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昌发妻吴氏的葬礼，谨按诰命五品夫人的礼制进行。
金家大门洞开，两边高悬白色灯笼。后埭中厅设为停灵之处，灵台上，放着灵牌，上面写着：天朝诰授金门吴氏恭人之灵位。
吴氏虽未能为金家带来子息，但纳汪氏入金家以后，平日吴氏与其以姐妹相称，绝无以皓月掩小星之苛。特别是汪氏为金家添丁承续香火之后，更是爱屋及乌，同璧生辉了。金家二十余年来，后宅撙节有度，安宁不紊，使锡昌得以在外大展身手，无后院失衡之虞。吴氏在日，锡昌深得其襄助，今日离去，锡昌更每每思念及于此。故而对葬礼，丝毫不敢有半点马虎，不容发生丁点差池。在金家门庭内外，天朝诰授金门吴氏五品恭人的执事，一对对排列得刀斩斧齐。汪氏率巨济、巨源、巨濚及全家大小人等，以金门吴太之礼送之。殡礼还惊动了知县以下的各式官吏，当时的知县仅有六品衔，而金门吴氏是五品恭人啊。一时间，金府的大殡队伍，在原来大雪装饰的素装世界里，更加堆积起一座铺地的银山。各式的执事、彩棚，让金龙浜的乡民们大开了一次眼界。
丧礼过罢，就是旧历除夕的辞岁。“一叶知秋”，面对人世和自然的双重肃穆凋零，锡昌感到了一种从未觉察过的心灵幡动。如秋叶离开高高的树顶，归向树根，走向大地归宿的心灵震撼。尽管外人看去，仿佛锡昌只是在经历了发妻的葬礼后，有些略显疲惫。
锡昌独处书房三天三夜，只能一个人冥思运筹：儿子们都还小，长子巨济也只有十五岁。汪氏毕竟女流之辈，不了解家务外的世事，更不要说发生在县境以外的国事了。权衡斟酌之后，锡昌谋断如下：
第一，他决定逐步减少直至最后停止棉花行的生意。这项决策，源于锡昌对时局中一些事件的直觉忧虑。
早在同治五年（1866），英商怡和商行即曾来嘉兴余贤埭，买地建洋房开设茧行并兼营棉花生意，当时虽被嘉兴府县两级饬令拆除停业。但二十年后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外商觊觎染指嘉兴棉花商贸，已成不可阻挡之势。而锡昌每每历见，朝廷视洋人如虎狼，一有纠罅，动辄弹压本朝臣民，对洋人退避三舍。
加深锡昌这一隐忧的，还有近年来不时发生的教案。连老成谋国的大学士曾国藩，也视赴天津办理教案为畏途，写下如同临终遗嘱般的家书，更遑论在其之下又之下的一般庸臣俗吏了。
光绪三年（1877），嘉兴士民不满教民仰仗洋人鼻息，欺压当地居民之举，而与之发生纠纷。小小民间争斗，竟惊动在杭州的巡抚衙门，巡抚大人饬令彻查，要求“免生中外事端”。
近来洋人已在平湖县城建立基督教堂，教民与士民的纠纷时有发生，而县衙官吏照例循“免生中外事端”的宗旨，单方弹压。洋人的威胁，已在肘肋之间。
锡昌凭棉花买卖而富，现今要缩小乃至停止棉花生意，这在旁人眼里，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而在今人看来，锡昌当年在洋人以强凌弱，清廷又腐败屈辱的大背景下，这种壮士断腕般的决心，和见微知著的洞察，确实不能不令人钦服他的经商天才。没过几年，外商大肆鲸吞嘉兴、平湖的棉花商贸。英商云龙轧花厂向平湖泰丰棉花行购买棉花，发生商务纠纷，英商逼迫平湖县衙处理此事。一场经济纠纷却以政治手段解决：英沪领事竟与中国官员一起在平湖县衙坐堂审案。官司在未审之前就已经昭示了结果：平湖泰丰棉花行败诉，经济蒙受了几近破产的灭顶之灾。锡昌几年前的超前决策，使金家的基业，免受了类似的惨重损失。
