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不算，年纪也大呀，周岁都三十八了，准新娘突然说。我仔细端详了准新娘一下，顶多二十来岁，在城市，她这个年纪还在学校读书呢。她还嫌他老不洗澡，喝大酒，不大精通农活，识字也不多，准新娘跟开控诉会一样，把民兵排长的不是排着队一一列出来，显然憋了很久了。
他这么差劲儿，别嫁他就是了，我说。
我这么一多嘴，立刻引来一阵口诛笔伐。
你一个小毛孩子知道个屁，嫁谁，不嫁谁，那是一辈子的大事，而且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一大家子的事，能不好好掂量吗？她们七嘴八舌，差一点儿把我给嚼了。
他一个城里的学生哪懂这些个，你们吵吵他干啥，车老板替我打抱不平。
不懂就少插嘴，老实一边呆着呗，她们说。我还是头一回领略到乡下女子的厉害，真正是伶牙俐齿。
我挪挪屁股，离开他们远一点儿，省得她们总拿我出气。好在很快她们就把我忘了，聊得更欢了。
嫁了他，谁还敢翻你们家的老账呀，你说是吧？一个说。
谁翻，这个民兵排长还不扒了他的皮！另一个则说。
这么一想，准新娘心里大概平衡了一些，脸上的表情也舒展多了，她擦掉眼泪，问她的女伴，灯芯绒现在好买不。她的女伴说，夜个还有见来着，两种颜色的都有，一个是黑，一个是红。
搁以前，我一定坚信只有爱情才是婚姻的基础，现在不了。
现在我现实多了，这一趟出来，长了见识，相信婚姻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性婚姻才是最有价值的婚姻，才稳当，才能持久。至于爱情嘛，太空洞了，周围人一人一口唾沫星子，就能叫它摇摇欲坠，甚至分崩离析。
离驻马店还有多远啊？我问车老板。
也就一袋烟的工夫了，怎么，你饿了，想找饭馆子？车老板弯腰要给我找馍馍。
不是饿了，是我想直接奔车站，回家去，我说。车老板问我，出来多少日子了？我说两个多月了。车老板点点头，是该回去了，出来日子长了，家里也不放心。没等我搭话，他就又补充了一句，你瞅现在都乱成什么样了？
你给我随便撂在什么地方就行，我说。
我还是直接给你送到长途站吧，就是不知道几点有车，现在火车、汽车都没个准时的，他说。
一进城，先下车的倒是那仨闺女。车上只剩下我跟车老板的时候，车老板给我一把刀，一把跟餐刀不相上下的刀，开了刃的，留着防身使，遇见个坏人，你就拿出来吓唬吓唬他，别来真的。我想我一个人赤手空拳，万一遇到什么麻烦，还真是束手无策，带这么玩意儿起码可以壮胆。
谢谢你，我请你吃一碗面条吧，我说。
算了，揣俩钱备着吧，谁知道啥时会用得着，车老板和气地拍了拍我的脑袋。
我是真心的，我说。
我也是真心的，车老板乐呵呵地说。他把我送到汽车站，摆摆手就走了。我瞅着他和他的牲口晃晃悠悠地远去，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知道，这辈子我再也见不到这位善良的老汉了，蓦然一个成语在我脑子里闪了闪——萍水相逢。
我跟这位车老板就是。
你要去什么地方？长途车的站员问我。
郑州，我说。我想到那里再倒火车。
排队去，就在栏杆后边，站员指了指前边的一大溜人。
什么时候会有去郑州的车？
也许一刻钟，也许四个钟头，没准。
最后，我还是乖乖地排在队伍的末了一个……
38
接到杨东升的请柬，我确实很是吃惊，这么多年，尽管我们就在一个城市里，但是素无来往，相忘于江湖。三十二开的请柬，金边银字，只注明是个展览，并没注明展览什么。我只迟疑了片刻，终于还是去了，隔老远，我就认出站在展览厅门口豪爽大笑的那个人是他，是杨东升。
几乎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只是他穿了一套剪裁考究的华服，大红的，映得脸庞也是粉嘟嘟的，跟我比起来，我简直就是个糟老头子了，特别是牙，都掉得差不多了。
