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恩先生评论道：“重组某种程度上代表一种构想，这需要具备一种建设性想象力。接管一个破产企业，几条铁道，通过改造，最终形成一个服务于整个国家的系统，顺便使业主恢复往日的生机是一种创造性工作，这种工作吸引着我。它会让你体会到创造的快乐。”
“接管大都会歌剧院时情形也是如此，当时的歌剧院已经失去了其本该具有的作用，很大程度上依靠自身的名誉和几个大腕明星支撑着，而不是去考虑作为一个歌剧院，应该在其他必要方面有所发展，比如说合唱团、舞台背景、乐队以及演职人员等。然而要做好这样一件事同样也要靠创造精神。就像那些破产的铁路一样，它已经无法再进行完整行正常的营业活动了。对这样一个剧院进行改组，使之成为一个设备和设施都十分精良的艺术圣地是一件有诱惑力的任务，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做这两件事都能让人体会到创造的快乐，而且还能让服务公众的价值得到体现。”
在对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那种根深蒂固的错误管理方式进行了一切可能的调整而毫无效果后，正是卡恩先生拍案而起，最终采取了强制性手段，确定了决定性的方案。
当著名的皮尔森-法奎尔辛迪加的发展规划已经超越了它实际能力，并企图通过控制几个大的财团将现有的铁路合并，形成一个横贯大陆的铁路系统时，又是卡恩先生及时跳出来阻止了这种冒险，从而阻止了一个影响力巨大的集团走向覆灭，同时也让整个金融界避免了一场由此而来的灾难。
卡恩先生还在美国股票在法国巴黎证券交易市场成功上市的谈判过程中起到了带头作用。这是一场复杂而周密的谈判，谈判的最终结果是1906年价值五千万美元的宾夕法尼亚巴债券在黎证券市场开始交易，这也是有史以来美国证券法国第一次在法国正式上市。随后在战争期间由库恩-洛布公司发行的价值五千万美金的巴黎城市债券，以及价值六千万美金的波尔多-莱昂斯-马歇利斯债券中，卡恩先生无疑也是功不可没。
就拿最近一件事来说吧，在组建和管理美国国际公司的过程中，卡恩先生的参与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是一个资产为五千万美元的公司，它的成立将大大推动美国在国际贸易和金融方面的影响力。公司的总裁查尔斯·A.斯通向我做了这样一番评述：“如果没有卡恩先生的指导和实践方面的帮助，我真不知道我们自己会做些什么。他是一个奇迹。他对国际事务的了解令人叹为观止。”
几年前，托马斯·F.瑞安有一次随口说起了谁将是下一个金融巨人，正当他们边走边说之时，他看到了对面走来的卡恩先生，于是就说了一句：“瞧，未来的金融界头号人物来了。”而此时的卡恩早已经超越了瑞安先生多年前的预言。
卡恩先生成功地说服了哈里曼先生，让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摘掉了自己那张铁面具，让他坦诚地表露自己，说明自己的方法和目的。多年来哈里曼一直采用一种鼹鼠打洞的盲目做法，四处借债，只有当这些债务取得了一定成效后，他才会让公众对他的做法略知一二。而卡恩却早已意识到了民主的力量，清楚地预见到了事情发展的趋势所在。他敦促哈里曼要相信公众，不要再躲避媒体的关注，这样一来，在他提出全国运输设备发展计划之时，公众就会站在他这边支持他，而不是去反对他。他和哈里曼都坚信，这些计划将积极有效地促进美国工业农业的繁荣发展。在哈里曼态度有所改变后的短短两年里，他就已经在消除敌对情绪和赢得公众好评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倘若他能再多活几年的话，说必定还会成为一个民族英雄。
