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香港女人不但是思想獨立、敢作敢為的化身，更是見多識廣、精明能幹的象徵。與日本、韓國或東南亞等很多地方或社會相比，今時今日的香港女人，不但能在社會上佔據著相當不錯的位置，更能在家庭、工作、社會服務，以至政治參與等各個層面上與男人平起平坐、平分春色，彷彿傳統社會中所強調的男尊女卑、女子無才便是德，以及妻以夫綱等等不平等觀念，早已遭到唾棄，一去不返了。
甚至有人會相信，在信奉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體制之下，人力市場只會以供求定律為依歸，資本家不可能「與自己的錢包為敵」而違背市場規律，不聘用包括女人在內的才智之士。至於用人唯才、能者居之一類的口號，不但被視作大小機構的聘人圭臬，還在大眾傳媒的不斷報道或有意無意間的宣揚之下不脛而走，認為女人只要與男人一樣具有真才實學，敢拚肯搏，同樣可以取得豐碩的成果，亦同樣可以贏來社會的肯定和認同。
以上有關香港女人角色與地位的簡單描述，雖然並不完全反映社會的現實，但我們同時又不能否認近年來一些正面的改變與發展。回首過去，我們發現，像香港這樣華洋雜處、中西交匯、思想開放而商業貿易又極為發達的多元文化社會，女人爭取與男人平起平坐，同樣享有公平競爭機會的歷程，其實比我們想像中的曲折漫長，甚至充滿血淚。
舉例說，將年幼女子賣作他人當妹仔或是賣落妓院便曾經猖獗一時，一直被視作是套在女人身上最殘酷桎梏的紮腳（纏足）、儲奴蓄婢及拐買婦女等陋習，便要等到上世紀的四、五十年代才真正地在香港社會廢止，比中國大陸晚了接近三、四十年之久。至於一夫多妻及丈夫有權納妾的制度，更要等到七十年代才壽終正寢，較中國大陸遲了接近一個甲子，所以我們現時仍能發現某些富豪攜同妻妾出席不同社交場合，甚至左擁右抱，妻妾同時現身。
更為令人心酸、沮喪的是，香港乃華人社會中最遲廢除《大清律例》的地方，新界女丁不能與男丁一樣按傳統分田分產，同享均等繼承權，甚至被拒於重要祭祖、祭祠等場合。這一切不平等，更要等到二十世紀末葉，才給掃進歷史的垃圾桶中，而過程更曾經引來某些新界男子的強烈不滿，甚至威脅會對那些提倡修改新界男丁分田分產習俗的人士不利，可見推行之時的重重阻力（Miners，1987；Hayes，1991）。讓人覺得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其實一直奉行著兩種婚姻與家庭政策，頗有強烈的「一港兩制」味道。
到底是甚麼原因導致男女間的性別不平等呢？又是甚麼原因令這個制度、思想、價值及觀念均十分西化的前英國殖民地的女人，如此難於走出備受壓迫的困窘呢？哪些是限制女人發揮所長的障礙呢？之後又如何令她們逐漸獲得了自立自主的權利，足以讓她們活出自我的人生，並且較日、韓及東南亞等地的女人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呢？正是因為對以上層層緊扣問題感到興趣與好奇，驅使我們在這方面進行研究，從而揭開香港女人由服從、依附及被支配的位置逐步走向自主自立的神秘面紗。
有關性別不平等的問題，古往今來的討論、研究與記錄可謂為數不少，當中更不乏經典之作，但卻讓人覺得各說各話，莫衷一是。針對社會普遍瀰漫著的「女人低人一等一直被看作是無須解釋的，亦是自然而然的」這種說法或論述（Robertson，1987:313），最簡單而直接的解釋，莫如將之推到先天的或生理的差異上去。舉例說，遺傳學、解剖學或生物學上的研究便發現，男女的基因及內分泌等便頗有不同，男人有兩個不同的染色體（XY），女人則有兩個相同染色體（XX）；男人雄性荷爾蒙較多，體格強壯，精力旺盛，而且理智冷靜，獨立自我；女人則雌性荷爾蒙旺盛，體格纖小，心靈手巧，加上她們具有生育功能，所以感性熱情，溫婉順從（Barash&Lipton，1997）。
