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途中，我忧虑重重地仔细考虑了一下此次的差事。现在我已摆脱了史崔兰太太那副凄凄楚楚的样子，能够更冷静地思考这件事了。我在她的行为中发现了一些矛盾之处，这让我感到疑惑。她很伤心，但是为了激起我的同情，她也能表演她的伤心。她显然准备痛哭一场，因为她预备了大量的手帕。我佩服她的这种深谋远虑，但回想起来，这或许降低了她的眼泪的感染力。我不知道她想让她丈夫回来是因为她爱他，还是怕遭人非议。我怀疑，在她破碎的心中也掺杂着受损的自尊心给她造成的剧痛（当时我还年轻，觉得这是一种很下贱的行为），这种怀疑让我忧虑不安。那时，我尚不知人性有多矛盾，不知道真挚中藏有多少做作，高尚中藏有多少卑鄙，或是邪恶中藏有多少善良。
但我此行中含有某些冒险成分，离巴黎越来越近时，我的情绪也越发高涨。从演戏的角度看自己，我对自己扮演的这个受人信赖、将误入歧途的丈夫带回他那愿意原谅他的妻子身旁的角色，还是很满意的。我决定第二天晚上去找史崔兰，因为我本能地觉得，时间的选择必须考虑周全。午饭前试图说服一个人的感情是不大可能成功的。那时，我时常在爱的长河中漫游，但只有喝过晚茶后我才会幻想婚姻的幸福。
我在自己下榻的旅馆打听查尔斯·史崔兰的住处。那个旅馆名叫“比利时”，但看门人竟没听说过这个地方，这让我有几分吃惊。我从史崔兰太太那儿得知，那家旅馆豪华气派，就在里沃利街后面。我们查了一下人名地址录，叫这个名字的旅馆只有一家，在摩纳街。那地方并不繁华，甚至并不体面。我摇了摇头。
“我确信不是这家。”我说。
看门人耸耸肩。巴黎再没有第二家叫这个名字的旅馆了。我突然想起来，史崔兰终究隐瞒了他的地址。我觉得他给他的合伙人这个地址可能是在耍他。不知为何，我隐约觉得这很符合史崔兰的幽默感：把一个怒气冲冲的股票经纪人骗到巴黎一条陋街上的一栋默默无闻的房子里，让他出尽洋相。尽管如此，我觉得最好还是去看看。第二天六点钟左右，我乘马车赶往摩纳街，却在街角下了车，因为我想步行到旅馆，先在外面看看再进去。街两旁都是一些为穷人开设的小商店。走了差不多一半的路，我左手边就是比利时旅馆了。我住的那家旅馆就够普通了，却比这家气派了许多。这是一栋又高又破的小楼，多年没有粉刷过了，肮脏不堪。相比之下，两边的房子就显得干净整洁多了。肮脏的窗户都紧闭着。查尔斯·史崔兰显然不可能在这里和那位他为其抛弃荣誉和责任的无名美女享受罪恶的奢华生活。我颇为恼火，觉得自己被耍了，差点儿什么都没问扭头就走。我走进去只是为了能告诉史崔兰太太我尽力了。
旅馆的门在一家店铺的旁边。门开着，一进门便能看到一块牌子：登记处在二楼。我走上狭窄的楼梯，在楼梯平台上看到了一间小阁屋，里面摆着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屋子外面有条长椅，值夜班的人可能在这里辗转反侧地过夜。周围空无一人，但电铃下面写着侍者的字样。我按了一下，一位侍者很快就出现了。那人很年轻，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阴沉着脸；身上套着一件衬衫，脚上穿一双用地毯料子制成的拖鞋。
我不知道我问他话时为何要竭力装出一副很随意的样子。
“这里是否住着一位史崔兰先生？”我问。
“32号房，六楼。”
我大吃一惊，一时间没做回答。
“他在吗？”
侍者瞧了一眼登记室里的一块板子。
“他没留下钥匙。你自己上去看看吧。”
我想不妨再问他一个问题。
“他太太也在吗？”
“只有先生一个人。”
上楼的时候，侍者一脸怀疑地看着我。楼上黑乎乎的，空气污浊不堪，有一股恶臭、发霉的味儿。三楼上打开了一道门，在我经过的时候，一个身着睡衣、蓬头垢面的女人一声不响地盯着我看。终于到了六楼，我敲了敲32号房的门。屋里响了一下，门开了一道缝，查尔斯·史崔兰就站在我面前了。他一言未发，显然没有认出我。
我把我的名字告诉了他，并且尽量摆出一副轻松的样子。
“你不记得我了？去年7月我有幸跟你吃过一顿晚饭。”
“进来吧，”他高兴地说，“很高兴见到你！请坐。”
我走了进去。屋子很小，有几件被法国人称为路易·菲利浦[21]风格的家具，挤得满满当当的。一张大木床上放着一床蓬松的红色鸭绒被，另有一个大衣橱、一张圆桌、一个很小的脸盆架和两把盖着红色棱纹平布的鼓鼓囊囊的椅子。每件东西都是那么肮脏、破烂。麦克安德鲁上校煞有介事地描述的那种放荡奢华，在这儿连个影子也看不到。史崔兰把一大堆压在椅子上的衣服扔到地上，然后请我坐下。
“我有什么可以为你效劳的吗？”他问。
在这间小屋里，他好像比我记忆中的更为高大。他穿着一件诺福克式的旧夹克，很多天没有刮胡子了。上次见到他时，他虽衣冠整洁，瞧上去却不怎么自在，可现在他不修边幅，不甚整洁，却显得极为自然。我不知道他听了我准备好要说的那番话会做何反应。
“我是代表您妻子来看您的。”
“我刚好准备出去喝点餐前酒。你最好也去。你喜欢喝苦艾酒吗？”
“还行。”
“那就走吧。”
他戴上一顶早就该刷一刷的圆顶礼帽。
“我们一块儿去吃个饭吧。知道吗？你还欠我一顿呢。”
“没问题。就你一个人吗？”
我很得意，很自然地就提出了这个重要的问题。
“哦，当然啦。说真的，我已经三天没和人说话了。我的法文不太好。”
下楼时，我走在他前面，心中觉得疑惑，不知道那位茶室小娘们儿怎么样了。他们吵架了，还是他的激情已经褪去了？看现在这样子，说他秘密运作了一年就是为了这奋不顾身的一跳，几乎不可能。我们走到克利希路，在一家大型咖啡馆摆在人行道上的众多桌子中选了一张坐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