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点点头回答道：“我知道，我的行为对于那些不了解事实真相的人来说，的确很难以理解，但是一旦他们了解我了的出身，了解了我对生活和赚钱的态度，同样也知道我在刚开始时曾拒绝过摩根的邀请，那么我的行为就不再那么不合逻辑了。在我的父辈中，有两个人是密歇根州最杰出的人，一个是戴维·沃尔布里奇，另一个是乔治·沃尔布里奇。前者是密歇根的老牌州议员，也正是这位戴维·沃尔布里奇在卡拉马祖举行的第一届共和党会议上被推选为共和党主席。最近，休斯先生去过一次卡拉马祖，那里的人们向他展示了一根手杖，亚伯拉罕·林肯亲手将这跟手杖送给了我的祖叔父戴维·沃尔布里奇。我和我父亲中间的名字都叫沃尔布里奇，因此，我的性格中生来就有一种共和的，或许还有很大一部分独立的成分在里面吧。”
“我的父亲虽然并不是一个十分富有的人，但他却对慈善及类似的工作深感兴趣。他是伊利诺斯改革委员会的主席，在1860年建立沙子(Sands)教会学校期间同德怀特L.穆迪交往密切。将这所学校以‘沙’来命名是因为他们的建筑和学科体系都有牢固的根基。它变成了芝加哥最大的一所学校，前来进修的学员多达一千二百人，只有费城的约翰·沃纳梅克学校学和它有相同的规模。他还组织了其他一些教会周末学校，还有一些在货车车皮里进行的铁路周末学校。我最近带着的一块手表是铁路周末学校的全体教师送给我父亲的，这是一块转柄上发条的手表，这种表在全美国也没几块。”
“那么，现在当你听到我竟然是监狱委员会的成员，我竟然会对托马斯·莫特·奥斯本的工作感兴趣时，是不是就觉得很自然了呢？我父亲早在五十年前就相信荣誉能够起到的鼓励作用，他也相信，对于那些曾有过过失的人，只要表现好就应给予奖励。我记得我只有六岁时，乔治·佩森·韦斯顿的第一次新英格兰-芝加哥徒步旅行要从我们居住的芝加哥南边经过，我的父亲就为附近工读学校的男生们提供乐器，让他们组成一个管乐队。经学校主管同意后，从学校里抽出一半男生陪着韦斯顿进入了芝加哥市，队伍最前面的就是工读学校管乐队。当时很多孩子看到他们后，都感到害怕，想要逃开。最后，报纸媒体毫不客气地将父亲批评了一通，说他给城市到来了危险。你看，他就是这么个敢于革新的人！”
乔治·沃尔布里奇·珀金斯出生于1862年一月三十一日。一直等到十岁他才被送去上学，父亲这样做的理由是，他不会让孩子背着一桶煤上楼，怕万一伤着孩子的脊柱。更重要的是，他怕过多的压力会对孩子的大脑造成伤害。在学校里，乔治总是因为没能按照规则做事而惹来麻烦。他能够快速而准确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回答问题，而当时这种创新却得不到鼓励。十五岁公立学校毕业后，他坚持一定要去工作，而不是去读中学。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水街的一个水果店里把柠檬和桔子分开来。每当回忆起那段日子，他总会很幽默地评价道：“从此我做的事情多多少少有点像从桔子中挑出柠檬挑来。”这种工作又脏又没前途，才智和创意在这里毫无用武之地。几个月后，他在纽约人寿保险公司找到了一份办公室打杂的活。干完自己白天的工作后，几乎每个晚上，他都会出去寻找“机会”。没过多久，他就拿到了不少保单。
接下来，他发明了一种全新的分类账目，这种“珀金斯记录法”还颇有名气。他取消了其他账簿上许多不必要的条目，采用完整、方便的方式来记录每一笔保险。此外，他还在其他方面做了许多彻底的革新。他第一次去纽约时，是和其他分公司的会计一样，要向主管会计做工作报告。主管会计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德国人，由于珀金斯的革新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当他介绍自己时，主管竟然厉声说道：“原来你就是那个打破公司规则最多的出纳员？”
珀金斯先生事后说，这位前辈的训斥吓得我“好几年连大气都没敢出”。
十七岁时，这位在芝加哥办公室打杂的小珀金斯成为了克里夫兰办事处的记账员助理，二十一岁时，就被任命为出纳员。在这样一个职位上，既没有多少发挥想象力的空间，也没什么和人接触，做生意的机会。所以，二十四岁时，他辞掉了这份工作，成为了丹佛地区的一名推销保险的业务员，这是一份灵活机动的工作。两年内，他就成为了丹佛地区保险销售总代理，每年赚取的佣金很快就到达了一万五千美金。紧接着，他又被提升为整个西部地区保险代理的总监查，年薪为一万五千美元。
这是一场大刀阔斧的战斗。正如前面提到过的，当时的保险代理系统简直一塌糊涂，情况更为严重的是，纽约各大报纸开始对几家主要的寿险公司展开了恶意攻击，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采取强有力的、主动出击的行动。珀金斯顺势而生。
足智多谋的珀金斯正酝酿着新的办法，鼓励和刺激那些灰心丧气的代理们重拾信心。他灵机一动，马上实行了“简报”方案，这种方式注定会在整个保险界中普及，同时也注定会产生许多效仿者。刚开始时，它是一份四张的通函，其中后三页包括了每周的各种综合信息，第一页则是来自这位年轻的、了不起的保险代理总监督本周的信息。如今的那些早报晚报编辑们也要感谢珀金斯先生当年的这个创意。每个星期一早晨，这份简报都要被寄到每个保险代理的家中。
在珀金斯先生的想象中，此时那些代理们一定正坐在椅子上，阅读着当地的报纸，嘴里叼着烟卷，过得悠然自得。而珀金斯的这些信息则直指那个看到它的人，它构思精妙，足以唤醒你的斗志，让你扔掉烟卷，披上外套，去寻找那些潜在的投保客户。它是督促你担负起职责的号角声，它是激起你斗志的铃声，它能勾起人类的男子气概，它视懒惰为耻辱。它唤醒人们的雄心壮志，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他其实只是个小把戏。
纽约寿险公司的代理们，或者说大部分代理们，立刻就充满了活力，他们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忙碌。一些爱发牢骚的人纷纷写文章抱怨，说报纸上的攻击正在毁掉整个保险业，然而这些人却得到了令他们哑口无言的回答。芝加哥西部到底有几份报纸上登有这样的文章？答复中给出了确切的数据，此外，答复中还指出，和将要投保的人数比起来，报纸的数量简直是微乎其微。其实这个小小的调查，也是珀金斯先生想出来的妙招。
