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初夏，海盐县西塘镇上，又多了一爿夫妻米店，米店只有一个门面，极不起眼，乍一眼望去，甚至有些简陋。店主人就是金洪声张筠秋夫妇，与他们一起生活的，还有一个二岁左右的女孩。小孩是筠秋表姐天倩的女儿，现在由他们夫妇扶养。照平湖坊间的说法，此举一来可以增添家庭的气氛，二来他俩的女儿建村不幸夭亡，领养一个小孩，有“领来个弟弟”的意思。
晚年的张筠秋如此回忆夫妻俩开设在西塘桥的那爿小米店：“在镇一时租到房子，是王再生放着母亲的棂台，约十二平方，外面可以开小米店。我们就在棂台旁搭一只铺（按：平湖海盐一带方言，即床），没有吃饭的桌子，就把棂台上纸做的人和烛扦推向桌内放，我们就在棂台上吃饭。便桶没有就用一只甏。”照平湖海盐当地的民俗，在平常的情况下，是绝对不能也不会在别人家的棂台侧旁卧息，更不能也不会在别人家的棂台上用膳，这是活人和死者都忌讳的。而现在夫妇俩不但犯忌，而且还要在那点地方里开店。可以想见，金洪声张筠秋夫妇实在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异常不堪的地步。
深夜扪思，张筠秋回忆起五六年前自己在西塘桥办妇女协会时的情景，时亦非物亦非人亦非，真有恍如隔世之叹。“但人总得活着”，张筠秋在心中对自己说。五六年前的自己还在千方百计去政工队，只想找到共产党，而现在的自己已经是共产党这支队伍的一员了，“来日方长”，张筠秋在心中又对自己说。
金洪声从新篁里和顾志拯合开的米店中全身而退至今，夫妻双双已在家闲赋了半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每样都离不了钱。张筠秋在家操持种田一年，以亏折收场，足以证明不能将此作为家庭的谋生之道。张筠秋一时又难以觅到她能做的教师工作，全家的经济来源就只剩下金洪声的老本行——开米店可以一试了。
至于米店选择开在西塘桥的原因，金洪声1950年的自述中只有“以后到西塘桥开米店”九个字，没有提及。金洪声在时隔近四十年后的1978年是这样说的“根据领导指示，要钻到敌占军（区）去。我和筠秋即到海盐西塘桥开一小米店。当时伪区长是盛再生，原是筠秋弟张振乾的朋友，这对掩护来往同志有利。”金洪声的这段回忆切合了1978年中国的政治态势：实事求是再次被确定为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所以历史上的一些事情可以而且也应该如实的记述下来，如伪区长盛再生的事情。然而经历了近三十年思想僵化，1978年的中国人心头，还普遍地心存余悸。所以要尽量地为自己的行为扯上“革命”的保护色，如“根据领导指示”之类。再过30年后的2006年，接近事实的真相终于可以由金舜仪说出：“宣家浜、西塘桥在海盐，通过宣家浜在西塘桥镇上开米店。这时的米店和盛再生合开，据说盛是西塘区区长，与张振乾关系要好。”
拂去漶漫历史的种种尘埃，真相或许就如此简单：金洪声张筠秋夫妇主要是为了解决一家的生计，决定再开米店。筠秋之弟振乾与当时西塘区掌握实权的区长盛再生熟悉，经张振乾介绍，就将店址选在西塘镇。前文张筠秋晚年的回忆，极为难得地替我们留下了小店的简陋和夫妻当时异常艰难的景况。
张筠秋在1950年的回忆中也曾提及此事，似乎还道出了开米店另有任务：“1943年，我们住宅烧掉，把田全部卖掉，在离平（湖）30里的西塘桥开小米店，调查小店周围的乡保”。这就是前章末所说的那次地下党会议的决定。
米店开张不久，新菜籽即将登场，金洪声路遇日伪西塘区区长盛再生，盛提出本来正要想去金的米店坐坐，随即两人同往。这使金洪声夫妇大感惊奇和诧异：如此狭仄破陋的场所岂是区长大人屈驾就尊的，莫非有事？果然盛区长是有事专门前来相商：他想和金洪声合伙做一汛油菜籽生意。与掌握地方实权的一区之长合做生意，对资金短缺设施简陋如此的小米店来说，肯定是在经济上稳能牟利的好事。对在战乱年代逐利艰难的商人来说，或许还是求之不得的稳做生意。何况夫妻俩此时正处于断炊的边缘！然而金洪声张筠秋的思量毕竟要比一般商人复杂得多，因为张筠秋的中共地下党员身份，金洪声的民族情结，不得不使夫妻俩考虑：盛再生的日伪区长身份呢？金洪声先以店铺如此狭仄无处堆货为由推辞，可盛再生已考虑周全，货场他另有安排，资金也不成问题。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是看中洪声兄在县城大米行里做过的生意经验。话说到这种份上，再当场峻拒就不合和气生财的经商之道了，况且西塘区长毕竟是地头蛇。但事又系关名节大义，金洪声只得当面与之虚与委蛇。等送走盛后，夫妻俩赶紧前瞻后瞩地作了一番商议。
此次若真与盛区长合做菜籽生意，同上次与顾区长合做军米生意倒有相同的地方：都是本钱小而又稳做的赚钱生意。但两位区长的身份迥异，顾是国民政府委任的区长，与他合伙，虽有日伪所谓通游击的危险，但毕竟于抗日爱国上大节不亏。至于闲人闲话的假公营私之嫌，那是有权的区长大人的事，商家得的总只是从商之利，所以可以安心去做。而盛是日伪委任的区长，与其合做生意，虽目下也有被游击行动队盯住的风险，但毕竟海盐、西荡还在日伪掌控之中，安全应无大碍。然而名节呢？虽然只是在商言商的一汛菜籽生意，自己所得也不过是付出劳力所获的辛苦费，而顾是日伪区长的名分确实使人视之如畏途。不答应帮忙吧，当初还是振乾特地介绍来西塘的，骤然离去，一时间又生计无着。夫妻俩商量了半宿，总觉得难以决断。鸡啼两通时还是金洪声的主意：何不去问一下刘特派员？张筠秋抚额而言，真的，我怎么没有想到？
几天后，由于生意合伙人的特殊身份，小米店能否与顾再生合做菜籽生意一事，郑重其事地被摆到了地下党的会议上，正式征求中共海北特派员刘明的意见——自海北工委书记黄炎调离后，从1943年5月起，海北地下党组织的机构改为特派员制，刘明被中共路南特委任命为特派员，亦即为中共海北地区地下党的最高负责人。
“四三年初夏，刘明召集张振乾和我在张家门小学内开会，会议开了整整一夜。主要传达党的指示：坚持持久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搞好统一战浅；整顿党风，改造我们的学习。我汇报了西塘桥区长盛再声（汉奸）提出要叫金洪声的小米店收购菜籽的事。他说：可以的，可通过与他们接触了解当地保甲制情况和镇上日本兵及枪支弹药的情况。第二天天刚亮，我们三人分先后分别回家。”