杨东升展览的是他私家珍藏的纪念章，各式各样的，有许多我见都没见过，真是大开眼界。他应酬的间隙，过来问我，如何？我奇怪地问他，这些像章你都是怎么淘换来的？他带着我，指着镶在玻璃框里的纪念章说，这些都是我花了三十年时间四处寻访来的，那些呢，是我在咱们大串联时，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拿北京生产的像章跟当地人交换来的。这时候，我想起来，难怪他每到一处都鬼鬼祟祟地失踪一会儿，原来他是偷着换像章去了。我给他胸口一拳，你小子，原来这么有心。他嘿嘿地笑着说，我不是图它们能升值，我是真喜欢，打小就喜欢。我信他的话。我们俩聊天期间，他不时地还要去跟熟人寒暄几句，我见他忙得够呛，就准备告辞。他说，急什么，结束之后我们一起去喝两杯。我说，我可以改天再来。突然，他对我说，你瞅瞅，那边是谁来了？我扭过头去，见一对男女挎着胳膊缓缓地走来，他们是谁？我问道。哈哈，你真的认不出来了？他一阵大笑。
我说我真的认不出来。
杨东升告诉我，你再睁大眼珠子瞧瞧，那男的不是江晓彤吗，至于那个女的，我想你肯定不陌生。女的到底是谁呀？我仍是稀里糊涂。她是尤反修，现在改名叫尤其，杨东升说。
他们俩怎么会在一起，我问。
人家是两口子呀。
这是多咱的事啊？
他们结婚好几十年了，孙子早都有了。
我倒真没有想到。
你没想到的事多了。
那倒是，他们俩现在做什么差事？
尤其在艺术院，江晓彤搞房地产。
不错不错，我说。
杨东升要带我过去打个招呼，我还是推脱了，算了，以后找机会吧。杨东升冲着我怪笑，都是陈年往事了，你有什么可怕的？我说，我不是怕，是懒得废话。不等他再劝阻，我就赶紧走出展览厅，临出门，我又回头望了一眼，见尤反修穿了一件黑色连衣裙，露着白皙的肩头，依然显得很年轻，也很漂亮。
39
排了六个小时的队，我才坐上去郑州的车，而且还没个座，打了张票，我就站在司机的后边，这样还能瞅瞅沿线的风景。开车前，售票员带领着乘客念了两段语录，又唱了一首《大海航行靠舵手》，才上路。
往后出来别忘了带上红宝书，售票员提醒一个五十好几的大婶。
家里那本，我二丫头带到学校去了，偏巧大丫头坐月子，叫人捎话让我去帮着操持，一赶罗，就忘了跟乡亲们借一本了，大婶絮絮叨叨地说。
下回要注意带呀，售票员说。
大婶满口应承。车上的人都笑了，他们大多是庄户人，不善言谈，倍憨厚，可是售票员锐利的眼睛还是不肯放过任何一个人，最后落在了我头上，你去哪儿？我告诉了她。她又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是学生。作为一个售票员，她实在是管得太宽了，奇怪的是，一车厢的人居然没有一位提出异议，仿佛理所当然。俗话说入乡随俗，既然人家都愿意接受她的审问，我也别出幺蛾子了，问什么答什么吧。也许坐了两天老牛破车的缘故，再一上汽车，就觉得速度惊人，简直是风驰电掣。
窗外的玉米地、高粱地和一片片的烟叶地一闪而过。
他奶奶的，这伙子人又来捣蛋了，司机突然骂了一句，踩了刹车，我差一点儿摔了个跟头。
车门一开，上来一群戴袖标的人，挨个儿询问，你去哪儿？干啥去？问完了还不算，有介绍信的要拿介绍信，没介绍信的要工作证，工作证再没有的，就让你找出熟人作证明，我是两手空空，要什么没什么，自然就成了嫌疑对象，车走了，把我却留下来，继续审查。
这小兔崽子还带着凶器呢，戴袖标的人搜我身的时候，发现了车老板送我的那把刀。
把他绑起来，领头的吆喝一声。
他们就跟绑粽子似的把我绑了个结结实实。
老实坦白，你究竟是做什么的？我一看你就不是个好小子！他们的头头审问我说。说来真是讽刺，这个长得歪瓜裂枣，三角眼，八字眉，他居然还配褒贬我的形象。
我说我是个好人。
你要是个好人，全国山河就一片红了，就没阶级斗争了。那个头头嘲笑我一句。我发现他的衣襟都是油，显然是吃了肉，懒得到水缸边上去洗手，顺便在衣襟上擦的擦。我纳闷，在场的哪个人的五官都比他搭配得顺眼，怎么就偏偏选中他来当领导呢？
我跟他解释，我是出来串联的，半路掉队了。
