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是农民，他们的结婚方式很传统，媒人介绍，见面，换帖，结婚，生子。虽说少了恋爱的环节，但是一切都挺美好的。
我的父亲是七零后，母亲也是七零后，他们是同一年生的，都属蛇，听算命的说，属蛇的和属蛇的在一起容易出才子，而一个属龙一个属蛇则就不会了。果不其然，我和我妹妹从小成绩就不错，尤其是我，从小就是前几名，而且多次成绩是第一。而我奶奶属龙，我爷爷属蛇，应了算命先生的话，我父亲和我叔叔小学都没毕业，而我姑姑走的早，家里很少提她，但我猜测她也是小学没毕业吧。
据我父亲说，他和我母亲是小学就认识的，那时候学校少，几个村子才有一个学校，所以虽然我的父母不是一个村里的，却也做了同学。那时候，母亲是班里的班长，而父亲则是调皮捣蛋的坏学生，总是爱捉弄我的母亲。而长大后，却没想到当年自己捉弄过的那个小姑娘，竟然成了自己的老婆，每每提到这个他总会笑，并且补充说我的母亲曾经追过他，但是我的母亲却告诉我这是我父亲在胡说。我觉得谁追过谁其实并不重要，甚至就算没追过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一起了，并且可以一起生活，然后为今天吃什么而进行短暂的争吵。
我的父亲辍学很早，在十来岁时就在家里务农了，跟着我的爷爷奶奶一起干活，每天都需要割杂草喂牲口，每年都要播种、抗旱、秋收。据说我父亲小时候喊过累，不愿意干活了，然后我爷爷抓起他的脚后跟就往地边的沟沟里扔，从此他就不再喊累，只是干活了。这件事我爷爷是否认的，真伪已经无法考证了。父亲在他十四、五岁时当了兵，他在那时候便谈了一个对象，是外村的一个姑娘，我父亲长得不错，再加上他对那个女孩买过一些首饰，那个女孩便跟了他。还没换贴呢，我爷爷便把家里的猪娃子往那姑娘家里携了好几只，我父亲当了兵，不要她了，她还一直想住在我奶奶家里不走呢。这可能是我父亲撩的第一个姑娘吧。当兵嘛，总有老兵欺负新兵蛋子，我父亲就被欺负过，所以，他第二年成了老兵，也像当初被老兵对待一样，让新兵洗袜子啥的。说一句实话，我觉得他当兵当的很惨。曾经因为把别人鼻梁打断而被班长狠狠打了一顿，然后在雪地里站了一晚。也曾因为发烧挂吊针睡过头了，血液回流，少了大半瓶子血。并且他的角膜炎也是在那时候得的，甚至到现在也没治好。
退伍回来，他十七八了，经媒人介绍，和我母亲认识了。我父亲自身条件不错，一米七八的大个，长得也不错，唯一的缺点就是家底不太好，当然，那时候的农民，有谁家底好呢？而我的母亲长得也不错，缺点就是太矮，只有一米五几。她其实不该这么矮的，我姥爷一米七，我姥姥也一米七，她们的女儿怎么能矮呢，最起码在基因这方便不会太差。可是，我母亲确实不高，不是先天不足，而是后天条件跟不上。因为家里穷，母亲很早便开始干重活了，再加上后天营养跟不上，有时候甚至连饭都吃不饱，所以长得不高。他们见面了，对对方也算是满意，就换帖了。换帖之后，父亲去了南方打工，等他回来，便按照约定的日子和母亲成了亲。
成亲后，父亲母亲就去了新房，和爷爷奶奶分了锅。我的奶奶起初貌似不太喜欢我母亲的样子，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母亲比较善良，看着好欺负的缘故。严格意义上我并不属于我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在我之前我有个哥哥，他比较可怜，没能等到完全成型就告别了这个世界。流产后，我母亲格外虚弱，一直低烧，而我父亲为了挣钱养家也不在身边，在她无助的时候，我奶奶也不去看她，照顾她。还是我祖奶奶看着她可怜，去看了看她。那时候，她是真的可怜。
熬过去了那一段时间后，母亲怀了我，好在一切都很顺利。父亲拉着拉车子把我母亲拉进医院，我比我哥哥幸运，我活了下来。我被护士打了脚底板，用嘹亮的哭声向这个世界宣告我的到来。
