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广场的西面，有一个小区，街道分布错综复杂、纵横交错，分割出来的每条街道细长窄小，被称为“胡同”。这些胡同形成奇特的角度和弧线，甚至一条街道和自身也有一两次交叉。有一次有位艺术家发现了这些胡同的潜在价值：设想一个收账人，带着颜料、纸张和画布的账单穿行在这些小道上，会突然发觉自己又回到了原地，而欠账分文未收。
于是，很多搞艺术的人来到古雅的格林尼治村，他们到处打听，搜寻出租房，要有向北的窗户、十八世纪的山墙和荷兰式阁楼，而且房租要低廉。然后，他们从第六大街运来一些锡镴杯和一两个火锅，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他们的“聚居地”。
在一幢低矮的三层砖房顶楼，苏和琼西建立了她们的画室。琼西是乔安娜的昵称。她们俩一个来自缅因州，另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她们是在第八大街上的“德尔莫尼克”饭店吃饭时认识的，很快发现不管是在艺术品位，还是在饮食口味和穿着服饰上面，彼此都非常投合，于是就一起建立了这个画室。
那已经是五月的事了。到了十一月，一个冷冰冰的、无影无形的、医生称之为肺炎的不速之客，悄悄地在这片聚居地游荡。他用冰冷的手指指指这儿，碰碰那儿。在东部一带，这个毁灭者肆意妄为，击倒一批批的受害者。但是在这长满苔藓的迷宫一般的羊肠小道上，他放慢了践踏的步伐。
“肺炎先生”并不是一个有所谓的骑士精神的老绅士。一个身子单薄的柔弱女子，已经被加利福尼亚的西风吹得没有了血色，哪里是正在摩拳擦掌、气势汹汹的老混蛋的对手呢。故而，他击倒了琼西。她一动不动地躺在一张漆过的铁床上，透过小小的荷兰式玻璃窗，看着对面砖房光秃秃的墙壁。
一天早晨，那位忙碌的医生皱起粗浓杂乱的灰白眉毛，把苏叫到走廊上。
“依我看，她活下去的希望只有十分之一，”他一边说着，一边向下甩着温度计里面的水银，“而这十分之一的希望还在于她想活下去的意识。要是一个人存心不想活下去了，早早地就在殡仪馆排队，那么一切药物都无能为力。你的那位姑娘已经坚信自己不会好起来了。她还有什么心愿吗？”
“她——她希望有天能画下那不勒斯海滩。”苏说。
“画画？——瞎扯！她有没有日日挂念的东西，比如说一个男人？”
“一个男人？”苏像口中含着单簧口琴似的带着鼻音说，“难道一个男人值得——不，医生，没有这种事。”
“好吧，这就没那么好办了，”医生说，“我会竭尽全力，用科学所能达到的方法进行治疗。但是如果我的病人开始计算自己的送葬队伍中的马车数量，那么我就要把药物治愈的效率减掉一半。如果你能想出办法，让她对冬季大衣袖子的新款式产生兴趣，并问一两个问题，那么我可以保证，她活下去的希望能从十分之一提升到五分之一。”
医生走后，苏走进工作室大哭了一场，把日本餐巾纸弄成湿湿的一团。然后她背起画板，哼着流行的爵士调子，大摇大摆地走进琼西的房间里。
琼西面朝窗户，纹丝不动地躺着。苏以为她睡着了，就停止了哼唱。
她支起画板，开始给一个杂志的故事画钢笔画插图。正如年轻的作家要为杂志写短篇故事，来铺平通往文学的大道一样，年轻的画家也要为杂志的短篇故事画插画，来铺平通往艺术的大道。
苏正在为小说的主人公——一个爱达荷州的牛仔画一条在马匹展览会上穿的雅致马裤和一副单片眼镜。这时她听见一个微弱低沉的声音，重复了好几遍。她赶快来到床边。
琼西的眼睛张得大大的。她正看着窗外，在数着——倒数着。
“十二，”她说，过了一会儿，“十一”；然后是“十”，接着是“九”；再接着是“八”和“七”，几乎是同时说的。
苏关切地看了看窗外，外面有什么可数的呢？能看见的只有一个光秃阴郁的院子以及二十英尺以外一幢砖房空空的墙壁。一根极其古老的常春藤，根部生节，已经枯萎，藤蔓爬到了砖墙的一半。秋天的寒风刮落了藤叶，只剩下了光秃的残枝还紧贴着破裂的砖块。
