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东京大学的通知书是在七月一日早晨——或许八点，或许八点半，我记不太清了。
那是个阳光格外直率、刺眼的工作日清晨，盛夏的第一天。父母都早早去上班了，我则因熬夜赶稿，刚刚睡下不足两小时，迷迷糊糊、头痛欲裂之际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问，有一封国外寄来的邮件，您现在方便签收吗？我大脑里一团糨糊，以至于一时间没反应过来这就是我苦等整整三个月的结果，挂断电话后呆坐了好一会儿才滚去开门。
最终答案来临的时刻会是什么样的，我曾想象过无数次。
不管结局是好的坏的，我都以为我会为沉重的担子终于从肩膀上卸下而号啕大哭，一口气宣泄掉漫长日子里积攒的早已超出心理负荷的压力。
我以为我会在第一时间急切地将这消息告诉身边每一个人。
但是没有。
睡眼惺忪以至于头脑慢半拍的我，只是格外冷静地捏了捏邮袋——里头鼓鼓囊囊的，似乎装着厚厚一沓A4大小的纸张，而邮袋下半部略微凸起的、约三十二开大小的一小块，或许是新生手册之类的东西吧。我这样判断道。
后来想想，当时的淡定简直有点不可思议。
将邮袋被我割开一个小口，抽出内页，看到最上面一行的“恭喜合格”，我才长长松了一口气。该怎么描述那种感觉呢？就好像双方比分紧咬到最后一刻的比赛，我压着哨声投出三分球后，眼看它高高飞起，在抵达抛物线最高点的瞬间被天顶吊灯刺眼的光亮所吞没，消失在我的视野中。我紧紧按住双眼，它们被光芒刺痛，难以自抑地流出了滚烫的泪水。
我狼狈地转过身去，想要找个地方大哭一场，独自品味那份疲惫与绝望，却听到背后极轻极轻的“扑簌”一声。
载着全部梦想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球。
它仿佛蓄意要和我开个玩笑般，擦着我目光的边角轻巧地钻入了篮筐。
我抓着邮袋倒头便昏睡过去。
这是我几近一年的漫长时间里，睡得最踏实的一觉。
父母向来不对我的选择作过多干预。甚至在未来出路这个话题上，也仅仅是一年多前某个平淡无奇的傍晚，妈妈打来电话，忽然想起似的问了一句：“毕业之后打算做什么？”
当时学院下午的专业课刚结束，我要在二十分钟内从学校奔赴国贸，才赶得上傍晚开始的日语课。我匆匆钻上地铁，抢在信号消失前说了我的决定。妈妈沉默了一下，然后又问：“想好了吗？”
她说：“如果你选了这条路，爸妈就没法帮你，你只能自己加油了。”
“嗯。”
列车窜入隧道，电话那头的声音开始变得断续和碎裂。我只听清妈妈说了一句，“注意身体”。
然后，直到我递出申请材料为止，那都是我与父母之间关于毕业出路的唯一一次谈话。
我享有父母给予的尊重与最大限度的自由，但这同时也意味我所做的每一个选择压负到我自身的重量都是百分之一百。同样的日子过了许多遍——北京的冬天，黑夜总要漫长几分，宿舍楼下食堂开始营业的时候，天色通常还灰蒙蒙的。似乎也只有那段时间，我尤为频繁地看到启明星。吃过早餐后绕学校跑步一周，同时练习听力，然后回屋拿上沉重的书包去图书馆。午、晚两餐随便在图书馆楼下买点面包、牛奶什么的应付，扎在书堆里做习题、查文献、写研究计划书，直到晚十点图书馆赶人的铃声响起时才打着呵欠回宿舍去。我的目标专业每年招生寥寥，完全寻觅不到同伴，也找不着可以依赖的前辈，一切只能靠自己。
经过学校西门口小吃街时，我被各种香气勾得馋虫作祟，但若真买了烤串什么的带回屋，沾了满手油腻，又觉得胃口尽失。
洗过澡再去位于宿舍楼二楼的通宵自习室赶小说稿。
累到极限，身体最先揭竿造反。
在考试前一晚彻底病倒了。
最开始我只觉得喉咙干哑、疼痛，后来身体忽冷忽热的时候，也只以为是睡眠不足的缘故。我提早收拾了书包回宿舍，想趁这最后一晚好好补上一觉。直到半夜被渴醒，爬起身喝水却眼冒金星，直接一头从床上栽倒，我才真正意识到大事不妙。寝室里五个人，两个去美国的，万事交给中介打理，早早拿到了满意的Offer，开始到各地旅行；一个顺利保研的为打发时间外出实习；另一个打算工作却四处碰壁，索性彻底放弃应届生身份逃回了老家。我孤身一个人，凌晨两点半，把能找到的所有冬衣全部裹在身上，打了车去医院。我不敢给父母打电话，独自坐在发烧急诊空荡荡的走廊上等待验血结果，比起病痛和孤身一人的恐惧，更多的是次日或许无法赶上考试的绝望。我反复向医生要求采用“最快痊愈的治疗方法”，医生是个很和善的中年妇女，有点担心地看着我：“那就挂水吧……不过你一个人没问题吗？”
