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时期大学生党员应积极开展实践创新活动
当代大学生一定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通过社会实践了解社会，体会所学知识的作用，还可以通过课题设计来灵活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及通过创新实验去做一些创造性的探索。同时要充分利用学生社团特别是科技学术类的社团的作用，紧紧围绕专业学习，广泛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以在各种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中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创新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与进步的灵魂，是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永恒主题。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强调实用性、适应性、全面性，因此当代大学生不但要掌握必要的书本知识，还要在实践中培养自身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不但要勤于学习、善于学习，而且还要特别注重提高自己的知识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努力成为创造型人才。培养创新能力需要当代大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开发创新潜力，保持对自然和社会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用探究的手段、批判的精神、想象的方法、求异的品质去积极参加实验、制作、发明、创造等实践活动，自觉养成创新的习惯，点燃求知和创新的火焰，把自己埋在心底的智慧种子接连不断的生根、开花，并结出丰硕的创新之果。青年时期是最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时期，当代大学生要努力培养浓厚的学习兴趣和独立的个性，大胆怀疑、乐于探索，不断提高自己的创造能力，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潜能，在不断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勇于创造、善于创造、不断创造，在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事业中大展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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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运动始末
1935年12月9日，北平（北京）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
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共产党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处在国防最前线的北平学生，痛切感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935年春夏之交，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抵北平，建立由彭涛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指定周小舟负责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北平分会的工作。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1935年11月18日，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随后，学联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行动。12月6日，北平15所大中学校发表宣言，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要求国民党政府讨伐殷汝耕，宣布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动员全国对敌抵抗，切实开放人民言论、结社、集会自由。这时，传来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12月9日成立的消息。北平学联党团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抗日救国请愿。
12月7日，北平学联召开各校代表会议，议定请愿游行的集合时间、行动路线和口号等。会后，各校学生自治会紧张地进行动员和准备工作。12月9日，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在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等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参加抗日救国请愿游行的爱国学生涌上街头。走在队伍前列的是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市立女一中等校的学生。警察当局事先得知学生要请愿游行，清晨即下达戒严令，在一些街道要冲设了岗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城外学生被军警阻拦，在西直门同军警发生冲突。
上午10时许，城内一两千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拦，汇集到新华门前。他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汉奸卖国贼！”“武装保卫华北！”等口号，表达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各校临时推举董毓华、宋黎、于刚等12人为代表，向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递交请愿书，提出六项要求：一、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类似组织；二、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四、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六、立即释放被捕学生。何应钦避而不见。请愿不成，群情激奋。各校代表当即决定改为示威游行。队伍由新华门出发，经西单、西四、东单，再到天安门举行学生大会。一路上，不时有冲出军警包围的法商学院、北平大学医学院、中法大学、北京大学等大中学校的学生加入游行行列，队伍逐渐扩大到五六千人。行进中，学生们向沿街的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散发传单，得到群众的鼓掌和支持。当游行队伍前锋到达王府井大街，后尾尚未走出南池子时，大批警察手执大刀、木棍、水龙，对付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爱国学生不畏强暴，队伍仍在继续前进。这时，警察打开水龙，冰冷的水柱喷射在学生们身上，接着又挥舞皮鞭、枪柄、木棍殴打。学生们与军警展开英勇的搏斗，有百余人受伤。游行队伍被打散。
12月10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发表联合宣言，宣布自即日起举行总罢课。提出罢课的具体目标是：一、誓死反对分割我国领土主权的傀儡组织；二、反对投降外交；三、要求动员全国抗日；四、争取救国自由。呼吁全国各界立即响应，一致行动。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学生，撤回封锁各校的军警。同日，北平学联发布《宣传大纲》，指出在目前形势下，首先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危害民族生存的残暴内战，反对一切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和行动。强调要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必须联合全国民众，结成统一战线。在罢课中，各校学生建立和健全了自己的组织。