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以家庭、家族企业为主要生产组织，以亲缘、地缘、业缘为主要生产网络，以分散化、小规模、专业化生产为形式，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市场为纽带的社会化小生产会成为浙江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为什么家庭、家族企业会成为浙江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农民向职业人迈进的主要的生产组织形式？其形成的内在逻辑是什么？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一、经济成长的内生需求
（一）农业社会背景下的工业化生产
社会化小生产之所以以亲缘、地缘、业缘为主要的生产网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化小生产发生于一个原本是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中。中国现代化起步的根基是一个农业社会，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构成了传统农业最基本的经济细胞，其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其生产结构必然是小而全的。中国农业社会除了一般农业社会所具有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等共同特点之外，还有自己独特的一系列文明因素与文明的整体结构，如以“男耕女织”为特征的小农耕织结合小而全的生产结构。这种耕织结合、多种经营的生产模式，不仅是小农经济在生产上的基本特征，也已经成为农民生产的内在结构。农业和手工业、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在农民生产中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地结合为一个整体。同时，中国农业社会又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血缘为基础，以差序格局为社会关系网络的社会。
这种各自运动，又互相依存、互相补充所形成的综合效应，既有利于农民家庭生产与消费平衡的实现，又有利于整个小农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这种小而全的生产模式基础上的小农经济是当时社会经济的广阔基础。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也就是说，愈往外推，关系的紧密程度和信任程度是递减的。正是中国人“家”的概念的伸缩性，使得家庭、家族企业利用这种亲缘、地缘社会关系网络来配置资源和经营扩展业务。哪个家庭或家族社会关系网络越大，推及得越远，它的势力也就越大，活动能力也就越强。亲缘、地缘成了社会化小生产中的主要生产网络，社会化小生产中的一切社会关系网的核心内容也就是家庭、家族关系及由此延伸的亲缘、地缘关系。这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契约，社会化小生产中的家庭、家族企业的构建，经济效益和成长边界的很多谜底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对这种关系契约的解剖才能得以有效的解释。
与一些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路径不同，浙江的乡村工业建立在血缘-地缘共同体的基础上，其发展过程并无空间上的移动和人员的重组，而是由已有千丝万缕的先赋性关系的人们在其原村落社区建构而成的。此外，这种亲缘、地缘关系在乡村工业发展运营中的不可替代作用，也是村落社区特征的重要体现，如通过亲缘关系而获得人才、信息、技术、资金、营销市场等常是乡村工业建立和经营的直接动因。乡村工业的内部运作也常遵循亲缘关系规则，表现为内外有别的用工制度、劳动分工的差序格局以及企业管理中的亲信原则与家长权威。传统亲缘群体的辈分长幼等级和忠诚信义、知恩必报等行为规范，大大增强了企业凝聚力及管理上的便捷性。
农业社会背景下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与工业化生产及市场网络相结合，建立起了各种带有很强的商业性质的利益关系，耦合成了一个农业社会背景下工业化生产的有机的整体，使得这种社会化的小生产具备了工业化生产所应有的各产业协调发展、劳动力的专业化、劳动生产率提高、产业聚集、要素市场发达、国内市场大等特点。同时，作为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村落社区一旦也成为村民的经济活动共同体时，文化惯性会使村民不自觉地把社会生活中的信任关系移植到经济活动中来，以社会生活中的处事原则来处置经济活动。也就是说，由于村民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半径的重叠与合一，社会关系中村民之间特有的信任、互助关系变成了经济活动中的信任、互助关系，在“资源共享”的村落共同体内，强大的社会舆论构成了对社区成员经济交换行为的道德制约。这种经济活动主体间信任关系的预先存在，使经济活动中冷冰冰的法律契约被充满情感色彩的民间约定替代了，村落的社会化生产因此得以形成。
（二）家庭、家族基础上的社会化生产
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中，人是历史发生的社会关系的产物。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创立新的政治经济学时，就对“经济人”假定作了批评，提出了“社会人”理论，强调人的历史实践性，人类的活动必具有某种目的。马克思认为，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总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个体，是处于社会分工网络中的社会人，时时都要与他人发生互动关系，如竞争、合作、交易等等。社会人假定并不否定经济人假定中对个人追求最大化目标的动机，但最大化的计算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单位的，是在既有的历史与社会关系中去实现活动目标。任何一个民族，其人们的自主活动都是在特定的外部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制约下进行的。
这些环境既包括地理环境，也包括人们为满足生活资料而进行的生产活动、社会政治制度及人们的组合方式等。
社会化小生产除了它为人们提供了获取最大物质利益和经济效益的可能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与中国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基础相吻合。家庭本位是中国社会关系的最根本的基础，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费孝通先生说，“这个细胞有很强的生命力”，农村中“真正有活力的就是家庭工业”。由血缘、婚姻和收养关系而形成的家庭，并由此逐步扩大、延伸，进而聚合而成的家族，一直是中国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并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一社会基本单位对社会团结、社会整合、社会秩序起着非常重要作用。家庭、家族企业的成员主要是家庭成员，有一种天然的血缘亲缘关系，有一种天然的亲情纽带，对维系家庭的团结、建立家庭的秩序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个“家”又有很大的包容性和伸缩性，正如费孝通所言，“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这社群里的分子可以依需要，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家里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
