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话题争论并无多少实质性的意义。不管本善还是本恶，都不妨碍我们没心没肺地过自己的日子。但是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们而言，相信人性本善还是本恶，意义就大不同了。尤其是那些有机会用自己的思想影响君王、实现改造社会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决定了国家的政治走向，决定了老百姓活在哪一套制度里以及他们的幸福指数。
信奉人性本善的思想家，他们大多注重道德的力量，主张人们通过内心反省，来自发约束自己的不良行为。而那些相信人性本恶的思想家，则相信法律带来的效果，主张用国家机器强行约束人们的不良行为。
1.帝王术的终极目标
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众多的学者先生，纷纷著书立说，争锋论辩。诸子百家，分门别类，千差万别，成就了中国历史上千年不遇的理性之觉醒。这些独树一帜、学有所成的先生们，往往兴私学、集弟子，遍游天下。他们游说各国权势人物，或者自己投身于政界经世致用，或者送弟子出仕干政，自己在幕后发挥影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于有志向、有能力的青年来说，从师游学，客卿出仕，成为出人头地的一条康庄大道。
置身于大时代背景下的李斯，在楚国的府衙中做着文法小吏。对于奔腾向前的生活只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却没有突围的办法。在他居住的宿舍旁边有一个厕所，厕所里住着一只老鼠，它每天趁没人时跑出来享用茅坑的粪便。厕所里人来人往，还经常有野狗来抢食。老鼠作为弱者，一不留神，就有可能被人一脚踩死或被狗一口咬死。厕中鼠为了填饱肚子，每天提心吊胆，一边食用粪便，一边留意人与狗的行踪，稍有风吹草动，就要四下逃窜。
这个厕所，李斯每天都要去好几次。李斯注意到了这只老鼠。李斯望着它；它也用两只小眼睛回望李斯，眼神里流露着惊恐不安。那副丢魂落魄的样子，李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又一天，李斯因事到官府的仓库里去，见仓库里也有老鼠。此处的老鼠与厕中鼠有着巨大的反差，仓中鼠坐在高高的粮堆上面，粮食多得吃不完，也没有闲杂人员和野狗来打扰它们。个个吃得身体滚圆、毛色光滑，一副悠然自得的神态。
同样是鼠辈，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境遇。老鼠的命运让李斯悟出了许多人生真谛。
厕中鼠活得畏畏缩缩、窝窝囊囊，要进不进，要退不退，吃着臭不可当的粪便，还要担心被人扑杀、被野狗撕咬。
仓中鼠却可以生活在如山的粟米之中，现世安稳，岁月静好，一只只吃得脑满肠肥，在米堆中嬉戏着，不必担心有人扑杀，更不会有过路的野狗蹿出来撕咬。
两相比较，李斯不由得感慨万分，喊出了他在这方历史舞台上的第一句台词：“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人与鼠的境遇是如此相似，每个人的能力生来是相差不大的。富贵与贫贱，全看自己是否能够抓住机会和选择环境。如果位高权重，自然尊贵优雅；如果地位卑下，被人呼来喝去，最起码的人格尊严也会丧失。
两种鼠的命运让李斯明白了一个道理——“鼠在所居，人固择地。”地位决定贵贱，人生在于选择。李斯开始反省自己所走过的人生路。他那本来如荒原般死寂了二十多年的内心世界里，一股熊熊的野火正以燎原之势燃烧。他无法忍受自己如厕中鼠的命运，他要趁着年轻，努力做一只富贵傍身、高高在上的仓中鼠，去实现人生终极目标。
他再也无法安于现状，名利那头怪兽已经在他的体内掀开獠牙，咆哮着发出号令。很多年后，他或许会感谢那两只同种不同命的老鼠。小小的老鼠成了自己的人生导师，在自己最迷茫的时刻，给自己指引了一条光明大道。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于是，李斯做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离开偏僻贫瘠的上蔡郡，到可以让他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的地方去。
李斯从彼时彼刻起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要改变自己卑贱的命运，无论是雄心还是野心，总之他要出人头地。
李斯辞掉了小吏的职务，直奔兰陵而去。兰陵当时属于楚国。李斯并不是奔着楚国而去，他是奔着楚国一个叫荀况的人去的。荀子，名况，原是赵国人，曾在齐国担任过祭酒职务，后来受到楚国春申君的赏识，做了兰陵县令。春申君被刺杀后，他从县令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一直居住在兰陵。
荀子融合了儒、法、墨、道、名、阴阳各家学说，是战国末期一位集各家学说之大成的学者。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学，荀子也。”梁启超也认为：“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荀子。”李斯拜兰陵令荀子为师，学习帝王之术。韩非是他的同门师弟。
当然也有人认为李斯后来所走的人生之路，完全背离了授业恩师荀子当初的教诲，有离经叛道之嫌。苏轼说过：“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之所以有此一说，是因为我们通常把荀子纳入儒家行列。荀子与孔孟虽然号称儒家“三圣”，但他们有着很大的不同。孔孟相信人性本善；而荀子恰恰相反，相信人性本恶。荀子借舜之口哀叹：“人的性情啊，人的性情啊，太不美啦，还问它干什么呢？”（《性恶》：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问焉？）这透露出他对人性的失望与惋惜。
荀子教给李斯的是帝王术。何谓帝王术？简单地说，它是一项辅佐与控制帝王的技术。在一个讲究政治手段的时代，帝王术是一个政治家行走江湖的必杀技。相对于帝王术，道德仁爱、正义礼乐显得虚而不实，也不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对于那些急于博取帝王欢心的政治家，他们不愿意把时间和精力蹉跎在这上面。他们要的是实用技术，是药到病除。儒家所倡导的那些价值无益于专制统治。