“怎么回事，亲爱的？”苏问道。
“六，”琼西悄声说道，“现在它们掉落得更快了。三天前几乎还有一百，数起来使我头疼。但是现在容易了。又掉了一片。现在只剩下五片了。”
“五片什么，亲爱的？快告诉你的苏。”
“叶子，长在常春藤上的。等最后一片叶子掉落的时候，我也该去了。三天前我就知道了，难道医生没有告诉你吗？”
“啊，我从没听说过这种胡言乱语，”苏抱怨说，语气里带着嘲笑的意味，“枯老的常春藤叶子跟你的病好坏有什么关系呢？你以前很喜欢常春藤，所以才会这样瞎想，你真是个顽皮的姑娘！别犯傻了！哎呀，今天早上医生跟我说，你很快就会好起来了——让我想想他的原话究竟是怎么说的——他说你痊愈的机会是十分之九！哎呀，这么大的机会，就跟我们在纽约骑着街车或者步行穿过一栋新建筑一样。好啦，现在你喝点汤吧，让苏继续画画，把它卖给编辑，为生病的孩子买瓶红酒，给贪吃的自己买些猪排。”
“你不必买酒了，”琼西说，眼睛一直盯着窗外，“又掉了一片，不，我什么汤也不想喝。叶子只剩下四片了。我要在天黑之前看到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到那时，我也要去了。”
“琼西，亲爱的，”苏说，朝她弯下身子，“你能答应我闭上眼睛，在我完成工作之前不要再看着窗外了吗？明天我必须交上这些画稿。我需要亮光，不然的话我就把窗帘拉下来了。”
“你不能到别的房间里去画吗？”琼西冷冷地说。
“我宁愿待在你身边，”苏说，“而且我想让你不要再盯着窗外那些荒唐的藤叶了。”
“你画完了就告诉我。”琼西说着，闭上了眼睛，脸色苍白无力，静静地躺着，就像一尊倾倒的塑像。“因为我想看着最后一片叶子飘落。我懒得等了，也懒得想了。我想要放弃一切，就像那些可怜疲倦的叶子一样，一直向下飘去，向下飘去。”
“睡会儿吧，”苏说，“我去楼下把贝尔曼叫上来，当我的模特，一个隐居的老矿工。我就走开一小会儿。我回来之前你可别动啊。”
老贝尔曼是一个画家，住在她们楼下的底层。他已年过六旬，留着一把大胡子。那胡子就跟米开朗琪罗[9]雕刻的摩西的胡子一样，从森林之神萨提尔般的头上，顺着小鬼一般的身躯，弯弯曲曲地垂落下来。贝尔曼在艺术创作方面一无所成，他挥舞画笔长达四十年，却从没触及到艺术女神衣裙的边角。他一直说要画一幅杰作，但是从没有动笔。多年来，他只是时不时地乱画些商业画或是广告画，并没创作出什么作品来。他给聚集区那些没钱聘请专业模特的年轻艺术家当模特，以此挣点钱糊口。他喝起杜松子酒来毫无节制，还总是唠叨未来的杰作。至于其他方面，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小老头，十分瞧不起别人的温情，但是他却把自己当作看家狗，保护着楼上画室里的两位年轻艺术家。
苏找到了贝尔曼，他在简陋污秽、灯光昏暗的小房间里，身上酒气熏天。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放着一个画架，画架上空白的画布已有二十五年之久，一直等待着那幅惊世绝作的第一笔。她把琼西的胡思乱想告诉了他，并说了自己的忧虑，她担心当琼西对这个世界毫无留恋的时候，她会像轻薄脆弱的叶子一样随风飘零。
老贝尔曼的眼睛里布满血丝，明显在流眼泪，但是他却蔑视嘲笑这样愚蠢的想法。
“胡说八道！”他叫喊道，“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傻瓜，会因为看到该死的常春藤上掉几片叶子，就想着自己要死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不行，我不想给你那隐居的笨蛋当模特。你怎么会让这么愚蠢的事跑到她的脑子里去呢？哎呀，可怜的小琼西小姐。”