以上是张筠秋1987年6月在省城杭州对这次会议的回忆，一个月后，张筠秋再次对会议的情景于以确认。在会上作出指示的刘明还健在，1987年6月时也生活在杭州。可以认定，张筠秋回忆的内容是客观的。
夫妻俩人苦思冥想商量了半夜如一把乱麻理不出头绪的复杂事情到了特派员手里，不费吹灰之力就决定了，从此金洪声和自己可以放心踏实地照此去做了。这让张筠秋心中似乎突然领悟到了一种东西，尽管此时她还不能明确的言明这种东西是什么，但确实已令她对特派员油然产生了钦佩和羡慕。而且不禁在心中暗问自己：往后我也能这样吗？
西塘桥米店是金洪声一生经营米店中铺面最小的一次，时间也大略只延续了半年左右。两位当事人对开店时间的回忆，在金洪声的履历表上跨度为1943年3月至1943年10月；在张筠秋的履历表上跨度为1943年1月至7月，虽起迄略有前后，但半年左右的时间是相当一致的。米店的业务经营主要集中在当年的一个菜籽汛，前后大约一个半月到两个月。
张筠秋的回忆为我们留下了小米店半年生活的片断：“菜籽上市，金洪声去帮盛（再生）收菜籽，我一个人在店内喊卖米。”张筠秋经过七八年岁月的淘洗，已从昔日流动施教团的老师、组建妇女协会妇女识字班的热情青年，嬗变为务实谋生的淡定少妇，当然还有淡定之下一般人所不知晓的共产党员身份。
对于党组织布置的了解日伪保甲情况等工作，张筠秋则回忆说：“我们与他互相利用，在谈话中了（解）真情。姓盛的警惕很高，所以讲话很注意。”
张氏家族从父亲张礼甫起，就是西塘政坛上的望族，虽然由“朋友”张振乾介绍而来，盛区长对张筠秋心存戒心讲话注意是必然的。而中共地下党特派员刘明的行动也很谨慎。张筠秋继续回忆道：“在刘明同志来时（每月来一次），为了隐蔽，饭也不在我家吃，转一转就走”。
与地下党工作有关的一件事，是在菜籽汛快结束时，张筠秋接待了从海盐县城来西塘看望他们的二妹和妹夫，这是我们阅读到的所有文字资料中，张筠秋以党员身份面对非党人士要求加入共产党组织的第一次，故也将她的回忆照录如下：“妹夫问了形势，要求参加共产党的意思。我向他指出了方向。提出她丈夫不要参加维持会，工作虽不做拿几个钱。他是（的）家庭海盐有钱的上等人家。”张筠秋的妹夫是海盐日伪维持会的人员，却要求加入共产党，张筠秋当场拒绝。亲戚和组织，金钱和气节，在张筠秋身上一开始就划分得很清楚。
张筠秋说：“等到菜籽一收好，原来我们小米店老本也吃光了，同时在客观上不能久住下去。”米店即告关闭。
这“客观上不能久住下去”的原因是什么？她没有明说，我们只能作些揣度。首先应该是本章开始时介绍的这间置放着棂台的弥漫着不祥气息的十二平方的小屋，以及半年时间中，接连发生在这间小屋中一个孩子的夭亡和一位大人的昏迷，对金洪声张筠秋夫妻俩的心理构成施虐和催逼。
“为了象（像）家庭样，天倩姐女儿放在店内我护（扶）养，特（突）然一夜发病，我们二人抱到海（盐）就医回来，死在半路上，路过汤水湾桥庙内收葬。”张筠秋的原稿中，短短六十余字，错脱竟有四处，是我们见到她的所有文稿中所仅见。可以想见三十余年后，张筠秋将此事书诸笔端时，仍握笔如千斤般的沉重。自己生养的长女建村夭殇之痛未息，表姐家的女儿又亡在自己怀抱之中，虽尽力医救却仍未能回天。如何面对表姐？如何在今后漫漫的有生之年，面对这如花苞般生命频频的深夜来访？此事之无奈和不堪只能拜问苍天以明心迹了！另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习俗中，连夭两位小孩，对一位女人意味着什么……
金洪声素来身体羸弱，菜籽汛近二个月，都是在露天的太阳底下毒晒，虽说是与盛再生合做生意，但闲里忙时上下前后，也就只有他一个人打点照料，撑到一汛菜籽做完，整个人就塌倒了。症状像夏天的中暑，俗话说是起痧，人昏昏沉沉地，神志稍清醒时，四肢手脚抽筋，一阵过后又不省人事。张筠秋先是延请中医望闻问切，几帖药下去，全不见动静。明明只是一些中暑的热症，再去请教时却道另请高明。张筠秋于是心里急了，病急乱投医，就请了当地医、巫并用的土郎中，金洪声的病仍不得要领。
“我一个人请了儒珍阿哥来帮助他治，他也无办法，母亲和小妹都不在。”张筠秋回忆道：“旁边又没有亲人，口音也讲不清了，我束手无策。”此时的筠秋表现出了超越一般女子的坚韧和顽强，她开始用自己独有的一套方法，再作最后的努力：“采取了父亲教我（的）办法，用被与热水把脚顾（裹）住。再用葱白与姜弄碎放些酒，用细麻布蘸着擦四支（肢）筋胳（络），是松筋活络办法。又用酒烧着用手蘸着拍四支（肢）。看他慢慢清醒过来，我也放心了。”精神所至，金石为开，是张筠秋超乎医、巫的努力在金洪声身上创造了奇迹。“儒珍阿哥讲这土办法是松筋活血的办法，他开了几帖药”，然后离去。
中医和土郎中在治病过程中不时瞥来的狐疑闪烁的眼神，以及只可意会不便言传的在棂台旁侧昼夜生活遭受的心理上的巨大压力，夫妇俩的承受显然已到了能够承受的极限。
最现实的摆在夫妻俩面前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张筠秋又有喜了，而且算日子已有七八个月的身孕。孩子绝不能在这间弥漫阴塞之气的他姓人家的屋中出生，而房东也认为外姓人在自家生小孩的血光会冲破亡灵的安宁，这些都是祖宗留下的规矩，双方都心照不宣毋庸明说。
所以，无论从自身的现实需安，抑或顺从房东的偃神宁宅的说项，金洪声张筠秋是应该挥手诀别这弥漫着白色不吉的十二平方小屋了。然而环顾苍茫，竟难觅一处可供夫妻俩人立锥的片瓦之地。
倦鸟归林。身心俱疲、从死神身边走回的金洪声，只得携着身怀六甲的妻子张筠秋，选择了去投奔在通界桥开恒昌南货店的父母，以谋暂住。父亲见儿子媳妇前来，还是一副寡言少语的样子，顾自照料着店中的生意。母亲毕竟心软，怕媳妇面子上下不来，就拉着筠秋的手一边说，他就是这副样子，背地里还盼着你为金家生个孙子呢。一边前后打量着筠秋的身子，又说，筠秋这次你要生个男孩。