李斯学习帝王术，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成为帝王之师，既要帮助帝王统一天下、治理天下，同时也要巩固自己的权力，成为帝王的左膀右臂、股肱之臣。在这方面，苏秦和张仪都是参透了帝王术精义的超一流高手，因此他们入卿拜相。他们都是李斯心目中的超级英雄，男人的一生就应该活得像他们那样精彩不凡。
荀子虽然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可他的理论体系并不仅仅局限于儒家。相较于孔孟，荀子理论的实用性更强。正因为如此，他的弟子韩非、李斯才会在踏上权力之路后转型成为法家人物。李斯从学于儒家宗师荀子，长时间受到儒学的浸染，他对儒家的那一套仁义道德之说很熟悉。实际上儒家思想对他日后政治实践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李斯压根儿就没打算像传统的儒士那样宣扬仁义学说，恪守儒家礼仪，一生安贫乐道。他清醒地认识到在战争频繁、天下统一已趋势而进的背景下，儒家那一套仁政王道的学说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尚法务实的王霸之术才能真正为统治者所需要，有着最大的用武之地。
书生学成之日，也就是准备“将身货与帝王家”之时。李斯擦亮眼睛，他要给自己卖一个好价钱，更主要的是找一个可以帮助自己实现人生价值的君王。楚王胸无大志，不值得他为之驻足停留，韩、魏、赵、燕、齐都没有贤明的君王，全是待宰的苦主。他想来想去也只有秦国的政治舞台可以让自己大显身手。
此时他身在楚国，荀况也希望他能留下来帮助楚国复兴。可是李斯认为，楚国虽然强大，但历代君王均无出息，不像有所作为的样子。而其他国家又都太弱，灭亡是早晚的事。只有秦国最为强大，历代君王都野心勃勃。
他向老师荀况辞行的时候，荀况对弟子做出的选择感到失望，说他舍本求末，远仁义而近虎狼。李斯笑着摇头，荀子虽然是自己的老师，但还是不懂他的心。
临行之前，李斯向荀子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态度，他说：“弟子曾经听过这样一句话：机会来临的时候，万万不可懈怠。人生几十年光阴太匆匆，必须好好把握每一个机遇。当下正值七国争雄的时代，游说者主持各国政事。秦王想要吞并天下，这正是布衣封侯、游说者拜相的大好时机。读书人要是不能学以致用、博取荣华富贵，与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所以最耻辱的事情莫过于卑贱，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穷困。长期处在卑贱的位置和困苦的境地，愤世嫉俗，淡泊名利，这绝对不是读书人的本心，而是无能的表现。我决意西去秦国，游说秦王。”
李斯在这里表明了自己的人生志向。一是追求高贵的地位、物质享受，不然人活一世与禽兽何异，与一条咸鱼何异？二是要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帮助秦国统一天下。在荀子的众多弟子当中，最出名的有两位。一是李斯，另一位则是后来成为集法家之大成的学者韩非。韩非比李斯的年龄稍微大一些，他们同时在荀子门下学习，算是同学。不过两人身份不同，韩非是韩国的王族子弟，因为口吃不善言谈，走了著书立说的路。李斯出身于平民，他将利禄视为人生最大目的。李斯决定入秦以后，荀子为他未来的命运不安，曾经夜不能眠。
作为老师，他当然能够理解李斯的心情，也赏识他的能力。不过，李斯将功利视为人生的第一目标，太过于危险，他认为李斯此去凶多吉少。
李斯自认为已经得到了荀子的真传，急需一方大展身手的舞台。作为荀子的弟子，李斯应该也算是师承孔孟。孔孟当年是为了推行自己的学说而寻求做官的途径，而李斯是为了寻求做官而钻研学问。
做官为大，还是学问为大，决定了他们的人生归宿，人生的价值也就各有高低。李斯在离开师门后就直奔目的地——他认为最有可能统一天下的秦国。当时诸国之中只有秦国既有吞并天下的野心又具备了这样的雄厚实力。他认为，只有秦国能够为他提供建功立业、实现个人富贵的最佳机遇。
李斯的态度是积极的，有才能就应该让别人知道，就应该用才能为自己赢得应有的财富和名位，否则就是一种无能的表现。这是李斯内心的独白。他的人生终极目标就是实现更大的功名利禄，他甚至不为自己留下一块遮羞布。
不管怎么说，李斯并不是一个戴着“仁义”伪善面具的人。只是苦于贫穷，才想到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结果却引来司马迁和后人站在他的惨淡结局的角度去审视他当日投身于秦国的行动，得出这一系列行动只是李斯实现政治野心的手段。野心是野心家的通行证，只有理想抱负才是英雄的墓志铭。所以李斯不是英雄，只是一个野心家。
不管司马迁和后人如何评说，不甘于老死上蔡的李斯勇敢地迈出了自己人生中最大胆的一步，与命运做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抗争。他并不仅仅只是想要做一个权力至上的机会主义者。他潜心学习帝王之术，希望用自己的才华去兑现名利。他带着满满的自信、满满的才华奔着秦国而来，犹如当年的商鞅。
2.现实的喧嚣与荣光
李斯到了秦国，正赶上秦庄襄王驾崩，十三岁的嬴政即位。每一个君王的死去，对于他的国来说，都要面临一场或大或小的政治危机；对于体制内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次重生或者败亡的机会。
朝廷权力体系中的各大派系必然会借助这个辞旧主迎新君之机，或明或暗地进行较量角力，以争取在权力蛋糕上占据更大的份额。原本占小块的想要大块，原本占大块的想要更大块。当权力蛋糕的再分配达到纳什均衡，政局才会再度趋于稳定。
初到秦国，李斯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自己的贵人和靠山。对于一个新人来说，要想与帝国的高层取得联系，找靠山是一个必然的手段。李斯的首选对象是文信侯吕不韦。此时的嬴政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秦国的大权依然掌控在丞相吕不韦的手中。