卡恩先生在有关“金融界高层”的讲话中做了如下陈述：“过去，金融界最大的特征就是崇尚缄默保密，一些惯例简直比科学理论还神秘。然而，金融不但不应该在各方面避开公众的视线，而且还要欢迎公众的目光。公众化不会有损于金融业的尊严。这种靠与世隔绝而获得的尊严永远不会在市场上站稳脚跟，既没有价值也不值得拥有。我们必须让自己的业务渐渐从隔绝中走出来，融入民主的大潮中，去了解公众，也让公众了解。杰出的成功之士应该认识到，财富正在悄悄远离冷漠和孤立。他应该时刻牢记，社会是一座大厦，这座他心满意足占有了四分之一的大厦是由劳动人民的双手建造起来的，它是人们无数的努力、牺牲和让步的结果，人们的目标是共同繁荣。如果目前的大厦已经无法让人们达到这个目标，如果那些成功人士太过傲慢，太过霸道，要占据更多更好的空间，如果他们自私地将别人挤出去，那么人们的愤怒会让这座花了几个世纪才建起来的大厦在一个小时之内轰然倒塌。”
卡恩先生亲自做了许多事情让人们了解金融界，了解金融家。他不仅在金融和经济方面是一个赫赫有名的评论家，而且还是一个公共演说家。虽然他并不希望自己能够日复一日出现在镁光灯之下，但他却总是十分愿意见到那些财金记者和其它相关的人，将合理的信息传递给他们，同时也会给出一些有关时局的合理观点。
说到他的性格，我顺便还要补充一点。人们经常看到卡恩先生坐在大都会歌剧院廉价的座位上，同周围的观众畅所欲言。他们都是真正的艺术爱好者，情愿排几个小时的队来买票，哪怕只听听也行。
卡恩先生在建设新剧院的构想中提出的理念是：为了服务于大众艺术爱好者，要尽可能以适中的价格提供完美的服务和富有情趣的剧目，为职业戏剧出品人树立一个典范，最终的目标是将整个戏剧行业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这项运动中，卡恩先生和他的一些同僚们有些太过前卫，所以整个计划最终不得不被放弃。新剧院现在被改造成了世纪大剧院，这座剧院同纽约的其他几座剧院稍有不同。然而由卡恩先生和其他一些人共同发起的另一次类似活动正在酝酿中，这次活动就是莎士比亚三百周年纪念活动，这次活动很可能会留下些永恒的东西。
纽约将建起一座法国大剧院，建成后将由卡恩先生出任经理，这将是一次更大的成功。卡恩先生还以其他多种方式为戏剧和艺术界做出了贡献，并且仍在做贡献，他支持和鼓励着艺术界和艺术家们，其中包括许多真正有天赋的年轻人。
他的活动并不只限于纽约，他除了担任大都会歌剧院的经理外，还担任世纪歌剧公司(为大众消费者而建)的经理，新剧院的财务总监、副总裁，他还是芝加哥大剧院的主要筹建者，波士顿大剧院的董事长。他还是伦敦考文花园皇家歌剧院的荣誉董事长，并且在法国歌剧圈子里也享有同样的盛誉。事实上，奥托·H.卡恩是全世界大歌剧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对各种艺术形式的理解和鉴赏力，以及他对各种艺术及艺术家的支持与帮助在欧洲和美国都是闻名遐迩的。
我问卡恩先生，对于那些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他给出的建议是什么？
他很快就回答道：“要思考。勤于认真思考的年轻人会越来越感觉到，竟然有那么多的事情值得你去思考。他永远不会仅仅满足于事情现有的样子，也不会固步自封于眼前所取得的成就，无论这个成就多么大，多么重要。他应该继续思考，他会找出实现自己价值和能力的多种渠道。”
“去做，也就是去实践是第二个阶段。经过了一定深度、综合全面的考虑之后的行动，往往会具有同样深度的影响力和效果。”
“目前美国的年轻人以及更年长一些的人们，他们周围的机会就好比是十七世纪中期，英国开始日渐强盛时随之而来的机会。美国现在正处于这个时刻。因此对于那些政治家、商人、普通的工人以及其他各行各业的人而言，一定要趁着现在这个绝佳的机会，深思熟虑后有所打算或采取全面的行动。每一个特权必然有与之相对的责任和义务，在眼下各种事物层出不穷的时刻，我们首先必须通过认真的思考和研究，从各种纷繁复杂的思绪中理清自己的思路。”
几年前，卡恩先生厌倦了美国商业生活的这种单调与乏味，厌倦了自己在美国的工作中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和紧张，于是，他开始向往那种更宁静、更安定的生活。他计划返回英国，进入英国的公众生活。英国对他表示了热诚的欢迎，他成为了英国议会成员的候选人。卡恩先生选择了一个几乎全部是工人的社区作为自己的选区，这正是他个性的经典体现。然而，没过多久，就有电报传来消息，说他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政治抱负，打算重返美国。
