树立领导权威，法家就刚好持相反论调，法家的创始人老子认为“人性是丑陋的”，必须依靠完善的制度去约束他，领导的权威也是通过严刑峻法建立起来的。“令行而禁止”，“人情有善恶，故赏罚可用”。
春秋战国时，秦王想国富民强，于是拜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为相，但因连年的战祸，人们普遍对朝廷缺乏信任，更不说是招揽人才，为了改变人们对朝廷的看法，树立秦王的权威，商鞅派人在城门中央树立一杆柱子，并在柱子上面写上：“只要是把柱子移开城门，就可以向朝廷领取赏金百两”，消息一传开，引来很多人围观，众人议论纷纷，都认为这是不可信的，但其中有个人认为移开柱子并不难，不妨一试，结果他真的领取到了朝廷发放的赏金百两，这样一来，人们都信了，认为秦王是一个很讲信用的人，一下子秦国门庭若市，人才趋之若骛。商鞅不断推出法令及举措，以约束涣散的人民，商鞅的严刑峻法把秦王的领导权威推到了极至，在商鞅变法的努力下，秦国迅速强大，最后吞并了六国，统一了中国。
“恩威并用”，“宽猛相济”，“宽则政令不成，猛则民无所措手足”。这种统治方式可以说是兼用了儒家和法家的思想为指导。清末时期的曾国藩就是这种集儒家、法家之大成于一身的人物。“不蹈空言，注重实效，处世以儒家仁爱为本，而一经理事办案则倡导法家的严刑峻法”。湘军的成功就是最好的例证。
“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即是说要想建功立业，兴旺发达，就要让别人建功立业，兴旺发达。曾国藩深谙此道的精髓，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所谓“君子成人之美”，一大批有识之士在曾国藩手下得到提拔重用，将帅如能做到对待官兵如同父兄对待子弟一样，人同此心，心存此理，还怕官兵不感恩戴德？湘军之成功，应归于曾国藩的“仁礼待兵”，“精诚感召”。
曾国藩的领导权威是建立在其儒家思想的根基之上，但不代表其不赞同法家的治理方式，相反曾国藩还特别喜欢应用法家的治理之术，“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曾国藩认为，世风日下，人们普遍怀有非份之想，必须重典严惩，对缉获的“乱党”、盗匪一概格杀勿论，是故，曾国藩因执法残忍，有“曾剃头”称谓。
曾国藩的领导方式渊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他在处理实务虽然没有墨守成规。实话实说，曾国藩的这种领导模式，在特定情况下，确确实实是最有效的统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