于是，必然的结果就产生了。珀金斯先生所达到的价值无可估量的业绩很快就被传为整个保险行业的佳话，三年后，也就是他整三十岁那年，他被提升为纽约人寿保险公司的第三副总裁，年薪为两万五千美元。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荣幸地被选入信托委员会。1898年又被提升为第二副总裁，年薪为三万五千美元。紧接着，他又被提升为金融委员会成员，1900年当选为金融委员会主席。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职位要比纽约寿险公司总裁担当的责任还要重大。
就在同年，1900年，他成为了摩根集团的成员。1903年，他被选为纽约人寿保险公司的副总裁。
191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珀金斯先生从摩根公司退休，理由是“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那些公益或半公益性质的事业，以及利润共享或其他收益计划。”
珀金斯先生在涉足银行业的这十年间，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其中包括：成为美国钢铁公司财务委员会成员，并引入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利润共享计划；帮助国际收割机公司对一些农业机械生产商实施大规模兼并；作为该公司的财务委员会主席，在他的带领下，整个公司的财务状况保持着高效平稳的运作。
在摩根先生所有的合伙人当中，珀金斯先生是最为活跃、忙碌的一个，他们两个人虽然个性迥异，然而，他们之间这种密切而和谐的合作关系一直保持了整整十年。珀金斯先生退出后，华尔街上一时之间谣言四起，说珀金斯是因为有几次股市的操作不当而被迫辞职。诚然，一个还不到五十岁，身体健康且充满着活力与事业心的人，就这样突然让自己的银行生涯戛然而止，似乎的确是件很极端的事情，也难怪那些不了解珀金斯先生的生活态度的人们会普遍相信这种谣传。然而，自成一派、推陈出新正是珀金斯先生与生俱来的个性特征，做一些让人瞠目结舌的事又算得了什么？
即使是他在银行业中最为酣畅淋漓之时，他仍不忘向人们宣讲当时并不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资本家应该对公众负应有的责任。比如说，十年前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次题为《现代公司》的演讲，正是在此次讲话中，他正式提出了这一观点：“未来的公司性质将会有一半是服务公众的，服务于公众，所有权也在公众手中，工人们将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那么他们也必然会将公司看作是自己的朋友和保护人，而不是永远的敌人。最重要的一点，他们一旦对公司建立起了这种信任，就会将自己的积蓄以买入股票的形式参与到公司中来，成为公司的股东……就企业而言，可以说美国就是一个拥有五十个分公司的大公司。早一天实现这一切，我们就早一天获得一种正确的方式来管理这种半公共性质的企业。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给公众以充分的民主和保护，而这种民主和保护又是基于共同合作管理公司之上的。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才可以在公司的管理过程中杜绝一切恶意事件。”
现在，珀金斯先生虽然是在为公众利益而工作，但是，比起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的那个时候来，他更加努力了。最近，他一直在忙于同日益上涨的食品价格作斗争，他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已经赢得了官方的认可，和官方的职位。当其他人尚在夸夸其谈之时，他就早已经付诸了行动。他为纽约人民带来大量食品，并以低廉的价格投放市场。他是三十五个非商业性社团以及各种公共福利、教育、艺术协会的成员。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就实现了当地一项巨大的环境美化计划，按照计划，不仅要在纽约的河两岸建起帕利赛兹公园，而且还要沿着哈德逊河的西岸从利堡到纽堡之间建起一个跨越两个州的公园。
刚开始的时候，一些目光短浅、唯利是图的人往往会对珀金斯这种要把下半生奉献给公益或半公益事业的做法嗤之以鼻，珀金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他们统统闭嘴。
坦白说，我以前对珀金斯先生也抱有一丝偏见，因为他多少给人以办事唐突、脾气急躁的感觉，在这方面我吃过他的苦头。然而，有一个事实却是谁也无法否定的，他是一个富有、积极、有影响力的商人，却能够在相对比较年轻的时候放弃赚钱机会，带着无尽的热情投身到无私的、帮助他人的事业中来，他是一个杰出典范。
欧洲有许多类似于珀金斯先生的人，他们都是一些富有，但是却不忘致力于为公众谋福利的人。然而在美国，人们却在想尽办法疯狂赚钱，虽然也有一些人比较慷慨，肯拿出一些自己实在没地方花的钱来，但几乎没有一个百万富翁会像对待自己的贪欲那样，全心全意服务于自己的同胞，至少在战前是这样。
1899年，珀金斯先生同自己的妻子，来自克里夫兰的埃维莉娜·鲍尔小姐结婚，婚后育有一儿一女。他们的儿子小乔治·W.珀金斯1917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后，立刻投入了青年基督教协会的战争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