古老的家庭、家族制度之所以具有现实生命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家族集体荣誉感的文化观念对于家族成员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相互帮助、相互提携有帮助。这种帮助在社会资源总量不足、正式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在这种理念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将家庭、家族与现代经济发展相融合，就成了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重要载体。罗荣渠先生曾说过，由儒家的“齐家治国”意识转化而来的“发家富国”意识，同样能推动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帕森斯在研究了与中国相似的日本企业组织后也指出：“除了若干亲属系统外，再没有任何亲属组织比日本以亲属为中心的经济服务组织更适合工业环境的了。”
家庭、家族企业组织有别于一般的经济组织，其内部的人际关系直接根源于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成员间有密切的联系和依恋关系。家族亲密关系给个体实现效用最大化提供了机会。同时，采用家庭、家族企业组织形式更能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化解劳资矛盾。对于非家族成员，则用“家庭、家族化”
的方法，把他们变为“准家庭”、“家族式”的成员。对于邻居、乡党、亲近的同学、同事、朋友，逐步植入家庭内部长幼、兄弟之间的“孝、悌”观念，把他们视为家人，以便他们也能互助、互惠，信守家族价值观，通过把公共关系变为私人关系，利用传统文化来促进企业的发展。“家庭、家族化”建立起家庭内部的保护-被保护关系，把工具理性和世俗理性结合起来，将家庭模式嵌入生产之中。
（三）社会化小生产为人们提供了获取最大物质利益与经济效益的可能
人们之所以选择这种而不是那种生产组织形式，是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成本效益密切相关的。市场经济下，人们对交易方式和交易组织的选择会受到交易成本的影响，交易成本决定交易方式与组织形式，人们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而选择企业组织形式或规模。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史观来看，“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的动因，不是别的，正是这些人民群众，这些民族以及这些阶级的经济利益。这说明，物质利益是市场经济中制度或者组织选择的首要动力。家庭企业主作为经济行为理性化的“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原则、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的“经济人”本质决定了其会在诸多经济产权制度中选择最经济的一种。
家庭、家族企业通过企业与家庭的有机结合，具有投资节省、机制灵活、决策与管理程序简单、对市场预警反应灵敏等特点，对于规模不大、技术含量不高的中小企业来说，的确是一种适应初期市场环境的有效的经济组织，不失为一种理想的企业制度；家庭、家族伦理规则的自发作用也能有效协调企业内部各种关系，从而有效降低企业的组织成本，降低家族成员之间的交易成本和企业管理成本，从而增加企业效益；家庭、家族成员具有的共同价值观和强烈的奉献精神，使企业具备很强的凝聚力，由传统家族制度中的等级制度和“尊上”、“忠信”、“服从”观念所形成的管理方法，也有利于组织和领导，可以减少企业内耗，增强企业凝聚力，降低管理控制难度和成本。因此，家庭、家族生产组织形式是一种高效的企业治理方式，减少了企业创立的风险，弥补了体制信任的缺陷，简化了企业的监督和激励制度，有效地改善了家庭、家族企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不足。家庭、家族制企业就是这种选择的结果。
二、社会资本的网络拓展
（一）社会化小生产最大可能地发掘利用了中国传统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指在国家权力之外，通过民众自由地将个体人力资本进行有机的社会结合而生成的，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心理结构。社会化小生产之所以以亲缘、地缘、业缘为主要的生产网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化小生产发生于一个原本是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中。这个社会以自我为中心，以血缘为基础，以差序格局为社会关系网络。
正是中国人“家”的概念的伸缩性，使得家庭、家族企业利用这种亲缘、地缘社会关系网络来配置资源和经营扩展业务。哪个家庭或家族社会关系网络越大，推及得越远，它的势力也就越大，活动能力也就越强。亲缘、地缘成了社会化小生产中的主要生产网络，社会化小生产中的一切社会关系网的核心内容也就是家庭、家族关系及由此延伸的亲缘、地缘关系。这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契约，社会化小生产中的家庭、家族企业的构建、经济效益和成长边界的很多谜底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对这种关系契约的解剖才能得以有效的解释。
这种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的社会生产网络与适应市场需要而建立的各种带有很强的商业性质的利益关系，能够耦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还在于这种生产方式具有“资源共享”的明显特征。“资源共享”社会具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这种共同价值观就是经世代传承的村落家族文化中的“亲族、邻里间应友好相处、相互提携”的文化理念。这一文化理念已经内化为社区成员的行为标准，成为支配一切社会行为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普遍原则。“资源共享”社会的另一个特点是信息全面、传递快速。他们彼此间不是具有血缘关系就是具有地缘关系，成员之间有着天然的亲密感和信任关系。在“资源共享”的村落共同体内，强大的社会舆论构成了对社区成员经济交换行为的道德制约。“资源共享”最终还是源于中国的家文化的文化理念。中国家文化不只是给家庭或家族提供一套规则，而是把它泛化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家庭、家族以外的社群、机构，包括企业或国家都可视为“家”的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