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虞（1874—1939），字又陵，号黎明老人。四川新繁（今新都区）人。少即聪颖，博学强记；1892年进入当时四川的最高学府——尊经书院，师从吴之英学习诗文，“戊戌以后，兼求新学”，为成都研习西学、开风气之先者。1905年秋，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法政大学。1910年任成都府立中学国文教员。一度主编《蜀报》。辛亥革命后，任《西成报》总编、《公论日报》主笔、《四川政治公报》主编。因非孔排儒、与父亲不睦并打官司，成都教育界以有辱圣贤为名，将其赶出教育界。因此1911—1918年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吴虞不能教书，只能靠写些稿子、做些诸如写判词的工作，才能养家糊口。
他发表于《新青年》上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等文章，同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一起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吃人与礼教》成了当时进步青年反对封建旧道德的一个重要的战斗口号。胡适在后来给《吴虞文录》的序中尖锐指出：“正思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毁！”胡适称誉吴虞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然而，早在1924年5月2日《晨报》副刊，吴虞本人就否定了这个说法，认为“只手打孔家店”这句戏言不能被说成是“打倒孔家店”，更不能成为新文化运动纲领性的口号。
1919年6月，因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王光祈、李大钊、周太玄等于北京发起组建少年中国学会，并于7月召开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大会。参加这个学会的诸多人物皆为一时之选，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李劼人在成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同时，于1919年6月15日征得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部同意，成立少年中国成都分会，由李劼人担任书记兼书报管理员，除了共同读书和研究问题外，并依托《川报》办起《星期日》周刊。吴虞因年岁过大没能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但他们的内在理念是相同的。他积极给《星期日》写稿，如《说图书馆》、《成都的女学》、《太极图新说》等，都是转移文化与风气的针对性文章，而《吃人与礼教》这样的名篇，更是首发在《星期日》上。吴虞四处寄发传播《星期日》周刊，文化界名人纷纷赐稿。他在1919年12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少荆来信言，陈独秀、李大钊、王光祈稿已来，胡适之、潘力山、张东荪、康白情亦有稿寄来，请予撰一稿，否则本社无一篇镇纸文字，必使远地阅者轻视。予乃检阅书箱……作《说孝》一篇。”
1921年夏，吴虞受蔡元培、胡适之邀请，到北京大学任教，历时四年。期间与李大钊在“反宗教大同盟”中接触较多。1922年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发动了在文化战线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反宗教大同盟”，共产国际策划和推动这一运动，以排除基督教教会对中国文化的影响。3月11日，北京学生成立“反宗教大同盟”。21日，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朱执信、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等77名社会名流联署发表宣言：“我们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便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4月4日，李石曾、李大钊、吴虞、邓中夏、肖子升等12人在《晨报》上发表《非宗教者宣言》。5月10日，北京非宗教者同盟在北大第三院正式成立。6月，非宗教者同盟编辑出版《非宗教论》，收集了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吴虞、李石曾、萧子昇、周太玄、朱执信、罗章龙等人写的31篇文章。
吴虞晚年任教于成都大学、四川大学。1933年因遭尊孔复古派的排斥打击，被迫辞职退隐。著有《吴虞文录》、《秋水集》，编有《蜀十五家词》、《国文撰录》、《宋元学案粹语》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