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朴不是可以追求的风格，但的确是最高级的语言呈现。在追求之下，很可能只有“简”而没有“朴”。简朴是诚实、专注、自由开阔的语言反映，是其副产品。
现代汉语很适合写诗，不仅因为它的根子是示意性语言，也因为两个字和四个字所组合的词语具有天然的节奏感。但迄今为止鲜有了得的诗人出现。虽然原因很多，但我认为很重要的一条是缺乏对这种语言的信任。要么削减其容量以求所谓的纯粹，要么以翻译为依凭改变其天然构造。说汉语伟大也都是嘴上说说，真的信任、依托的人不多。
转向对象吧，要明白，你真正要写的东西大于你表达之欲的种种可能。
一个写小说的，兼做历史学家可谓双重的背叛。在“真实”高于一切的今天需要重申，文学是理解真实而非真实。更何况真实已堕落为资讯，资讯已沦为谈资。
写回忆“他们”的文字有感。经得起回忆的东西如果不是真正的惨痛，就只有荒谬可笑。而“他们”并无真正的惨痛，这真是太好了。
在写作上，你能自我肯定的只是你尚有自我否定的能力。
如果你不是凭借一点本能在写作，写作这件事同样是“学无止境”的。笨拙一点的人、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人、处处留心并爱琢磨的人适合干这活儿。
重力使光线弯曲。在诗歌中，语言的弯曲也由一定的质量引起。但我们经常看见试图摆脱质量或者重力的作品（语言直白乏味），或者故意弯曲语言的努力（因缺乏质量或重力，实际上弯曲的只是词语，并非语言之光）。
简言之，诗歌是自然的做作之语。一些人只知道做作，但不谙自然之道；一些人只知道自然，但不知诗歌之道。这二者都是在说语言层面的事。语言层面之外的事也在技艺之外，另当别论。
用数量证明诗人的存在不可取。应用质量或者“异质”来证明诗歌的永恒存在。
用数量来证明诗人（我）的存在，抑或用异质来证明诗歌可能的存在。
有人问，为什么非得有故事不可？《圣经》就是故事，《福音书》就是故事。你以为呢？
对同一类东西的阅读的厌烦是必要的，否则写作的动力何来？只有你相信有不同的好东西，那个东西才会出现。
你可以写一种诗，但最好不要只喜欢一种诗。你也可以只喜欢一种诗，但最好不要喜欢你写的那种诗。我觉得应该相反，写一种，但喜欢多种；或者只喜欢一种，但绝不是自己写的那种。如此，写诗这件事才会变得有趣，也可免于自我中心的偏执。
在艺术这件事上寻求同一的道，不仅枉然，也是违背艺术之真义的。在这件事上只有不同的特殊方式，并无一致的评判依据。法官该死，而囚徒得以新生。如果是反过来的，有艺术的终极法庭存在，我肯定背包走人了。
唯一可能的评判是你有没有你自己的依据？你是否遵循了自己？是否集中了足够的精力？以及你的怪癖是否得到了执行或者有无机会得以表达？我们只会根据你来判断你，不会根据时尚、风气，或者至高原则来判断你。
总写一类东西让人厌烦。那根针越磨越亮是没错的，但亮到最后呢？有一种坚持是因为曙光即将莅临，有一种坚持是僵而不死。所以，挺住有时并不意味一切。马原说得好，只有死亡每次都是新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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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是当代文学最重要的遗产，不仅因为他写作的质与量，也因为他这样的人曾经存在过。世界观成熟，视野开阔，以文学写作为己任，专注投入。冷静理性的批判取代了非理性的愤世嫉俗，将肤浅的讽刺改造成一种面对荒诞的幽默。他的确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不是说在它前面，而是在上面。
喜欢布考斯基，酒鬼、堕落分子，却心安理得而且幽默。国产的布考斯基大多是待价而沽的角色，确有区别。
苏珊·桑塔格评论薇依病态，那是一个什么概念？用以描绘薇依毫无意义。又说很少有人能真正分享薇依的思想，还说她相貌不迷人，身材不出挑……如果用苏珊·桑塔格的方式说，这不过是一个有才智的女人对另一位天才女性望尘莫及的忌妒，除此之外我没看见别的。
薇依离世时三十四岁，苏珊·桑塔格评论薇依时也是三十四岁，可以想象某些事。智力、年轻，又同样身为女性。但薇依的思想超越了性别。苏珊·桑塔格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且是一位女性知识分子（没有贬义），很可能这也是她容易获得原谅并广为传播的原因。
吕德安赠我他的诗集《适得其所》，里面的诗基本上是在和国内诗歌圈隔绝的情况下写成的，味道非常特别，但非常之好，卓越不凡。既好又特别的诗在今天真的很少见。
写得不一样，又卓越不凡，这就是吕德安。所谓的圈子，不仅指一些人抱团，也指某种固定的写作习惯和阅读趣味，的确需要“异质”的进入以开拓空间。但话又说回来，真的具有异质又何需圈子？
