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半生的岁月，在写作中流逝。留下的文字，是时间的证人。
寻常日子，回忆常常猝不及防袭来，丝缕状或条索状或碎片，无规则地发生蔓延。回忆是一个陷阱，将人诱入昏暗的隧道，徒劳地究根寻底。
而“文学回忆录”应该是理性和节制的，它是个人与文学关系的回顾与表述，意味着一次冷静的自我评判。
迄今为止，我已出版了一百种以上的各类文学著作，总计发表短、中、长篇小说和散文约七百万字。若是从1979年我正式调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写作起算，那么我的“从业”年龄已近四十年了。
经年累月，看似硕果累累，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作品，却少而又少。无论怎样小心翼翼地倒计时，翻动的日历却令人心惊。半个世纪的文学梦，有如沙上筑塔，起步于愚昧年代的泥淖。三十岁以前的文字，如今几乎不忍卒读。渐醒渐悟的后半生，依然在一次次艰难的蝉蜕中挣扎，每一部新作品，都是精神与文学的极地重生。
细细梳理下来，我的文学五十年，大体可分成四个阶段：1972年—1979年的习作期；1979年—1989年的成长期；1990年—2002年的探索期；2002年—现今的成熟期。再往下，或许就该进入晚霜期了。
从这部书中可以看到，本人的作品以及文学观，晚至2000年以后，才算基本定型。
这部书中收录本人的文学随笔、创作谈、访谈录，都是过往历史的真实产物，尽管个人的回忆录，于历史、文学史而言，是如此轻微而渺小。但因它所印证的时代刻度，或许尚有一点儿文学史料的价值。
奔七的年龄，趁着头脑还算清醒，记下那些该记住的思和事，检审自己几十年的写作，于自己而言，是一次无忌无碍的剖析和矫正。
我幼年最早接触的是儿童文学和西方童话，阅读依年龄循序渐进，以至于“文革”时期我的情感思维依然滞留于童年的天真和少年的幼稚。十六七岁第一次阅读《红楼梦》和鲁迅，这些作品的“复杂性”令我颇感无趣。我的父母属于20世纪40年代的典型“文青”，把他们未能实现的文学梦想，嫁接到我的身上。母亲出生于江南小镇富裕开明人家，天性自由，拥有丰富的文学感觉和优美的文笔，我父亲慨叹说她本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却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迫夭折”。我和母亲血脉相通，植入了她部分的文学基因，但在20世纪60年代社会环境的严厉制约下，减持了多半。较之国内几位十几岁才读到第一本小说、成年后却一举写出了惊天杰作的乡村作家而言，我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没有显示出超天赋的文学才华。发表于1962年第12期《少年文艺》杂志“少年习作”栏目的《我们学做小医生》及中学时代发表的几篇习作，仅仅是不算太差的作文，“早慧”是绝对没有的。在父母的影响下，我从小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以及对文字的兴趣。（“文革”中我躲在家里读《静静的顿河》与屠格涅夫的系列小说），觉得书籍总是慈爱宽厚地对我说：拿去吧，这里的一切都是你的。由于父母的“历史问题”所带来的政治歧视，我很早就学会自立与慎思，懂得此生能够接纳我的，唯有那些沉默的书籍；能够善待我的，只有那个隐藏在心里的“文学”。1969年初夏，我怀抱着文学之梦，自愿去北大荒“深入生活”。从文学绚丽的世界跌落到严酷的现实，是一次必然经历的文学劫难和错位。一无所有的孤寂中，文学成为唯一的精神慰藉。我开始在油灯下烛光下阅读，在炕沿上木箱上练习写作，记下每一天所见所闻。文学是我迷惘时的精神轮椅和依傍，并未奢望文学能改变命运，只乞求文学给予我冰冻的心以光和热。1972年，我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小小说《灯》，自此开始了“文革”写作。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曾让我迷途的文学，果然拯救了我；但我感激涕零地走近它，它却假借我的信任而强暴了我；它在给予我慰藉与温暖的同时，也收回了我的尊严；它以正当、正确的名义，诱使我交出了思想的自由作为发表作品的代价。那时候“作家”的称号虽然已被消灭，但“革命的文学”戴着革命的面具，以文学的崇高名义，要求我屈从宣传，顺应时代的潮流，我的文学起步就这样被纳入了体制的轨道。1975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长篇处女作《分界线》，这部文字还算流畅，发行量巨大的知青小说，为我赢得了文学之路上最初的声名。
