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红罂粟丛书”的中篇集《钟点人》的六个中篇小说，都是近年的新作。
回过头看，我这些所谓女性作家的小说，几乎都不是“专一”地描写女性生活的。就连作品中的主人公，也大多数并非女性。
心里由此生出几分忐忑、几分疑惑、几分惭愧。
似乎愧对女作家这一特定的身份；更愧对这套由十几位中青年女作家组成的“红罂粟”大型系列丛书（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不写女人的女作家还叫什么女作家？性别有没有错乱啊？
越发地惶恐不安。
这些年来，觉醒了的老中青三代中国女人们，大彻大悟地发现自己原来根本不懂得女人是什么。甚至可以说根本不知道应该怎样做女人—如若连女人都不懂怎样做女人，又怎么能让男人们懂得呢？女人们已经重复了几十年的“男女平等”，可谓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却又恰恰在那些空洞而紊乱的梦想中，矫枉过正地剥蚀了自己的天性；用男人和女人共同编织的谎言，心甘情愿地损伤了丧失了女人的温柔美丽和自由。当男女间平等的权利，被男女间不平等的义务掩盖和篡改时，女人成为一个与男人无差别的符号，女人的不幸便愈加深重。
—回到“女人”去。做一个真的女人、好的女人、完整的女人、幸福的女人，是今日中国女人幡然恍悟的奋斗目标。服饰的觉醒、情感的觉醒、择业的觉醒、面容的觉醒，还有钱包、化妆品和性……
在这场声势浩大、持久深入的90年代中国妇女自发自觉的“运动”中，却有我这么一个女作家，依然写着那些很不女人的小说。
不仅很不女人，而且越来越多地写男人。
也许真是应该把她开除出女作家队伍了。
好在她自己曾在多年前就说过：她首先是一个作家，然后才是女作家。
—那有什么不同呢？有人窃笑。所以她的声音微乎其微。
她在80年代中期还说过：中国的当代文学，也许最敏感的不是“暴露文学”，而是“女性文学”。要写出这个时代真正的妇女文学，我们还须经历漫长而艰苦的努力。因为这个民族的历史积淀中，封建专制文化的基因太深厚，也太顽固。她对于所谓的妇女解放，似乎抱着很不乐观的态度。
十年过去，她当年的感叹，被时间的流水冲得七零八落。生活和事实，缓慢而又无情地修正着她那些妄断的结语。商品大潮和市场经济的洪流，轻而易举便推倒了围堵“女性文学”的那截高墙，冲垮了女性天地的种种禁区。一大批以描写女性生活和女性心理为主体的文学作品，已经披荆斩棘初露锋芒，跨越雷池覆盖图书市场。许多以揭示女性深层内心世界、描写女性自我意识、反映女性与社会的矛盾见长的年轻女作家，已在文坛脱颖而出，让读者怦然心动。
她喜欢那些作品。
读过后她发现，自己至少有一点并没有搞错：
当那些曾经束缚着女人的种种旧传统、旧习俗、旧道德，在革命历史的演变和发展中，逐渐无可奈何地崩塌、消解时，以往那种人为的妇女解放运动，显得多么简单、生硬和事半功倍。妇女解放不可能完全依靠以行政措施提高妇女地位的方式实现。女性的解放首先取决于“人”的解放；取决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整体变革和进步。
再次回头。她觉得自己作品中的那些男人，其实是女人的一面镜子。
女人读懂男人时，女人也读懂了自己。
只有当男人和女人都能真正像一个大写的“人”一般生活，女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女人。
只有当男人和女人都快乐时，女人才会有真正的快乐。
所以在她看来，也许唯有“人”的话，是男人和女人“性沟”间永远的渡船和桥梁。
她从这座桥上走过去，走进了“红罂粟丛书”。
当然这肯定只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许多年前，她曾写下过一组题为“白罂粟”“红罂粟”“黄罂粟”的短篇小说系列。《白罂粟》写了一个被劳改释放的老人；《黄罂粟》写的是一个男青年收藏粮票的故事；独有那篇《红罂粟》，其中写到一个女知青干部，她把兵团职工用作治病的罂粟水，变成了一桩政治事件，女知青因此被提拔为兵团首长，像红罂粟一样红得发紫。《红罂粟》后来成为作者的一个短篇小说集的书名。
罂粟花，花瓣薄如蝉翼，四圈镶有黑色天然裙边，娓娓迎风颔首。红白黄紫色彩斑斓绚丽，妖冶迷人。凋谢后，花蒂处有果实，可取白浆作药，用于镇痛消炎，但多服成瘾，即为毒品。
“红罂粟丛书”—是不是一次勇敢的自我正视呢？或是率真的自省、坦诚的自我剖析等等。不仅对女人、女作家，还有女性文学。
但愿在当代女作家的笔下，女人不再仅仅是爱情的玫瑰、是纯洁的莲花、是娴静的幽兰、是孤傲的冬梅，这一切一切使男人爽心悦目、为男人寄托真善美的精神依赖。女人为什么不是红罂粟，是夹竹桃？就像男人有可能是含羞草、臭椿或是常青的松柏一样。
从“红罂粟丛书”起始，是否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文学—以诉说女人苦难、争取女性权利、反抗男性中心社会为己任的女性文学，正在发生着由外向内的某种嬗变。
于是，“回到女人去”，“重新学会做女人”，这些今日女性梦中的渴望，对于女性文学的发展来说，亦将是一次新的契机。我曾在多年以前对“红罂粟”发生过兴趣，借着“红罂粟丛书”，我再说：在良药和毒品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
（199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