第二，用缩小、停业棉花生意腾挪出来的资金，逆时价而动，购置田地、房屋等不动产。当时的地价，已数倍于太平天国失败时。房产也因大量外籍客帮人的涌入和大户人家的返乡而价格飙升。但锡昌不计这些，倾其所有资金，尽悉购进。
别业购县城堰上，房屋四进，虽不能称轩昂，却也颇具江南宅院的错落有致了。选址堰上，锡昌还有一番堪舆上的玄理：儿子辈取名从水，堰者拦水而泄，有聚水蓄势，而又源源不息之意。当然也有日后子嗣繁茂，金陆浜老屋不能容纳时，多一栖息之所的打算。
第三，锡昌创下家业的延续。
历练汪氏的持家理财能力。吴太在日，一切家中应用全由吴太掌管，汪氏只管养儿育女。如今吴太过世，何况锡昌与汪氏又有十九岁年龄差距的隐忧。自己一旦撒手西归，那全家基业的掌管、家务的料理，儿辈可能均未成立，非依仗汪氏过渡一段不可。
此中，最关紧要之事，是锡昌需要延续他的金氏血脉，还要在他有生之年，得享孙辈绕膝之乐。
锡昌蒙朝廷恩赐，得世袭云骑尉正五品衔，但总希望子孙能从科举正途出身。他延塾师于家中课子弟，长子巨济十六虚岁，就命他应岁试。不料巨济一入试院，先在皂隶吆喝下被搜身，已受一番惊吓。而门禁关闭时，那几声“有冤报冤、有恩报恩”的叫喊，更使他毛骨悚然。总算熬到考试完毕，回到家中，却已成了半个傻呆。从此，锡昌不再催逼他读书应考，而急着为他谋划婚姻之事。
虽然巨济有点呆傻，但还不见得整天痴癫。以锡昌家在当地的富贵，稍费周折之后，就定下了亲事。锡昌择媳的条件，首先不是门当户对，而是女方有子嗣兴旺之相。巨济在十八虚岁那年完婚，娶吴氏，据说有多子之相。果然，进门第二年，就枝头开花，又越一年，就为锡昌家产下一男孙，取名元林。锡昌在六十花甲之年，终圆三代同堂之梦，坐享有孙无忧事之乐。
次年，锡昌似乎预感到来自冥冥之中的催促，新年刚过，就催问着次子巨源的婚事。此年入夏以后，暑热异常，锡昌常觉得肩颈旧创处，有不时袭来的阵阵隐痛。他当然不露声色，只是紧赶着在立秋前为巨源办完婚事，娶平湖县城同源酱园之女王氏。
不知是操办婚事的劳累加剧了旧创的复发，还是冥冥中的天命难违，锡昌终于没有能够活到那一年的中秋，距发妻吴氏去世不到七年，于1893年8月3日仙逝，享年六十一岁。
临终，锡昌一手执着相伴二十一年吴氏的手，一手指着八岁的巨濚，似有无穷的言语，似有无穷的眷恋、牵挂……锡昌在江南乡村一隅之地中，也算俊彦一生；大难不死创业在前，顺畅行事闻达在中，未雨绸缪筹划在后，但最终也只能抱着“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人类共同遗恨和对生的无限留恋，以及一部未能刊印的《冬生草堂吟》诗稿离去。
锡昌的丧事，以钦赐正五品世袭云骑尉的礼制举行，汪氏更是尽其所能，所以比起七年前吴太的那次葬礼，更为排场壮阔了。
从料理锡昌的大殓丧事开始，汪氏就开始执掌家事。汪氏虽以妾身入金家，但中国历来就有“母以子贵”的变通之制，从皇家到庶民百姓，莫不如此。汪氏为金家承嗣香火有功，二十余年来，虽以妾身，却一直受锡昌爱宠。阖家上下，仆随主意，也视同宅院主妇。况且，汪氏的为人，在大娘吴太在日，也对她孝顺，两好并一好，和睦亲密。对家中仆人老小也怜贫惜贱。更不用说，对己出的三位儿子当然慈爱异常。对大娘所生女儿女婿归来，也待之如己出。这便得阖家人和之利，兼以锡昌余威，再加上二子巨源从旁帮衬，锡昌的丧事虽千头万绪，却也料理得风平浪静。
