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艾森豪威尔并不认同英法所坚持的由国际社会来控制运河的强硬立场。他不打算放弃那种给纳赛尔一个台阶让他重新回到西方世界的政策。比他的任何一个顾问更胜一筹的是，艾森豪威尔能让自己站在与他对抗的领导人的位置上来考虑问题。美国在巴拿马也有自己的运河，他明白为什么纳赛尔无意于允许他人通过苏伊士运河。最后，艾森豪威尔倾向于这个看法，如果纳赛尔反对由国际社会来控制运河，那么就应由国际社会来监督运河。
在国务卿赴伦敦开会之前，白宫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美国总统表达了他对待纳赛尔策略的怀疑态度。这种只追求由国际社会来控制运河的孤注一掷的做法，并不能稳定这一地区的局势，因为纳赛尔从来都不会接受这样的国际政权。埃及毕竟对运河拥有所有权，有所有权就意味着有管理权。
尽管有这些担心，艾森豪威尔并没有制止杜勒斯的行为。那个8月，他还有更多的想法。还有几个星期就要在旧金山召开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了。传言很多，说他正在考虑换上理查德·尼克松做他的竞选搭档。尽管艾森豪威尔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考虑，但这仍然让他分心。或许身体欠佳是总统被迫作出的最好解释。艾森豪威尔最近得了回肠炎，这是一种痛苦的肠内失调疾病，还在恢复中；前一年，他还得过一次严重的心脏病。他已经失去了他应有的那种精力了。
和沉默寡言、呆板的前任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不同，谢皮洛夫让人耳目一新。这位苏联外交部长经常面带微笑，似乎很放松。8月15日，谢皮洛夫离开莫斯科前往伦敦。“他似乎更像是一个运动员而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在他到达伦敦后，路透社记者这样观察道。他穿的是运动服，和其他代表团成员不同，也没有戴浅顶软呢帽或常礼帽。然而，他时常会精心梳弄浓密的黑发，有时头发会耷拉到脸上。
次日，伦敦会议在历史上著名的兰开斯特宫开幕。兰开斯特宫被装饰得很美，据说比白金汉宫还要壮观。它位于伦敦景色优美的蓓尔美尔街，过去这里是约克公爵的住宅。很快，英国和其盟友就注意到了谢皮洛夫，非常注重打扮，这让他有别于莫洛托夫。抵达伦敦后，谢皮洛夫就在机场的转机休息室向记者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短暂而又动听，阐述了莫斯科寻求和平解决的原则和立场。“在我们的时代，国际争端只有在公平原则和时代精神指导下，通过相关国家的协商谈判才能解决。”这里，谢皮洛夫把“时代精神”定义为“严格遵守……国与国之间全面平等的原则”。换句话说，苏联将不会接受拟议中的有损埃及主权的解决办法。
会议之初，谢皮洛夫的行为表明，他要用两种方式来定义伦敦会议上取得的成功。首先，他希望形成国际压力，来制止英法两国在地中海一带采取军事行动。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苏联才决定参加伦敦会议，这也是谢皮洛夫必须要主张的条件。另一个成功的象征将是很难承担的责任。大会让苏联证明，它是世界刚刚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保护者。对那些脆弱的新兴国家来说，再没有哪种方式比支持他们自主决定的行为，更能体现出苏联对它们作出的保护和承诺。
谢皮洛夫也在以莫斯科并不欣赏的方式突破着苏联的旧模式。他改写了副外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用电报发给他的声明草案。库兹涅佐夫写“我们”，谢皮洛夫改成了“我”。莫斯科有些生气，西方国家外交官也感到吃惊。不一样的不止是谢皮洛夫的举止，他的措辞也有所不同，比起过去，听上去似乎也暗示着苏联的立场更加灵活。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温·洛德告诉杜勒斯国务卿，谢皮洛夫私下曾同意那样的观点，“运河的控制权不能置于像纳赛尔这样的人的手里”。
除个性不同外，谢皮洛夫忠实地遵循着赫鲁晓夫的路线，即不要给西方国家任何借口来破坏会议，把苏联的行为当作他们入侵埃及的托辞。和洛德会谈后没有几个小时，谢皮洛夫就显示出同样热切的愿望，要和杜勒斯找到共同点。“我无意于争论埃及或者英法的行为谁对谁错……最重要的是要承认现在的形势。”苏联外长赞赏华盛顿和莫斯科持同样的看法，即致力于缓和紧张局势，和平解决争端。