筠秋对公公的脸色已见多不怪，对婆婆的话却分外上心。说孕妇肚子向前尖会生男孩，筠秋已听很多热心的女人当面唠叨过，今天的话是从自己婆婆的嘴里说出的，就不能尽当嬉笑之言看待了。可能果真会生男孩，一丝喜悦刚漾上心头，一股寒战却马上袭来……筠秋此时“却下眉头，又上心头”的，不是对远方伊人的思恋，而是另一种不容说破却拂之不去的隐忧……
恒昌南货店只有两间庙脚屋，一间做着店堂，一间供全家人睡觉。本来洪声父母和弟妹舜仪、月蜍蜗居其间，已十分拥挤了，如今再添一张床安顿洪声夫妇，简直只能侧身而行地出入其间了。全家此时的生活来源仅靠小店的收入维持，张筠秋说，“全家人苦度光阴”，确实毫不为过。然而张筠秋当此际遇，作为一个入党两年的新党员，却仍不忘继续开展共产党的地下工作。
“这时开展党的工作也只有了解当地情况，由金洪声同志介绍（酒店隔壁间很小的理发店），与干正明同志认识。当初他又象（像）失业是在店学理发，空下来谈谈形势。为了避免（暴露）我的身份，我伴他到振乾家大家畅谈，抗日的要求与想法。（1943—1944年底），对于作为培养对象，本来组织上布置我们基本上答应他的要求。”这是张筠秋对认识、发展干正明入党的回忆。与拒绝自己妹夫的入党请求不同，对干是代表组织主动考察培养，干正明的入党因为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留待下文再续。她在1950年回忆此时的思想状态时说，“这时和我个人利益没有冲突，不想什么，只想把我的工作怎样去完成”。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一名自身生活困顿的普通党员，总还惦念着为党工作的精神，确实带有信仰至上的精神境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3年深秋，张筠秋顺利产下一男婴，取名依时序曰建秋。巨溁添孙，脸上常绽开以往难得一见的笑容，虽然简单，为孙儿献三朝做满月也头头是道。没有惊动别的亲眷，舅舅舅妈张振乾刘佩贞夫妻是每次必到，尽外婆家的礼俗。陋室虽狭仄，然三代同堂，有了金家香火得以薪传之欣慰，小屋里倒不时漾起笑声。
建秋满月刚过，筠秋就提出：自嫁入金家五年，还未在娘家度过春节，今年想回宣家浜娘家过年。另外，弟弟弟媳开的肉店想请洪声去帮点忙。洪声父母虽知道此话是句要离开通界桥的循词，但自家眼下如此境况，儿子儿媳长留在通界桥也确实不是长久之计，也就顺势允应。
金洪声张筠秋夫妻俩就开始了在宣家浜的一年稍多的寄居生活，确切的时间，是从1943年底到1944年底。说“寄居”，主要是对金洪声而言。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翁婿到泰山家居住谋生，非到万不得已，一般男子是不愿为的，更何况金洪声也曾是平湖陆陈界声名鹊起风云际会过的人物。
不过这是一家与平常人家不同、比较少见的姻亲关系。此时筠秋的娘家，父亲张礼甫已过世，由“少爷”张振乾当家，内当家是刘佩贞，继母魏五宝帮着料理一些家务。筠秋于弟弟振乾自幼有长姐如母的经历，筠秋和佩贞本是闺中密友，特别是筠秋出嫁前，佩贞为逃避不如意的婚事，常在舅父家居住，与筠秋同病相怜的朝夕相处，说俩人情同姐妹丝毫不为过——本来就是表姐妹。洪声与振乾、佩贞本来也是表姐妹，在与筠秋结婚前后，一直常相过从。更重要的，四个人的志趣相投，从“奔腾”文艺社到如今的参加共产党。金洪声此时虽未入党，但妇唱夫随的基调还是清楚的。
对这一年多的生活，金洪声在1950年的回忆中，只有“剩下我们夫妻二人及一个刚生下的孩子，到筠秋母家暂住”一句话的记述。1943年底的金洪声，已虚龄二十六岁，离中国男子“三十而立”的年限，虽尚有四年，但一个“暂”字，确实蕴含了一个男子潜意识中的无奈叹息。
刚到宣家浜时，夫妻三人住在振乾处，即礼甫老人健在时的老宅。稍为安顿后，就租宣金观家的房屋居住，这是在张筠秋找到代课教师职位，有了一点收入以后。
金舜仪说，这段时间的金洪声无疑是又落了一次难：“顶顶落难时，他们在宣家浜张振乾家里。（宣家浜）西面有几十间房子，叫楼廊。前面撑出市面来，茶馆店等本来就有，张振乾开爿肉店，叫金洪声也在里面。我看他做来心境是不好，肉店里做怎么来山，也不像肉店师傅。”
“来山”是平湖土话，“行”的意思。“怎么来山”，就是“怎么行”。
隔行如隔山，金洪声是陆神行业的行家里手，拿起肉斧斫肉剔骨，不要说金舜仪觉得洪声心境不好，我们也替他感到力不从心不伦不类。尽管洪声深知妻舅振乾是一片真意的好心：肉店并不需要增添人手，说是请他帮忙，只是聊慰姐夫的百无聊赖而已。
所以金洪声说此时的自己：“是失业，靠筠秋在附近代理小教职叶（业），我的生活靠她。”而张筠秋为了给丈夫留下尊严，除了无法阙如的履历表上“43年8月—44年底宣家浜家务”的填写外，她没有留下在这一年中作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者的任何笔墨文字。
张筠秋由张振乾介绍，在张家门小学代课。学校在小河北岸的一座大房子里，教室就设在天井后面的厅堂上。十几张书桌，二十几个学生。
张筠秋每天去学校，还带着儿子建秋。上课时，就让建秋独自站在作为办公室的另一间屋中，小孩免不了阵阵哭闹。中午的饭，是放午学后自己烧煮，晚放学后回宣家浜。
经张振乾介绍的代课还有一次，不过这次兼有政治上的目的。事情起源于一次没有成功地破坏日伪运输线的努力：“配合振乾宣传抗日，他组织可靠王二观同志等回去破坏公路，这条公路很难垦，开得浅，鬼子通夜过车，破坏浅的公路，日鬼经常扫荡。我们研究没有依靠广泛群众，完不成任务，就停止了。”这是张筠秋四十年后的回忆，破坏公路的具体地点在海盐县的场前一带，看来是没有取得明显成效的行动。
为了更广泛地发动群众，实施对日伪有效的行动，也为了解决一点姐姐的家庭经济困难，张振乾介绍筠秋去六里地外近海塘的一所小学代课。这次代课已经没有了以往去沈荡、长木桥为所谓寻求独立而教书的浪漫和青涩情调，全然是一派谋生和为了工作的务实状态。“沿海塘小地名叫八团的一只学校无人去教，振乾叫我去代课。住在信宝家里，孩子他们帮我看。他们出海捕鱼，我抱了孩（子）上课，还要抱了孩子逃难。晚上孩子吃了奶睡了，我帮人家做衣服，有到三点才睡。孩子奶不够吃，得到一点钱买些糕，给孩子充饥。白天空时用土话讲形势。可是日寇常来扫荡，乡政府叫我停学。在这样的环境下，不能坚持下去，约二个月回宣家浜。”张筠秋在晚年如此回忆这二三个月时间的生活，她在另一处回忆说，这次代课共领得了八斗米的报酬。