然而一时之事虽繁杂总还易料理，只要罩住场面舍得花钱，不出乱子就好。而居家过日子的百日流水账，就又是另外一种景象了。
此时汪氏手里掌管的金家，在全家的日用开支人情往来等金钱事项上，有锡昌留下的家业，量入而出，还能应付自如，并无大虞。慢慢风生水起的，是一些人员纠葛。
先说仆人丫头的事。锡昌在日，恩威并施，下人们大都驯服勤勉。汪氏掌事以后，不免个别的有偷懒耍刁之举，只要无大碍，汪氏总以包容感化。实在不像话的，也就治它一下，或可有些收敛。遇到个把耍蛮刁泼的，也只有辞退一法。杀鸡儆猴，虽不能永保无事，但也还能维持。
剪不断、理还乱的纷扰来自阋墙之间。大娘养的女儿早已出嫁，眼前的三个儿子都是汪氏亲生，为娘的手心手背都是肉。但龙生九子，各不相同。长子巨济，自岁试受惊呆傻，有时会犯点糊涂，但戆进不戆出，常令人哭笑不得。巨济、巨源业已成家，而两房的人口多少不等。巨濚年幼随自己生活，但又不能不为他往后的婚嫁着想。这样，为了长房、二房的平日家用之资，逢年过节的额外开销，背后不免有些猜疑和闲碎之语。起初汪氏自忖平等对待三个弟兄问心无愧。怎奈流水似年，人多嘴杂，慢慢地两位媳妇也纠缠进来，各自为着自己的那房打着小算盘。对儿子，汪氏还可说几句。对两位媳妇，汪氏既不愿做出“十年媳妇熬成婆”的强悍之举，却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有时实在烦闷了，就带着小儿子巨濚到县城堰上的房子里，住上一小阵，散散心躲过气头，料想金陆浜老屋里的火星，也该熄灭了，再打轿回老屋。
岁月荏苒，日子不知不觉过去了十年，到了1903年，长房巨济已有一女三子，二房巨源也有一女二子，巨濚已十八岁。汪氏感到掌管全家事务已力不从心。锡昌十周年忌日的祭祀一结束，汪氏就召集长房，二房人员、巨濚及家中大小人等，集中厅堂。当众将家事托付给二儿子巨源掌管，只留下二百亩祭田继续自己管理。接着还宣布一个决定，家庭人丁日盛，金龙浜老屋全家人居住已显狭仄，由长房居住。自己带二房和巨濚去县城堰上别业居住，择吉日乔迁。金家分住不分家，秉承锡昌公遗志，仍是三代同堂，传之永世。或许，这样的居住安排，在汪氏的内心深处，还有离开不时犯傻的巨济较远一些，以求耳根清净的算计。
对汪氏这一未跟任何人商量，事先又没有透露半点风声的决定，全家人先是惊骇于决定的突然，然后是巨源一味的坚辞。但母亲一句话掷出：“你们还要累死我吗？”巨源只得无言接受。大房诸人面面相觑，对不能掌管家事有点悻悻然。但巨济有点呆傻人所周知，母亲传贤不传长，也在情理之中，况且母命如山，尽管心存芥蒂，但表面上也不得不顺从。巨濚未成立，只要跟着母亲就好，当然颔首答应。
二房巨源掌家务的前几年，兄弟之间，主要是大房和二房之间，虽也不时有些磨擦，但无非是大房认为自己人口多，又是长房长孙，巨源拨付的款项不够。巨源以遵旧例为由，婉转拒绝。要是半傻的巨济实在纠缠，巨源在禀过母亲后，稍微增加些，大家还能相安无事。
争衅的公开化，始于偶发与必然之间。火星由巨济的长子元林溅起。元林秉传乃父的呆傻遗传且发扬光大之，是一个全呆傻的人物。
1907年的除夕之夜，金家阖家照例在金龙浜老屋祭祀祖先，吃年夜饭。几杯酒后，元林缠着巨源，要大叔叔给他讨娘子的铜钿。巨源带着酒意漫应一句：你一个戆大，哪家姑娘肯给你。不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巨济一听，马上拍案接过话头：我儿子是戆大，你乖，你把管的账拿出来，不要乖得把家产都弄到自家屋里去。此话一出，如一瓢凉水泼进热油锅中，在整个厅堂中炸开了。
