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服务于英国情报局期间根据亲身经历所写的，因为想把它写成小说的形式，便重新编排了事件的顺序。有很多小说都采用一种写作方法，即在故事开始之前，先叙述一大串无关紧要的事件，冗长而累赘，使人望而生畏，尚未交代清楚就把故事无声无息地敷衍过去，等到情节进入意趣横生的阶段时，又突然制造一些莫须有的悬疑气氛，而结局又往往和问题核心扯不上关系，缺乏高潮，本意尽失。小说落得如此下场，其戏剧效果也就相形低落了。
不过现在，能使这种小说形式成为正统典型的作家已出现了。人生舞台上的故事瞬息万变，是由毫无牵连的片段组织而成的，小说也应当循着模仿人生的这个方向去探索——他们是这样说的。在现实生活中，事件本身并无一定的脉络可寻，而是会在漫无边际的时空里向前推进，所以故事的情节自然只有遵照这种启示发展。因为现实事态永远不会产生高潮，如果有人在小说中制作高潮，那便是凭空捏造假象，会破坏小说的情调，他们势必会对此予以批评。因此，当一个作家立意使读者吃惊而创作滑稽的文句，或运用出人意表的手法时，他们就疾之如仇了，是故每当故事剧情迈进提高戏剧效果的方向时，他们就尽量拿出全部力量去回避，有时题材的选择也不得法，通常都是由读者自己判断故事的意义，有时则只描写人物，至于其他的就让读者随便去臆测了。换言之，他们提供食材，然后由食客自己去烹调、自己去品尝。
这也算是一种写作的技巧，到目前为止，运用这种技巧所产生的伟大小说也并非没有，契诃夫即是掌握这种写作技巧最出类拔萃的作家。然而，这种手法毕竟更适用于短篇小说而非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中，单单描述环境及气氛就要花上五六页篇幅，而这些描述还得具有能引起读者注意力的因素，但若要在长篇里这样写上五六十页的话，就非有可支撑情节的骨干不可了。所谓骨干也即结构，其特征是无论如何不能加以忽视的，剧情的发端、经过、结局占着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而结构本身应当力求井然有序：先描述一连串的事件，虽然该事件的原因并不足道，但由于原因而导致的结果却不可轻易忽视，然后该结果还会演变成其余事件的原因，故事这样发展下去，直穷究至读者意领神会为止。当读者真正觉得满意时，即已达到戏剧的特殊效果了。故事的创作必须使情节自某一点开始就无可避免地追踪至另一点为止，决不能松懈随便，任凭它飘浮不定、散逸无踪。从提示部分发展到高潮，应是一条粗而有力的曲线，若用图解，则为一个半圆。
情节中具备着出奇制胜的要素当然未尝不可，契诃夫的模仿者就喜欢让作品带有轻蔑的滑稽意味，或让其有匠心独运的功效等，但这些要素如未能经过妥善安排，势必会显得枯燥乏味，而倘使它们能成为小说的部分精华，或发展成为理论，其价值自然也会非常深远。读者对情节的最基本要求，与其说是剧情的高潮，毋宁说是故事内容的完美无缺，反之，若故事出之于不自然的形态，则会牵强附会、喧宾夺主，此乃小说创作最大的忌讳。现实生活中，事物总是不期然地在若隐若现的状况下自然形成或消失，因此，若一味强调这种以需要为主的创作法则，而排斥情节的自然形成，就未免失之于矫揉造作了。
如把小说模仿人生的主张奉为金科玉律，凡事皆套入此窠臼中，而且对此执迷不悟，实在没有必要，因为它与其他小说一样，只不过是一件诉诸文学理论的工具而已。事实上，与此现象相同而且值得称赞的理论还有另一种形式，即选取人生各种素材，并将这些素材巧妙地配搭成优良的模型，以资运用。
以绘画为例，17世纪的名画家对直接描绘大自然景物已经不感兴趣了，对他们而言，自然只是给他们制造机会以便将景物酝酿成为一种自由形式的媒介而已。譬如他们会从横切面观察树木的延伸和云彩的扩散，以求能让画面产生建设性的气息，同时为了表现明确的概念，还会采用光和影的双重技巧，他们的意图并不在于描绘实际景物，而是要借此创造艺术作品。当画家处理自然界的景物时，只要不破坏欣赏者的真实感，就能圆满达到目的，至于描绘肉眼所见景物的工作，则完全交到印象派画家手上。这些印象派画师将自然置放于单纯的美感里，并对此加以琢磨经营，他们对于日光的明暗、阴影的色彩、空气的半透明效果等最为敏感，并以真实作为探索的目标。他们蔑视意念，不指望一双眼睛、一只手以外的其他任何东西，如今他们的成就足堪与19世纪法国风景画家柯罗媲美，但他们作品的单纯美感又具有什么启示呢？我对此表示怀疑，这毕竟是一桩不可思议的事情。柯氏的画法，与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的技巧相似，他不愧是一个杰出的画家，我认为这种技巧比印象派画法更具流传后世的价值。