生物人類學學家戴格（Lionel Tiger）和霍斯（Robin Fox）更進一步解釋，指人類行為主要由生物程式（biogrammer）所主導，男女的遺傳基因雖然大多相同，但仍有部份不盡一樣。最簡單的差別則是女人擁有生兒育女的因子，男人則沒有，而這種生兒育女的功能差異，則導致荷爾蒙分泌的不同，令男人顯得較為進取獨斷，女人則顯得溫婉柔弱，因而亦決定了兩性截然不同的角色（Tiger&Fox，1972）。也即是說，生物人類學學家結合了遺傳學及解剖學的精髓，解釋男女因生理差異而導致社會行為的差別。
承襲戴格和霍斯等的理論，功能學派泰斗莫爾度（George P.Murdock）指出，由於男女生理上存有差異，性別分工有助男女各展所長。男人體格壯健，因而較適合從事耕種和狩獵等工作；女人則因具有懷孕產子的能力，從事低體力勞動、管教孩子、炊煮縫紉及醃肉挑水等工作較有優勢（Murdock，1949）。同屬功能學派的柏森斯（Talcott Parsons）進一步解釋，隨著工業發展後的現代核心家庭，女性主要是擔當教育子女和穩定家人情緒的功能。由於女人具有生兒育女的能力，較適合擔當這種表達性角色（expressive role），因而亦可給予子女或丈夫溫暖、安全和情緒心理上的支援。男人因在外工作，需要面對講求效率、競爭激烈的社會環境，訓練出頑強獨斷的性格，因而較適合扮演工具性角色（instrumental role）。柏森斯進一步指出，男女角色不同，互相配合，互補長短，家庭便可更為融合和鞏固（Parsons，1937&1957）。由於成年男女在社會上的分工不同，小孩子在成長期間很自然被塑造和教化成不同性別類型，方便日後投身社會。
女性社會學家羅莎桃（Michelle Z.Rosaldo）則認為，在眾多人類社會中，女人均處於次等從屬地位，究其原因是她們被規限在「家庭世界」（domestic world），而男人則主導著「公共世界」（public world）。名如其意，「家庭世界」是指家庭內的事務，而「公共世界」則指包括祭祀宗教、政治經濟等層面。很明顯，男人主導的世界，影響力較大，地位較高；女人則只主宰家庭世界，影響力較弱，地位較低。女兒往往以母親為學習和模仿的對象，與母親的關係也比較親近，性格也較為內向和溫婉，重視家庭情感。兒子則以父親為學習對象，但父親不常在家，接觸較少，他們往往只能從書本或媒體上一些間接的渠道上了解父親的形象和角色，因而與父親關係較為疏離，性格自然較為外向、冷靜和獨立，並重視事業發展（Rosaldo，1974）。可以這樣說，羅莎桃的理論多少可讓我們更加明白到，由於社會賦予男女不同角色，逐漸發展為性格上和成就動機上的差別，然後又反過來擴大了男女生理上的歧異。
正正因為男女角色定型不同，自小的教化重點亦因而有所偏頗，令男女在家庭、學校、社區或勞動市場上所佔據的崗位、所受到的待遇，以至在社會上所身處的位置，均有差別，造就了男女成就和表現各有不同的現象，進而又強化了原本認為男女在生理和心理有所不同的假象和謬誤。兩性不平等的問題，便跌入一個不能打破的惡性循環：男女生來不同，因而教化各異；不同角色教化，導致兩性成就動機不同，性格迥異；性格和成就動機既有差別，長大後在社會上的角色和分工自然有異；至於成就與發展的各有不同，又強化了長久以來錯誤而根深蒂固的觀念，認為是男女生理的差異導致了角色分工的不同（Oakley，1972）。