谢皮洛夫暗示，苏联的情报表明，美国和西欧大国的立场有所不同。他也向杜勒斯保证，之所以提到大西洋两岸盟友间的不一致，目的不是要美国“疏远”其盟友。谢皮洛夫还说，“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那么，美国可以和苏联一起来找到解决这场危机的办法。”苏联外长说，他听到一种说法，美国正在散发一个决议草案，要把管理运河的埃及苏伊士运河公司实行国际化管理。谢皮洛夫并没有完全排除这种想法，在寻求和谐一致的精神下，他说，“对我来说，这似乎太严厉了，在世界的一些地方可能不受欢迎。”杜勒斯不想让谢皮洛夫说得更多，尽管如此，他还是说，和谢皮洛夫持同样观点，即最大的挑战是找到一种解决办法，要让埃及享有作为主权国家的各种权利，这种权利要和那些与运河自由航行休戚相关的国家的利益相一致。但是，他拒绝就国际社会来控制运河的目标作出让步。“人们不可能都相信埃及有能力来单独管理运河。”他告诉苏联对手。
稍后和英法举行的会谈中，杜勒斯向他们保证，美国依然承诺利用这次会议来诋毁纳赛尔。杜勒斯并不对即将开始的正式会谈有所期待。伦敦、巴黎和华盛顿已经作出了会议的结论。与会的国家有22个，现在的任务是要游说绝大多数国家。杜勒斯急于要做到，不让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反对美、英、法三国的议案。“在会议结束前，”他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中写道，“将会有一些房间浓烟密布，就像芝加哥和旧金山一样。”
然而苏联人并没有按计划行事。正式会议召开的次日，谢皮洛夫私下会见了杜勒斯，提出一个妥协方案。不是强迫埃及把运河的管理权交给一个国际机构，谢皮洛夫的建议是，“埃及管理而其他国家参与”。苏联外长清楚，这是一个模糊方案，但是他想让杜勒斯考虑以此来代替英法的立场。这位苏联谈判代表也同意美国人的观点，过去埃及在政治上并不成熟。莫斯科想让华盛顿知道，它期待埃及允许以色列使用运河。谢皮洛夫建议，1888年的公约语言要被强化，以保证所有国家都可以使用运河。然而，苏联的立场是，埃及过去的错误应该被原谅，要把它当成一个主权国家来对待，它将会遵守这些新的条约要求。
杜勒斯特别提到了苏联以秘密电报形式发给艾森豪威尔的建议。但是，对和苏联人一起努力来达成一个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这位国务卿并无多大兴趣。他认为，接受谢皮洛夫的建议，有助于苏联人和阿拉伯人的合作，而“使英法不受重视”。他告诉美国总统：“我怀疑苏联的协议是否有那么大的价值。”获悉电报后，艾森豪威尔对以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兴趣更大，杜勒斯补充道：“除过不疏远英法，我将尽力来达成苏联提出的协议。”
艾森豪威尔对伦敦会议的进展仍然不闻不问。似乎他并没有完全读懂谢皮洛夫议案的所有内容。这确实很遗憾，因为苏联代表正在对已修改过的由国际组织来参与运河管理的方案提出同样的理由，而这正是艾森豪威尔自己对杜勒斯提出的理由。8月18日和19日两天，艾森豪威尔总统给杜勒斯发去电报，劝阻他不要同意那种纳赛尔不可能接受的立场。“就同意组成一个监督委员会而不是一个行动机构这个问题而言，我没有看到什么反对意见。”艾森豪威尔写道。他补充道，他希望“不会因为双方在这个特殊问题上各持己见而使会议的结果遭到破坏”。尽管他没有提到苏联的提案，但艾森豪威尔在说他喜欢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委员会来向纳赛尔提出意见，而把运河的管理权交给埃及公司。
艾森豪威尔并没有坚持这次会议上美国所提出的那些想法。杜勒斯劝他，纳赛尔可能会接受运河的国际化方案，即使他反对这个外交解决的首选方案。对美国来说，重要的是要支持自己的西方盟友。
美国的立场被杜勒斯冻结。奇怪的是，谢皮洛夫没有正式提出他早前向美国国务卿建议的那个妥协方案。克里姆林宫也显得很被动。虽然赫鲁晓夫在仔细留意会议的进展，但他不在莫斯科，中央主席团并没有感觉到有必要来研究什么新的指示，发给谢皮洛夫。
值得莫斯科幸运的是，在会议结束前，为了回应谢皮洛夫和艾森豪威尔的想法，即对运河实施国际监督而不是控制，印度代表团自己决定提出一个方案。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这是莫斯科背后运作的结果，但这个议案还是让莫斯科感到喜出望外。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提出了克里姆林宫一直想提出的建议：运河仍将属于埃及人，受埃及人的控制。