吕不韦门下食客多达三千人，他命食客将各自所见所闻记录下来，综合在一起成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言。自己认为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号称《吕氏春秋》，并将之刊布于咸阳城的城门之上，上面悬挂着一千金的赏金，遍请诸侯各国的游士宾客，若有人能增删一字，就给予一千金的奖励。
李斯登门拜府，先是做了吕不韦的舍人。舍人是战国时期高官显贵的侍从或亲信，类似宾客，而不是一种官员。李斯是入世求功利的人，学以致用，参政入仕，博取高位富贵才是他的人生终极目标。他所掌握的学问书法、技艺文论，都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吕不韦这时候正招纳天下学者编撰《吕氏春秋》，李斯本不在他的视野之内，荀子才是他最想礼聘的人选。无意仕途的荀子推托自己年事已高，不愿意再次入秦，他向吕不韦推荐了自己的弟子李斯。
荀子推荐的人才，吕不韦自然会高看一眼，而李斯也的确没有令他失望。一流的文学家、文字学家和书法家，更重要的是他还兼具政治权谋家和野心家的特点。入吕不韦门下，李斯没费多少力气就让吕不韦认识到自己的才华。吕不韦就将李斯推荐到秦王宫廷做了一名郎官。虽说只是一个不起眼儿的小官，但也算是有了名分。李斯迈出了自己人生的关键一步，也由此成为秦国政治体制内的一员，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去。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巧合的是，郎官的职责就是执鞭御车。作为儒家弟子的李斯，对于圣人的这句话也应当是认同的。虽然官职不大，但李斯还是见到了少年时期的秦王嬴政。这时候的始皇帝，只是一个孤独而略显忧伤的少年，十三岁没了父亲，母亲又远在雍城，常年见不着面。偌大的咸阳城，他的国，他的都城，他在这里过着举目无亲、迷失无措的生活。他不仅要忍受孤独，更要忍受有关他是吕不韦私生子的谣言带给他的精神上的耻辱。
虽然贵为秦王，可很多时候，他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失去自由的囚徒。真正的内政大权，这时候都掌握在吕不韦的手中。对于李斯来说，当务之急是既要取得吕不韦的信任，又要找机会贴近秦王嬴政；一个能够决定自己的当下，一个能够决定自己的未来。李斯必须用未来的政治远景诱惑嬴政，使他暂时从烦闷不已的现实中解脱出来。
李斯很清楚，等到秦始皇君临天下，自己所要做的，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取得君王的信任，然后用这种信任来影响乃至控制他，让自己的思想主宰君王的思想，皇帝是老虎，自己就要成为那个敢于牵引老虎的人。
李斯希望能够帮助始皇帝下一盘很大的棋，也为自己布一盘更大的局。
李斯明确地告诉秦王，他与众不同，与其他六国的王不一样，与古往今来所有的王都不一样。他是王上之王，万王之王。他建议秦王去实现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宏伟帝业，并且提出双管齐下的手段，利用金钱和武力从内外两方面对东方六国的上层进行瓦解。
李斯的建议得到了两个人的赏识——嬴政和吕不韦。这时候，秦国大部分臣子都在唯吕不韦马首是瞻，敢在嬴政面前说贴心话的人不多。这时候，嬴政还没有真正掌权。最初改变李斯命运的人，不是嬴政，而是吕不韦。吕不韦任命他为长史。长史负责顾问参谋，是一个有实权的官，算是真正进入秦国政坛。
一介小吏，与布衣无异，如果想要改变命运，只有靠天靠地靠自己。如果李斯没有出现在秦国统一天下的滔滔大势之下，如果他没有遇到赏识自己的吕不韦，那么等待他的很可能是一个怀才不遇的悲情角色。
正当李斯春风得意之时，秦国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有人给秦国的近邻韩国出了一个馊主意，让韩王派水利工程师郑国到秦国去，游说秦国挖掘一条人工河，以此消耗秦国国力。韩王病急乱投医，就采纳了这个办法。
郑国果然游说秦国开挖了一条人工河——郑国渠。眼看大功就要告成，有人却在此时站出来揭发了郑国的间谍身份。秦国的宗室大臣趁机挑拨，说六国在秦国为官的那些人都不值得信任，都是间谍，他们来到秦国就是为了扰乱秦国政权。
秦王下逐客令，让客卿全部离开秦国。李斯好不容易在秦国混成了客卿，正打算继续深入推进自己的政治主张。如果被赶出秦国，他所做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于是，他冒险给嬴政上了一篇奏疏《谏逐客书》，列举他的先祖秦穆公当年是如何求贤若渴，从各国请来贤臣，成就一番霸业。他说：“秦国宫廷里的明珠宝玉、丝绸锦缎、名剑良马、美女音乐，无不来自各国，难道因为不是秦国所产，秦国就不能享用它们吗？”
这封奏疏显示出李斯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勇气，他明确指出由于猜忌、排斥六国之士而盲目将他们全部驱逐的做法对秦国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此做法，只会使秦王统一天下的计划成为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甚至还可能导致秦王身边缺乏能臣贤士的辅佐，使大秦走向衰败之路。
秦王嬴政被李斯的上书所打动，收回逐客令，恢复了李斯的官职。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经颁布，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然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是李斯所学帝王术在现实中的运用。而秦国也正在按照李斯所规划的，一步步走向统一。
李斯的策略其实很简单，一是运用军事手段打击六国，二是运用离间之术制造混乱。由于献策有功，李斯受到秦王褒奖，被任命为客卿。客卿是战国的一种官职，级别为卿。客卿本身没有多少实权，爵位也是中等，但此位弹性很大，可以得到升迁。至此，李斯凭借自己的能力从当舍人开始，在官场之上跳了三级台阶，从舍人开始，后为郎、长史、客卿、廷尉。
经过十余年的兼并战争，秦国完成了统一大业，李斯的富贵大梦和他的政治理想正在一步步得到实现。虽然闭上眼，厕中鼠依然会眨着那双仓皇的眼睛盯着自己，但是他知道，他已经可以和仓中鼠们一起坐下来，谈谈人生和理想了。