张筠秋在1950年的回忆似乎更突出了这段代课生涯的政治动机：“1944年十月，在沿海塘内，教书工作作掩护，要在海塘发展外围同志，有机会和老百姓谈我党对抗日坚决是为了老百姓。”她接着讲她当时的所想所思：“这时思想不波动，只想把工作完成。因我全付（副）精神和希望自私的寄托着党，望胜利了可出头。”虽然此处的“自私”两字读去令人明显感到是在党内查思想时，张筠秋那种深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纯情和无奈，但与共产党共命运盼望党早日胜利的思想是真实的，而且她也为此在一处罕为人知的地方很努力地工作过。
此时的金洪声已经离开张振乾的小肉店，另辟蹊径地在做往返于海盐平湖两地间的贩运生意。尽管金洪声本人在1950年的回忆中只有“后来我也贩黄豆”几个字，但从金舜仪的回忆中还可以觅见当时较为详细的情形：“做做后来想出来，叫二哥哥张振乾在店里顾牢肉店，他去到平湖贩柴。确实也是好办法。平湖居民缺少半硬柴来烧，宣家浜地区产毛豆有豆萁柴、桑条柴，贩毛豆萁柴、桑条柴到平湖。”
有必要对今天的读者交代一下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前，海盐平湖一带居民的烧菜做饭方式。那时，无论农村城镇，家家户户都砌有灶头，看家庭人口的多少和家景富庶情况的不同，灶头的大小也各异。有只能放一只铁镬的单眼灶，或双眼灶、三眼灶，一家上下的饭菜、开水、热水尽出其间。燃料主要是当地庄稼的禾秆，平湖以水稻为主产农作物，居民烧火煮饭以稻柴为主。稻柴好起火但火力不持久不猛烈，有些食物的烧煮需要用些火力持久猛烈的硬柴如豆萁、棉萁、桑条等。平湖虽然也产这几种硬柴但量少，但因量少不能满足需求。宣家浜一带多是旱地，种植的是黄豆、桑叶，副产品则是豆萁柴、桑条柴。金洪声就做起了这种两地互相调剂的生意。
金洪声与一般呆板的生意人不同的地方，或者说他体内有着冒险逐利的天然因子。尽管当时敌我双方对粮食的管制都很严厉。
1942年12月，伪清乡委员会驻浙办事处规定：清乡区内物资除自用者外，民众不得移动粮食、棉花、丝麻、油类、蜡烛、肥皂、香烟、火柴等。至封锁线外须取得省封锁管理处和杭州特务机关共同证明，持有搬出证。允许民众移动的自用物资规定大米4斤、小麦10斤、面粉10斤、棉布4英尺、食油1斤、猪油1斤、火柴6盒、蜡烛6枝、砂糖5斤、香烟10包。
1943年4月，日伪驻浙清乡办事处又布告降低标准：棉布3英尺、火柴5盒、砂糖1斤、棉花概不认为自用品。
我们不惜篇幅地列引以上材料，是想让今日的读者感性地了解一些当时的情况。
金洪声在贩柴的同时做起了贩米、贩黄豆的生意，甚至可以说是以贩柴为名，主要做着贩黄豆、米的生意。
金舜仪这样回忆：“贩毛豆柴、桑条柴到平湖，瞒过关卡上国民党土匪部伍。要靠船检查，兵像强盗。你装粮食不给你运，送到敌占区，平湖是敌占区，装柴就让你去装。那么所以上面装毛豆柴、棉花柴，下面装米、黄豆，平湖落来装米，去装黄豆。平湖回来上头盖其他不值钱的东西，不起眼的东西，下面放点米，偷过他们关口。这个时期生意做得蛮苦，的确顶苦。”
躬逢乱世，兵匪本来就是一家。金舜仪没有说全的，运米出平湖城时，还要应对日伪的严格盘查，通“游击队”的罪名足以引来杀身之祸。金洪声在抗战初起时的1938年前后，就做过这种贩运生意，做这种生意大半年时间后，就办了与张筠秋的婚事。此时故伎重演，是为了撑起一家三口的衣食，还有作为男人的尊严。如此经营一段时间后，金洪声的五妹金月蜍不是在父母身边而是随兄嫂在宣家浜出嫁，张筠秋还亲手掌厨烧菜摆喜宴，既显示了金洪声张筠秋照顾家庭担当责任一面，也显示了他们此时有这种能力。看来这种涉险的贩运生意，获利还是不错的。
说到张筠秋为小姑金月蜍尽心尽力操办婚事，还有一椿帮助小叔舜仪、堂弟振麟的学文化的事可记。张振麟幼年失怙后，有一段时间寄住在通界桥恒昌南货店里。张秀英是振麟的亲姑妈，金舜仪稍长，称张振麟为“振麟弟”。
“她对我、振麟弟是蛮好的。我们俩人总算失学，她是补课的。虽然她本身文化不大高，但她当过教师，小学里这点功课扣吃，督促。不督促你不去钻研，我们两个讲出讲进全靠她。”金舜仪在晚年这样评说张筠秋教他们读书识字这件事。
“扣吃”，平湖话，刚好够着搞定的意思。“全靠她”是最高的评价了，“讲出讲进”，平湖话，经常讲的意思。
他还能记起一些当时的具体情景：“张振麟住在通界桥店里，张筠秋在教书。来来去去同我们两个人补习，叫我们读书、补习。书自己读，主要语文。晚上点起煤油灯教书，作文指点。洋学堂课本：春天来了，燕子飞来了，春风吹到小河……，怎样做作文，写字笔顺。”
“来来去去”，平湖话，经过的意思。张筠秋每从通界桥公婆处路过，就要课两人读书，若住在那里，更抓紧晚上的大好时光督促两位小弟学习。
对于已为人父母的金洪声张筠秋夫妇来说，这种风险较大的贩运管制物品大米黄豆的生意毕竟不是谋生的长久之计。1945年初，夫妻俩携儿子到平湖县城，想重操旧业，开个固定的米店，图项稳定的收入。屈指算来，金洪声离开平湖县城已快八年了，张筠秋是第一次来平湖县城住较长时间。在海盐张家门嫁到平湖的那些远房亲眷的帮助下，安顿了住所，找了个门面，金洪声张筠秋又开了爿小米店。
日子似乎过得比较艰难。“45年，老金祗在平湖摆米摊，上午他出去收几斗米，拿回来再买（卖）出去。我在宣家浜借一块地，种些豆。”张筠秋如此回忆这段时间的基本生活境况。带给夫妇俩些许欢愉的，是为生计忙碌稍得闲暇的傍晚灯下，和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儿子建秋共度时光。然而一场不期然袭来的变故，使这一切均灰飞烟散。事情要从1945年初夏说起。
中共海北地下党特派员刘明，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要动员一批青年到浙东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三五支队。张筠秋领受任务后，就确定了已经向自己提出入党要求的干正民，还有小叔金舜仪作为动员的对象。