另一著名女性社會學家華爾比（Sylvia Walby）則從一個批判性角度看問題，從而回答男女不平等的現象。華爾比認為，絕大多數人類社會屬於父權社會（patriarchal society），母權社會只是極少數，而且規模極小，在現今世界上毫無影響力可言，聲音極為微弱。接著，華爾比還指出，父權制度乃社會出現兩性不平等的最主要根源，並指該套制度主要通過六個相互糾纏的層面來規限女人，從而延續男人對女人的控制和主導。這六個層面分別是：受薪工作、家庭中的父權關係、社會中的父權文化、性行為、男人暴力和國家機器（Walby，1990）。
按華爾比的論說，女人若可獲得工作，經濟較為獨立，確實可以爭取一定的自立自主；但要走出家庭而進入勞動力市場賺取薪金的機會，一向以來均受到限制，令她們不得不留在家庭之內——尤其是結婚而有了孩子之後，因而亦沒法獲得財政上的獨立。在家庭之內，女人自然受制於以男人為家長的父親或丈夫，要依附他們才能生存，並必須無償地和無休止地為打理家務、照顧孩子而辛勤工作。而社會上的父權文化，又對女人的角色和地位，限制多多，基本上視女人為男人的附屬，女人的地位不能逾越社會規限的半步，因而難以與男人平起平坐。至於性行為和男人暴力，更是男人赤裸裸地強行使用其權力對女人進行欺壓的一種方法。國家機器又無視男人壓迫女人的事實，在政策推行上，直接反映出父權制度的色彩和價值，因而加劇了父權主義思想。
表面上看，上述所說的六個層次或結構，似乎是各自獨立運作、互不牽涉的。但實際上則並非如此，而是層層疊疊、互相關連，並且互為影響的，甚至是彼此強化、共同維護的。也即是說，在父權主導的社會環境下，女人若果真的希望有所突破，必然要打破重重障礙，既要面對赤裸裸的暴力，在走出家庭而進入工作崗位後，又要面對各種歧視，因而必須經歷艱苦掙扎，甚至要為此而付出巨大的努力和代價。
華爾比的理論雖然不能全面地解釋香港女人過去或現在所面對的困局，但有數點卻相當有啟發性。（一）在父權制度主導之下的社會環境，女人的生存空間有如「逆水行舟」，她們可以發揮所長的機會，明顯很有局限。對女人而言「在家從父、出嫁從夫、老來從子」等規限，似乎是約束她們行動的「緊箍咒」。父權制度最直接表達的方式，便是通過她們的父親、丈夫或兒子，向她們施加管制和壓榨，令她們難有反抗餘地。
（二）父系延續（patrilineal）的文化，可以說是維持父權社會的核心。這種傳承制度，似乎又窒礙了女人渴望延續本身影響力的動力和野心。在父系社會中，子承父業（家產）乃常理，也是一種傳統文化，對於男人而言，個人財產、榮耀可以由兒子繼承和發展，因而有「子承父業、延續香火」之說。他們努力工作賺取財富的動機，十分直接明確。可是對於女人而言，這種個人身份和榮耀上的延續，似乎有一定的內在矛盾。女人努力工作，建立起事業，擁有了財產，但最後可以傳給誰呢？傳給兒子？他是跟從父親姓氏的；傳給女兒嗎？她最終會出嫁跟從夫姓。正因如此，女人明顯會陷入一種延續上的弔詭和矛盾，個人努力後的成果，並不可以一代代地承傳下去，而只會在自己身故後銷聲匿跡，這樣或者會令她們感到沮喪。
（三）婚姻與家庭可說是支撐父權制度的重要基石，也是男人硬加諸女人身上的無形枷鎖。一般而言，婚姻被浪漫地塑造成女人的幸福象徵、快樂泉源，而家庭則是她們的最終歸宿，乃人生大事。沒有婚姻與家庭的女人，總會被看成「沒人愛的可憐蟲」，甚至被譏為「嫁不出的老姑婆」，乃人生的「不幸」。至於婚姻破裂的女人，所受到的歧視與排斥，亦遠較男人強烈。無怪乎華爾比會十分直接地指出，家庭和婚姻乃男人壓制女人的最主要工具（Walby，1990）。
