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现当代亚非文学主要是指20世纪20年代后亚非地区各国、各民族的文学，大致可按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分为现代和当代两部分。
与近代亚非文学相似，现当代亚非文学跟同时期的欧美文学相比，仍然存在发展不够充分、创作不够繁荣的情况。但在激烈的反帝、反殖、反封建斗争和西方文学流派的影响下，这时期亚非各国也出现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井上靖、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阿格农、迈哈福兹、索因卡、戈迪默等著名作家。其中一些国家如日本的文学逐渐与欧美文学实现了同步接轨。
学习本章节内容应注意横向与纵向的分析比较：一方面要与同时期的欧美文学相比，思考这一时期欧美文学对亚非文学的影响；同时也要与古代近代的亚非文学相比，思考两者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第一节 概述
亚非地区许多国家的社会性质和文学形态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随后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同时也促进了亚非各国人民的觉醒和民族意识的高涨。不少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代表民族利益的政党纷纷成立，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作为新兴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20年代末至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严重的经济危机波及了亚非地区，造成了社会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燃烧到了许多亚非国家，大量国家成为战争的直接受害者。尤其是地处东亚的日本成了法西斯主义的战争策源地，把侵略魔爪伸向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将包括其本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人民都拖进了战争的深渊。战争结束之后，亚非地区的社会形势和政治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家获得独立、人民争取解放成为席卷亚非地区的潮流，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掀起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许多国家陆续获得了政治独立。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亚非各国的文学形势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新文学在与旧文学抗衡中得到发展，民族文学和西方文学融汇中相继崛起，无产阶级文学在于资产阶级文学斗争中壮大，以其鲜明的政治倾向和强烈的战斗性在亚非文坛上占有突出地位。总之，亚非现当代文学接受欧美文学影响，在各自国家、民族近代文学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
与近代阶段的文学相类似，现当代亚非文学与同时期的西方文学相比仍然存在着发展不够充分、创作不够繁荣的情况。然而，较之近代以前的文学，现当代亚非文学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内容上，许多作品立足现实，再现各国人民反帝、反殖、反法西斯战争和反封建斗争情形，反映民族解放与人民民主的历史诉求，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在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里，文学开始反映新的社会风貌和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则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一些国家的文学还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与罪恶。在艺术上，现当代阶段的亚非文学表现手法推陈出新，体裁形式多种多样，各种现代主义的流派观念发挥出较大程度的影响，促进了亚非各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一些国家的文学逐渐与欧美文学实现了同步接轨。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阿格农、纳吉布·马哈福兹、索因卡、戈迪默等人是这一时期亚非文学史上涌现出的一批著名作家。
一、日本现当代文学
日本现当代文学是指昭和年代之后的文学。
日本是亚非世界唯一一个通过政治革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近代以后的日本文学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伴生物应运而生的。日本文学现当代阶段是与同时期欧洲文学的发展大致同步的。但是，日本社会经历了空前复杂的对抗、动荡、分化与重构，残酷的法西斯专制、灾难性的侵略战争、战败造成的精神阵痛、战后日本社会的巨大变革以及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的冲击影响等一系列因素都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中留下了印迹。
现当代时期的日本文学呈现出以下特点：文学流派纷繁驳杂，此伏彼起，令人目不暇接；沿着“尊重个性”、“自我解放”的方向发展；多种流派并立，作家作品繁杂；纯文学和大众文学同步发展、分野清晰；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明显影响；民主主义文学运动强劲迅猛；文体形式上具有“古今结合”、“和洋结合”的倾向。
日本现当代文学大致经历了以下发展过程。
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遭到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1933年小林多喜二被捕遇害后，不少作家妥协、屈服，甚至背叛革命。日本文坛一片法西斯喧嚣，许多作家扮演了极其卑劣的角色，在侵华日军里甚至存在着由作家、文人组成的“笔部队”。
战后派是由一批战后登上文坛的中青年作家组成的。这派作家反对军国主义，反对战争，主张个性解放，提倡艺术至上和创作自由。他们的作品大量采用西方现代派手法，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野间宏（1915—1991）是战后派文学的旗手。他的小说《阴暗的图画》（1946）、《真空地带》（1952）等采用象征、烘托手法刻画人物，暴露法西斯统治的黑暗，揭露侵略战争的罪恶。战后派的著名作家还有椎名麟三（1911—1973）、三岛由纪夫（1925—1970）等。
无赖派是人们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噩梦，生活信念和进取心丧失殆尽后寻找官能刺激的产物。该派作家认为，人的真和美被世俗的灰尘深埋着，现实之中到处充满虚假和丑恶。因此他们热衷于表现放纵享乐、嘲讽世态、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太宰治（1909—1948）是该派最知名的作家，他的代表作是《斜阳》（1947）和《维荣的妻子》（1947）。
20世纪50年代，日本文学发生了新的转变，较为突出的文学现象是所谓“第三批新人”的崛起和现代主义派别的出现。“第三批新人”是指一批在20世纪50年代初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他们传承私小说的传统，侧重描写小人物和日常生活。代表作家安冈章太郎（1920—）以《坏伙伴》（1953）、《阴郁的乐趣》（1953）等作品登上文坛，其主题集中在非政治性的日常生活和情感活动上。
以安部公房（1924—1993）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吸收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表现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异化，曲折地揭示人际关系，反映生活矛盾，形成了日本现代派文学。