无论我可以有多少种理由为自己辩解：比如我渴望通过写作实现自己的价值、比如这部作品完全出于“自发”而非某种政治授意、比如文学不可能脱离当时那架庞大的宣传机器而独立存在、比如在那个蒙昧无知、信息封闭的年代，如何要求一个未谙世事的小女生具有分辨是非的火眼金睛呢？然而，当我在后来的岁月里一次次回头审视那些所谓的“作品”，我仍然会为自己感到羞愧。我知道它们经不起更多的追问：我为什么要主动去写这些“文学”呢？我少年时期读过的好书、血液里流动的那些文学因子都到哪儿去了？我是如何丧失了对真假善恶美丑的辨识力？若是正视自己，我必须承认，除了潜意识里对成功的向往、对虚荣的渴慕、对孤独的恐惧，还有本能的自我保护、趋利避害，平庸愚昧，以至于不自觉地用笔说假话……我如何能够轻易原谅自己？
1976年6月，我从上海回农场途经北京小住，了解到天安门“四五事件”的真相，大梦初醒。一年后的1977年6月，我从农场到哈尔滨市的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专业学习（高考尚未恢复），直到毕业前夕，我再也没有发表作品。
作者自有个人立场，但文学绝不是工具，更不应当顺服于任何利益集团。懂得这一点虽然有点晚，但是够我一生遵循。
1977年上学后的两年，寒暑假我频繁去北京，与外界的信件来往也很密切。那两年是我的“凤凰涅槃”—1979年，我写出了新时期开始后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爱的权利》，经茹志鹃老师推荐，发表在上海《收获》杂志第五期。那一年我29岁。紧接着我写了短篇小说《白罂粟》和《夏》，还有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表现了我内心萌动的人性之光，呼唤人的尊严。这一组作品意味着我与“文革”文化的告别，我的文学观得到了初步清理，也找到了“我”的存在价值。
80年代开初，1980年4月我到了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期“文学讲习所”（现今的鲁迅文学院）为期三个月的进修。严冬刚过，寒意未消，新旧暗流涌动波澜起伏，各种新思潮纷至沓来。学习期间，崇仰已久的多位前辈作家来文讲所授课：周扬、冯牧、萧军、丁玲、秦兆阳、曹禺、吴组缃、袁可嘉、王朝闻、沙汀、王蒙……大多是“文革”劫后余生的文学前辈，（再晚几年，其中大多数“文学大家”就再也见不到了。）也算是“最后的文学盛宴”。文学讲习所还为我们请来其他领域的专家开讲座，课余参加京城各种文学活动，休息日我去拜访了父母亲的一些老朋友，也交了不少新朋友，三个月时间安排得满满，加上同学间的交流，长了不少见识。“思想解放”也解放了文学，我觉得自己心里蛰伏的文学情愫和灵性全都被唤醒了。
1981年《收获》第三期发表了我的中篇小说《北极光》，大部分读者认为这部作品表现了青年一代在新时期的迷惘和希望。实际上当时我受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试图在作品中探讨现实的“无”和观念的“有”之间的关系。那时已有部分西方新思潮译作面世，从港台带进来的弗洛伊德、尼采繁体字书籍，为我打开了一个从未涉足的潜意识王国，与此同时，我也在“异化”理论中找到了时代变革的思想依据。那几年新书新思潮新观念如此密集，犹如一批批轰炸机运来重磅炮弹，落地后掀起的石浪土渣，与文学界的激烈争议释放的烟雾混在一起，沙尘滚滚令人窒息。当时出版的所有先锋文学译作我几乎都读了，尤其喜爱加缪和卡夫卡。我已敏感到文学又一次“告别”即将到来—告别“革命”也告别过往的自己。那不是单纯的文学技巧之变，而是意识和观念之变，是走向开放的中国文学绕不过去的山峦。这些振聋发聩的新理念极大地影响了我后来的创作。1986年6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长篇小说《隐形伴侣》，这部小说以亦真亦幻、现实与意识流交错的个人叙事，表现人对自身善恶的辨识，它超越了“知青文学”的苦难和伤痕，进入到对“人”本质的探究。这是我在新时期重要的代表作，也是我文学道路上的里程碑。2017年，《隐形伴侣》三十周年纪念版的精装本面世，也许说明了这部书至今还有残存的读者，对此我颇感欣慰。80年代中后期，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文化热”已渐成气候，我对此多有关注。然而，以文学的样式回归传统文化，已有太多的作家在努力，我志不在此。我关心的不是如何写作，而是我如何“成长”。我要“解决”内心太多的困惑疑虑，搞清楚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老知青原本就没有太多“知识”和“文化”，如果连“思想”都没有，我们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回顾80年代我的写作“成长期”，用“蝉蜕”两个字来形容最为贴切。我犹如在不断地蜕壳，脱去了笨重的冬装，换上了轻爽的夏装，再穿上华丽的秋装……更重要的是，我心里的“硬茧”开始软化，“茧子”里的蛹开始化蝶，意味着我的作品从形式到内容的双重蜕变。