印度的提案并未对会议结果起到作用，因为在其他代表团到来之前，会议的结果已经被英国、法国和美国预先设定好了。印度没有西方盟国的那种力量，来促使那些支持运河国际化的国家来改变其主意。8月23日，会议主席、英国外交部长塞温·洛德号召大家就一个五国方案和印度方案进行投票表决。五国方案是巴基斯坦、伊朗签署了三个西方大国的方案后形成的，五国方案得到18票。苏联、锡兰（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加入印度一方，投票支持新德里方案。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美梦成真。尽管运河仍然“属于”埃及，但埃及政府将被要求把运河管理权授权给一个国际委员会。作为回报，开罗将得到运河航行费收益的1%。会议还决定，9月初，一个以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为团长的代表团将把大会的决定交给开罗的纳赛尔。
赫鲁晓夫对伦敦会议的结果并不满意。刚从顿巴斯回到家，马上又去了西伯利亚，这位苏联领导人自己没有多少精力来关注苏伊士运河问题。但是，他注意到了伦敦会议上18∶4的投票结果。事实上，绝大多数国家有意要把运河的国际化强加给纳赛尔。让赫鲁晓夫气愤的是，西方要对运河实施有效管理，而苏联也持同样的看法，为此，西方正在脱离和平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他决定亲自干预此事。罗马尼亚驻苏使馆召开纪念苏军进入布加勒斯特12周年招待会，赫鲁晓夫把法国和英国驻苏大使带到一边，就伦敦会议上绝大多数代表的错误观点发表了看法。他强调一个咨询委员会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它能把国际社会对运河管理的关心和埃及的主权和谐统一起来。他指责英国优先考虑促成会议的结果，而他们事先就知道纳赛尔不会接受这个结果。赫鲁晓夫也间接提到了他收到的情报。情报显示，在纳赛尔拒绝了这些条款后，英法可能要出兵埃及。他警告这两位西方大使：如果爆发战争，“阿拉伯人将不会被孤立”。他郑重声明。
赫鲁晓夫感觉到，他唯一能作出的可信的军事威胁，就是夸大苏联派“志愿者”去保卫埃及的可能性。1950年，中国的志愿军进入北朝鲜，来消除西方对半岛的影响。赫鲁晓夫对两位大使说，假如有一个年龄适合从军当志愿者的儿子，“我会告诉他勇往直前，‘你得到了我的允许’”。
赫鲁晓夫向伦敦发出新的指示，要求言辞强硬。谢皮洛夫将在次日的大会闭幕式上贯彻这个指示。“在你离开之前，”他在一封电报中写道，这封电报也有外交委员会主席布尔加宁的署名，“就朝帝国主义分子的嘴上打！”苏联调解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时机错过了。西方大国包括美国在内，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要寻求和平解决的方法。
次日，在一间挤满人的屋子里，谢皮洛夫面对175个记者，发表了口气强硬的讲话。他说，他对杜勒斯国务卿的看法已经变得很糟。这个五大国计划——他称之为杜勒斯计划，涉及“对埃及主权明目张胆的侵犯”，它出自“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殖民主义者的立场”。讲话语气很强硬，但却没有表达出赫鲁晓夫对于会议匆匆结束的愤怒。
当谢皮洛夫回到莫斯科时，赫鲁晓夫还愤愤不已。“我回到住所，刚刚放下行李箱，”谢皮洛夫后来回忆道，“我给赫鲁晓夫打电话。”这位苏联领导人告诉他，“到我这里来。”当谢皮洛夫来到赫鲁晓夫那里时，赫鲁晓夫问道：“现在听着，为什么你不遵守我和布尔加宁发给你的指示？”谢皮洛夫答道：“我们已经赢得了胜利，为什么要搞坏和他们（英、法、美）的关系？”赫鲁晓夫一下子发了火：“那么现在你想来对外交政策发号指令？”
在稍后召开的中央主席团正式会议上，对谢皮洛夫的威吓还在继续着。一个又一个的委员都严厉叱责他在闭幕式大会上不够强硬。“唯意志论思想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赫鲁晓夫说道。“什么也不用解释，一旦指示发出，你就应该知道如何来贯彻它。”一个委员补充道。马林科夫甚至还非难他，说谢皮洛夫和杜勒斯的一次会谈，显得过于亲密。
在这里，愤怒中还夹杂着嫉妒的情绪。谢皮洛夫给西方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需要杀杀他的气焰。但主要的因素是，在伦敦会议上，莫斯科在外交上遭到失败。西方忽视了莫斯科的愿望，连苏联自己在内，只有4个国家投票支持其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