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是公司筹集资金的最重要来源之一。企业上市，公开向市场出售股份公司的所有权，以筹集更多的金融资本进行扩张，其交换给予投资者的流动性，使他们能够快速轻松地出售证券。相比其他流动性较差的投资（比如房地产），投资股票无疑更具吸引力。
然而股市发展到现代，其投机炒作的功能早已替代了金融血库融资的初衷。因为投机是零和游戏（不计算交易成本和税收，亏损的钱和赚取的钱之和为零）。而我们一旦参与这场游戏，就要付出各种费用，于是投资者作为整体而言的最后结果，便可想而知。
为什么？在股场历史上，不“出老千”，单靠“真本事”能做到稳赚不赔的“牛人”寥寥无几。大名鼎鼎的巴菲特，堪称股市高手，他的一言一行足以影响股价波动，而这一特点又让他赚钱变得更加容易。自荷兰东印度公司发行首支股票以来，股场老千可谓“豪杰辈出”。由于市场信息极其不对称，普通百姓往往是最后埋单受害最惨重的群体。
而老千最早的乐土，是18世纪北美那片刚刚独立的土地。那时还没有证券交易所，所有交易都在场外进行。股票交易缺乏完善管理的规则，成了“老千”兴风作浪的乐土。也正因如此，股票交易反而发展得如火如荼。
写到这儿，我们不得不提及一个人，他是人类证券史上第一位，可能也是最大的“老千”，几乎以一己之力操控了当时的整个股票市场，从热情到疯狂，从疯狂到灭亡……他叫威廉·杜尔，他可以说是股票交易史上最早的“老千”和内幕交易者。
杜尔1747年出生于英国，他父亲是西印度群岛的一位种植园主。早年时，杜尔曾在西印度群岛经营父亲的房地产业，期间他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宣传、会计、营销、讨价还价无一不通。尤其重要的是，杜尔对市场行情有着令人惊羡的敏锐嗅觉，在他手上鲜少积压卖不掉的存货。而经营地产业，当然免不了跟政客打交道，这也让他在年轻时就锻炼出一套如何与政府官员斡旋的本领。
房地产业让杜尔掘到了第一桶金。他后来选择定居纽约，专门从事为英国皇家海军供应船桅和船樯的业务，所获利润十分可观。但是，这根本无法满足杜尔成就一番大事的雄心。
不久，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杜尔坚定地反对英军。在战争中，杜尔凭借其超凡的经商能力做着向大陆军供应物资的生意，藉此大发横财。杜尔卓越的商业天分引起美国将军威廉·亚历山大的关注，甚至将爱女凯瑟琳·亚历山大许配给他。杜尔从此过上了奢华无度的王室生活。据说他们家族每日晚餐的餐桌上，至少摆有15个品种的名酒。
1789年，美国财政部正式成立，第一任财政部长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当时财长助理的位子仍然空缺。汉密尔顿与杜尔私交甚笃，他非常看重杜尔的商业才能，但对他的投机嗜好颇有顾虑。经过再三权衡，汉密尔顿最终还是决定把这个职位留给他，因为就能力而言，实在是找不到比杜尔更适合的人选了。
杜尔应允了，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肥差，心里当然乐开了花。汉密尔顿的这一人事安排，无异于让黄鼠狼去把守鸡舍。那时的杜尔，兴趣早已由传统贸易转向新生的股票市场。敏锐的商业嗅觉、强大的影响力、超凡的勇气……杜尔缺少的只是一个能获取内幕消息的途径。财政部助理的位置正好给了他一个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绝好机会。尽管联邦法律明令禁止财政部官员从事任何证券投机活动，但是在杜尔眼中这条法令犹如一纸空文。
接下来的几年，是杜尔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在财政部内他广结关系网，搜集各类信息，在股票市场上永远扮演着先知先觉的角色。赚大钱的永远是他，散户们则疯狂追随，希望借助他分一些“残羹冷炙”。
当时的美国根本没有信息披露制度，谁拥有信息的先知权，谁就拥有打开财富之门的金钥匙。“财长助理的位子我可不能白坐，坐一年就要捞一年！”或许就是从他开始，老百姓才发现公务员的隐性收入不仅仅是贿赂，这个位子的含金量高到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当然，汉密尔顿对此也并非毫无察觉。他在1790年曾致信杜尔，劝其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但是，面对巨大利润的诱惑，杜尔对汉密尔顿的警告和规劝充耳不闻，依然我行我素。
聪明反被聪明误！
1791年底，市场上盛传合众国银行要收购纽约银行，并要将其变成合众国银行在纽约的分行，但是谁也不能确定这一消息是否属实。当然，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最先获悉消息的一定会是杜尔。
杜尔依靠广袤的消息来源，使他认定这是人生难得的一次投机机遇，其他富豪也表示了与他合作的意愿。很快，杜尔与纽约富豪亚历山大·麦科姆达成了为期1年的合作协议，该协议规定由麦科姆出资对纽约银行的股票进行投机，杜尔则凭借其从财政部获得的各种内幕消息，以及他自身的投机天分，从中分享50%的利润。杜尔用麦科姆的资金购入大量纽约银行股票，以期在消息证实后大涨。