在我印象中，我的父亲并不属于“妻管严”，我也没见过他挣得钱被死死纂在我母亲手里。父亲在我刚出生没多久就出去打工了，跟着建筑队去了天津，他其实并不想这么早就离开妻儿的，可是生活并不允许他说一个“不”字。同样，我的母亲也只得在月子坐满时就下了床，拿起农具，背着我，去地里干活，或是在家里做一些缝衣服的工作。好在我也挺乖，一包小馒头，一个小玩具，我就能玩一下午，并没有给母亲添太多乱。
人的一生，不幸的事总会有。我一岁了，我的姑姑也走了，喝农药走的。父亲听到这个噩耗，赶紧回来了。我们全家老小都赶去我姑姑家，下葬那天，下雨了，不大，恰好能遮掩住亲人的泪水。而我表兄的床在那几天总是要，听家里人说，那时我姑姑舍不得我的表兄，想用这种方式触摸他。
分多聚少，恰是最能形容我父亲母亲前期婚姻状况的名词。那是夏天，很热，父亲为母亲下了一碗面，没错，只是一碗面。那是父亲用家里的麦子在我大伯家换来的面，他家里有把小麦磨成面粉的机器，村里每次使用都交五块钱，面粉留下吃，麦糠带回家喂猪。父亲做好面条后，吃着没味儿，把家里翻遍了都找不到一片菜叶，他只好拿起铲子，跑到外边，去看看哪里还有剩余的野菜。父亲又一次体会到了贫穷带来的痛苦——为自己的妻子的碗里加个菜的能力都没有，没几天，他就走了，还是去了天津，在工地上搬砖、推水泥。
母亲第二次生产是在我快两岁的时候，在小年那天我有了妹妹。因为快过年的缘故，那一段时间村里人大多都从外地回来了，我父亲也不例外，跟着同村的或是邻村的一同在春运的大潮中赶回了家。母亲在父亲的陪伴下，脸色慢慢红润起来，兴许是久别重逢，在生我妹妹的前一天竟抱着我父亲哭了起来。生产很顺利，母亲没几天就出院了。尽管不是初为人父，但我父亲抱着我妹妹的动作依然蹩脚，那疼爱的慌乱感，令人忍俊不禁。
过了年，村里的男人都走光了，为了生存，父亲也跟着大部队离开。这次不是去天津，而是去南通。听说那里在修高楼，有活干，不会像在天津一样，隔三岔五的就闲着。虽说闲着不干活，可以打打扑克啥的娱乐一下，但是我父亲最怕闲着，因为闲着不干活，不会发钱的，没有钱，家里的生活就不会改善。
命运总是令人捉摸不透，谁也没想到这一次的离开，却为我父母的后来第一次闹离婚埋下了伏笔。
那是迈入两千年后第一次严重的危机，甚至威胁到了中华民族的种族存亡，每个人都在这次危机中受到巨大威胁。这是零三年，是非典爆发的一年。那年春天，疫情爆发后全国恐慌，每个人都不知道下一个生病的是不是自己，听见咳嗽声时就好像是看到了洪水猛兽。因工作外出的人或是因为某些缘故无法回家的人，每每睡觉醒来，总有一种又多活了一天的庆幸。为了应对这次疫情，国家进行了严格的管控。终于，好不容易熬了一段时间，疫情得到了一定的控制。路通了，人可以动了，父亲也可以回来了。
在一个人最艰难无助的时候，他最容易想到的地方就是家。父亲也一样，在他每天提心吊胆时，家就成了他最大的寄托和慰藉。父亲其实穷怕了、苦怕了，他在工地上拼命干活，任凭汗水与泥沙浸透衣物，只是为了让妻儿可以过的更好一些。疫情期间，他也曾想过死了就一了百了，死了就不会这么累了，而放不下妻儿成了他活着最大的理由。终于，在熬了一段时候，他可以回家了。那时候，村里还是属于半封闭的，毕竟疫情并不是真的过去了。母亲其实十分想念我的父亲，在得知父亲第二天就会到家时她十分开心，想去车站接他，但是，她看着怀里的两个孩子时，她犹豫了，她知道疫情并没有过去，每天依然有人被感染、死亡，她有些挣扎，终于，她还是选择了孩子。她怕父亲会从外边把病毒带到家里，会传染给两个年幼的孩子，为了孩子，她简单的收拾了下东西，就带着我和妹妹回了娘家。
父亲回来了，但是却没有看到母亲在家，一打听，是回了娘家。父亲急忙去找她，但是母亲不见，不是怕自己会被传染病死，而是怕自己被传染了孩子也一定就会被传染，孩子绝不能有事！父亲气坏了，心想：老子这么拼命的挣钱是为了啥，不就是让你们娘儿仨过上好日子吗？现在倒好，老子从外边回来，你们连见我一面都不见。然后父亲就回家了，路上越想越气，到家了，甚至心里盘算着要和母亲闹离婚，自此再也不见她了。一连半个多月，父亲都没去找过母亲，也不打算接她回家。我姥姥看不下去了，终于有一天看见父亲，问他为啥不接我母亲回家，父亲心里那个委屈啊，就和我姥姥说不接母亲回家的原因，甚至提离婚这几个字。我姥姥好说歹说，才说服父亲把母亲接回去。父亲在母亲的解释下，终于明白了母亲这么做的苦衷，两人和好如初。
