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个传话者有很多毛病，但伏罗希洛夫的话还是反映了克里姆林宫内一部分人的忧虑，即接受中东的进步政权可能会挑起一场和美国的战争。没有一个人支持伏罗希洛夫，只是因为他激怒了赫鲁晓夫。但显然，与会的赫鲁晓夫和其他人都不想和华盛顿开战。所有人都相信，保护苏联在中东利益的唯一方法就是以一场任何一方都不需要的战争相威胁。
赫鲁晓夫：如果我们不重提使用武力（来威胁），那他们会认为我们在退缩。
伏罗希洛夫：如果我们要重提使用武力，那么，我们应该作一些准备。我们宣布我们不能坐视不管，这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干预。
赫鲁晓夫：这并不准确。
伏罗希洛夫：这对我们不利。
赫鲁晓夫：这正是我们想要的。他们在说，“向前走，行动吧，俄国人不会行动的。”
伏罗希洛夫：嗯，他们没有留意我们的声明。他们将继续其同样的政策，那意味着我们应当思考下一步怎么办。我们不应该进行战争。
赫鲁晓夫：我们不是在谈论宣战的问题，我们是在讨论一封信。我们应该和他们说些什么？“我们恳求你，如果你一口吞下阿拉伯人，然后还要小心不要伤了你的喉咙。”但是，这是这封信要传递的内容。那么，不写这封信最好。
此时，米高扬也认为，保护第三世界新兴的反殖民主义政权也是苏联的利益所在，倾向于赫鲁晓夫的保护主张。他相信，艾森豪威尔政府正在就是否出兵巴格达而在进行辩论，其结果取决于对苏联意愿的评估，即苏联是否有意为保护伊拉克而介入一场战争。为了以一种有益于苏联利益的方式影响辩论结果，米高扬认为，美国人“应当有一种害怕的感觉”。但是伏罗希洛夫却并不屈服。他也相信西方要决心入侵伊拉克以推翻这场革命。所以，重复这种誓言不是旁观者的看法，苏联正在把自己置于一种境地，那就是既要打一场自己不愿打的战争，又不得不耻辱地作出让步。赫鲁晓夫反对这种逻辑：“我们将不得不重提使用武力；要么我们沉默不语，让他们占我们的便宜。”
伏罗希洛夫依然不放弃自己的主张，被激怒的赫鲁晓夫向他问道：“你没有读那些文件？美国第六舰队司令到底说了什么？”他替伏罗希洛夫做了回答：“他威胁他有足够的力量。”赫鲁晓夫问道：“他为什么要那么说？其目的就是要吓倒我们。”伏罗希洛夫意识到，他已经被打了一巴掌。“但是，我们并不害怕，”赫鲁晓夫回答道，“所以，我们应该那么说。”
赫鲁晓夫坚持要把这些信尽快送给西方国家领导人。“两点钟送出去最好，”他说道，“但是，如果能在一点五十分送出去更好。”他准备提议六国领导人在7月22日召开日内瓦会议。如果还想希望安排这次会议的话，所剩时间已经不多。因此，他指示通过莫斯科电台来发送这些信件。这是传递严肃外交信件的一种非传统方式。西方通常预计莫斯科电台只会做政治宣传，危险的是，这些信会被同样视为一种政治宣传。然而，赫鲁晓夫相信，华盛顿仍在考虑入侵伊拉克，“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时间来避免战争。”赫鲁晓夫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这样写道。
一周后，中东危机接近尾声。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显得颇为沮丧。伊拉克的革命党人已经牢牢控制了政府。约旦和科威特的命运还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那些不太稳固的阿拉伯政权中，只有黎巴嫩政权目前似乎还算稳定。以纳赛尔主义形式呈现出的苏联威胁依然存在。欧洲对赫鲁晓夫7月19日信件的反应，只能让杜勒斯更加失望。那些内容几乎相同、仿佛聊天似的信件也同样以广播形式传送给了戴高乐和麦克米伦，引起华盛顿盟友的不安。尤其英国，叫嚣召开峰会来阻止超级大国的冲突。令人沮丧的是，苏联如此虚弱，而赫鲁晓夫却取得如此大的成功。
杜勒斯试图让那些和其国内民众有着同样忧虑的英国官员们来考虑更大范围的冷战。他和英国大使胡德勋爵在其居所饮酒，后者对来自苏联的不安颇为忧虑。最近数月来，美国间谍飞机的侦察已经证实，尽管担心两国轰炸机的差距可能在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面发展，但事实正好相反。因为没有制造足够多的远程轰炸机，苏联人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如果他们也缺少远程导弹，那么苏联人就不能和美国人开战，而且取胜。杜勒斯开始考虑，对华盛顿来说，这个机遇意味着什么。“我们将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或许我们没有利用这些有利形势的胆量。”杜勒斯对华盛顿没有一个人准备和莫斯科开战而感到伤心，尽管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公平的机会”，他补充道，“我们的继任者，从现在开始算起的十年后，可能得为此付出代价。”
