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元在全球奠定了霸主地位。然而，新的货币体系面临着两个潜在的制约因素。
首先，美国向各国央行保证，它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以美元兑换黄金。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国库的确拥有全球市场上大部分的黄金，足以让它兑现这一承诺。随着世界经济快速发展，虽然澳大利亚西部和南非新发现了金矿，都为全球市场的黄金供应做出了贡献，但是，美元流通量扩张的速度已超过了金矿的开发。黄金逐渐变得稀缺，这就意味着各国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与美元兑换黄金的承诺不再相称。
其次，世界主要国家货币的汇率高度稳定，这看似不错，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资金，其前提是美国长期出现贸易逆差，美元才能扩散到世界各地，而长期的贸易逆差又必然会影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引起美元危机，这很矛盾。美元突发危机，只是时间问题。
当然，只要各国央行继续持有美元储备而非黄金储备，自然也就没什么令人担忧的。比方说欧洲各国央行就非常愿意持有美元储备，这不仅是因为美元的交易费用低于黄金，还因为它们可以赚取利息。何乐而不为呢？
冷战时期，为了拉拢欧洲各国组成同盟国，美国也乐得让欧洲各国央行赚点利息。反正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说穿了，这都是受利益驱使。美国政府（甚至美联储）输出美元的真实意图，是为美国公司在海外扩张创造新的前哨基地，为美国产品打开海外市场。随着美国与前苏联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西欧的经济复苏，将促使该地区较少受前苏联的影响。于是从1948年到1954年，为了帮助欧洲恢复经济，华盛顿开始实施“马歇尔计划”，输了170亿美元到欧洲。因为美元这一独特的角色，所以美国的贸易逆差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试想一下，所有贸易均在一个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进行）。
然而，面对美元大规模流向海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致命缺陷也就暴露出来了：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膨胀，随着（由每年的收支不平衡造成的）美元债务的增加，人们对美国能否以美元兑换黄金的承诺的信心减少了。
美联储担心，日益扩大的贸易逆差，将导致欧洲盟国怀疑美元兑换黄金的能力。如果这一怀疑变成现实，事态就将发展成各国的银行挤兑——欧洲各国政府同时要求将美元兑换成黄金。而美国是无法同时满足它们这些要求的。这样一来，面临崩溃的就不仅是美元，还有全球的金融体系。
那时正值约翰逊总统的任期结束，美联储的决策者计划将货币的固定汇率，转变为可浮动的汇率，但仅限于在狭窄的范围内浮动；美国因越南战争产生庞大费用，又迫使美联储过多地发行美元，以支付累积的债务，这一策略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以美元兑换黄金的前景变得越来越模糊。
尼克松总统上台后，面对日益扩大的贸易逆差，确定的政府目标是说服欧洲盟国重估其货币兑美元的汇率，以帮助美国提高出口地位，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
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是个雷厉风行的强硬派。康纳利为人所知的硬汉形象，至少要追溯到1963年。在肯尼迪总统被暗杀的那天，作为德克萨斯州长的他正陪同总统乘坐豪华轿车，子弹也穿过了他的身体。但他后来完全康复了。康纳利的头脑就像他的身体那样顽强，他在华盛顿成功地闯出了一条仕途。作为财政部的领头人，康纳利坚持认为减少预算赤字，将导致美国经济降温，政府绝不能承担这样的风险。康纳利随之转过头，对欧洲各国的国家元首施压。康纳利有强硬的理由：如果欧洲各国希望继续得到美国对它们的军事支持，它们就不得不找出一种方法，重估其货币兑美元的汇率。最后，康纳利对欧洲盟国丢下了他的名言：“我们的美元，你们的问题。”
与其说康纳利公开发表的言论是要说服欧洲，倒不如说他是在强行对欧洲施压。欧洲各国被美国的霸气镇住，在美国的强迫下，只有调整本国货币兑美元汇率，有点打落牙往肚里咽的感觉。这种局面还维持了一段时间。不过欧洲各国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等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它们也会撕破脸皮、不讲情面。
美元过剩的危机终于出现，美国的贸易逆差又开始膨胀，蚕食了欧洲各国对美元的信心。欧洲各国因此纷纷抛售美元，按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将美元兑换成黄金，使美国的黄金大量外流。这种情形美国一直撑到1971年。那一年8月，众议院外汇兑换附属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结论是：美国日益扩大的贸易逆差导致了美元被高估，解决的方法就是改变汇率制度。
报告出炉仅仅一个星期，尼克松便根据这一处方采取了紧急措施。在8月15日，一个非常炎热的夏日夜晚，尼克松通过美国三大电视网络，向全世界宣布放弃美元金本位制，暂停国外央行以美元兑换黄金的权利。
从这一天起，黄金正是退出了货币体系。其实早在8月初的一个周末，为使美国摆脱经济困境，尼克松就与他的15名顾问聚集在度假地戴维营，他们经过激烈的争辩，才做出放弃美元金本位制的计划。这一举措，就是后人称作的“新经济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