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华阳国志·南中志》均记载了永昌哀牢女触沉木有娠而生子的九隆传说。在《南中志》中还记载了夷濮女触竹生子而成雄长夷濮的夜郎竹王的传说。与此相似，在《楚辞·天问》中有“女岐无合夫，焉取九子”，“水滨之木，得彼小子”的记载。从几个传说记载的时间看，《后汉书》《华阳国志·南中志》成书于魏晋南北朝之际，《楚辞·天问》为屈原所作，其时间应是战国时期。从传说本身分析，其内容有明显的相似性，传说的时间有前后承接关系。另外，这一传说流传的湖广、云南两地分布着共同的族群——濮。根据史料分析，濮与巴、楚、邓都是周王朝在南国的方国，主要分布于江汉流域之间，这已为以后的史家所证实。孔颖达《疏》说：“汉世西南之夷……庸、濮在江汉之南。”《国语·郑语》韦昭注：“濮，南阳之国。”顾颉刚先生在《史林杂识·牧誓八国》中考证说：“濮人居住地，在楚之西南，可以论定。”童书业先生也考证春秋时期濮地应近汉水。杨伯峻先生认为濮地当在湖北石首附近。徐中舒先生考证濮地接近于均、郧、房三县的汉水流域。虽然各说有分歧，但濮人活动范围主要在江汉之间应是不错。从地理位置上看，濮人的分布与楚相接，因此，楚人的传说有可能也传到了濮地。据《史记·楚世家》记载，随着楚国的强大，与楚相邻的濮最早为楚国所吞并，大量的濮人被纳入到了楚国的版图之内，这使濮人更有可能受更多楚文化的影响。随着楚国的势力扩张到了长江以南，濮人被迫转移到了西南地区，进入云南，相应地，濮人也把一部分楚文化带入了云南。
濮人向西南地区的迁徙尤其是迁入云南，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庄入滇是有文献记载的楚、滇两地之间的最早交往，但实际两地之间交流出现的时间应该更早。据考证：庄入滇的路线即是当时楚贾人入滇之通道。进一步研究表明，在湖南长沙战国墓中发现的大量含有异常铅的铅钡玻璃珠其铅矿料全都来自云南滇东北地区，这说明在庄入滇之前，滇与楚之间就已经有了一定联系。因此，两地之间较早存在着的交流与形成的路线都进一步提高了濮人迁徙进入云南的可能性。
综合以上因素，传说有可能最早产生于楚人分布的湖广地区，濮被楚国吞并后，这一传说也影响到了濮人，又随着濮人的迁徙而传入西南地区，并随着濮与越的融合而形成夜郎竹王的传说，与哀牢人的融合形成九隆的传说。
传说的传播还只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层面，《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哀牢）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说：“哀牢臂胫刻文。”这与濮越源于龙图腾崇拜的文身之俗相一致，结合这个传说在传播过程中由最初触木生子后逐渐加入沉木化龙的因素，可以认为传说的传播为最后共同图腾崇拜的逐渐形成奠定了基础。
随着濮与孟-高棉民族的融合，史籍中开始用一个新的名称来指代这一正在形成中的共同体，这可以从史籍对这一部分濮与孟-高棉民族的记载发生的微妙变化得到证实。
据《南中志》记载，在东汉建武二十三年（47年），哀牢部第一次归附，汉设益州西部属国时，其地有闽、越、濮和鸠僚。此处有两种断句方法，其一划为“闽、越、濮”，其二划为“闽越濮”，即闽越。闽越是百越的一支，主要分布在福建。故《说文解字》“闽”字条载：“闽，东南越，蛇种。”这说明闽越在东南沿海，是越民族中分布在东南沿海的一支。正因为闽越的称呼是特指的，有明确的地理区域的限定。一般也不用“闽越”这样的称呼来指代云南的越人，而常用僚、越来指代，到了后期则出现直接根据不同地理分布来称呼不同地区越人的趋向，如称永昌郡的越人为“滇越”。结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用“闽越”来称呼永昌的越人不大可能，因此在此处“闽越”应划为“闽、越”，即应该是两个族群的代称，而不是指代一个族群。因此，建武二十三年汉设益州西部属国时，其地有闽、越、濮和鸠僚四种民族群体。越、濮、鸠僚在史书中都有记载，其源流很清楚，有疑问的是闽这一族群的归属。