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凡做事之时必须先有一个基础。首先夯实一个点，然后逐渐串联成线，继而才有机会延展成面。做好事如此，干坏事亦如此，概莫能外。如果有前人打下的基础还罢，倘若白手起家的话，这几乎是不二的铁律，正所谓风起于萍末。
对于李士群而言，在他彻底沦丧、投入侵略者怀抱之时，面临的就是“一穷二白”的现状。虽然投机分子李士群不愿意一步一个脚印走出自己的路，但此时他已然走投无路，所以不得不硬着头皮把这一条路走下去，也就不得不从这人枪皆无的状态开始，把他的“蛋糕”做大……
做好事也好，做坏事也好，要想做得持久、经得起风雨，就得做大。事情都是由人做出来的，想做大事就必须要有一批追随和支持者。李士群卖国求荣的“事业”，一样少不得一群虾兵蟹将。常说为恶者往往是上了贼船就下不来，但如果首恶之人想拉贼入伙，那就不得不搞出一条贼船来，哪怕只是个概念，至少看起来得有那么几分吸引人之处
在拉丁默邨入伙，拥戴他“加冕”之前，李士群干的实际上是跑单帮的勾当。
作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双料叛徒，形单影只地当上了日本人的狗腿子，李士群深深地知道自己可能面对的是什么。此种状况之下，说他项上的人头只是暂寄一点儿也不夸张，他的一条小命随时都可能被人取去。所以，特工出身的他不得不在自己的安全问题上做足工夫。即使做了汉奸，他也要为自己的身家性命搞上几道保险，他不想“出师未捷身先死”。一条为权力和金钱驱使的肉躯在别人看来是行尸走肉，在他看来却是将以之有为的本钱。
李士群最初要动脑筋的就是，要在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的大上海给自己觅一处安全的栖身之所，以免他的脑袋突然间不翼而飞。最终，他选定了大西路云飞汽车行对面67号一幢坐南朝北的小洋房。
这处房子是李士群多方辗转托人才租下来的。在落脚之处的问题上耗费这么大的精力，对他来说是真正的形势所迫，因为不是处处都可以养他这位“爷”的。
在他来到上海时，上海已经沦陷，落到日本侵略者的手里。侵略者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上海人民的抗日情绪，国民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也通过暗杀等手段对各式的汉奸投敌分子进行制裁。一时间，上海既可以说是汉奸们的天堂，也可以说是他们的地狱。在上海沦陷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光是有名的汉奸就有唐绍仪、周凤岐、陆伯鸿、余大雄等人在国民党特务的手里丢了性命。
唐绍仪此人我们在前文已有提及，他是广东中山县人，在清朝末年担任过外务部右侍郎、邮传部尚书等高官。此人因善于经营，以及时转舵见长，所以在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于1912年当上了当时的第一任内阁总理。此后，他因为与袁世凯不和而辞职。自1917年起，他又在孙中山主持的革命组织中历任要职。在1931年下半年的时候，唐绍仪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但他又犯了老毛病，与“一哥”蒋介石的关系处理得很不好，所以一直在隐忍之中度日。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唐绍仪觉得变局会带来新的机会，开始与有名的汉奸温宗尧交往起来，过从甚密。日本方面也把唐绍仪作为傀儡政府的主要“工作对象”。
但天眼如炬，唐绍仪还没来得及坐上傀儡政府头子的宝座，在1938年9月30日，他就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暗杀在家中，结束了他的黄粱一梦。
唐绍仪之死是罪有应得，现场也着实有些惨不忍睹：唐绍仪横尸家中，脑浆和血液一股脑地从他突然破裂的额角中流出来；歪斜的脸上挂着令人作呕的青白色痰液，看起来好像有话要说的样子；一把一尺左右的柴刀被丢在门口的树丛之中。这一幕曾经深深地刺激了土肥原的神经，所以才有前面他和丁、李二人关于暗杀一事的探讨。
为了暗杀唐绍仪，国民党的特务着实花了一番心血。执行任务的蓝衣社社员化装成古玩商人，早早地就打进了戒备森严的唐家，每天出入，竭力讨好。在曲意逢迎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看到唐绍仪终于放松警惕变得麻痹大意，这位“古董商人”寻找时机用一把柴刀结束了他的性命，让一个大汉奸还没有彻底出炉就变成了“古董”。
另外几个汉奸也是死得出乎意料。
军阀出身的周凤岐是在自己寓所门口见的阎王；卖国商人陆伯鸿是在外出时被伪装成卖水果小贩的国民党特务一枪打死的；曾经有过留日经历的文化汉奸余大雄则死在了酒店的浴缸之中。
除了这几个有名的汉奸，还有几十个各色汉奸被国民党特务索去了性命。他们的死法不一，但都下手利落，神不知鬼不觉，其手法之残忍，见者闻者均不寒而栗。
在这样的环境下，恐怖就如空气一样时时刻刻包围着李士群这个“新科汉奸”。若没有一个能让他把心放进肚子里的住处，他怎能睡得着呢？
李士群在百般寻觅之后选定了大西路这幢小洋房，因为这处房子所包含的几个“安全价值元素”让他的心理安全有了很大的保障。这些价值元素在李士群眼里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名校、山水、交通、商业街区等元素在房地产商眼中的重要性。
这幢房子对面路北就是云飞汽车行，这家车行的门前有一条十几开间的围墙，这里是藏不住人的。而他的西邻则是不法商人、经济汉奸谢筱初的家，此人和李士群是一样的货色，自然更是不必顾虑。不过，让他感到最为中意的还是他的东邻——美国驻沪的兵营。
近代以来，在中国没有实现真正独立之前，外国人在中国历来是高人一等的。各路官家，不管是清朝的权贵大臣，还是国民党的要员，都会在各种场合自然而然地给洋人几分面子，这几乎成了那个时代的潜规则。李士群对这一点不可能不清楚，所以他也料定，蒋介石手下的特务不可能为了杀一个刚冒头儿的汉奸而惊动美国人，扰了洋老爷的清净可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如此看来，李士群的这位东侧佳邻可以说就是他的保镖、挡箭牌和免死金牌。找到了这样的地方，他哪里还有犹豫的工夫，立即定下来租这套房子。对此，他颇为得意，经常对人炫耀：“别人坐的是保险的汽车，而我住的却是保险的房子！”为了一个落脚之处就要如此消耗脑细胞，不知道他活得累不累。
常言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而那些做了恶事的人，即便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表面上若无其事，但心里总难免有几分惴惴不安，但这种不安还不能直白地表露出来，那显得咱多没有底气！于是，他们就开始不断通过各种外在手段给自己增强安全感——住在深宅大院还要戒备森严，出入还要选择安全的私人交通工具，就连在哪儿吃顿饭、喝个茶也得思量一番。有条件的人如此，没条件却又做了恶事的人则总想把自己隐藏起来，最好挖地三尺也难以觅其踪影。李士群在选择房子这个问题上就是典型的这种心理。
但事实上，李士群这个房子究竟保不保险，他自己也不知道。世界上最大的安全莫过于心安，只不过这个条件李士群已经永远地失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