那个头头双手插在口袋里，围着我转三圈，把我看得浑身发毛，他说，出来串联的人我见多了，人家都是驮着背包，举着语录，唱着歌，你再看你，耷拉着两手，任啥不带，还褪着脖子，怎么看怎么像个偷鸡的一样。
我跟他说，背包和语录本来我都带着了，半道给丢了。
丢哪儿了，怎么丢的，别的能丢，红宝书能丢吗？就是丢了脑袋也不能丢了语录呀！这个头头连珠炮似的问题，一下子把我给问懵了。
丢了就是丢了，我说。
看来我得给你提个醒了，他说。
他让他手下给我松绑，却又在我腿上捆上两口袋谷糠。
给我跑圈吧，啥时你记起在啥地方丢的红宝书，啥时候停，这个头头命令我。我不敢违抗，活动活动被绳子绑得发麻的胳膊，绕着场院跑起来。
仅仅跑了两圈，就觉得两条腿迈不开步了。
跑快点儿，磨蹭什么，我们这的瞎驴拉磨都比你跑得快！那个头头冲我嚷嚷。我猜我腿上捆的口袋，一只起码有十斤，比运动员训练时捆的沙袋要重得多。
很快，我就一身的汗。那个头头冷眼旁观，嘴角挂着嘎笑，估计这样捉弄人的把戏，这兔崽子没少干。
终于，我跑不动了，一头栽倒在地，呼呼喘大气。那个头头叫手下把我腿上的口袋解下来，薅着我的脖领子拖到他跟前。怎么样，想起红宝书在哪儿丢的了吗？他问我。我不敢说是武汉，万一他们要到武汉去外调，就麻烦了，只得说不知道。这话再次惹恼了那个头头，他使劲儿咬着后槽牙说，来人，把他的头剃了，我看见留这么长头发的人就觉得不顺眼。马上有人过来按住我的脑袋，我拼命挣扎，只有那些牛鬼蛇神才被剃成秃瓢，我没罪，凭什么叫他这么侮辱？可是，架不住他们人多势众，而且个个还都是膀大腰圆，我哪里是他们的对手，一个留山羊胡子的半大老头嘁哩喀喳就把我的头发剃了个精光，我被他们按着脑袋，只见头发哗哗地掉在地上，心里的火苗子腾腾地往上蹿，可惜，寡不敌众，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不得不让他们为所欲为。半大老头的手脚不太利索，几次啃在我头皮上，生疼，疼得我叫出声来，半大老头还骂我，吵吵个啥？
嘿嘿，这下子看着就干净多了，那个头头上下打量着我跟狗啃似的脑袋，笑眯眯地说。我一边抖着脖颈里的碎头发碴儿，一边指责他是法西斯。他似乎不知道法西斯是什么，就将脸凑到我跟前，问我，你说我是啥，你说我是啥，再说一遍？
我说你是混蛋王八蛋，我跳着脚破口大骂，也许是因为太愤怒了，我豁出去了，痛快痛快嘴巴再说。
给我把他绑起来，嘴也堵上！那个头头给气急了，招呼他的手下把我给绑在一根电线杆上。绑我的这家伙肯定是个牲口把式，拴的都是死扣，怎么挣都挣不开。
你将来不会有好下场，我撒狠似的诅咒着他。
堵上他的嘴！他说。
我叫你骂，我叫你骂，他们将一个破毛巾塞进我的嘴里，毛巾很脏，一股子汗味，闻着直恶心。他们还戏谑我，咋不闹哄了，接着闹啊？
我现在只能冲他们干瞪眼，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了。
我们吃饭去，饿死这小子，那个头头说。
他们吃的时候故意吧嗒着嘴，其实，也没吃什么好东西，不过就是普通的枣饽饽而已。
就的是冰凉的井水。
我要是这么吃，早闹肚子了。
跟那小子说，他要肯交代问题，就让他吃饭。
那个头头吩咐他的手下说。他的手下走到我跟前，拍拍我的脑门说，我们司令问你交代不交代问题？
我根本说不出话来。
你要是愿意交代，就点点头，假如企图顽抗到底，就别言语，那个头头也凑过来，对我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先叫他把堵我嘴的毛巾拿下来，我都憋得喘不上气来了。我就势点点头。那个头头自然不知道我是缓兵之计，还以为得逞呢，就叫他的手下将我松开。被捆绑得早已麻木了的胳膊，一活动，跟针扎一样的疼，我只得使劲儿地甩，以便让血液回流，恢复知觉。
别磨蹭了，赶紧交代吧，那个头头跷着二郎腿坐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