為此，我們還會繼續追問：香港女人從開埠初期的完全依附於男人身上，絲毫沒有自主性，之後逐漸在華洋種族交往、中西文化碰撞的狹縫中，擺脫被支配的命運，並找到了某些突破缺口，然後又在社會不斷發展、教育漸見普及的時代大潮中逐漸走出家庭，投入勞動市場，甚至有機會參與政治及社會事務，從而活出自我人生的這個過程，到底是如何發生的呢？傳統父權社會刻意將女人塑造成弱者，並將婚姻與家庭塑造成女人最終歸宿的這些手段或制度，又怎樣限制了香港女人的發展空間呢？英國殖民地統治者在香港提倡西學、宣揚平等與文明之時，為何又會堅持保留華人社會某些赤裸裸壓榨女人的父權制傳統呢？
針對以上各種各樣看似層層疊疊而且頗為矛盾的問題，學術界一直以來的討論可謂此起彼落，從沒間斷。既有從社會學角度入手的，亦有從歷史學角度進行分析的；更有不少是從文學、政治學、經濟學，或是心理學的角度進行探索的；甚至有些跨學科的比較分析，或是從教育心理學入手的，或是從經濟社會學入手的，可謂林林總總。至於探討的主題，既有男女角色定型的差別，階層之間的性別異同，亦有教育機會的是否均等，更有二者就業模式的分析、戀愛婚姻的不同遭遇、工作薪酬的相互比較，以及事業家庭的取捨、社會地位的高低和政治參與的多少等等。
在深入研究何東家族起落興替的過程中，我們不但被何東白手興家、奔走東西、亦政亦商及遣子從軍等故事深深吸引，更為家族內不同年代不同女人敢於衝擊傳統、挑戰建制，從而尋找自己理想、建立個人事業等等之傳奇經歷而著迷（鄭宏泰、黃紹倫，2007&2008）。而那種尋求真相的衝動，則加轉化為研究動力，驅策我們在這方面繼續探索與發掘。
相對於其他家族，何東家族的成員看來較喜歡我手寫我心。除了張靜蓉開風氣之先，在1934年已出版了《名山遊記》一書，講述個人遍遊世界各地的感受與簡述家庭背景。其子何世禮則在1965年出版了《何母張太夫人蓮覺女士生平懿行補遺》一書，扼要地交代了張靜蓉生平行宜的一些重要事跡。在家族中素有「學者」形象的何艾齡更分別在1976及1997年出版了Clara Ho Tung:A Hong Kong Lady,Her Family and Her Times和Intercultural Reminiscences兩書，極為詳細地敍述了不同家族成員——尤其張靜蓉——的遭遇與人生起落。其他家族成員如羅德丞（T.S.Lo，1959&n.d.）所著的MK:Born 21st July 1893，Died 7th March 1959和A Family Album二書，則補充了家族在不同時期的發展枝節；至於何文姿（Jean Gittins，1958&1982）所著的Eastern Windows,Western Skies和Stanley:Behind Bared Wire，以及何孝姿（Florence Yeo,1994）所著的My Memories，則較多從個人經歷入手，從另一層面交待了家族成員在不同時期的人生選擇與際遇。另一方面，劉謝瑛華（Frances Tse Liu，2003）所著的Ho Kom—tong:A Man for All Seasons及何鴻鑾（Eric Peter Ho，2010）剛剛才出版的Tracing My Children's Lineage等，亦為我們提供了很多鮮為人知的有趣資料。正是因為這個家族的眾多成員均有出版為數不少的回憶錄或記述，因而讓我們可以對其成長與遭遇有較為具體和深入的認識，成為本書重點分析的基礎。