可悲的不是我们，而是这个时代。我们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也是这个时代的牺牲品。在我六岁那年，对于年幼无知的我而言，是灾难的一年。我记得是那天下午，我奶奶急忙跑到我家，喊：“红，快点，计划生育来了，快点啊！”母亲被奶奶这一嗓子喊得不知所措，父亲此时还在外面打工，男人不在家，母亲连个可以依靠的对象都没有。她看了看我和妹妹，就让我奶奶领着我和妹妹去了奶奶家。妹妹不愿意走，哭闹着不去，要妈妈抱。可是，此时的母亲显得十分失魂落魄，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只是哄道：“囡囡乖，去跟着奶奶玩会去吧。”你要知道，在平时，只要我妹妹一哭，母亲无论在做什么，都会停下手下的活儿，把妹妹抱在怀中轻轻的哄，可是今天却一反常态：母亲竟然不顾妹妹的哭喊，任凭奶奶把她抱走。天色渐晚，我一个人溜了出去，跑回了家，想去找妈妈。可是当我回到了家，我被眼前的一幕吓到了，桌子被掀倒了，柜子和墙上的包明显被翻过，衣服杂乱不堪的散落在地上。家里的东西少了好多，就像是遭了贼一样。晃了晃神，我拼命的喊：“妈妈，妈妈。”没人回应，我慌了，我哭着跑到奶奶家，问我母亲去哪里了，我的三奶奶阴沉着脸，告诉我，我的母亲被坏人抓走了。我哭的更大声了，她好像也也意识到自己说的不合适，就开始哄我，可是怎么也哄不好我了。
我妹妹和我哭的有点累，就消停了，躺在床上睡着了。我迷迷糊糊记得奶奶把我和妹妹抱回了家里，然后就收拾被“贼”弄乱的屋子了，一边收拾一边骂，手没闲着，嘴也没闲着，总而言之就是那几句骂人的话。
大概是晚上九点多吧，母亲回来了，衣襟上和袖子上充满了血污，走起路来都有点虚浮。奶奶急忙上前扶住母亲，让她坐在床上，为她倒了杯温水，再找几件洗干净的衣裳。她看了看我，不知道从哪里摸出来几包“老包肉”递给我，看着母亲这个模样，有些陌生，没敢伸手把那几包零食接着。她挤出一丝笑容，拉起我的手，把零食塞进我手心里，然后说了句：“睡吧。”母亲明显很累，喝了点水，换了衣裳，就搂着我和妹妹睡觉了。奶奶也没走，在我家里住了下来。半夜，我被母亲的梦呓吵醒，她好像在哭，呜咽的发出：“好好读书，要争气。”这样的话语。天还未亮，母亲就起床为我们做饭，然后接了盆冷水洗衣服，好似昨天的事情从未发生，但是她疲倦的背影告诉我，昨天她身上的血是真实的；家里少了些贵重的物品，显得有点空荡，这也在无声的提醒我那些强盗真的来过。
过了一些天，我询问了我的小叔，才知道，当初来我家抓走我母亲的人不是强盗，而是计划生育部门的国家干部。因为我有了妹妹，给社会增加了负担，将来会占用社会资源，所以把我母亲抓走，做结扎手术，原本我父亲也应该被结扎的，但是他外出打工去了，不在家，就把我父亲的那份也给我母亲做了。由于我家里穷，交不了给社会增加负担的钱，就把我家里值钱的东西搬走充公了。后来，在我上学的路上，我看到了村里公示超生的名单，但是年幼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村干部家里的孩子比我家的还多，却没有上榜。
从那以后的很长时间，母亲的身影看起来总是很疲倦，脸上的笑容也少了许多，虽然她依然会像平常一样洗衣、做饭、干农活，但我能隐隐感到，那件事情给她留下了无法治愈的伤口。或许会随着时间变淡，但却无法消失。
2018年，我听说了国家要放开二孩政策，心里颇不是滋味，时代为我母亲留下的伤疤，就这样被一带而过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