北京大学成立了学生救国会，发表宣言，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学生会组织专题讨论会、文艺社、宣传队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从12月11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上海、杭州、武汉、广州、成都、重庆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的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许多大中学校及工会等组织，纷纷给北平学生发来函电，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北平学联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具体领导下，及时地研究制订了组织更大规模示威游行的计划。12月14日，北平报纸登载了国民党当局定于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北平学联即决定在这一天再次举行示威游行，把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12月16日清晨，北平各校学生分为4个大队，分别由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率领，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参加的学生总计1万余人。他们高举校旗，打着“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等横幅，向天桥进发。上午11时左右，汇集到天桥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举行大会。游行指挥部负责人黄敬站在一辆电车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并带领群众高呼口号。大会通过了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收复东北失地，争取抗日和爱国自由等8个决议案。会后，游行队伍奔向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的地点——东交民巷口的外交大楼举行总示威。队伍走到前门，遭到大批警察和保安队的拦截。经学生代表反复交涉，军警才让游行队伍分批分别由前门和宣武门进入内城。在宣武门，爱国学生遭到上千名军警的血腥镇压，有二三十人被捕，近400人受伤。
北平学生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活动，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一二·九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杭州、西安、开封、济南、太原、长沙、桂林、重庆等城市的爱国学生举行请愿集会、示威游行，或发表宣言、通电，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陕甘苏区学生联合会也发出响应的通电，苏区各界民众集会声援全国各地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
12月1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为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告工友书》，号召全国各业、各厂的男女工友起来召集群众会议，发表宣言和通电，抗议汉奸卖国贼出卖华北与屠杀、逮捕爱国学生。
12月21日，上海市总工会通电声援北平学生，呼吁全国同胞一致兴起，集合民族整个的力量，反对任何伪组织之存在，以维护主权而保国土。广州铁路工人、上海邮务、铁路工人举行集会，发通电，要求对日宣战。鲁迅、宋庆龄等爱国知名人士赞扬爱国学生的英勇奋斗精神，捐款支持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海外华侨也以各种方式支援爱国学生。一二·九运动广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1947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政治、教育危机日益严重。青年学生遭受着无穷灾难。5月后，他们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反对各种不合理问题的分散斗争，举行了五四纪念活动。上海学生进行了反内战、反压迫、反卖国的宣传。清华大学自17日起罢课3天，并发表《反饥饿反内战罢课宣言》，得到各校响应。北平学生在罢课期间，各校组织宣传队分赴市区向各界群众宣传反饥饿反内战。18日，国民党政府发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10人以上的请愿、罢课、罢工和示威游行。遭到全国学生的反对。次日，上海学生7000余人欢送沪杭区国立院校学生“挽救教育危机晋京代表联合请愿团”，并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其他各地学生也纷纷派代表赴南京请愿。20日，京沪苏杭地区16所专科以上学校6000多学生为“挽救教育危机”举行联合大游行。
同日，华北地区21所大、中学校学生，在北平、天津举行反饥饿、反内战万人大游行。南京、天津的游行学生遭殴打，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五二○血案。国民党的暴行更激起了学生的愤怒，他们继续以罢课游行等行动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从5月下旬到6月中旬，“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声，响遍了武汉、西安、长沙、重庆、成都、福州等国民党统治区60多个大、中城市。国民党统治区城市里几乎所有的大学生和大部分中学生参加了斗争，人数达60万。这次运动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各阶层人民也纷纷起来声援爱国学生的正义斗争。这次运动与人民解放军反击蒋介石反动军队的战争相配合，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全国的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1977年恢复高考
新中国大学统一招生制度始于1952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止。1977年，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后，果断作出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的重大决策。30多年来，这一决策影响了4000余万人的命运，进而改变了中国巨轮的航行轨迹，塑造了新的社会现实。2007年，在恢复高考30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它以最为权威和原始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命运转折点的真实形态。
《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收入邓小平在1977年5～12月间的25篇文稿，大多数是第一次正式公开发表，披露出许多重要历史细节。内容包括讲话、谈话、批示、手迹和历史图片等，并附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撰写的《邓小平与恢复高考》一文，展示了邓小平恢复高考的决策过程。
谈到决策恢复高考，1977年8月“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查全性教授慷慨陈词与邓小平一锤定音为人熟知，但是对高端层面上邓小平围绕恢复高考所做的一系列研究、思考和决策未必清楚。事实上，恢复高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实际上，恢复高考是邓小平长时间思考的一个问题，是邓小平振兴科教领域的开端，更是邓小平全面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1977年，我们熟悉的历史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刚刚结束十年浩劫的中国大地百废待兴，需要解决的问题千头万绪。如何打开局面？慧眼独具的邓小平主动向中央请缨，分管科技、教育工作，此时他已经有了一些比较成熟的考虑。而关于恢复高考的一些想法，早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就已经开始酝酿了。
为什么要恢复高考？归根到底是祖国与人民的迫切需要。1975年，邓小平领导开展全面整顿的时候，就曾多次围绕大学招生和教学质量问题发表意见。他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
1977年，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20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现在是后继无人！大学、中学、小学质量很低。教育脱节，没有来源。”在危机面前，正是对国家负责，为人民谋利益的强大动力促使邓小平作出这一重要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