“她病得非常严重，而且身体很虚弱，”苏说，“高烧弄得她神志不清，满脑子都是奇怪的想法。好吧，贝尔曼先生，要是你实在不愿意给我当模特，那就算了。不过，我觉得你是一个可怕的老——老啰唆鬼。”
“你真是太婆婆妈妈了！”贝尔曼喊道，“谁说我不去当模特啦？走，我跟你去。我费了半天口舌，说我愿意给你干。天哪！琼西小姐这么好的姑娘怎么能在这种地方病倒呢。总有一天我会画出一幅杰作，然后我们就可以都离开这里了。就这样，一定！”
他们上楼的时候，琼西正在睡觉。苏把窗帘向下一直拉到窗台，然后示意贝尔曼到另一个房间去。在那里，他们胆怯地窥视了一下窗外的常春藤。然后他们互相对视了一会儿，一句话都没有说。一场连绵不断的冷雨下了起来，还夹杂着雪花。穿着蓝色旧衬衣的贝尔曼坐在翻过来充当岩石的锅上，扮演一个隐居的矿工。
第二天早上，当苏睡了一个小时醒来的时候，她看到琼西睁大了眼睛，呆呆地盯着拉下的窗帘。
“把窗帘拉起来！我要看看。”她轻声命令道。
苏疲倦地听从了。
可是，你看！经过一整夜大雨的冲击和猛烈的狂风的吹打，砖墙上竟然还残留着一片藤叶。那是藤蔓上最后一片叶子。靠近叶柄的地方仍是深绿色，但是锯齿状的叶边已呈枯黄色了。它英勇顽强地挂在高出地面大约二十英尺的一根枝条上。
“这是最后一片叶子了，”琼西说，“我原以为它一定会在昨晚掉下来。我听到风声。今天它会掉下来，那时我也要死了。”
“亲爱的，亲爱的！”苏说，她把疲惫的脸靠在了枕头上，“你不为自己着想，那你也要为我想想。你走了，我该怎么办呢？”
琼西没有回答。世界上最孤寂的事，莫过于一个灵魂已经准备好踏上那遥远、神秘的死亡之旅。当连接她和朋友、人世间的结扣逐渐松散的时候，那奇怪的想法似乎把她抓得越来越紧了。
白天慢慢消逝了，但是即使透过暮色，也能看见那片孤零零的藤叶紧贴在靠着墙壁的叶柄上。夜幕降临，又刮起了北风，雨珠仍然敲打着窗玻璃，然后从荷兰式屋檐向下滴落。
第二天刚刚天明，狠心的琼西又命令拉开窗帘。
那片藤叶仍在那儿。
琼西躺着看了它好一会儿，然后她喊着苏。苏正在煤气灶上给她熬鸡汤。
“我真是个坏姑娘，苏，”琼西说，“上天让那最后一片叶子留在那儿，来证明我是多么邪恶，一心想死是一种罪恶。现在你给我盛点汤，再给我拿点加了葡萄酒的牛奶，还有——不，你先给我一面小镜子，然后帮我在背后垫上几个枕头，我想坐起来，看着你做饭。”
一个小时过后，她说：“苏，我希望有一天去画那不勒斯海滩。”
下午医生来了，离开的时候，苏借故跟着去了走廊。
“现在有一半的希望了，”医生说着，握住了苏那瘦弱颤抖的手，“好好照顾她，你会成功的。现在我得去看看楼下的另一个病人了。他名叫贝尔曼——我认为他是位艺术家。他也得了肺炎。他人老体虚，病势很凶，恐怕没什么希望了。不过今天还是要把他送进医院，让他感觉舒服些。”
第二天，医生对苏说：“她已经脱离危险了，你成功了。现在只需要补充营养和细心照顾了。”
这天下午，琼西正在心满意足地织着蓝色的、毫无用处的羊毛披肩。苏来到她的床边，一把把她和枕头一起抱住。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小丫头，”她说，“贝尔曼先生今天在医院去世了。他仅仅病了两天。头一天早上，门房在楼下他的房间里发现他时，他痛得要命，鞋子和衣服都湿透了，冰冷冰冷的。大家很难想象，在那么糟糕透顶的夜晚，他到底去了哪儿。后来，他们找到了一盏灯，仍然亮着，一架挪动了位置的扶梯，散落在地上的画笔，还有一块调色板，上面调着黄绿两种颜料，还有——看窗外，亲爱的，墙壁上最后的一片藤叶。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它在风中一直纹丝不动？噢，亲爱的，这是贝尔曼的杰作——那天夜里最后一片藤叶掉下来的时候，是他将它画在墙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