这么多年了，吕德安在圈子里没有混个脸熟，而是越来越不熟了。当年他的写作如此令人侧目。但有诗为证，作为一个好诗人，时间并没有白白地过去。
据《流动的圣节》[1]，海明威清晨即起，去一个咖啡馆写作。这是一个白天写作的人。也的确难以想象海明威的那些文字是夜晚写成的。你的书是白天还是夜里写的，肯定会有所不同。是否可以这样形容海明威：一个伟大的白天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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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中，敏感是第一义的，判断等而下之。可惜的是，敏感不是随时都有，而判断始终如影随形，我们用它来填补敏感丧失造成的空白。而当敏感真的降临，判断就像不能见光的鬼魂唰地溜走了。
敏感的降临和是否自信有关，和身体状况有关，和不那么功利有关。
敏感就是直觉，就是潜意识层面的活跃，就是第三只眼。
因此，作家和巫师一样，需要训练。和巫师一样，那是一种通神的训练。宁静的心、信念、忘我、体能以及对时机的把握，诸如此类。
海明威说，在你觉得还能写下去的时候停下。这就需要意志力方面的训练。
谈到感觉，很多人以为是放纵、放逸，那是错误的。围绕感觉的源泉，有很多强制性的限制。为那一点点飘忽不定的自由，必须做到训练有素，以便承接。
就我而言，写作的最佳状态是清明。神志清明，身体感觉良好。清明的时刻也会有谬误，但那是清明时的谬误，也许必要，甚至会大放异彩。写作的目的不是正确。昏昧时的正确远不及清明时的谬误，很可能只是敏锐丧失后的一个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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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文章的完美，有人说，一个字都不能改。如果真有一字不可易的文章，那肯定糟糕至极。
伟大的文字不仅可以改，也经得起改。经得起改写、翻译、误读。按博尔赫斯的说法，具有不朽的禀赋的作品经得起印刷错误的考验，经得起近似译本的考验，也经得起漫不经心的阅读和不理解……在变换中释放能量，甚至运行能量。
只有糟糕得不能修改（已无修改的意义），绝无杰出到不可修改。伟大的经典就是放在那儿让后来者修改（或者误读）的，也的确被涂改不休。涂改不休仍然耐读，这就是经典。
要写一部经得起修改，别人也愿意改动的作品，而不要写一部一字不能易的东西。
博尔赫斯是盲人，只写短东西，一般是先打腹稿再加以记录，可谓字字珠玑。正是他告诉我们：“具有不朽的禀赋的作品经得起印刷错误的考验……”如此更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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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艺术家的作家，一类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家以社会正义为己任，在中国这是一个新类型。而作为艺术家的作家在中国不仅是新类型，甚至不存在。公共知识分子有对立面，在抗争中壮大和净化自己。艺术家的对立面是他自己，在中国现阶段属于多余人类。
关于所谓良知，所谓象牙塔，这类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一种似是而非。似乎作家的根本价值来自对身处社会的责任。的确有责任，但对艺术家而言那是双重的，对社会的责任以及对他工作的责任，不可混为一谈。执意合二为一就会导致屈从。作为艺术家存在的前提就是不屈从，无论是面对来自哪方面的压力。
面对社会不公，你可作为社会一分子发言或行动，但不必作为作家或诗人。作家不仅体现为某种社会影响力，更重要的，他是特殊领域里的劳动者，就像工匠或技师。历史由英雄豪杰创造，但那些艺术或思想方面的成就无一不出自具体的劳动者，没有这些何谈文明？若加以剔除，剩下的只能是一部血腥史。
古人也曾立志，为子孙创造美好之社会，但我们从他们那里继承了什么，又是如何受益的？这暂且不论。另一些古人立志，创造无用的游戏或者玩意儿，真的创造出来流传至今，我们仍爱不释手。虽然人各有志，但你总不能说只有美好社会的缔造才是作家理应致力的正道。
注释
[1]《流动的圣节》（A Moveable Feast），海明威经典散文集，也被译作《流动的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