若果說歐亞混血族群乃華洋種族接觸交往的最重要象徵，相信不會有太多人反對；同樣，若果說女人乃社會融和的使者，在種族交往過程碰到誤解、矛盾或衝突時乃調解人的較佳人選，相信亦會有不少附和者。掀開香港由小漁港變成國際大都會的發展歷史，細味其種族共融、價值多元及尊重不同生活習慣的文化，則不難讓我們感受到中西文化、華洋種族，以及不同思想、宗教、藝術等等在這個細小地方碰撞、醞釀、發酵及蛻變的過程，何東家族成員在不同年代走過的道路，恰恰正是這個發展過程的重要見證。
不論是從哪個角度上看，何東母親施氏均符合了「香港傳奇女人」的標準。作為香港開埠之初連名字都沒有的一介弱質女子，何東母親施氏卻能在那個華洋初遇、猜忌、誤解與仇恨交互糾纏的關鍵時刻，圍繞在不同族裔之間，找到生存的立足點。何母誕下眾多子女，並一手將之撫養成人，再將一眾兒子送往西式學校就讀，供書教學，使他們掌握西方知識及中英雙語，獲得了通往買辦之路的重要入場券，促成日後叱咤政商、奔走華洋，並且一躍而為香港社會與經濟的一股重要力量。事實上，出身寒微的施氏能在開埠初期的香港創造驚人奇跡的故事，不但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特殊空間與特殊價值，亦說明了本身的一些過人之處，甚至具有極為頑強的生命力，因而才能在那個波譎雲詭的年代履險為夷，並且衝破各種社會禁忌，贏取了人生的獨立與自主。
何東的妻妾是外貌洋化但行為舉止十分華化的歐亞混血兒，她們雖不像施氏般傳奇，但卻反映了香港社會在另一階段的發展狀況，並帶出了華洋社會交往接觸過程中的某些特質與內涵。舉例說，香港雖已被割讓為大英帝國殖民地，但男尊女卑、妻以夫綱的傳統則絲毫沒有改變，連一妻多妾、儲奴蓄婢的制度亦一如既往地保留下來。何東妻妾共侍一夫的例子便屬最好的說明，與大英帝國奉行一夫一妻的典章律法相映成趣，並如實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矛盾混雜與兼蓄並收的一種獨特狀態。
隨著經濟與社會的不斷發展，何東的財富與影響力亦與日俱增，作為妻妾的麥秀英、周綺文及張靜蓉等，生活水平與社會地位當然亦水漲船高。但物質條件的大幅提升，並不意味家族內部、妻妾之間可以免受爭風呷醋、矛盾競奪的困擾。恰恰相反，由於家大業大，子女眾多，妻妾子女之間在明在暗的你爭我逐從不間斷，顯示俗語「家家有本難念的經」頗有道理。
或者是深受西方思想的影響，不論是麥秀英，還是張靜蓉，均曾踏足世界各地，遍歷名山大川。這些遊歷有時是出於對香港以外地方的好奇，有時是為了禮佛拜神，但更多時是為了陪同丈夫交際應酬、尋找商機、傾談業務，甚至是為了攜同子女求醫治病。不論背後原因為何，在那個要求女子「三步不出閨門」的年代，明顯可以作為「開風氣之先」的註腳，更可作為思想西化的某種詮釋，顯示了大富人家女性的確較能享受生活，並較能掌握命運的自立與自主。
到了何東女兒的一代，由於社會環境更趨開放，東西思想碰撞日烈，家族實力又進一步壯大，不但社會地位顯著提升，命運的自主性亦與日俱增。這種改變與兩個重大因素有關：其一是教育水平的大幅提升，其二則是閱歷識見的增長。在何東的8名女兒中，除何慧姿天生智障未能完成中學課程外，其餘兩名達高中程度，另外5名更達大學程度，當中的二人更曾留學歐洲，擁有博士學歷。在那個「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年代，一般女子若然可以獲得書塾教育已算十分難得了，何東一眾女兒可以擁有如此突出的學歷，絕對是當時香港社會的一個紀錄。知識改變命運，因而亦提升了何艾齡等一眾姐妹自主自立的能力。