在秦国统一前后，李斯的功劳簿上记下的应该是灭六国战争立下的功劳。在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的廷议上，李斯极力反对以淳于越为首的七十二博士站在儒家“法先王”的立场要求恢复分封制的提议。他在听了那些儒学博士的发言之后，借着《谏秦始皇焚书坑儒》奏文，对儒学博士进行了有力的反驳。
李斯的话说得非常直白，丝毫没有虚饰成分。他认为，朝廷应该封住这些读书人的嘴巴，让他们老老实实读书，本本分分做人，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只要读书人老实了，那么百姓就不会胡思乱想，只知道埋头干活过日子，不会做出反国家、反社会的极端行为。
李斯并不是一味地主张杀尽天下读书人，他认为要杀的是那些不听话的、敢于“非上”者。他也不是主张秦国不能留存《诗》《书》之类的书籍，他认为这些书只能保存在皇家的官方藏书室里，民间不许流传。他也不是绝对不许读书人碰《诗》《书》之类的典籍，只是要求他们按照官方的统一口径来解读，不得越雷池一步。儒生只要乖乖地听话，按照官方口径解释《诗》《书》之类，在教化百姓服从统治和按照官方正统理论来统一大家的思想方面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李斯冒死进谏提出了止法家以外的一切私学，致使天下《诗》《书》、百家之书皆焚之，四百六十多名儒士被坑杀。
很多时候，秦始皇觉得李斯是上天赐给自己的良才俊臣，有了他，自己就可以高枕无忧。李斯的话像是说到了自己的心坎上，如果天下没有纷繁复杂的思想言论，只有自己喜欢的那一种观念存在，该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六国都已经被我大秦征服了，也到了清理这些一天到晚发布歪理邪说的读书人的时候。儒生博士可以留存宫中，但他们的独立思想必须像太监的阳物一样阉割掉，让他们实现从自由文人向工具化文人的转型升级。
皇帝需要的不是儒家的思想家，需要的是儒家给他输送的秘书。
焚书坑儒不是要更换教材，而是要换新的导师。私学中的导师是百家，现在大秦开辟了新的统治体制，不再以思想家或教育家们为师，而是“以吏为师”。
向吏们学习什么呢？学习法律规章。国家导师因此只能有一个，就是李斯。孔子以降的私学（社会力量办学）终于在李斯时代被废止了，而李斯却是私学的受益人。思想多元的教材也被令行禁止，如果私藏就会有杀身之祸，每一个人都要在自己的格子里生活，不仅不得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教学，也不得自由迁徙。儒家只是用伦理的纲常形成秩序，使人安身立命，尊卑有序。法家更进一步，要通过土地户籍来限定每一个人，要废弃前人的思想文化，使社会无知无识，使民众成为蒙昧的顺民。
从踏足秦国的那一刻起，儒家思想在李斯的身上就隐而不见，他的所言所行无不透露出法家的重口味。一个成功的仕途经营者，无疑也应该是一位出色的社会学家。李斯身上有着战国末期事功之士的性格特征，他对当下的政治形势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深知儒家的仁政理想在现实社会里与文人的空想也差不多。
一个人若是逆潮流而动，那么就有可能会处处碰壁，最终一无所获。
李斯做了两年多的舍人，又做了大半年的郎官，一直都没有将自己的老婆、孩子接到咸阳来。李斯是个谨慎之人，他眼看就要实现仓中鼠的人生理想，可他的心态还是厕中鼠，仓皇不安，谨小慎微。他没有贵族的优越感和安全感，他有着严重的投机心理。他没有勇气孤注一掷，他怕有一天输个底儿朝天，终点又回到起点。嬴政好像是看穿了他的这种心理，将其封为长史。李斯这才张罗着把自己的老婆、孩子接到咸阳。他要真正做一个咸阳人，一个有着高官显位的贵族，他要全心为大秦国效命。
从当年决定辞去楚国上蔡郡小吏这个没有前途的末流公务员算起，李斯已经在这条路上苦苦打拼了十一年。他所经历的艰难困顿、心路起伏是外人无法体会到的，人们只看到喧嚣与荣光。李斯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无论身处何时何地，他相信自己有一天会苦尽甘来。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李斯却没有想象中轻松惬意。能够在最强大的秦国的中央政府里当上官，虽然没能位列三公九卿，也是普通官员一生难以企及的高度。
就在李斯风生水起之际，他的老同学韩非来到了咸阳城。韩非入秦的时间是公元前233年，秦王政十四年，亲政的第六年。
韩非是韩国诸公子之一，比李斯出身高贵，知识结构也比李斯更为扎实。秦王嬴政非常赏识韩非，俨然一个超级粉丝。他在没有见到韩非本人之前，读了韩非的《孤愤》《五蠹》两篇文章，拍案而起，连声感叹：“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如今韩非这尊真神驾临秦国，李斯的危机感陡然而生。
这时的秦国还处于大开发、大建设的振兴时期。郑国渠虽然已经完工，但整个国家的发展还没到尘埃落定的时候。秦王嬴政已经二十七岁，进入一个男人的全面成熟期。他对韩非入秦抱有极大的期望：他期待与韩非共同谋划秦国的强国之路；他期待与韩非共同谋划秦统一中国的施政战略；他期待韩非成为秦国庙堂的栋梁重臣，为即将起步的统一大业同心奋争。也就是说，秦王嬴政的“得见此人，虽死不恨”的感喟，并不仅仅是一种私人感情的无谓而叹，更多是一种基于国家使命的功业期待。
这时候对于秦国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在灭六国的战争中，他们的第一战该向谁开刀？李斯认为“先取韩以恐他国”，第一把火应该烧向韩国。而他的同学韩非则主张先伐赵，缓发韩。韩非在进入秦国后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能够保全自己的国家——韩国，不惜以大师之身“用间”。
作为韩国的贵族子弟，韩非这么做也合乎情理。他不是当面向秦王进言，而是采用更为郑重也更为擅长的方式，正式上书秦王，驳斥李斯的平韩方略。
依据当时的国际形势，韩非的描述与其他各国的实际状况差异很大。对于韩国的实力，韩非进行了夸大，尤其夸大了韩国的备战状况和政治状况。韩非以论说谋略的方式，指出李斯的《平韩书》是危险的，劝诫秦王要警惕那些出谋策划者，也就是要提防李斯这个危险人物。
对于韩非的上书，秦王嬴政并没有表现出激烈的反应，而是下发给了李斯。韩非如同一枚竹钉，钉在李斯的心里。韩非是他昔日的同学，是他志同道合的好友，但韩非代表的是处于亡国边缘的韩国，是秦国即将吞并的韩国。作为政治家的李斯，既明白韩非用心，也明白秦王意图。李斯的做法是，与韩非一样，也郑重上书秦王，直接驳斥韩非的《存韩书》。