90年代在寒风霜雪中来临。对于我本人来说，唯一令人兴奋的事情，是“换笔”学习电脑写作。我并没有那么高瞻远瞩地意识到一个高科技信息时代即将到来，而是由于我写作的稿面总是很凌乱，每改一稿都需要誊抄，我担心今后抄写稿子的人可能越来越不容易找到了，看来使用电脑更为简便。老作家吴越老师，还有韶华老师的儿子周海虹（现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是我学电脑“自然码”的指导老师。我尝试用电脑写了一部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七彩圆盘》，能够熟练打字之后，又写了不少散文，并开始酝酿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赤彤丹朱》。
这部小说故事背景在20世纪20年代的江南水乡—上海—浙西天目山—杭州等地展开，直至1979年结束。以“女儿”的视角，用不同于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和文体结构，讲述了父辈的历史以及“我”对历史的反思。描述了一对“红色恋人”从参加“革命”到被“革命”拒斥，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的坎坷经历。小说的构思将叙述者与被叙述的“母亲”合为一体，表现出真切同步的生命体验，写出了历史烙刻在“我”身上的那个样子。这一段惨痛而凄楚的记忆，早已超越了家族的命运，被赋予审美与思考的价值。内容涉及对“抗战”“牺牲”“爱情”“背叛”“阶级”“动机”“文革”“家族”“血缘”“人性”“冤案”“真相”等诸多词汇的解构与颠覆。
小说酝酿多年，90年代中期，我终于找到了那个大家熟悉的“红”色，成为贯通全书、聚焦故事的“天眼”。在中国丰富的语言文字中，每一种颜色的色性、色素和色调，都可用特定的单字来加以区别。比如“赤”字，意指略带暗色的红；“彤”指红色中透出亮丽的光泽；“丹”是艳红，蓬勃而热烈，但色泽稍稍浅淡；“朱”—大红、正红，在中国文化系谱中，是皇权、豪门的象征。将四个不同的红字排列组合，便构成一幅悲壮而恐怖的历史景观；“赤彤丹朱”四个红色的汉字垂叠交错，彼此挤压，奏出一首哀婉凄凉的红色变奏曲。在那块猩红色的底版上，留下了辨不清颜色的血迹与泪痕；最后演化成一个现代的红色神话。尽管风暴与神话最终被岁月消解，但心灵的创痛仍与沉重的历史同在。
小说的构思时间较长，但写作很顺畅，1994年交稿，1995年5月《赤彤丹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获得多方好评。此时商品经济的大潮已汹涌而至，辽宁“布老虎丛书”推出了长篇系列，旨在倡导文学性较强而又好看耐读的小说。我应出版社的诚意相邀加入该丛书，有自己的多方考虑：即将到来的市场经济，是中国计划经济重大的转型期，我们这些多年活跃在“体制内”的作家应当持欢迎支持的态度，而不应该置身事外。中外文学史上那些优秀的作家和经典作品，以其文学魅力长期受到市场欢迎，以引领市场来征服读者。我一直对美术感兴趣，多年来积累了很多艺术家的生活故事，若是以一幅幅可视的绘画来表现爱情，让读者参与想象，将是一次何等美好新奇的艺术实践，也将更新文学作品糜旧的爱情语言。我的电脑写作在这时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文思泉喷，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就完成了长篇初稿，加上修改时间，1996年初交稿，为此我累得大病一场。1996年5月《情爱画廊》由“布老虎丛书”出版，在各地签售大受读者欢迎，也引发了批评界有关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激烈争议。