酒后无好言，酒后也露真言。兄弟间的脸已经撕破，从此也挑起了动辄查账的由头。当年的年夜饭一片狼藉，不欢而散。
目睹这一折闹剧后，汪氏要尽快为巨濚完婚，了却她最后一件心事。尽管儿子年已弱冠，吴氏一直以“六囡”称之，而且终生如此，可见吴氏对小儿子的宠惯之深。
1907年，巨濚在二十二岁上完婚，妻子张秀英，小他一岁，海盐县张家门村人。他们的婚姻一如当时的习俗，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唯有两人之间的互相称谓，让后人感到深为不解。妻子称丈夫为“少爷”；巨濚对妻子没有称呼，只有一声“喂”。如此称谓自结婚始，贯之终生。
婚后第二年，秀英身孕在身，婆婆汪氏更沉浸在她的宝贝“六囡”要为她再添孙儿的喜悦之中。不料祸起萧墙，使两位女人惊骇万分。
冬至小过年，是一年中收入家用初步厘算的日子。若对年初的匡算有所增减，或者还要添加什么事项，也需在这个时候提出。冬至前一日，金龙浜的巨济来到堰上，上楼见过母亲后，说有点事要找巨源，巨濚也一同下楼。
不多时，只听得楼下声音由小渐大，再过一会，更夹杂着摔掼家具的声响了。最后，只见兄弟三人在院子里扭打起来。一群仆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原来，巨济、巨濚要巨源拿出历年的账目，巨源却认为账目已年年当母亲面结清，长兄和小弟的要求有点过分，欺人太甚。一面坚持要拿账，不拿就是账目不清，有中饱私囊之嫌；一面坚持账已结清，再要拿账实是节外生枝，蓄意挑起事端。两不相让，先是舌战，最后演出一折全武行。
汪氏见如此阵势，急忙踉跄下楼，劝说调停，想平息事端。不料三位儿子闹得正在兴头上，已丧失理智，全然不予理会。汪氏小脚伶仃，年近六十，如何拽得动喝得住三个发疯似的儿子。一边是三位如虎似狼儿子的吼叫厮打，一边是一位年衰母亲声嘶力竭的呼号哀求。一时间，汪氏竟被夹缠在三位儿子中间不能动弹。一群仆人丫头仍围着不知所措。
汪氏万般无奈之下，扑通一声，当众跪在三位儿子中间，哭着哀求昔日哺育长大、疼伊宠伊的儿子们停止吵闹打斗。
汪氏这一跪，犹如醍醐灌顶，使三个吵红了眼的儿子怔得傻了眼，半晌不知所措。少顷，总算就势各自停歇，搀扶着母亲上楼歇息。
一场全武行落幕，金家分家之事却同时拉开了帷幕。汪氏过几日就到锡昌遗像前恸哭一番，自知已无力再维系金瓯一统，愧对先人合家传世的遗志，决定三房分家。
1912年，汪氏率领全家过完锡昌十九周年忌日后，当众宣布三房分家各过。各房所得大致如下：
大儿子巨济以长房长孙得租田800亩，住金龙浜老屋；
二儿子巨源得租田600亩，住堰上别业；
小儿子巨濚得租田600亩。因无住房，别拨租田100亩用作购房之资，房屋未购妥时，仍暂住堰上别业。
汪氏随巨濚居住，有祭田200亩。
锡昌在日，已将资金全部购作田产房屋，只留有少量首饰细软，也由汪氏当场分点给各房。
从此金氏三房，分灶而食，别居各过。
1911年到1912年的中国，发生了帝制向共和的嬗变，而在江南小县城中，这个由钦赐五品云骑尉遗孀汪氏主政的家庭，也发生了由合到分的蜕变。不知两者之间，仅仅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还是有着某种别的联系。