晚年的金舜仪回忆起二十岁时的这段往事，显得异常兴奋、神采飞扬，话语滔滔不绝，内容中还有出人意表的惊人之处：“筠秋问我，还弟，读书去吗？我说，有书读当然去的！然后约干正民一起到河边钓鱼去商量，在河边商量没有人听到。”
事情就出在这以后的几天，张筠秋回宣家浜暂住，照看地里种的黄豆，因为儿子建秋身体发烧，急忙赶回平湖县城医治，金舜仪同行帮助照料。开始几天，孩子的病情还稳定。
金舜仪2006年3月22日回忆说：“金洪声和张筠秋住在平湖分金弄里，我在讲建秋，就是儿子。回到平湖，贝锦记米行没有进，生活在最困难这段时间，轧出来这个小把戏毛病。而且毛病一上来就犯真。孩子小来，上面下面只出四个牙齿。姚水清西医同金洪声蛮好，金洪声在学生意时关系就蛮好。总算看在金洪声面上，确实蛮好，药有时金洪声写了条子我到姚水清那里去拿。毛病严重了，就请他出诊。”
“小把戏”，平湖话小孩子的意思。为孩子治病过程中，还有一段让张筠秋一生撕心裂肺之痛的插曲，不是党员的金舜仪是不可能知道的，连丈夫的金洪声在当时也不知情。
在1950年时金洪声说：“在流浪生活中，我的孩子终于在他母亲教书与照顾小孩不能双方顾到下，生病死了。”以金的精细，张筠秋那时并不在教书，应该是清楚的，说“教书”明显的是一种好意的曲笔。
真实的情形张筠秋直到晚年才公开诉说，并且不止一次：“庄雪英同志住在平湖，帮助我送饭。通知我去浙东的青年后天即去。我待孩子喂好奶，出城门外。回来孩子已跌在地上哭。当时姚医师问我到那（哪）里去，我谎言出去玩。他说孩子热度如此高，要收（守）在旁边。在我心中也觉得难过，可是完成党交给任务心中放心了。在医院内，与干正民谈了话，他们走了。我对小孩缺乏经验，又无钱治疗，在第二次桂花开时死了。”此处所说的“缺乏经验”，张筠秋在另一处回忆时是这样说的：“这（只）信每天打针，实际小孩靠打针是无用，营养不良是真的。”这只能看作一位母亲对留不住儿子生命的一种痛惜和检讨。（按：此处孩子死亡时间5月似与迟桂花开不符。）
张筠秋在1950年比较真实地诉说了那一刻的想法：“1945年5月，我发展的一男同志，组织上要掉（调）他到浙东去，那时我孩子病在医院，我同了正明同志去外面，找领导同志谈话回来。医生埋怨我说，孩子不可多哭，现热度高，很危险。因此我自私埋怨组织上胆小，不肯在医院里说。而不想到组织上的一举一动，要对党负责。而我相反恨党，我看孩子热度高了，想到自己找出路，讨来的麻烦。”从纯医药的角度说，孩子从床上跌落到地下，不至成为至死的直接原因，而从母亲的心理而言，这一跌落成为永远无法饶恕的过错。
孩子掉落床下的细节不忍说，对组织的埋怨终于也被要对党负责的信仰化为自责，但是，此后自己的孩子终于病疴日重：“毛病重了，就请姚水清医师出诊，最严重时，临死，姚水清确实蛮好，姚水清困在金洪声那里，与金洪声两个人守在小把戏旁边，等他断气死掉。”金舜仪如此回忆侄儿建秋死的过程，而且对孩子的病大惑不解：“那末稀奇，孩子小得一点点，毛病犯真，据姚水清讲小把戏是肺炎，到底啥毛病，也讲不清爽，毛病要变，难弄，医生束手无策，死掉。死在我们枫大姨家里，分金弄2号。”
儿子建秋之死，张筠秋痛不欲生，哭声如裂帛震宇，又重演了年轻时用双手抓着自己的头发往墙上撞的宣泄方式。旁边的枫大姨看呆了，上来拉住劝说。张筠秋后来对金舜仪说：“枫大姨说，亭还宝，你不要哭了，你哭来我心也痛来。寄伯叫我勿要哭，我心里痛苦得不得了，寄伯像冷血动物。”张筠秋过房给枫大姨，所以称枫大姨为寄伯。“亭还宝”是张筠秋在很小范围内使用的小名。
建秋就此走了，他的父母金洪声张筠秋当时连为他成殓的那点现钱也没有，只得扯下棉被上的一幅绸被面，托金洪声的同店师弟陆品良去当铺典当，买了一口小棺木入殓。
金舜仪回忆建秋的入葬过程：“叫我回通界桥，有网船叫一只网船，把这个小棺材放到船里，运到我大大亲妈坟旁，葬在旁边，我记得很清楚，我也是一起去的。”建秋入土在他应去的场所，然而他毕竟在人世的生存时间太短暂了。
“这是金洪声第二次落难。张筠秋这个也是大刺激，养两个小孩，连死两个。有小红她担心事也担来。”“有小红”是张筠秋的又一次怀孕，时间在1952年，我们将在后文叙述。一块石头压在张筠秋心上七八年，这是何等的心理创伤和压力，金舜仪这样评说此事对金洪声特别是张筠秋投下的巨大心理创伤。
我们还是回来继续听金舜仪讲述他和干正明由张筠秋动员去浙东那件事：“后来刘明给了我们俩介绍信，信放在鞋子底里。离开通界桥时没有告诉爸妈，和干正民到海宁长安祝歧耕那里住了两天。由祝歧耕送我们乘海船到对江（平湖一带的人称钱塘江湾南岸为‘对江’），到宁波一个叫高桥的地方，住在一所中学里。真奇怪，刘明已经在那里，又遇见了他。当时的组织叫‘大陆商场’，负责人的名字叫黄文祥，宁波人，身体好像不大好，我们见到他时，躺在担架上。有一千多人，十六个人一组，每天集队跑步，有时到西郊发传单，看的人还抢着要。我们还带着枪。时间有八九个月。”
我们问他为什么叫“大陆商场”？他也不知其然，但肯定不是做生意。如此一千多人在宁波市里集结，应该是个很大的动静，有关史料恐总有记载，可惜我们无吝一面。
金舜仪说的奇遇，是他说在那里遇见了著名的女作家丁玲，证据是一位女同志拿着一本签着丁玲名字的书看着并跟他谈话。他非常确定，那位跟他谈话的女同志一定是写过《莎菲女士日记》后来又创作《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丁玲。我们惊愕于他对丁玲的知名，也不忍拂乱他青年时期留下的美好回忆，也就默认了老人的讲述，于是他很高兴、满足。
“时间八九个月”，恐是老人的误记。质以其他的史料，他们两人在宁波的时间大约在二三个月左右。干正民、金舜仪在宁波融入集体，过着战时训练的愉快新鲜刺激生活的二三个月里，张筠秋在公婆面前的日子却十分难堪。每去通界桥一次，公公的冷脸更加了几分肃霜。筠秋读懂那是老人失去孙子对她的迁怒，还有老人心里肯定明白，还弟的失踪肯定肇始于她——搅得全家不得安宁。而在金舜仪离去的时间里，她实在也不知道还弟的行踪甚至生死。那个时候领导不说，你怎么去问？但是婆婆每次见面都要问：“还官到哪里去了？”筠秋每次都不回答，恨不得有地缝能追进去藏身。而且她每隔一段时间还得必须去通界桥一次，再接受一次如此这般地拷问。你若不去，岂不更加重了两老对小儿子的挂念？甚至会引起他们的失望抑或恐慌。