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自小接受中英雙語教育的何東子女，不但能與一般男子一樣接受正規教育，又能在那個交通運輸仍然十分落後的時刻，走出家門，遠離香港，到中國大陸及世界各地觀光遊歷，從而領略不同國家民族的不同歷史文化、生活習慣，並且與不同國家民族的男女結為友好。在增廣見聞、開拓視野的同時，培養出獨立分析與思考的能力，同時亦豐富了自己的生命。
正是因為擁有突出的學歷，見多識廣，自小又培養出獨立自主的性格，因而較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尤其是在戀愛與婚姻的選擇上，更能強調自己的權利與意願，不會像上一代般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行事，任其擺佈。就算當本身的選擇與父母的看法截然不同時，亦會堅持己見，甚至敢於冒著與父母決裂的危機，亦在所不惜，不會妥協。顯示這一代的何家女性，確實較上一、二代擁有較高的命運自主與自立。
雖然擁有各種與上一代婦女或同時代一般婦女難以比擬的突出條件與優勢，何艾齡等一眾姐妹仍然沒法走出華爾比眼中那套父權社會制度，而傳統社會中的「三從」規則與觀念——即「在家從父、出嫁從夫、老來從子」，則仍深深地決定並左右了她們的人生。就算當她們長大成人後，可以從父母手中爭取到戀愛與婚姻的自主權，但嫁為人婦之後仍沒法避免地必須以丈夫為核心，夫唱婦隨。而丈夫壽命的長短，事業的盛衰，人生遭遇的起落，則決定了她們命運的跌宕。到丈夫離世後，她們的命運又很大程度上與子女緊密相連，風雨同路。另一方面，那些選擇不結婚，或是早年守寡而沒兒沒女的，雖然可以擺脫「從夫、從子」的宿命，活得「自由自在」，但很多時又被社會視為「不祥人」，在明在暗間面對閒言閒語，甚至因此而承受了各種各樣的壓力。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經過幾代人的不斷努力與爭取，社會又不斷前進與變革，加上受東西文化不斷碰撞的影響，現時的所謂「三從」規則，對女人的制約明顯已沒過往般橫蠻了。但其在明在暗間操縱、調控與制約的痕跡，則仍然清晰可見，亦無孔不入、無法擺脫，可見距離真正男女平等的理想社會，仍是長路漫漫。
總結而言，透過閱讀何家女子的傳奇故事，我們不但可對她們的成長、教育、戀愛、婚姻、家庭、工作及社會參與等等有更為具體的認識，亦能讓我們對不同時代的家庭價值、婚姻制度及社會風氣有更為透徹的了解。同時亦能從側面了解香港女人在不同時期的掙扎求全，以及香港社會的不斷發展與變遷，從而呼應前文不同學者提到的各種理論與研究。正是因為何家女子的人生故事具有如此重大的含意，不深入一點看個究竟，顯然有違我們治學的作風，亦無法抑止我們內心的好奇。
在展開討論之前，我們必須事先指出，在研究過程中，我們並沒與其家人作深入專題訪問，相關的資料如私人信函或紀錄等，主要來自對各種各樣報紙報道、檔案文件和文獻資料的扒梳、收集、搜尋和推斷，以及上文提到的家族成員著作，因而很可能會讓人產生「左拼右湊」的印象。雖則如此，我們仍然認為，這種以搜集二手資料為重心的研究方法，反而比一廂情願地希望與其家人有深入訪談，從而渴望獲得第一手「內幕」資料的研究方法，來得更為可靠、中肯、全面，亦沒有太大的包袱，因而較易令人信服，討論起來亦較為暢所欲言。首先讓我們先談談何東母親施氏的時代，以及其傳奇人生與非凡遭遇。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要結合香港、中國大陸，以至國際時局那些波濤洶湧的歷史背景，再將何家女子傳奇多變的一生準確無誤、不偏不倚地勾勒出來，絕對不是一件易事。面對這項挑戰，我們實在碰到了不少令人沮喪的困難和障礙。幸好，在各界友好及機構的鼎力協助下，這項艱巨的任務才得以完成，故我們在此謹向各位致以最衷心的感謝。