不过，在银行合并的事情上，即便神通广大的杜尔，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杜尔始终担心一旦消息落空，这笔钱就打水漂了。然而狡猾的他很快便想出了一个完全之策：如果我再找一个人合作，用他的钱反手做空纽约银行股。不就相当于上了一个双保险吗？
所谓做空，是指卖出自己没有的股票（可以先从别人那里借），然后立即抛出，待股价下跌后再买回来（还给别人）。也就是说，做空是一个在股票下跌中获利的过程。例如，某支股票的当前价格是30元，你预计一个月后该支股票会跌到20元，那么你可以先从别人那里借1000股，随即抛售获得30000元现金；若一个月后股价真的跌至20元，你只需要以20000元现金，便可以买回那1000股，然后还给别人。这样一来，你净获利润10000元。当然，借别人的股票得支付利息，但是相对于10000元的获利，这些成本不过是九牛一毛。
做空在当时是一项非常高端的交易技巧，绝大部分人根本不理解，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股价下跌还能赚钱。不过，做空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一旦你看错方向，股价不跌反涨，那么当众人欢呼雀跃的时候，就只有你自己“潸然泪下”了。
说干就干。杜尔在帮助麦科姆“做多”纽约银行股的同时，自己却偷偷摸摸地“做空”这支股票。他还说服纽约另一个富豪利文斯顿家族，一起加入到他做空者的行列中。尽管杜尔费尽口舌讲解，利文斯顿一家人还是对“做空”这个概念一知半解。不过因为杜尔声名远扬，又是在政府工作的“线人”，他们对杜尔的判断毫不怀疑。
杜尔所采用的这种双向策略，现代金融称之为“对冲”。杜尔大概也是股票史上最早采用“对冲”策略的人。有人或许纳闷儿：“一头儿做多股票，另一头又做空股票。这算什么策略？不管股价涨还是跌，都是一头儿赚，一头儿赔。最后岂不是白忙活一场？”
杜尔不是傻子，当然不会做无用功。这里的关键在于：杜尔是在用别人的钱玩对冲，即我们现在常常说的OPM（Other People’s Money）。他的如意算盘是这么打的：“如果合并真的发生，那么纽约银行股会暴涨，赚来的钱我和麦科姆对半分，利文斯顿就让他倒霉去吧，亏损由他们自己承担；若合并落空，股价大跌，那么我就和利文斯顿家族分蛋糕，麦科姆就自己认栽吧，我只跟你说分享50%利润，没跟你说过承担你50%亏损。”
“亏损全是别人的，赚了一部分归自己”，这就是OPM——这也是现代投资银行屡屡赚钱的真谛，是一场风险与收益严重不对等的游戏。
原本这是个天衣无缝的“无风险获利法”，但结局颇有戏剧性。由于杜尔和麦科姆的合作在明处，而与利文斯顿的密谋在暗处，公众只知跟着杜尔买进纽约银行股，于是股价越追越高，合并的消息还未传来，股价早已暴涨数倍。
“跟着杜尔，没错的！”市场大批投机者跟风，其规模之浩大远远超出杜尔的想象。令杜尔都坚定地看多了，他还认为：相对于纽约银行，其他银行的股票处于“价值洼地”，更具投资价值。于是，他借来大笔资金买入其他银行股，如百万银行。
此时，“做空”纽约银行股的利文斯顿家族坐不住了，他们不可能坐视自己的利益遭受损失。杜尔错就错在低估了利文斯顿家族的实力，在老虎头上拔毛，但是想让它轻易罢休并不容易。
为了扭转局势，利文斯顿家族开始大量从银行提取黄金和白银，同时迫使银行实行信贷紧缩。在这些举措之下，银行利率很快就飙升至日息1%以上。信贷紧缩使纽约银行与其他各银行的股价一泻千里。杜尔虽然在纽约银行股票上做了“对冲”，可是他还大量举债“做多”了许多其他银行股，这些股票一下跌，就唯有认赔了。
祸不单行。与此同时，财政部的审计员发现杜尔还从财政部的账上挪用了23.8万美元。财政部正式起诉杜尔，要求追回这笔款项。时运急转直下的杜尔开始四处借钱，试图补上这个大窟窿。
墙倒众人推，此时谁会借钱给他呢？很快，杜尔便因挪用公款和欠债不还而锒铛入狱。之后，市场恐慌情绪蔓延，股价一泻千里，众多的投机客在此轮狂潮中，输掉了自己的最后一件衬衫。杜尔，这位股市操纵者也在狱中，度过了短暂的余生。
现代经济学假设人们生活在一个信息完全的世界里，且所有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众所周知，真实世界并非如此，甚至恰恰相反。杜尔可算得上是真实世界中极少数既具有较完备信息、行为又相对理性的人，他利用特殊的职务便利，获得了比其他投机者更全面、更准确、更及时的各种信息，同时，他又具备丰富的投资和投机经验，且对市场有很强的影响力，但即便如此，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他也无法做到完全冷静，贪念最终战胜了理性。
人可以一事投机，但不能事事投机；人可以投机一时，千万不能投机一世。但人们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或者看着别人的伤疤自己不疼。别人的教训未必会对自己产生作用。即便是自己付出惨重代价换来的教训，时间长了，形势变了，可能也会被淡忘。面对人类这与生俱来、且将世代延续下去的非理性，唯一的对策就是建立完备的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