金舜仪的不辞而别，终因时局形势的变化而结束。
“上级命令北撤，其余的仍回原地。刘明来领，我们回乍浦，再回到通界桥。”金舜仪结束了对浙东之行的回忆。
张筠秋知道金舜仪回来，怀着惊喜交加的急迫心情，漏夜赶了三十多里路来到通界桥。喜的是小叔舜仪离去三月，今日终于毫发未损地归来，可以在公婆面前有了交代，从而一释压在心头几个月的重负。惊的是据说部队突然北撤，其中缘故是什么？时局的形势如何？事兹重大，她需要在小叔身上求得答案。所以赶在第一时间与金舜仪作彻夜长谈，从了解他在宁波的情况入手，推测判断形势。正如她后来所说的：“1945年10月里，部队北撤，正明同志去而复（返），我很奇怪。他们说部队撤退，恐怕内战。我很气，我们为什么撤退呢？去了再打回来，不知何年何月！我根本不知道革命有计划的是要彻底把敌人打垮，才能胜利。不向前面看，祗有个人主义得失的问题。眼前没有希望，觉得前途渺茫，胜利看不见。又看到反动派的势力及美帝的帮助。”原以为就要到来的胜利，由于部队的北撤变得“不知何年何月”。其中的失望和忧虑是张筠秋内心思想的真实流露。
八年抗战的胜利和平湖城中万人空巷的庆祝，没有改变金洪声张筠秋夫妇衣食无着的命运。县城米珠薪桂居大不易，他们只得又回通界桥。只是去年离开时是夫妻儿子三人，如今回来却少了儿子建秋，而且生计一时也难以着落，这不禁使两人黯然悲伤。
夫妻双双失业在通界桥，靠年迈父母经营的南货店维持生活，总不是办法。1946年的春节刚过，金洪声就托顾志拯为妻子谋一个教师职位。顾不久就介绍张筠秋去他老婆当校长的小学内任教。筠秋去学校看了以后，觉得太靠近顾的忠义救国军办公地点，有地下党同志来往联系时不便。于是向刘明特派员请示，刘明认为重庆谈判虽签了双十协定，但蒋介石墨迹未干，就宣布反共。在全国这样的大背景下，浙江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也奉命北撤。海北地下党的活动既会伺机加强也要更注意隐蔽安全，所以也同意张筠秋暂住通界桥，以利于党组织在海盐平湖间的联系。组织将设法解决张筠秋夫妻两人都失业的经济生活困难。
尽管张筠秋此时生活上已无经济来源，但在通界桥期间，仍热心于地下党的活动。1946年2月，刘明特派员和张振乾及张筠秋三人，在宣家浜张振乾卧室有一次海北地下党的重要会议，张振乾是抱病倚床参加，张筠秋由通界桥步行前往。会议的主要内容，据张筠秋回忆如下：
“主要讨论贯彻上级指示，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当时认为首先要打好基础、扩大组织、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开展上层工作。提出在小学教师、农民中发展党员，在上层接触中摸清情况。会上分配我到侍封庙去找张阿寿、李山乐等同志，了解那边的情况。刘明当时说，在沿海塘一带要多发展几个农民入党，将来便于迎接我们的队伍从浙东过海来。会上还研究了一些要求进步人员的情况。”
会后的实践说明，这次三人的党组织会议，对海盐平湖毗邻地区地下党的活动，起到了一定的指导性作用。
第二天，张筠秋就接受刘明的指派去武原镇，代表海盐地下党，考察朱耿生的入党动机：“朱耿生是我弟的朋友，在46年，海盐地下党组织曾经研究要发展朱（加入）组织。对这个问题我有不同看法，提出不同意发展。后来决定领导叫我去一次。我已（以）找工作出面到朱家去一次。谈谈当时的国内形势，听起是投机的思想，回来汇报后不发展。”张筠秋在1963年作了如上回忆。不以亲友关系而降低入党的标准，继拒绝妹夫的入党要求后，这次又是一个例子，而且尽现了张筠秋耿直豪爽的个性。
刘明为张筠秋找工作的努力，果然不久就有了进展。此时已住在嘉兴陆军医院附近的刘明、庄雪英夫妇，通知张筠秋去嘉兴，面交给她一信，叫她去嘉兴县新塍沙家浜找沈如淙同志，由沈帮助安排教书工作。张筠秋回通界桥与金洪声商议后，第二天就启程，只身前往沙家浜。
椐张筠秋回忆，这次去嘉兴新塍教书，时间在1946年3月底：“三月底一天，大雨倾盆，我找到了沈如淙家里，是三大间草屋的一幢房子，沈有事外出，其爱人陈佩贞在家。进屋后换下一身湿透的衣服，等了一息（会），沈如淙同志回来了。他说，你海盐人到嘉兴来易遭人怀疑，应当把籍贯、名字换一换。由是，我就化名为张佩云，籍贯嘉兴。这个名字报上去要了一个代课教师的职位。小学的地点是距沙家浜十里路的新桥。教师只有我一个，借住在一个贫苦学生的家里。”
平湖通界桥到嘉兴新塍有五六十里之遥，适遇风雨大作，栉风沐雨在泥泞中艰苦跋涉之情景，张筠秋在四十年后的1986年所作的上述回忆，读之仍如发生在昨天，笔笔画画情情景景跃然纸上。
张筠秋去代课的小学一般称为“沙家浜第十保保校”，行政隶属于嘉兴县新塍区仁里乡。学校所在小村的地名叫新桥，设在村中一所颓败的道观里，是一名教师包办学校一切事务的一级一员建制的小学。
张筠秋并非一开始就“借住在学生家里”，到第十保保校后，她旋即写信给金洪声，一报平安，同时诉说了学校的环境。金洪声接信后，马上携金舜仪一同前去探望。金洪声为何如此着急？
据金舜仪回忆：“金洪声同我一道去看张筠秋，在新塍，有一个茅山道士，张筠秋写信给金洪声说，茅山道士，一只教室，旁边办公室房间。怕来，看见茅山道士心中发颤。”说到这里，金舜仪笑言，张筠秋信上写错了，只有崂山道士，没有茅山道士。随后他又接着说：“我看见也怕来，头发兮长，人瘦瘦的，阴笃笃立着像僵尸。到新塍去的路是这样走的，小轮船到嘉兴，再走路，沿路问过去。教这点书真怕，教书时间不长，可能是地下党介绍的。”
那位道长的尊容加上附在身上的那股妖气，连金舜仪这样的身魁力壮的男子，青天白日下见了也甚害怕，张筠秋要日夜与其同处在一个道观屋檐下，心中的恐惧可以想见。金洪声此行的一个收获，是将张筠秋的卧房从庙内，搬到附近的一个学生家里，以消除她夜间的砾砾不安。这就是“借住在学生家里”的经过。
金洪声从新塍回来，就由朋友介绍，去海盐一家碾米厂工作，直至年底。这近一年的生活，除了金舜仪说的，金洪声为工厂题写了“鼎丰碾米厂”招牌，以及留在他档案里的“1946年初至1946年底海盐南塘碾米厂会记（计）”一行文字记载外，我们几乎没有别的更多了解。
