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器物中，我最迷恋镜子，也最害怕镜子。年轻的时候，我有一张还算标致的脸，迷恋镜子，其实是迷恋自己。尤其是某一天，有女同学说我长得像某个明星，迷恋更甚。我记不清在哪里听过一句话，“镜子窥视着我们”——我们打量着它，显现的是一张你瞪着它，同时也被它瞪着的脸。
很多次，我看着镜子中那张脸，它在不同的时间里呈现出不同的状态，或得意，或颓废，或晦暗，或坚硬，或软弱。在那里，我庸常不堪的生活袒露着它的每一处肌理，像是刻意营造出的一种假象，虚幻而又深刻。在那里，我穿我的衣，我睡我的觉，我们相安无事，而又彼此对望，两不相欠。
当我在某一个清晨或者傍晚，注视那些消失的历史人物，我试图走近他们，可所有的努力都成了徒劳。时间还在，可是时代早已面目全非。我们总想通过文字去打捞时间，可时间里散失的不是残肢断骸，不是光怪陆离的人生故事，而是旺盛的腥气或是心态的转移。那些顺流而下的时间，就像是我曾经迷恋的一面面镜子，我看着它，它也同样看着我。它看着我穿过一无是处的青年，走进谨小慎微的中年，走向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的年月，乃至最后的死亡。
那些转瞬即逝的人和事，成了泡在时间药剂里的一个个标本，虽然存在，但已变形。我从不相信，我的文字能够在这个镜面的世界里安顿世道人心，我顶多是勉强完成对自己的交代，而这种交代又是如此潦草。我喜欢的一个歌手，二十年前高八度唱“不成熟的，快快成长；成熟了的，都通通地开放”；二十年后低八度吟“我想回头望，把故事从头讲”。是他拒绝成长，还是时间让他学会了放弃抵抗？
这个世界的声音有着多元化的嘈杂，而我不愿意做一个没话找话的人。刷存在感有很多方式，而我偏偏选择了文字，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它让我失去了很多生活的乐趣。可在这迅疾如电的人生短途中，我实在找不到比写作更有意义的事。文字是时间馈赠人类最好的礼物，而我总是为自己一再陷入叙事的枯燥、视野和内心的逼仄而深感内疚，捶胸顿足。写作靠天赋，而上天只给了我一份蛮力。我只能不停地耕作，用量的积累来完成质的提升；除此之外，我不知如何打发这滚滚而下的时间。幸好，我是农民的儿子，耕作是祖祖辈辈留下的活命技能。在选择事件和人物时，我总是会选择大时代的主流人物，毕竟他们才是中国历史的推手与掌舵者。我写他们，仍希望能够还原他们的生存状态，或者说通过内心的重演和借鉴，来叠加自己的人生，来达到对于中国历史深层次的了解与感悟。
欧洲中世纪晚期，罗马教廷为了筹集资金，开始授权神职人员四处贩卖赎罪券。据说，那些领受了赎罪券的人们的罪过就能获得神的赦免。从某种意义上看，这赎罪券更像是人生的万能钥匙。每一段人生都不可替代，所有的命运都殊途同归。在命运和不公面前，谁能祈求一张能解决所有问题的赎罪券？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这些都是不存在的。在丰富的人性之下，世事有万千答案，又何止一张赎罪券？
基于此，我想尽可能地打捞那些置身于时间洪流中的个体。他们大多是治世者，或置身于一个摧枯拉朽的时代，或置身于一个“道术为天下裂”的时代。他们是大人物，同样也是时间深处的小人物。他们所信奉的生存哲学和人性阴影上的矛盾，是时代的困惑、文化的困惑，是所有生命共同体的困惑。天才的火花渐次熄灭，英雄不可避免地与悲剧相携而生。他们以刀锋、以阴谋、以帝王术、以补天志，去征服他们所处时代的途程。正因为如此，一个微不足道的时间节点才会被人为地赋予了诸多的意义。是人主宰了国运，还是国运裹挟了人的命运？
1918年11月7日，快要过六十岁生日的前清民政部员外郎、学者梁济问他的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教授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梁济留下一句：“能好就好啊！”三天之后，梁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他在遗言中写道：“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
我不喜欢美人迟暮，我喜欢英雄老去。毕生所积蓄的力量以及人生中的破绽，都会在最后的时光中情不自禁地透过一些细节流露出来。原来他们的愤怒是如此虚张声势，原来他们的霸道是如此摇摇晃晃。他们被一再书写，也被一再误读。他们是镜子里的我们，我们是现实里的他们。老子在《道德经》里最感叹的是我的大患在我“有生”，若我不是人，我有何患？大人物也好，小人物也罢，其实都是一个时代缩影。那些来自历史现场的跺脚与呐喊，只是时间的一小部分。如果把这一小部分当成历史的真面目，那无疑是一叶障目。
人有困惑，习惯于向外部世界探索，总认为是世界欠了他的。这中间有多少悲剧、认知的扭曲，就有多少堂而皇之去犯错的理由。古罗马思想家奥古斯丁说过：“同样的痛苦，对善者是证实、洗礼和净化，对恶者是诅咒、浩劫和毁灭。”以此类推，同样是一朝权在手，例如当皇帝，对善者可以成就仁政、和平和自由的世界，对恶者却是文字狱、枷锁和不公。