李斯指出韩非的动机，是在恶意迷惑秦国。他着意提醒秦王，必须对韩非的言论予以高度警觉。他提出治罪韩非，所秉持的基本事实是：秦国要统一天下，要搜求人才，所以才争取韩非。但是，“韩非终为韩，不为秦”，这是无法改变的。既然不用韩非，自然也就不能滞留韩非，因为韩非是特使。如果将其放回韩国，那么必将为秦国的统一大业埋下祸患。
李斯提出，“以过法治罪韩非”。秦王批准了。廷尉府将韩非下狱了。韩非的意外出现打乱了李斯的计划，他的出现以及消失加快了李斯计划的实施。李斯要让秦王尽快看到自己的成果，要让对方知道自己才是秦统一大业的最佳策划者。
对于法家而言，世间的道德建立在强权的基础上。他们提倡的法治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因此一些常人看似无法接受的行为，却被法家视为准则。无论是韩非，还是李斯，他们所关心的是如何造就一个无往而不胜的强大国家，一个用暴力维系的以君主为中心的高效的国家。
韩非的死，李斯到底有没有责任，有多大责任？我们无法确定。可以确定的是，韩非死了，秦国再没有人在治国策略上可以超越李斯。需要说明的是这时候的李斯，才刚刚进入秦国权力高层不过三五年时间，其爵位与具体职司还都不明确，只是参与谋划大计，或执行某些重大事务。如果说将来李斯是秦国政治土壤上的参天大树，那么这时候的李斯还处于成长之中，他在秦国的根基与权力都在扎根阶段，远远没有达到能够秘密胁迫秦国政治要犯自杀的地步。
以秦国执法之严，李斯私自将毒药送给国狱政治要犯韩非的手中，并胁迫其自杀，是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算能够达成目的，也难以逃脱事后被追究处罚的噩运。
按照秦王嬴政一贯渴求人才、爱护功臣的秉性，不会轻易治罪于一个天下大才。即使要治罪韩非，也要先认定他的行为对秦国构成了严重的危害。先下狱，再后悔，这不符合始皇帝一生的作为。退一步说，如果秦王事后反悔，又发现了韩非的存在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此时，若韩非已死，那么追查毒药来源是一个必然环节。一路追究，李斯毒杀韩非的真相将会很快大白于天下。果真如此的话，李斯承担不起，秦王也容忍不下。
李斯凭借自己的政治才能与心机，一步步走向自己的权力巅峰。秦吞并天下以后，李斯成为秦王朝的丞相，实现了他成为官仓鼠的愿望。他与嬴政密切配合三十余年，秦王朝几乎所有的重大政策都有他的参与。不过李斯并没有飘飘然，他很清楚，自己的一切都与始皇帝分不开，他的命运与嬴政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他的儿子李由担任三川郡守回咸阳探亲，李斯在家中设宴，文武百官闻风而来，门前车马数以千计，热闹非凡。面对如此空前盛况，李斯荣耀满足之余，不禁滋生出物盛而衰、何以收场的伤感。李斯对儿子李由说：“我的老师荀况曾经对我说过，凡事都不要搞得过了头。我李斯原是上蔡的一介布衣，居住于街巷里的平民，承蒙皇上赏识，将我提拔到这样高的位置。于我而言，荣华富贵已到极致。事物发展到最后，都会循着盛极而衰的规律，我李斯的归宿又会在何方？”
李斯在人生的鼎盛时期，内心却对自己的前途命运产生了惶恐。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始皇帝游幸咸阳郊外的梁山宫，登高远眺，他望见丞相李斯的车马行列经过，盛大华丽，十分壮观。始皇帝当即就沉下脸来，颇有责怪之意。事后，陪同始皇帝在场的侍卫官员将消息透露给李斯，李斯大为震骇，马上将自己的出行车马做了相应的减损。他希望能够以自我整改和约束来消除始皇帝对自己的不满。孰料始皇帝再度见到李斯的车驾时，很快就察觉出有自我整改的迹象。秦始皇大怒，他马上让人调查，到底是谁泄露了自己的话。在调查无果的情况下，他将当时所有在场的侍卫全部处死。
李斯虽然没有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但是对于始皇帝的警告，他还是感受到了寒彻肌骨的凉意。这时候秦始皇坑杀儒生术士四百六十人，引起太子扶苏不满。扶苏上书：“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秦皇大怒，将太子扶苏流放到北部边境当监军。
太子的导师淳于越仗义执言，为太子鸣不平，最终也引来杀身之祸，监刑人正是他的老朋友李斯。至此，法家的权术之学，已经完全击败儒家的仁爱道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斯以一人之力，完胜儒生百十人团队，宫中再也没有思想异己的力量。
政治斗争永远没有尽头，永远潜伏着阴暗的力量。既然李斯尚权术，就会有人积蓄更大的能量，挖更大的坑，等着他跳进去。极权者依靠的，不是公众，而是身边极少数几个人。
李斯打败了太子导师与太子，毁灭性打击了社会上的思想力量。宫中的博士们也不再敢说真话。而此时，皇帝的小儿子胡亥正在变成别人的一枚棋子。始皇亲自任命的“中办主任”（中车府令）赵高，在暗中等待时机。
3.偶然事件与必然走向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五十岁的嬴政开始了他统一天下后的第五次巡游，李斯一路陪同。不知是机缘巧合，还是阴谋暗布，嬴政的小儿子胡亥也跟在身边游玩。尽管谁也没有料到，这次巡游会成为始皇帝的死亡之旅，但是从当时的情况分析，其实秦始皇这次出巡不是一次恰当时机。秦始皇晚年，政治局面并不稳固，需要最高统治者一一化解。同时，由于劳累、纵欲和服用丹药，秦始皇的身体已透支严重，极度虚弱。
不过无人料到的是，历史的车轮会在这条巡游之路上偏离轨道，年少贪玩的胡亥会因为嬴政的突然死亡成为一场权力阴谋的最大受益者，成为秦国这艘巨轮新的掌舵人。
当绵延数里的巡游车队经过山东西部的平原津时，嬴政突然感觉到身体不适，病情也随之加重。作为近臣的李斯虽然预感到了不妙，可他也没有更好的处理办法。他几次想请示嬴政，万一他不行了，由谁做他的皇位接班人，可他始终没有问出口。因为嬴政最忌讳的话题就是“死”，这也是他晚年一心求仙、追求长生的原因之一。
陪在始皇帝身边的近臣除了李斯，还有赵高。赵高的母亲犯罪，受刑后身体残疾，被安置于隐宫劳动。作为王国贵族的后裔，又从小生活在罪人堆里，赵高对秦国的仇恨和对现实的不满是根深蒂固的。为了寻求机会发泄仇恨，他刻苦学习，掌握了秦朝的法律及治狱程序，并成为当时一流的书法家和文字学家，再加上身体强健，骑术车技精湛，为秦始皇所赏识，被任命为中车府令，也就是直接掌管皇帝车马交通事宜的近臣，并同时担任着胡亥的老师。