张筠秋在这一年中的工作却屡经变动。到6月底，学校临近放暑假，张筠秋的心里就有些忐忑不安。虽然十保小学地方偏僻，教学环境也不尽如人意。“茅山道士”对年幼的学生们更显得模样吓人，而不时在道观中上演的道场法事，对近在咫尺的教室中的师生构成很大的扰滋，更让人觉得烦心却异常无奈。但张筠秋还是特别在乎这个教席，一来这是组织上动用关系远在嘉兴为自己找的一份工作，得来极不容易。二来虽则金洪声已在海盐进米厂当账房，家庭的经济条件略有改善。但自己一向崇尚妇女在社会上的自立自强，若一旦不能续聘，于公对不起组织的苦心安排，于私会失去自立的经济基础。直到学校放假那天，沈如淙的妻子校长陈佩贞，通知她去参加嘉兴县暑期小教训练班，张筠秋那颗悬着多时的心才算落到心窝。
两个星期的小教训练班对张筠秋大有裨益，在嘉兴与庄雪英、刘明的时相过从，一扫三个月来在十保小学的孤独。庄雪英说，以前我们吃了你和振乾多少年了，这回在嘉兴，我们算半个主人，也让我们略尽地主之谊。于是陪着她吃了五芳斋的粽子，陈记的千张包子，虽不是什么七盆八碗的盛筵，却也品尝得有滋有味。小教训练班结束那天，张筠秋准备乘当天的轮船去海盐，不料庄雪英说，筠秋，想洪声了。张筠秋一向与她以姐妹相称，就应道，妹子还开起姐姐的玩笑来了。刘明接着说，去游烟雨楼吧。庄雪英刘明租住的房子就在南湖边，隔着一片水面就是烟雨楼，坐船过去不消半个小时就到了。张筠秋是第一次游烟雨楼，在款款近岸的船中，果然见取意于“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江南名楼，映现在独具江南风情的迷蒙烟雨之中。
弃舟登岸，但见楼四周短墙曲栏围绕，四面长堤回环。入口处为清晖堂，门外北侧墙上嵌有“烟雨楼”石碑。堂后和正楼东南各有一座乾隆题诗的“御碑亭”。清晖堂左侧为“菱香水榭”，右为“菰云移”。走廊右有宝梅亭，内有清代名将彭玉麟画的梅花碑两块。
烟雨楼正楼高约二十米，重檐画栋，朱柱明轩，气势不凡。
三人浏览了全景，然后在“菱香水榭”凭轩而坐，小憩片刻。庄雪英点了四盘茶点，张筠秋知道庄刘两人也不宽裕，觉得有点太破费了不好意思，就说道，你们来吃的是南瓜饭，今天你们请客吃这么贵的东西。刘明说，这就叫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接着又飞快地用眼角扫了一下四周，压下点嗓音说，列宁还说苏维埃加电气化才是共产主义呢！庄雪英有点嗔怪地说，你又来了。筠秋，你就尝点，等会刘明还有话跟你说。话到这里，张筠秋才知道今天不单是纯粹的游湖遣兴。
刘明今日的兴致是少见的好，侃侃地从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说起，再说到在这里的游船上的结束。特别是那位识破巡捕侦探的嘉兴女子王会悟，让他赞誉不已：水乡的女子就是灵，她的那位主编《共产党》月刊的夫子，当时还冲她发火呢。那十几个人还不是听着王会悟的安排，到嘉兴南湖的丝网船上来了，完成了开天辟地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这些共产党创建时期的故事细节，都是张筠秋前所未闻的。她出神地静静听着，随后说，这个王会悟真厉害。还是刘明说，你们嘉兴还有个红军女将张韵秋，和你的名字只差一个字……
待一番轻松的话题随风飘散在烟雨楼外的一派蒙蒙烟雨中后，刘明说，筠秋，组织上考虑，你还是回平湖吧。工作上需要在平湖要有我们的同志，你一个人在十保小学也实在太偏了。张筠秋觉得能在十保教书已经很不容易了，再要挪动会不会太过麻烦？庄雪英却爽快地说，这件事我来办。
暑假以后新学期开学，张筠秋果然接到通知，去民夷乡三保小学任教。民夷乡三保虽属嘉兴县，但东去离平湖县县城只有5里路。张筠秋事后知道，庄雪英当时在嘉兴县政府当办事员，是庄说项的结果。这件事在精神上的副产品，让张筠秋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组织的神奇力量，自己看来这么难的事，怎么说办就办成了。
新学校仍是一所最基层的一级一员的初小，民夷乡三保的所在地叫尼庵浜。学校一如民国以后的中国乡俗，将庙庵寺堂改为学堂，设在村中的庵内，张筠秋也在庵内食宿。与在新塍不同的，除了学生来上课时，庵中只住着她一个人。
学校虽小，地方也较偏僻，只有十来名学生。在教学上、与学生家长的相处上，张筠秋已是久经历练驾轻就熟的老教师了。不过在三保小学的教书生活，却使她面临了从事教师职业以来前所未遇的问题：罢教。当时的国民党嘉兴县政府规定小学教师的薪水折合成米发放，每月米一石五斗，即米二百二十五斤。虽不高，但大部分教师，全凭着那点收入养家糊口。开学那个月，张筠秋和其他教师一样，还能按时领到那一石五斗米的薪资。但接下来却一连三个月拖欠不发，等米下锅的教师们几经催促，乡公所只是一味推诿，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终于酿成了全民夷乡教师的罢教。
大凡在这种场合，总会有几个比较情绪激昂的发起者。他们在乡中心校的一次集会上，提出要统一不上课，征求大家的意见。切身利益相关，又是在情绪群奋的时刻，当然是全体教师一致附和。张筠秋新来乍到，既不想锋芒太露，也不愿表现得太世故而引起注目，况且要在会上当场亮出态度，来不及向组织请示，只得取随大流从众的态度，罢教三天。
罢教的结果，在发放欠薪的同时，开始了裁撤教师。乡政府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撤掉了张筠秋任教的三保小学，才教书三个月的张筠秋面临失业回家。
张筠秋此时的表现，显出了她老到的处世和较强的在社会上立足生存的能力。她不是因学校被撤一走了之，也没有情绪激昂的大叫大闹，而是去乡公所提出意见诉说理由。一位刚来的中年女教师，不会是此次罢教的始作俑者，乡长心中还是有数的。交涉的结果是张筠秋可以留在乡公所暂住，帮助做些杂务。在乡公所暂住不是长久之计，但乡公所又是一乡的权力中枢，可以有所作为，张筠秋抓住了这个争取来的机会。