首先向研究團隊的其他成員包括鄭志慧博士、何彩滿博士及孫文彬博士致以熱情的感謝。在大約每月一次的討論會上，我們不但分享了搜集資料的苦與樂，還一起就華人家族的某些結構及特徵如企業家精神、家族內部矛盾、女性角色及跨代承繼等進行激烈的辯論，交換彼此的看法。至於會議之後一起共晉午餐，繼續辯論的情景，或是一同參加某些學術會議時的互相質問、提點，則至今仍歷歷在目，令人極為回味。
同樣地，我們還要向研究助理袁詠琪小姐及陳藝彬先生表示感謝。為了搜集有關的資料，他們要不斷地在各地的圖書館和檔案館之間來回奔走，經常對著那些老舊的報紙或微縮片，逐點逐滴地篩選出有用的資料。正因為他們耐心的工作和不斷的努力，本書的內容才能如此充實，情節才能如此完整。
還有，我們必須向何鴻毅博士、李焯芬教授、謝天賜先生及陸觀豪先生表示衷心謝意，他們不但為我們提供很多重要資料，還多次不辭勞苦地為書稿的訂定和修正提供寶貴意見，讓我們獲益良多。另外，我們還要向個別寧願以「無名氏」的身份提供資料的人士，致以真誠的謝意，感謝他們耐心的分享、真誠的合作和無私的奉獻。
我們必須感謝香港大學圖書館、香港大學圖書館特別資料藏館、香港歷史檔案館、東蓮覺苑、澳門檔案館、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英國蘇格蘭國家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的駱克館藏資料庫（Stewart Lockhart Collection）及史丹福大學胡佛檔案中心（Hoover Institute Archives）等給予我們的支援和協助，使我們能克服種種困難，達致今天的成果。
最後，我們必須指出，由於原來獲得香港研究資助局財政支持的有關華人家族企業研究項目（RGC Project Ref.No.HKU7468/05H）經費已經用盡，但我們卻希望可以繼續探討不同歐亞混血族群在香港社會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發揮的作用，甚至是他們的所思所想、人生經歷，令我們一度陷於「無錢為繼」，但又不想放棄的兩難困境。幸好，後來我們獲得了香港大學「小型項目基金」（Small Project Fund）的一些支持，終於可以在財政十分緊絀的情況下，繼續我們一點一滴的研究，算是完成了初步成果。在此，讓我們向香港大學表示衷心感謝（Project Ref.No.200907176199）。
雖然得到各方友好和機構的大力幫助，我們仍因沒法完全掌握政局的急速轉變、歷史的曲折漫長、企業的興衰傳承、人生的順逆起落，而出現一些糠粃錯漏。對於某些疑而未決、模糊不清的地方，我們雖然努力求證，但仍沒法做到完美無瑕，這是我們不想看見卻很難避免的。在此我們希望讀者有以教我，指正批評，讓我們往後的研究可以做得更紮實、更豐富。如對本書有任何意見，請致函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亞洲研究中心或電郵vzheng@hku.hk直接與我們聯絡。
鄭宏泰 黃紹倫
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亞洲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