艾森豪威尔既没有杜勒斯的沮丧感，也没有英国的那种警觉。到7月20日，对他来说，危机似乎已经没有威胁了。由于遭遇来自夏蒙政权反对派的武装抵抗，美国在黎巴嫩遭受了一些轻微的伤亡，谈判仍在进行，以缓和夏蒙下台的压力。赫鲁晓夫7月19日的信丝毫也没有让总统的自信心发生改变。苏联人似乎已经接受了美国出兵黎巴嫩的现实。赫鲁晓夫最担心的似乎是英美联合进攻伊拉克，而两国政府已经打消这个念头。如果有这些有利因素，那么，对白宫来说，就没有理由来举行赫鲁晓夫所希望的高峰会谈。对美国或者其地区盟友来说，这样的会谈不会取得积极成果，只会给苏联人提供一次绝好的机会再来批评美国的政策。
7月21日，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鼓励苏联人利用安理会来解决他们的争议。美国准备在安理会上来讨论中东问题，但是，看不出有什么必要来举行一次包括印度在内的特殊的大国会议。7月22日晚这封信被交给苏联驻美大使，直到7月23日赫鲁晓夫才看到信。
等待美国人作出回应之时，赫鲁晓夫要求克里姆林宫考虑加强伊拉克政权的办法。纳赛尔早已警告过，伊拉克的军力很弱。但是，截至目前，赫鲁晓夫还没有考虑要帮助卡希姆来加强其军事力量，那可能会引发西方的敌意。7月25日，苏军总参谋长索科罗夫斯基和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主席提交了一份以苏制武器装备两个伊拉克步兵师的应急计划，要求一个月内把所有武器交给伊拉克人。这批武器包括55辆装甲运兵车、100辆坦克，还有一大批苏制火炮零件、步枪、机枪和弹药。苏联并不和伊拉克接壤，这批武器将在叙利亚港口卸货，尔后由陆路运至巴格达。“伊拉克政权内部有分歧。”就是否转向苏联要求军事援助，纳赛尔这样解释道。他还说，伊拉克人不想“让美国、英国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国家知道武器直接来自苏联”。从埃及的态度上，莫斯科觉察出，纳赛尔在担心克里姆林宫和巴格达建立直接关系的后果。埃及似乎希望不久伊拉克和叙利亚一同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它不想让任何人来鼓励巴格达独立行事。事实证明，伊拉克同意直接从苏联接受军事援助。
向伊拉克军队提供援助的方式问题解决后，赫鲁晓夫又被来自世界另外一个地区的挑战所吸引。伊拉克革命之前，赫鲁晓夫就把中苏关系当成7月份的头等大事，现在，这个问题又凸现出来。他想把中国拉入一个新联盟的努力又出现了意外。
很大程度上，赫鲁晓夫在北京遇到的困难和在伊拉克遭遇的麻烦一样，都是他提出削减军费开支后而出现的意想不到的后果。赫鲁晓夫认为，比起远程轰炸机，核潜艇将是保卫苏联全球利益最经济的一种方式。他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苏联潜艇部署在太平洋。一旦发生战争，苏联远东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将极易遭到北约的封锁。赫鲁晓夫转向毛泽东，看是否可使用中国港口，至少在战时使用。他也希望毛泽东能允许莫斯科沿中国海岸建立无线电台，以便和苏联太平洋舰队保持联系。
然而，伊拉克事件平息后，赫鲁晓夫并没有处理好中国的敏感情绪问题。7月15日，克里姆林宫收到毛泽东的一封信，请求在装备中国现代化海军方面给予援助。数月来，在中国的苏联军事顾问已经鼓励中国请求苏联予以军事援助。这些顾问们并不只是在设法帮助中国。1957年朱可夫下台后，赫鲁晓夫要改变海军结构的努力已经在苏联国内引发一场争论，这些苏联军事顾问们试图把中国拉到他们一边，以反对赫鲁晓夫缩减海军规模的意图。
苏联军事代表正在让苏中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对赫鲁晓夫来说，这并不令人吃惊。赫鲁晓夫和军方的关系紧张起来，他开始不相信军方人士的建议。1958年5月，赫鲁晓夫和纳赛尔开玩笑并警告道，军官们从来没有遇到过他们不喜欢的武器系统，为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通常会夸大面临的威胁。
赫鲁晓夫的错误是，他没有遵循最初的计划向毛泽东发一封私人信件，这封信本来应由更为谨慎的米高扬起草。而是自作主张，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帕维尔·尤金向毛泽东带去口信。无论尤金大使告诉毛泽东什么，都会让毛泽东不快。毛泽东从苏联大使那里得到的印象是，赫鲁晓夫认为，大使能和他说话，仿佛毛泽东是苏联的附庸。本该是赫鲁晓夫请求中国帮助以达到为其海军设立电台的目的，但毛泽东却把它理解成苏联要求中国加入一个由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中苏太平洋联合舰队。
7月22日，尤金大使向莫斯科发出一封绝望的电报，称毛泽东反对这项要求，把它视为“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毛泽东有一个坏习惯，总把苏联的行为看成沙俄的行为，这总是困扰着赫鲁晓夫。现在，毛泽东要求举行一次高峰会谈来讨论这个带有侮辱性的“中苏联合舰队”的请求，还要抱怨一些苏联顾问在中国的行为，商讨苏联在中国犯过的那些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