她后来回忆说：“考虑到在伪乡所里不便接待组织同志，因而乘这个机会，我一方面伪装积极协助他们搞事务工作，以取得信任。另一方面，我想在家开展工作很不便利。后来找伪乡长反映，要求介绍工作。不久，被安排在相公庙小学任教，该校连校长共三人。后来我知道要开辟十二保校，我提出我去，这正是个好机会，伪乡长就要我到十二保去。”
从同时发生的这件事中也可以显露出张筠秋的处世能力，她在1982年的回忆：“四六年秋天，刘明与祝歧耕一起来到我家时，认识了祝。后来由我出面，替他物色了一个代课教师的职务，化名章应生。教了二个月课，放寒假后祝就离开了该地。”为地下党员祝歧耕介绍工作时，张筠秋本人还在罢教风波的余震中摇曳，况且她本人也刚到民夷乡不久。自己身处这样的境遇，还能为一位陌生人物色到代课职务，没有出众的处世交际能力，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
张筠秋离开相公庙小学去开辟十二保小学，其中原委她后来有多次回忆，略加钩沉后，综述如下：
1946年12月，民夷乡的小教因索薪罢教后，张筠秋任教的三保初小被撤并。有一段时间，张筠秋从教师职位上“下岗”，留在乡公所内做些事务工作。解放后她本人填写的履历表上，这段时间填为“1947年1月—1947年4月因学校并掉失业在通界桥”。考虑填写履历时的政治环境，这种填写是一种走边锋两可的说法：年底放寒假肯定要回通界桥，稍为多写二三个月，又可绕过在乡公所帮忙的极会惹出麻烦的那段经历。
1947年4月，张筠秋又被安排至相公庙小学教书，相公庙小学设在静寺，校长钱以仁，教员除张筠秋外还有冯毓清，共三人，教40多名学生。教员们在乡公所搭伙吃饭——从这点看，相公庙小学应该是所乡级小学。而在张筠秋看来，这点对她开展工作很不方便。后来听说要新办十二保校，张筠秋就提出要去，乡长也同意，党组织也满意那边的环境。
“我住在屠阿照家，同志们要来往也便了。叫我很好团结群众，就是多来往人使人少注意。争取单独一只学校，所以我提了要求，所以暑期小教训练回来，成为十二保校校长，和钱以仁分开。有同志来往，睡也有地方了。”张筠秋这样回忆去十二保校的经过。
张筠秋去十二保新办保校，另一种说法叫“开辟”，可见任务之艰巨和没有一定成功的把握。所以初去时，还是作为乡校的人员派出，经过试办，在暑假后才正式被承认正式独立：“我到了那里，尽可能地搞好与学生家长的关系。不到一学期，学生由十来名发展到八十多名。后来在民夷乡与邻乡合并为民丰乡时，就以我那所学校为基础，创办乡中心小学，校址在当地的白云桥。”
学生数从十几名到八十几名的飙升，无可争议地使十二保小学成为独立于乡校的保校，张筠秋也理所当然地成民丰乡十二保校的校长。我们不由想到她在张家门小学当校长时学校的那派兴旺，这是张筠秋作为小学教师，在工作中的可以令人铭记的两个高峰。
在相公庙小学教书期间，张筠秋发展同校青年教师冯毓清加入共产党。这是张筠秋亲自发展成功的第一个新党员，而且还可以为我们留下那个时期入党的珍贵史实，故将她本人的回忆照录于后：
1947年4月，我在加（嘉）兴县民丰乡相公庙（静寺）去教书。校长是钱以仁，教员我和冯毓清。毓清的母亲也是教员，在46年我们就认识的，毓清还未熟悉。在47年春（4月十号），我到校后，我们三个人（校长）都睡在庙内，吃在伪乡公所。那时我对（冯）的看法：（一）年青思想比较单纯，从学校出来；（二）她家庭情况，她是跟着母亲过生活，他（她）父亲是不务正业的人。在谈话中冯也恨旧社会……，所以我同情他（她）。学校教书时，我们想武装，所以看到伪乡长有支手枪，经常放在桌上。我想通过冯去偷这支枪（因为冯、金是亲戚）。后来我又想到，发生后无处转移。组织上又不知道，就打消（销）原来的想法。
冯毓清入党候补期三个月，在小教训练后转正的。在四七年八月份他（她）离开平湖到加（嘉）善教书，有时通讯联系。
71.2.6号
看起来那时的入党，个人思想、家庭情况都是张筠秋考察的方面。“单纯”是包含两个方面的：思想上的不复杂；没有参加其他党团组织。那个时期，倒还没有后来的对“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方面的苛求，国民党乡长的社会关系和父亲的不务正业，没有成为冯毓清入党的障碍，或许前者还是可以利用的一种力量。似乎张筠秋待人有较重的感情色彩和个人好恶，冯毓清父亲不负责任的家庭情况，到使张筠秋“所以我同情她”，也就成了冯毓清能在二三个月里入党的一个原因。
张筠秋与乃父一般，常有惊人之念惊人之举：想去“偷乡长那支手枪”。还好没有付诸行动，未去动乡长那支手枪，否则不知这出戏会怎样收场。
金洪声在海盐南塘鼎丰碾米厂的工作，继续到临近春节，节前回平湖通界桥过年，与父母妻子团聚。过完1946年的春节，照平湖一带人的算法，金洪声已是32岁了。妻子张筠秋在平湖县城西面5里的教书生活已经稳定，他再去海盐做事，就显得很不方便。那时出门，主要依赖小火轮，从海盐南塘到嘉兴民丰乡，要换乘二次轮船，再要步行五六里路。金洪声想换一个谋生觅食的地方。
或许应了十年前算命先生那句“三十岁以后运道来”的预言，正当此时，复业后的“昌记米行”老板贝锦成，念起了这位昔日的正账房，希望金洪声能再次进昌记米行当账房。
由“昌记”到“贝锦记”的历史沿革，我们从1956年提审贝锦成的笔录中，找到了有关的记录：“抗战前五六年开‘昌记米行’，后来又开‘昶记’，‘贝锦记米行’1938年下半年开始，到1943年春。抗战胜利再开‘贝锦记’到解放。职工有丁树、金洪声、严子文等。”
1956年的贝锦成说这番话时，是在人民政权的监狱中，也是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入狱。入狱的原因据他自己说是：“55年8月31日，我犯罪。过去敌伪时任米业公会主席。一贯道，胜利后，我碰头有佛台，所以亦参加。55年春天造谣，原因是过去思想反动，根深蒂固所致。”
此次召金洪声入行的，应是抗战胜利再开“贝锦记”这个时段。金洪声闻讯当然愿意，妻子和家人也认为是件好事。
然而要进复业的贝锦记米行，需要一笔很大的以入股名义的保证金，对稍稍在经济上缓过气来的金洪声张筠秋夫妻俩，还有他们的全家人，前面似乎横亘着一道难以逾越的沟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