抱着苹果手机忙着刷朋友圈的你，不会想到乔布斯说过的一句话：“你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为别人而活，不要被教条所限，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不要让别人的意见左右自己内心的声音。最重要的是，勇敢地去追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只有自己的心灵和直觉才知道你最真实的想法，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乔布斯说的这句话，王阳明早在600年前就说过，而王阳明只用了“致良知”三个字。致，即“找”；良知，也就是“自己”。我们来这世上一遭，兜兜转转不过是在“找自己”。有的人将别人的期待视为要找的那个“自己”，结果是越找，离自己越远，越觉得困惑；有的人穿上别人的马甲，以为找到了真的“自己”，结果活得别别扭扭，身心困顿。
一些人茫然失落，一些人盲目自大，一些人自惭形秽。曾经认为坚硬的，也开始松散；曾经以为自信的，也开始怀疑；曾经以为沉默的，也开始聒噪。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将平庸地度过短暂的岁月，很少有人能够登上巅峰看风景。只有极少数人会在认清这一现实后，还愿意去追逐世俗的高度和内心的宽广度。他们总是将自己视为命运的宠儿，总认为希望就在下一秒钟，下一个路口。我们宁愿相信在转角处会遇上想要的偶然性，也不愿相信会撞上南墙的必然性。芸芸众生，凭什么不是我，又凭什么偏偏是我？
有人问，人类社会的结构是否只有身、心、世三重？奔了这头，就放了那头。当一头失重，又想要去往另一头平衡一下。今人如此，古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作为古老中国的代表人物，他们是如何面对故步自封，如何面对残忍暴力，如何面对时运颠倒，如何面对痛则思变……是什么支撑着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人设，是宗教信仰和出世的精神，是“忠、义、信”的价值观，还是痴迷于入世的诱惑？
万物皆有始，虽无限循环，却总有来处。往圣先贤用他们仰望星空时所发出的喃喃自语，开启了万物灵性与心智的交流，并唤起无数同样困惑者当下的觉醒。现代人喜欢挂在嘴上的一句话：离开谁，地球都照转。个体的沧海一粟，挡不住时间的大浪淘沙。颠沛于风云乱世，看似优雅荣光，实则忽略了多少矛盾与尴尬，更遑论内心世界的大开与大合。现代人喜欢问，我们的信仰去了哪里？问总是好的，怕就怕连问都懒得去问，就选择了随大流。一旦不再分享思想的喜悦和感念，一旦来者狂妄后世虚骄，人类的智慧就会退隐于无形。
生活在当代社会，我们感受到时代转型的苦难和文明世界现代性的危机。列奥·施特劳斯在《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中这样描述现代性的危机：“现代性的危机表现或者说存在于这样一宗事实中：现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他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寥寥几代之前，人们还是普遍确信人能够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能够知道什么是正义的（just）或者好的（good）或者最好的（best）社会秩序——一言以蔽之，人们普遍相信政治哲学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在我们的时代，这个信念已经回天乏力了。”
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人性永远是镜子里的自己，是时间慢慢去拨开的谜底。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是一条河，而河流与河流之间，一直都是有区别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有句对白：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上帝。如果你自己都放弃自己，还有谁会救你？每个人都在忙，有的忙着生，有的忙着死。忙着追名逐利的你，忙着柴米油盐的你，停下来想一秒：你的上帝在哪里？
你的上帝在哪里？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不敢反复问自己，每问一声，心底都会传来悠长的悲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