现有的西南史料对“闽”的记载很少，只有两处，除建武二十三年的记载外，永平十二年（69年）还出现了“闽濮”的记载，根据史料我们很难判断“闽”的族属。在对孟-高棉语族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该语族中的孟人一般被称为“蒙人”或“孟人”。高棉人在唐代中国史籍中被称为“阁茂”和“吉蔑”，但唐以前的称呼不明确。“吉蔑”这一名称来自高棉语。柬埔寨学者登耶认为，在古代高棉人社会中，地位比较高的妇女往往被称为me，音蔑（头头、领导者）。高棉人（Khmer）一词，就是从K＋me演变而来的，其过程是k＋me-Kme-Khnle-Khmer，但对早期高棉人的称呼完全有可能只简称为me（音蔑）。一是因为古代高棉人社会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妇女的地位都比较高，这是其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的特点；二是在高棉语中，k只用来作词前缀，起强调作用。
从音韵学的角度对这几个名称的上古音进行分析发现，“闽”和“棉”声母相同，韵部相近，文元旁转；“棉”和“蔑”声母相同，韵部相近，元月对转；“棉”和“孟”声母相同，韵部相近，韵腹相同，韵尾都是鼻音。因此，从上古音的分析，“闽”“棉”“蔑”“孟”这几个字在古音学中读音相近，发音都只是一音之转。
结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两汉时期，古代高棉人因其社会正处于妇女地位较高的时期，或受这一特殊发展阶段的影响而被称为me（音蔑）。“孟”人的发音与“蔑”相近，因此孟-高棉民族进入云南后就按其读音统一转译为一音之转的“闽”或直接缩读孟吉蔑为“闽”，就像将斯基泰缩读为“塞”一样。到唐代则进一步被称为吉蔑。故建武二十三年的“闽”人应该是孟-高棉语的民族。
据《南中志》记载，汉在其地设置永昌郡，其地有闽濮、鸠僚、僄越、倮濮、身毒之民。与建武二十三年的记载对比，前后两次归附相距22年，因此，这一地区分布的民族应变动不大，两者之间应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
从前后两次记载来看，鸠僚没有变化，越进一步分化为僄越，濮中的一部分分化为倮濮，新出现了闽濮。新出现的闽濮是蔑濮或棉濮的音转，是孟-高棉语族的孟吉蔑人与濮人的融合体。哀牢部大规模内附后，进一步消除了两者交融的政治阻障，同时分布也较为接近，《通典》卷一百八十七说：“诸濮地与哀牢接。”在孟-高棉与濮越群体大规模交融的背景下，出现了“闽濮”的称呼，这是两者间交融过程的反映，“闽濮”指的应该是这两个族群中在云南西南地区出现融合的那一部分群体。这个称呼符合中国史籍称呼两个正在融合的族群的习惯，类似的如“叟濮”。
另外，南北朝爨氏割据时期，还曾平灭过缅戎的叛乱，《爨龙颜碑》记载“（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州土扰乱，东西二境，凶竖狼暴，缅戎寇场”。这里的缅戎显然不是后来的缅人，因为缅的称呼是9世纪中叶后才正式见诸史书。尤中先生通过对史料的分析也证明了缅戎就是永昌郡内的“闽濮”。为何用“缅”来指代闽濮呢，显然跟“缅”与“蔑”是一音之转有直接关系，“缅戎”和“闽濮”同样都是根据高棉语转译形成的“吉蔑”或“孟”的同音异读。无论是“缅戎”还是“闽濮”，其名称中都包含有共同的“蔑”的称呼，这说明了其族群构成中孟-高棉语民族的成分。显然，在这里史家更多地注意到这个正在融合的族群中存在的孟吉蔑特征，因此用“缅戎”来指代闽濮这一群体。