秦始皇统一后不断巡游，中车府令赵高也由此成为与其接触最密切的人物。巡游路上，他还专门负责保管皇帝的兵符印玺。李斯每天传太医给秦王把脉进药，只是希望嬴政的病体能够再拖一拖，或者神奇康复，最起码能够熬到咸阳再死去。历史往往会因为一个人的一口气，一个人的一句话，发生根本性的逆转。
走到今河北邢台境内的沙丘，嬴政就驾崩了。在他生命终结的最后时刻，嬴政终于发布敕令，把兵符印玺都交给他的长子扶苏，让扶苏赶快到咸阳准备即位。可是命令发布得太晚了，遗诏刚刚密封起来，嬴政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这时候，大秦统一天下仅仅十一年，六国遗民不服归属，心怀故国。秦朝推行的严刑峻法、苛捐重税，一次又一次加剧他们内心的仇恨。为防止六国遗民借嬴政之死兴风作浪，李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严密封锁消息，把嬴政已死的消息限制于一个可控的极小范围内。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他去处理，比如嬴政的遗体如何防腐、如何运回咸阳、如何让别人以为始皇帝还活着，等等。
千钧重担压在李斯一个人身上，他来不及考虑嬴政之死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隐隐地意识到，他的命运有可能会发生改变，到底往哪个方向改变，他还说不出来。
为了握住好不容易得来的荣华富贵，多年以来，李斯处心积虑，设法把自己的利益与嬴政捆绑在一起。他把他的女儿都嫁给了嬴政的儿子，让自己的儿子都娶了嬴政的女儿。尽管如此，嬴政的大儿子扶苏和小儿子胡亥却不是他的女婿。
造化弄人，李斯最后就是败在嬴政最不起眼的儿子胡亥身上。确切地说，他是败给了胡亥的老师赵高。赵高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察觉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遇，他要紧紧抓住这个机会，一举攻克秦王朝政治舞台的前沿阵地。要站到秦王朝政治舞台的前沿，就必须要好好利用手中的道具——兵符和印玺、胡亥和李斯。
李斯就像一只木偶，命运的线绳原先是提在嬴政的手中，现在又转移到了赵高的手里。李斯与嬴政都是玩政治的，玩政治如同两个拳手在擂台上过招，虽然也使阴招，但是有规则可循。赵高是玩阴谋的，最擅长的是背后捅人刀子，只要致命，没有规则的约束。对于李斯来说，赵高这种人是最危险的，就算是死在他手中，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始皇帝的突然去世，给李斯带来相当大的冲击。这时候的他已经七十一岁，有了来日无多的预感。一场政治家与阴谋家的较量也就此拉开序幕，权力的重新洗牌，让每一个人都有对时局和前景的忧虑。赵高主动找到李斯，向他摊牌：皇上驾崩，遗诏让扶苏即位，遗诏和兵符印玺都在公子胡亥那里放着，没有人知道这件事，现在立谁为太子，就是我们两人说了算。
赵高跟李斯同殿为官也不是一年两年，他太了解李斯这个人了：谋事而不能谋己，利益所在，就是他的人生选择所在。权衡利害，赵高将三人共局的得失算计得滴水不漏。始皇帝死后留下的瞬间政治真空，可以由他、胡亥和李斯三人来填补。大秦帝国就像是一辆陷入危险境地的车辆。而他赵高偏偏要在这时候强行驱动。他要将胡亥推上主驾的位置，而自己则是副驾。至于李斯，只是一个搭车人。如果胡亥入继大统，那么李斯以拥立之功继任丞相，而他则是皇帝和丞相、内廷和外廷之间左右政局的人。
赵高说：“您听从我的计策，不但能够保全爵位，儿孙还可以继续享受富贵。如果不听我的劝告，执意立扶苏为太子，就等着被罢免的命运吧，你的儿孙也会受牵连。丞相即使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儿孙们想想吧？”
赵高这番话，触及了李斯的灵魂深处，也是他心底最虚弱的部分。李斯忽然意识到，嬴政之死，把他推到了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他必须要在保全良心还是保全利益间做一个选择。赵高在这里用的全是假设论证，却忽悠得李斯仰天长叹、泪流满面。他还有梦想，有一天他退休了，他希望能领着儿子、孙子，坐着考究的车子，回到他的故乡，迎接他的是鲜花和掌声，孩子的欢呼，姑娘的笑脸。
李斯不甘心轻易退出历史的前台，除了个人荣辱得失，还有更多放不下的东西。一方面，参与政变可以保有自己的功名利禄；另一方面，如果阻挠政变，付出的代价可能是身家性命。李斯不是那种甘愿逃避的人，就像发迹前他不想逃避现实要去挑战卑贱命运一样，他不会去逃避未来的挑战。
在为臣之道和保身固宠之间，在安定国本与攫取利益之间，李斯真的无法给自己一个明快的决断。他已是垂暮之年，他考虑最多的还是他的那些子孙们。想到子孙，他的心软了起来，也随之硬了起来。经过痛苦的内心煎熬和反复权衡之后，李斯决定跟赵高结盟，立胡亥为太子。
在大秦专制主义的文化氛围里，即使像李斯这样受到赏识和器重的大臣，也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没有思想的奴才，甚至不惜把对国家的忠诚、个人的信仰和为人的气节统统收起。李斯就是这样走向与狼共舞的不归之路。
始皇帝晚年最大的失政之处，就是在继承人的册立上始终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扶苏是皇长子，史载扶苏为人刚毅而武勇，既能取信于人，又能激励用人，奋发致力于政事，最为始皇帝所看重，也为朝野上下所服膺。他曾经不满焚书禁令，站出来劝谏始皇帝。结果惹得始皇帝一怒之下，将其发落出京，到上郡蒙恬所部军中出任监军。
焚书一事出于李斯的建议。而扶苏反对焚书，主张接纳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重视道德仁义。他在政治主张和政策上，与李斯有着根本性的对立。而李斯与蒙恬之间，也曾经有过分歧。蒙恬是进攻匈奴的主帅，是北进政策的推进者。而李斯则反对用兵。
扶苏到上郡监军，与大将蒙恬相处得极为融洽。而蒙恬的弟弟蒙毅又是始皇帝最亲信的侍从大臣。扶苏与蒙恬共事，外有北方军队的支持，内有蒙毅等要臣的支持。如果不出意外，扶苏继承皇位是必然的。