20世纪90年代，我已有了文体创新的自觉，不愿意让自己的创作风格停留在80年代或过早定型，更不能容忍思想与形式的重复。为此我在90年代初期和末期创作的多部中短篇小说，如《因陀罗的网》《沙暴》《斜厦》《残忍》《银河》等，始终在寻求叙事方式和语言的变化和创新。如今回首，我既庆幸其中有些作品获得了较大突破，也为自己写作的仓促抱憾。有些题材假若能想得更透彻、打磨得更精致再发表，效果想必会更好些吧。我们总是在事后才会恍然大悟，自己为哪些可有可无的作品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也因此，我将90年代的创作，称为“探索期”。
那些或长或短，或大或小的小说和散文，是岁月的证物，留在我的文学之路上。我面对它们，犹如看着生命骨血的一块块结晶体。那时的“我”是什么样子，作品就是什么样子，无法重写或修改了。
此生我只写过一个剧本，是我70年代在艺术学校学习戏剧创作的作业。尽管我中学时代就开始接触舞台表演，但我缺乏戏剧创作才华，这个剧本并不成功。
所以，散文就成为不得不说一说的话题。
从我发表于80年代那些引起关注的散文《橄榄》《地下森林断想》《峨眉山启示录》等，到90年代以后的《牡丹的拒绝》《仰不愧于天》《雾天目》《红树林思绪》《无法抚慰的岁月》《感悟珍珠港》《走过莺声地板》《骑兵军飓风》等篇，应该承认自己还是写了一些有意思的散文和随笔。散文坦诚率真，行文散淡散漫，无须搭建故事人物合理的逻辑关系并进行虚构和编织；散文总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发现，散文之眼的目光，射向事物的深处；以散文特有的精致与优雅的语言，来传递表达自己的发现和感受。若说小说中的“我”隐没在故事后面，那么散文就是一个站在前台的“真我”。小说若是“旁白”，散文就是“独白”。小说和散文两种体裁的妙处，让人各有所爱。
新世纪开初至今，又十几年过去。我的写作真正进入了“成熟期”。
2002年，我出版了长篇小说《作女》。此前我很少写作“女性文学”，我曾说过，当“人”的尊严还没有得到的时候，谈何女性之尊。到了新世纪初，我终于有一点时间和心情，用小说来表达自己的女性观。我很高兴自己能够提炼出“作女”这一现代都市女性的特质，以此来表现女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作女》是一个句号，意味着我对形式、对市场的探索就此可以告一段落了。我已年过五十，应该去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作品了。新世纪是我文学之路的新开端，因为我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为此我已准备了五十年。
从2006年开始创作前的准备：搜集资料、读书、补充采访、提纲……这些工作整整持续了一年多。以至我从2007年夏天才开始这部新长篇的初稿。我似乎对自己的要求过高，而对这部长篇的难度估计不足，一稿二稿出来，对结构不满，推倒重来重起炉灶。三稿的构思终于有了较大突破，我所要表达的内容，与创新的文体达成了高度默契。然后是人物性格、叙事语言、细节打磨，一次次修改，四稿、五稿、六稿……
一部三卷本、百万字的长篇小说，用去我整整十年时光。
无论它将在未来什么时候出版，它都是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为什么会有20世纪80年代？它究竟是什么样子？它给后人留下了什么？
历史拒绝遗忘。文学是拒绝遗忘的最好方式。
一个作家一生的作品，不同阶段的艺术风格会有很多的变化。但一定会有一个不变的内核，那个从童年时期就困扰她、迫使她思考的东西，像一粒种子，顽强地沉默着，在岁月里悄悄长大，终有一日，修成正果。
人各有志。
在我大半生的写作中，“写什么”和“怎么写”，永远是同样重要的。如果一个作家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写什么”，任何精心设计的“怎么写”，都如同写在水上。我愿以一个写作者的悲悯之心，与读者分享对人自身以及对世界的认识。对于我来说，身前的赞誉非我所欲，身后的文名亦非我所系；写作不是我的全部生命，而是我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在文学中日臻完美，从而成为一个丰富的人、一个合格的公民、一个有尊严的作者。
借《文学回忆录》的“自序”，梳理自己半个世纪的文学之路。
坦率说，我对自己的作品满意的不多，最满意的作品尚未出版，但我对自己的人生态度很满意。我热爱生活，善待他人，我思我悟我读我写——今天的这个“我”，就是我想要得到的最好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