那时我将所有情绪揣在心底不愿承认，但现在可以说了。
其实我一直是害怕的。
翻找着学校官方网站上的招生信息，却发现我对那语言终究还无比陌生。我独自蜷缩在急诊室里，被反复上升的体温和冰冷药水折磨着，眼睁睁看着天一点点亮起来。我打了出租车，下车的时候却不得不被好心的司机搀扶着走进考场——
我想要不顾一切地大哭。
即便看过再多电影小说漫画，迷过多少偶像，又跟多少个东京来的朋友坐在同一张饭桌上相谈甚欢，但那对我而言都是个全然陌生的国度。我真的有必要拼命到这个地步吗？——脑中并不是没有闪现过放弃的念头。
我想去东大。
被“梦想”二字华美粉饰的所有辞藻都是虚无——说到底，支撑我走过艰难漫长道路的，不过是这么干巴巴的、几乎显得有些唐突冒失的一句话而已。
梦想从来不是什么堂皇漂亮的东西。
它只是沉重的泥土下一颗干瘪到可怜的种子。甚至对旁人而言，如果它最终没有开出耀眼的花朵，就什么也不是。
但我自己知道自己心中栖居着怎样的星辰大海。
我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申请提交的截止时间是三月三十一日。材料里的最后一道手续要赶到和平门办，我事先查过，知道和平门地铁站口就有家邮局，便没太在意时间。但我恰恰是在这个要命的关头疏忽了，邮袋险险将封口时才发现志愿书上忘记贴照片。在和平门附近转了一圈，没找到照相馆，又快到晚高峰，若是打车简直是自寻死路，我只能咬咬牙冲上了回学校的地铁。拿上证件照再到学校附近的邮局时刚好五点半，绿皮货车已经等在邮局门口。我直接扑进门去，连声问“能不能再等我一会儿”。柜台小哥被我的眼泪鼻涕吓了一跳，连连点头说，没事没事，那你赶快。
漫长寒冷的冬天诚然不好过，但更难熬的是之后整个春天和初夏漫无边际的等待。好的，坏的，干脆放弃打算来年再战的，所有人的出路都尘埃落定。大四下半学期已经没有课，大家难得见面，那段时间打招呼的问话空前默契地变成了“毕业之后什么打算”——唯独剩下我一个，只能干笑以对。
等待书面审查的紧张劲头还没过去，毕业设计又出了问题。实在疲于应付现实的蝇营狗苟，我索性逃得远远的，连毕业晚会也缺席了，一路逃到了南半球。
这或许成了永恒的未解之谜——那个黑魆魆的凌晨，我穿过连虫鸣也消失了的死寂树林，到达了一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海滩。只记得岸边有几座展翅欲飞的天鹅雕像，大张的翅膀在黎明前深沉的黑暗中依稀显出几分狰狞可怖。面前是辽阔无际的印度洋，海风卷起数米高的大浪，气势汹汹地扑上沙滩，我只敢尽量走在高处。
当时我确实在想，若是不小心被一个浪头卷跑，或许就真的无声无息，从这世上消失了。
天幕由黑渐渐转为藏蓝与黛紫交织的颜色，启明星被一大片轮廓明晰的薄云拥裹着。那片薄云的形状很奇怪，如今想来，有点像传统画里祥云的样子。等天色再泛白一些，海边的店家便出摊了。土狗欢叫着滚进浅水里，三三两两的老外带着滑板乘着浪头，朝微微发亮的海平线径直冲去。
夜很漫长，而那橙红色的一轮跃上云端，却只花了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黑沙被海水冲刷得熠熠发光，犹如镜子。朝阳倒映在海水里，光芒一路蔓延到明亮的沙滩上。“要不要喝点儿什么？”店家在身后叫我，说着当地口音奇怪的英语，黑黝黝的脸上全然是热情关切的笑容，“我看你在这里站了很长时间。”
而我说了什么呢？
好像是“谢谢”。
六月十三日中午，我忽然接到一封名为“关于留学生面试选考”的电子邮件。我事先就专业知识和自己的论文选题准备了万余字的讲稿，但在面试中，老师只问了我一个问题——
“为什么想来东京大学？”
因为那是我最坚贞的勇敢所在。
我宁愿把自己投掷到最黯淡的谷底，忍耐过最漫长的孤寂和绝望，却也始终不放弃憧憬自己终有一天发着光的样子——一颗只有自己才知道的丑兮兮的种子，名为“梦想”。
它真的在发光。
答案到来的一刻，我以为我会哭。
但我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