如果将此视为一盘陷入僵局的棋子，李斯就是其中最不稳定的一颗。他游离于扶苏与蒙氏的政治联盟之外，政见上有分歧，人事上不同线。始皇帝在位，他不用忧心自己的地位。而这一切因为始皇帝的暴亡而变得不确定。李斯甚至认为，一旦扶苏继位，第一个受到冲击的就是他。赵高处于内廷深处又岂能不有所体察，他了解眼前的局势，更了解李斯这个人。
公元前210年7月。代郡。正在守边的公子扶苏突然接到他父亲的诏书，诏书严厉谴责他守边数年，寸功未立，反而常发牢骚，忤逆不孝，立即赐死。同时谴责蒙恬与扶苏同流合污，应该依法严办。扶苏接到诏书没有任何怀疑和犹豫，而蒙恬凭着他对当前政治局势的了解，对皇帝所赐诏书的真伪有相当的怀疑。他劝阻扶苏弄清楚真伪再做决断，扶苏认为：“父赐子死，何能复清！”
不久，蒙恬在狱中听到消息，始皇帝驾崩，公子胡亥继承了皇位。蒙恬隐约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可是扶苏自杀，让他失去依托，被置于极为被动的境地。从他祖父起，蒙氏三代尽忠于秦国。为保全祖宗清誉，他选择了自杀。他的弟弟蒙毅也被处死。如果扶苏不自杀，不管是再请复核，还是与蒙恬联手抗命拖延，秦国的命运将完全改观，历史将转向不同方向。
蒙恬死前仰天高呼：“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
一代名将就此喝下毒药，含冤自尽。扶苏自杀后，沙丘政变才算圆满落幕。从此，赵高、胡亥携手将大秦帝国一步步引向灭亡之路，一系列的偶然事件最终酿成了历史的必然走向。
二世继位以来，恐怖和迫害像瘟疫一样扩散开来，群臣人人自危，百姓们也惊恐不安。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山雨欲来的气氛，已经弥漫整个帝国。秦二世胡亥得李斯、赵高的暗助，大力推行铁血政策。
赵高复仇于秦的变态心理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的“亡秦”程序也按下了快进键。他成功地促使胡亥施行了暴政，同时也就成功地把恐惧、仇恨和叛乱的种子播撒到了帝国的四面八方。身为丞相的李斯，吃了那么多年的政治饭，凭着他敏锐的政治嗅觉，他预感到，秦二世和赵高再这么折腾下去，自己和先皇苦心经营的秦国大厦将会迎来倾覆崩塌的时刻。
陈胜、吴广率领九百名戍卒攻克了大泽乡，一路西进。
两个月后，刘邦在沛县（今江苏沛县）起兵。
项梁、项羽在吴县（今江苏苏州市）起兵。
田儋在齐国故地起兵……
秦王嬴政尸骨未寒，他的庞大帝国就已经走到分崩离析的境地。
赵高一手遮天为所欲为，胡亥日复一日纵情享乐，年过花甲的李斯不禁为大秦的前途而忧心忡忡。这个庞大的帝国是他帮着始皇帝一步步打造起来的，这个前所未有的集权制帝国也是他辅佐始皇帝一点一滴建设起来的。如今他就要眼睁睁地看着一生的心血毁于一旦，怎能不痛心疾首！？可是，如果要挽救帝国，他势必要倾尽全力与权宦赵高展开一场生死博弈，也势必要处处违背二世的旨意下大力气整肃朝纲。这么干值得吗？这个念头只一闪，就被他自己否定了。
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要拯救帝国，他就得押上他目前所拥有的一切。李斯不敢冒这个险。
李斯的长子李由担任三川郡守，三川郡的辖区在今河南省的黄河以南地区，是反秦义军进攻的主要地区。李由清剿无力。李斯害怕朝廷处罚李由，他以出卖良心为代价换来的富贵荣华又保不住。李斯明知最大的祸源是秦二世和赵高，却只能保持沉默。他揣摩胡亥的意图，写了一份奏章，论述帝王严刑峻法、耽于享乐的合理性。
事已至此，李斯仍然抱着一种蝼蚁惜命的侥幸心理，上书讨好秦二世，他决心为自己赢得新的机会。他上书的内容竟然是：做皇帝不能为天下服务，而要让天下为你服务。为人服务的人是下贱人，被人服务的人才是尊贵的人。怎样才能让天下人都为你服务呢？你要对所有人严加监视，用酷刑惩罚他们。
他劝说胡亥要自我放纵、享尽人间之乐，这样才能算是贤明的帝王。决不能让仁义的道德、忠烈的感情、大臣的谏说等妨害了自己作威作福、压榨人民。皇帝要限制一切，但不能被任何东西所限制。
秦二世胡亥没有想到，自己及时行乐的主张会得到朝廷内最高理论家的肯定，这让他大为兴奋。从此，他纵情享乐的底气更足了，对官员们的督责也更为严苛，酷吏横行无忌，受刑的人塞满监狱，死人的骸骨堆满了街头，杀人机器得到重用。司马迁说李斯不忠于秦朝，这样的论断是准确的。李斯的才智仅仅是为了保证自己飞得更高，而秦朝的天下不过是他的一方天空，没有这方天空，还会有另一方天空。
秦二世得益于赵高的启蒙和李斯的指导，尝到了专制集权给自己带来的变态的欢乐。李斯也就此完成了魔鬼作坊里的最后一道工序。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他采取的不是与魔鬼死磕到底的做法，而是一味地讨好魔鬼，给魔鬼作恶提供更大的勇气、胆量和信心。
帝国处处渗透赵高的权力爪牙。胡亥索性躲进深宫过自己的逍遥日子，除了赵高，其他人想要见一面都很难，包括李斯。如果说，李斯先前的愿望是要保住自己享有的这份尊荣，那么此时的他已经转变了想法，自己为之奋斗半生的权力能够保证自己安全着陆已经是万幸了。
赵高可不愿意看到李斯从胡亥这里得到恩宠，李斯的存在对他来说就是潜在的危险。赵高当权的这段日子以来，李斯明明知道如此疯狂地折腾只会加速帝国的灭亡，可他还是选择了沉默。因为他知道他的不沉默只会加速自身的灭亡。可他也清楚，他的沉默并不能保证自己摆脱命运的绞杀。
对于赵高而言，沙丘之变时李斯是他计划中必须接上的重要一环；时过境迁，李斯则成了他计划中必须拆掉的一环。赵高要做的就是给李斯设下一个套，等着他自己往里钻。
他要摧毁秦二世对李斯刚刚萌芽的好感。赵高与李斯的权力斗争并不是处于一条水平线上。李斯并没有把赵高作为敌手，而赵高已经把李斯当作了死敌。赵高掌握了与秦二世的联络权。李斯想见皇帝一面都不容易，更谈不上在皇帝面前剖白自己、揭发别人了。李斯要保住自己多年经营的果实，而赵高要争、要斗。李斯低估了赵高。赵高的最终目的，至少是要独揽朝廷大权。李斯的存在是他最大的障碍。
等到秦二世寻欢作乐时，赵高便派人招呼丞相李斯入宫奏事。李斯穿戴整齐，乘快车到宫门求见。经过几次折腾，秦二世终于愤怒了。李斯老儿这么做，到底是何居心？是在变着法子让我不开心吗？是在故意刁难于我吗？
那些在权力场上想要固宠的人，无不想方设法打听主子的爱好，揣摩主子的心思，不惜重金打通与主子的联络渠道。但李斯失策了，在与主子的联络中，居然借助自己的敌手。
李斯当初在荀子那里学的是帝王之学，在他跟秦始皇的关系中，他获得了成功，他得到了秦始皇的信任。在二世手下，他的帝王学基本就没有什么用武之地：李斯对秦二世几乎没有影响。秦始皇在沙丘死去的时候，如果他主动想到了赵高劝说他的那些理由，为自身长保富贵打算，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联合赵高，矫诏拥立胡亥。拥立胡亥成功之后，应该立即着手剪除赵高的势力，甚至在肉体上消灭赵高。但李斯没有这样做，也没有这样想。