19世纪50年代俄国的中产阶级对于如何唤起人们的兴趣显然已经后继无力，因此在契诃夫的小说里，除了加进能激发我们遐想的剧中人物外——这一点与保罗·弗朗西斯科、马克·贝斯的小说相比之下，也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们的力量——还选择奇妙精彩、值得尝试、富有高度戏剧效果的现实人生作为题材。这其实就是从现实事态中抽取比较便利的素材，来润饰外在的面目，使读者得以从中窥探自我。这样做不但能使读者大开眼界，同时还能以不动摇信念的原则，力求内容接近人生的理念，使作品更别具一格，由此可见，避重就轻、舍近求远的做法亟待改进。一幅画既然能表现画家的气质，那么在某种程度内，也不妨说它即是画家的自画像，若能再把可以使读者兴奋和开怀的技巧成功地融入画面中，以此引导读者喜怒哀乐的情绪，那么读者岂非更能深入地感受画中的真实意味？
我长篇大论地畅谈，为的是想把这部书“属于小说作品”的观念深植在读者脑中。近年来，以真实回忆录为名的同类题材的书也屡见不鲜，这些书对上述各问题已做过一番特意的强调，在此我不准备比他们强调更多了。
情报机构的情报工作非常单调，最多只能够提供一些片段资料作为小说的题材，但却难免失之模糊松散，因而作者应发挥创作的潜力，把这些资料编成有组织、有条理，并且充满戏剧性的故事。
1917年，我被派往俄国，目的是阻止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运动，使俄国无法摆脱大战争，但是众所周知的，我的努力并未成功。当时，我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圣彼得堡，途经西伯利亚。有一天，火车停在某车站，与往常无异，有些旅客去取水泡茶，有些旅客去买干粮，也有人走下火车，在月台上舒散一下疲乏的身体。当时有一位盲军人坐在长板凳上，还有几名士兵围坐在他身边，另外几位则站在后面，总共大约有二十到三十名，他们身上的制服已经褴褛不堪。这位盲军人是个魁梧壮硕的大个子，很年轻，十八岁左右，面颊好像从来没有剃过的样子，蓄着鬈曲的、淡淡的、绒毛一般的络腮胡子，扁平的宽脸，额上残留着巨大的伤痕，可能是由于伤痕而失去视力，他的双眼紧闭，充满了一种奇异的空虚感。不久，这个男孩子开始唱歌，用手风琴弹奏，他的歌声是那样的坚决、那样的优美，由于火车一直未开动，所以他一曲接着一曲，唱个不停，我虽然听不懂歌词，但透过那股原始忧郁的歌声，已仿佛听到被压迫者灵魂的呼唤。在那幽怨的曲调里，我感觉到荒凉的草原与茫无边际的森林、辽阔的俄国河川、农民的劳苦、土地的耕耘和谷物收获的工作，从白桦树上响起寒风的悲叹声，一连数月漫长而黑暗的冬天，还感觉到乡村女孩子们的舞蹈、夏天的黄昏、年轻人在河中沐浴并享受青春的快乐，我仿佛也感觉到战争的残酷和恐怖、战壕内酷寒的夜晚、在泥泞的路上行军的军人，还有弥漫着战栗、痛苦和死亡的战场……那真是可怕的、感人肺腑的歌曲，歌唱者的脚旁摆着一顶帽子，旅客默然地把钱币掷入帽子里，一会儿帽子就盛得满满的了。无限的怜悯和深不可测的恐惧牢牢扣住所有人的灵魂，大家也许都感受到，这个脸上留着狰狞伤痕的盲者是真正被摒弃在欢乐世界之外的悲剧人物，那副模样简直不像人的样子。其余的军人似乎仍旧怀有敌意，悄悄地站立不动，宛如自旅客手中接受施舍是他们的权利，他们内心充满了仇恨，而我们旅客在这方面却始终发挥了最大的恻隐之心，但在军人和旅客之间，谁也没有想到要去补偿那位孤苦伶仃的男人，只给自己留下了一个痛苦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