卡恩先生告诉我：“我发现，我在美国土壤里已经扎根太深，实在是无法移植了。我血液里流淌的是美国精神，我已无法将它根除。我原以为自己能够放弃美国选择英国，但后来却发现我错了。在英国稍事体会过的悠闲让我更加明确，自己渴望回到美国，自己注定要回来，重新投入这里的紧张生活中来，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作和同事中来，回到自己的职责任务中来，回到自己的抱负志向中来，重新再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在金融和文化方面做些什么。工作永远都比闲着好。”
现在，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的位置，也明白了自己的心依然还是在美国，卡恩先生加入了美国国籍。
1913年卡恩先生在伦敦圣邓斯坦从隆兹伯勒伯爵手里买下了一座宫殿般的历史性建筑，并打算定居于此。后来他卖掉了这幢房子，战争爆发后，这所建筑被用作一个医院，专供盲人士兵使用和居住，现在仍然是这样。当然，卡恩从一开始就是站在盟军这一边的，但他也不是一概而论地反对德国人民。在他看来，这场战争不仅仅是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其根本的原因也不是血统、种族、或者是再此之前的从属关系，这场战争的实质是两个国家的文明、政府的领导方式、理念、伦理观念之间产生的冲突。他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他的大女儿曾在法国红红十字会工作过一段时间。
尽管卡恩先生一心扑在为艺术和为艺术家做贡献事业上，但他仍不忘积极参与到其他一些意义重大的机构活动中来，这些机构包括：哈里曼先生后期建立的位于纽约市A大道第十大街男孩俱乐部和神经病学研究机构。卡恩先生之所以协助建立这个机构，其目的就是要通过研究治愈一些由紧张的生活所导致的美国特有的精神方面的疾病。
当他在金融或艺术方面没什么大事可做时，他就会把时间花在驾驶一缰四马的马车、，骑马、开车、打高尔夫球、驾船出海、拉小提琴和大提琴(他是大提琴大师)以及读书上。不论夜有多深，每天睡前读书一小时是他恪守多年从未改变过的习惯。广泛的涉猎、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阅历令他在后期的写作天地中同样名列前茅。
在有关公众问题的讨论中，卡恩先生最出色的成就是在1917年一月举行的证券券商年度酒会上发表的演说。他的讲话题目为《纽约股票交易与公众意见》，其中提出的一些合理健康的观点倍受股票交易权威人士的推崇并以宣传册的形式将其发表。发行量几乎相当于当时最畅销的读物。这篇演讲中所涵盖的观点包括：股票交易是否应受到监管？股票交易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吗？短线交易是正当的吗？股市对公众“漫天要价”了吗？股市是否被“庄家”所操控？股民的职责是什么等等。
另外一篇由卡恩先生所撰写的文章题目为《关于战争税的几点看法》。这篇文章最初写于1917年春天《战争税法案》的草案尚未递交国会之前。这篇文章因其对待问题开阔的视角、具体的建设性提议以及他所倡导的爱国主义精神而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和关注。比如说，在谈到关于在战前向超额利润企业征收重税的问题时他这样说道：“决不能让任何人趁着这场战争发国难财，我们要尽可能地杜绝这种情况。”卡恩先生在呼吁国民有必要自由购买“自由债权”的工作中也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