三国时期，蜀汉平定南中后，为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对南中地区的郡县作了一些调整，同时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强制性移民，《南中志》载：“李恢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界，以实二郡。”这次迁徙使云南郡出现了上方夷和下方夷，而所谓的上方夷和下方夷，分别指的是“从云南郡之南的永昌郡迁来的南濮夷和从会无县一带迁来的北濮夷”。从会无县迁来的北濮夷就是从江汉迁至西南地区的濮人的一部分。据童恩正先生研究，春秋时代，在今四川合川一带，似乎就有一个较大的濮人部落，其首领自称濮王，崇武之风尤甚。《舆地纪胜》引《图经》说合川钓鱼山双墓的来历：“巴王、濮王会盟于此，酒酣击剑相杀，并墓而葬。”秦汉时期川、渝的濮人多散居盆地东部，故左思《蜀都赋》云：“左绵巴中，百濮所充。”扬雄《蜀都赋》云：“东有巴，绵亘百濮。”《华阳国志·巴志》也记载：巴郡“其属有濮、苴、共、奴、獽、夷蜑之蛮。”蜀郡的南部更是濮人分布的主要地区，会无县“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冢不闭户，其穴多有碧珠，日不可取，取之不祥”。
这里我们注意到，永昌郡内闽濮的称呼也为濮所代替，与文化上出现的涵化相对应，这说明濮化的过程很明显，但这部分孟-高棉与濮的融合体与由北迁徙而来的濮显然还有较明显的差别，所以用“南方濮”和“北方濮”来区别。
综上所述，两汉时期孟-高棉族群迁入云南西南地区后，其中一部分按其译音被称为“闽”。随着这部分群体与濮形成密切的族际关系，他们吸纳了很多濮的因素，文化上也呈现出明显的濮的特点，于是被称为“闽濮”作为对这部分融合体的称呼，这部分群体因为融合了孟-高棉语的部分族群而与濮的其他部分有一定差别，因此出现“南方濮”与“北方濮”之称。
（四）孟-高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交融
濮人在向西南地区迁徙的过程中，与云南不同民族形成了程度不同的族际关系。两汉时期才进入云南的孟-高棉族群，在多民族交错杂居的人文地理环境中，也逐步形成与周边民族复杂的族际关系。
从历史学、民族学方面看，一些相关史料从侧面反映了孟-高棉族群与百越、氐羌这种复杂族际关系存在的可能性。例如，布朗族在历史上主要受傣族召片领统治，与傣族通婚，受傣族影响信仰小乘佛教。据调查，目前布朗族的主要节日绝大部分都与傣族相同，因此在体质和文化上与傣族的交融都比较深。再如，佤族先民望蛮外喻部落分布在永昌西北，即今腾冲县境内。《蛮书》卷四说：“望蛮外喻部落，在永昌西北。”按此说，则腾冲即为外喻部落的聚居区，南诏对当地望蛮的抽调一次就达千余户，因此，望蛮的人数应该比较多，但现在居住于腾冲地区的佤族仅有2000人，是什么原因造成腾冲地区望蛮数量的锐减呢？笔者推测与其他民族的融合是主要原因之一。“外喻部落的佤族‘其人长大’，体型显然与东南澜沧江以西的部分有所不同”。这表明腾冲地区的望蛮有可能已经与其他民族发生了体质上的融合。“体质融合过程是经过通婚的途径发生的。相互有遗传差别的族群通过联姻方式，产生基因交流，从而改变传统的单一族群内部的遗传特征，使子代在体质性状、生理特征方面具有了两个族群的基因，并以此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遗传性状遗传到下一代，直到又与其他族群基因发生交流”。如上所述，体质融合是通过婚姻途径发生的，而佤族婚姻制度的某些方面为体质融合的发生创造了条件。佤族的婚姻制度中有着同姓不婚的严格规定，“所谓同姓是指出于同一祖先具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他们认为同姓人发生婚姻关系，会触怒鬼神，鬼神就会对人进行惩罚，降临各种灾难。历史上为了制止同姓婚，佤族不仅用严厉的习惯法加以防范，还利用鬼神观念的力量来约束及禁止。所以村寨中极少存在同姓人的婚姻关系”。佤族婚姻制度中，同姓不婚的规定使佤族的婚姻具有一定外向性、开放性。正是这种外向性、开放性使望蛮与其他民族的体质融合成为可能。而永昌郡地区从东汉以来就是滇越主要分布的地区，同时，这一部分佤族分布的地区也接近滇西北地区——氐羌民族南迁入云南的主要通道，因此，腾冲地区望蛮与其他地区望蛮在体质上的差异正是腾冲的望蛮与这一地区分布的氐羌、滇越族群体质融合的反映，而望蛮数量减少正是望蛮融合于这些民族的结果。
虽然，孟-高棉语民族与上述几个民族都发生了交融，但不同族群间的融合程度有明显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