对于今日的读者，我们有必要缕析一下，金巨濚分家析产后所得家产的价值。
首饰细软据说不多，况且没有留下确切的数字，我们只能略提此笔，以付阙如。主要是评析他承继家产的核心部分——田产。
我们用以计算的参照标准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当时的中央政治学校所属的地政学院组织师生到平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农村调查后形成的资料。全部资料汇编成《平湖之土地经济》一书，现藏平湖市档案局。这在现今能见到的所有资料中最具客观性权威性。——199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平湖市土地志》，仍引用此书的资料。从时间上，又与金家分家的1912年最为靠近。
土地的价格分为田底地价、田面地价两项，完全产权（田底加田面）的地价，低于底、面合计价的10%。
当时，平湖一亩中等田地的地价为45.66元，田底地价为25.78元，田面价格为24.49元。
以此推算，金巨濚得购置住房的租田100亩，折4500元左右。可购大米900石，以米价折合成当今人民币的币值，约合14万余元。这在当时，对一般的平头百姓，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了。用此巨款，巨濚在平湖县城八角亭，购得坐北朝南五开间房屋一幢，屋为三进两层楼房。前开四扇墙门，前埭是门房之类的用房，二进、三进底层中间都是厅堂，上面有各式用途的房间。后门是石库门一门关闭。购进后经大事修葺整刷，焕然一新。虽谈不上藏龙卧虎，在县城中也是宽敞向亮之居了。择吉日，巨濚奉母亲，携妻儿入住。巨濚自觉新居别有洞天，汪氏也十分满意，一家人是其乐也融融。
再看金巨濚凭田产可得的岁入。
平湖当时平均每亩中等田的实交租米为6.7斗，金巨濚600亩田可得租米400石左右。中等田每亩产米1.43石，金巨濚每年租米所得，大约相当于280亩田的总产量。
以这些租米的收入，维持金巨濚一家的生活，境况又如何呢？
据统计，平湖县解放以前，中农户均有田6.38亩，户均人口4.89人。中农的田中产出除去税赋，全部归自家所有，以金巨濚的收租所得折合成中农所有的田亩，相当于44户中农人家所拥有的土地，可供中农水准生活质量的215人生活。平湖解放前对中农的生活境况，有这么一句俚语：“十亩田墩狗，衣食都勿忧”。而28倍于10亩的土地占有量，巨濚家中的正式人员只有3人，其消费可以说是相当奢华了。这还没有将汪氏掌管的200亩祭田的岁入计算在内。可也正是这些，却也种下了巨濚日后命运的跌宕的祸因。
最后，我们再来作一下纵向比较。
平湖县内的地主，总共1200户左右。其中占地100亩以下的中小地主为920户，占地百亩以上的地主为278户。占地600亩以上的地主约为100户，2000亩以上的地主22户，万亩以上的地主1户。故在平湖全县地主层面中，金巨濚占地600亩，排名在百名之内。
当然比起在康熙年间就占地10万余亩的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高士奇的后裔，到民国仍为平湖县内唯一占地万亩以上的地主来，那金巨濚就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