他在被动中接受了赵高的阴谋，整个历史走向不是“李斯联合赵高，发动沙丘之变”，而是“赵高联合李斯，发动沙丘之变”。从此之后，李斯就一直处于被动的位置，没有主动做过一件大事。
就算赵高向他发出了挑战，李斯也并没有将赵高视为自己最强大的对手。他以为，自己不可能倒在赵高的阴损招数下，赵高不过是帝国权力场上的二流角色。李斯竟然天真地认定，让秦二世做裁判，他可以一举击败赵高，并将这个变态小人彻底制服。
李斯在没有掌握任何赵高谋反的证据的情况下，上书给秦二世。大意是：赵高运用田常和子罕二人的叛逆之道，窃取陛下的威信，陛下要是不及早将他解决，我担心有朝一日他会发动宫廷政变。
赵高早已用迷魂汤将秦二世灌醉，而李斯这时候才想到去喊醒烂醉如泥的梦中人，未免太迟了。李斯的上书非但没有唤醒胡亥，却再一次点燃了他内心的怒火。论恩德，秦二世对李斯和赵高都是心怀感激的，毕竟他登上皇帝的宝座，少不了李、赵二位合力托举成全的功劳。但现在李斯与赵高水火不容，两人中必须倒下一个。恩德之外，就要有私人感情的成分。赵高是秦二世的老师，他们朝夕相处，论关系亲疏，李斯简直没法与之相提并论。
李、赵二人对掐，如果非要选择一个人倒下去，那还能是谁呢？秦二世怕李斯对赵高下毒手，便将李斯的话原原本本传达给了赵高。
赵高满腹委屈地说：“如果赵高死，那么丞相就可以学田常弑君篡位了！”
李斯的长篇宏论抵不过赵高的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虎虎生风的大刀抵不过一支夺命镖。李斯就这样被秦二世交到了赵高的手里。赵高是刑法专家，罗织罪名是他的专业。李斯的悲惨遭遇，是他自己种下了孽因，最终自食恶果。改变历史的枢纽原本掌控在他的手中，他的存在，原本可以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不至于死于非命，而他自己也完全有机会拥有一个更好的结局。但他将历史赋予的机会拱手让给了赵高。
赵高亲自出马把李斯和他的宗族、宾客全部逮捕下狱。李斯苦心经营了整整一生的功名富贵一夕之间化作了泡影。如同他在自己极尽恩宠时所说：“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
李斯或许早就有预感，当年那句无端的感叹最后竟一语成谶。他没想到自己位极人臣后会走得如此艰难，一路战战兢兢，最后还是难逃悲惨的结局。与李斯同时被捕的还有大臣冯去疾和冯劫，他们悲愤地说：“身为将相，决不受这样的奇耻大辱！”两位同僚相继自杀。李斯还在坚强地活着，他自负有雄辩之才，有功于秦始皇父子，确实没有谋反的证据。
他怀着侥幸的心理给秦二世上书，借以表白自己的心迹，希望秦二世明白自己的心迹后能够一夜之间幡然醒悟。赵高亲自审讯李斯；在各种酷刑的考验之下，李斯实在扛不住了，只好自诬，承认自己参与谋反。
李斯为自己开列了“七宗罪”，事实上是为自己摆功摆了七条。李斯的这封信写得令人感动，甚至连秦二世都动摇了，却无法让赵高有一丝感动。
奏疏大意如下：“微臣担任丞相，治民有三十余年了。秦国的土地原先很狭隘，先帝时秦国的领土不过方圆千里，拥有数十万士兵。微臣竭尽所能，谨慎地执行法令，暗地里派遣谋臣，让他们带着黄金美玉去游说诸侯。暗地里厉兵秣马，修明政教，任用勇士，尊重功臣，所以能胁持韩国削弱魏国，攻破燕国和赵国，荡平齐国和楚国，终于兼并天下，俘虏六国的君王，立秦王为天子。这是我的第一宗罪行。领土并非不够广大，又在北方驱逐胡、貉，在南方平定百越，以显示秦国的强大。这是我的第二宗罪行。尊重大臣，使他们的爵位非同寻常，强化他们对国家和君主的感情。这是我的第三宗罪行。立社稷，修宗庙，借此显示君主的贤德。这是我的第四宗罪行。统一度量衡，将法律公布于天下，树立秦朝的声名。这是我的第五宗罪行。修驿道，建行宫，借此表现君主的得意。这是我的第六宗罪行。减轻刑罚，降低赋税，借此为君主博得民心，使君主受万民拥戴，至死不忘。这是我的第七宗罪行。”
赵高将判决递了上去，胡亥高兴地说：“多亏了赵君啊，不然我被丞相卖了都不知道。”
大臣谋反非同小可，不仅要将李斯腰斩于市，还要诛灭三族（父母、兄弟、妻儿）。腰斩是一种暴虐的死刑，死囚被拦腰斩断。行刑当天，李斯走出监狱大门，与儿子一同被绑赴刑场。大秦帝都咸阳万人空巷，去刑场伸长脖子看戏，有拍手称快的，也有同情落泪的。
按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李斯望着满脸猪肝色的儿子，叹息的却是：“我想与你再牵着黄狗一同出上蔡（李斯的老家）东门去追逐狡兔，过自由自在的生活，还怎么可能呢？”
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李斯，到头来憧憬的只是一种常人的幸福。
这种幸福多普通啊，普通得近乎琐碎。任何一个小老百姓，只要他愿意，他随时可以放下手中的农活，带上儿子，牵黄犬，出东门，逐狡兔。然而，此刻的李斯不能。
二十多年前，他在刚刚爬上权力浪尖时，就应该预料到自己迟早会有这样一天。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心，他能苦撑三十多年，已经是一个奇迹，尤其是他侍候的又是两位顶尖级的暴君。李斯是在刑场上才悔悟到这一点，可见权力不仅是烈性的春药，也是烈性的迷药，最聪明的人一旦鬼上身，也是至死才悔，即算悔青了肠子，又有何益？
公元前207年，秦二世三年八月。咸阳令阎乐率兵一千多人突然出现在望夷宫，杀掉侍卫长后长驱直入。胡亥知大势已去，缓缓步入内室。这时候只有一个宦者跟在他身边。
阎乐走近胡亥，说：“足下骄横放纵，诛戮无道，天下人全都背叛足下，足下打算怎么办？”
胡亥说：“我情愿做一个郡王。”
阎乐说：“不行。”
胡亥说：“我情愿做万户侯。”
阎乐说：“不行。”
胡亥说：“那我情愿和妻儿一起做平民百姓。”
阎乐最后看了他一眼，说：“臣奉丞相之命，替天下人诛杀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说完把手一挥，士兵们一拥而上。
绝望的胡亥被迫自杀。胡亥临死前的愿望呈阶梯式递减，当它们一一被否决后，最后的一丝渴望不免还是和李斯一样——做一个老百姓。他们这算是彻悟吗？恐怕不能算。如果上天再给他一次机会，他的欲望还是会重新往上走，呈阶梯式递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