这一时期另一位颇有成就的作家是井上靖（1907—1991），他创作的《楼兰》（1958）、《敦煌》（1959）等“西域作品”和《天平之甍》（1957）、《孔子》（1989）等中国题材历史小说反映的都是日中友好的内容。
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志贺直哉、石川达三等一大批老作家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仍在文坛占有重要地位，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创作倾向。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高度的现代化使社会政治运动对文学的影响相对削弱，个人日常生活的作用不断上升，以娱乐性为主的推理小说的创作进入全盛期。松本清张（1909—1992）开辟了社会派推理小说的道路，他的作品运用推理手法剖析现实，探讨社会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
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文坛上较为活跃的是“内向派”和“透明文学”作家。“内向派”注重描写人们的日常生活及心理状态，创作方法上深受现代派影响，代表作品是阿部昭（1934—1989）的《司令休假》（1970）、小川国夫（1927—2008）的《一部圣经》（1972）和古井由吉（1937—）的《杳子》（1970）。“透明文学”具有虚无色彩和颓废情调，因村上龙（1952—）发表的小说《近乎无限透明的蓝色》（1979）而得名，该派的作品多表现变态性爱和肉欲心理活动，充满了对性问题的大胆描写。
另外，石川达三（1905—1985）创作的《破碎的山河》（1964）、《金环蚀》（1966）等政治小说揭露政界财界的黑幕，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引人注目的是村上春树（1949—）、吉本芭娜娜（1964—）和岛田雅彦（1961—）等人。他们的作品或表现现代人在繁华都市里的失落感受，如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或描绘当代青年男女独特的青春生活和情感体验，如吉本芭娜娜的《厨房》；或以后现代视角和新的语言感受表现时人的生活和心理状态，如岛田雅彦的《南彼岸先生》、田中康夫（1956—）的《百无聊赖的水晶生活》等。
此外，大江健三郎（1935—）的作品有“怪诞的现实主义”之称，他以《万延元年足球队》（1967）等优秀小说于1994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二、东南亚现当代文学
20世纪以来，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等国家的民族文学发展迅速，分别出现了普拉姆迪亚（1925—2006）、克立·巴莫（1911—1995）、德钦哥都迈等有影响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或暴露社会黑暗，谴责殖民统治，或宣扬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或同情生活在社会底层人物的际遇。他们创作的重要作品有《人世间》（1980）、《四朝代》（1953）等。
三、印度现当代文学
现当代印度文学，指印度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文学。
1948年之前，印度仍是英国的殖民地。20世纪20年代之后，印度数次出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有力地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印度终于在1947年赢得了国家的独立。印度现当代文学的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大多具有鲜明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和反对本国封建势力的倾向，文学体裁除了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也很发达。现当代时期的印度文学仍然延续着以地域性民族语言创作的传统，孟加拉语、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等语种文学成就较高。
现当代印度文学的特点是：多民族性和统一性相结合，对民族传统的承袭与接受同外来文化影响相结合，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封建主义相结合。
印度现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家有普列姆昌德和安纳德、克里山·钱达尔等人。
安纳德（1905—2004）是英语作家，他的创作在印度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长篇小说《不可接触的人》（1935）通过一个清道夫一天的艰苦劳动和遭受侮辱、被人鄙视的经历，反映了贱民非人的生活，揭示了种姓制度的危害。作品号召人们起来铲除不合理的制度，争取自由平等。
1947年，印度获得了独立。此后，文坛上呈现出流派纷繁、多语种文学共同发展的局面。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度出现了现代主义的“新诗派”、“新小说派”文学。20世纪70年代又有“非诗派”、“非小说派”、“愤怒的诗人”面世。20世纪80年代以后到20世纪90年代，印度文坛上现实主义文学回归，女性文学也取得了显著成绩。
乌尔都语小说家克里山·钱达尔（1914—1977）的创作以短篇小说见长。他的作品立意新颖，想象丰富，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小说集《我们是野蛮人》（1947）以印巴分治、教派残杀为内容，反映了印度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
另外，乌尔都语小说家拉金德尔·辛赫·贝迪（1915—1984）、泰米尔语小说家阿基兰（1922—1988）、孟加拉语诗人夏格迪·查特吉（1933—）、印地语诗人阿格叶耶（1911—1987）和印地语小说家莫汉·拉盖什（1925—1972）等均是这一时期出现的重要作家。
四、西亚地区的现当代文学
西亚地区现当代阶段较为突出的文学创作有黎巴嫩作家乔治·汉纳（1891—1969）描写了下层人民的贫困和苦难生活的小说《教堂的祭司》（1952），伊朗作家萨迪克·赫达亚特（1903—1951）获得世界声誉的两部中篇著作《盲枭》（1936）、《哈吉老爷》（1945），以色列作家阿格农（1888—1970）获得196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夜间来客》（1938）、《前天》（1945）等作品。
五、非洲现当代文学
非洲文学按照地域划分，一是以埃及为中心的北非阿拉伯文学，一是撒哈拉沙漠以南广大地区的黑人非洲文学。现当代阶段北非阿拉伯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塔哈·侯赛因（1889—1973）、迈哈默德·台木尔（1894—1973）和纳吉布·马哈福兹。塔哈·侯赛因的代表作《日子》（1929—1962）是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广泛反映了埃及社会生活，描写了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塑造了不畏艰辛勇于攀登的学者阿里的形象，具有抒情散文的风格。迈哈默德·台木尔是现代阿拉伯短篇小说的先驱之一。他的创作反映的现实生活比较广阔，表现出较强的人道主义倾向。另外，他还是重要的剧作家，创作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的优秀剧作，其代表作是《第十三号防空洞》（1943）。埃及剧坛上另一位优秀剧作家是陶菲格·哈基姆，他潜心研究各种欧洲戏剧思潮，在长达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共写出60来部剧作，其中既有取材于现实生活的社会问题剧，也有取材于古代传说的历史剧。他的寓意剧《洞穴里的人们》（1933）和荒诞派剧作《食者有其粮》（1963）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198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创作道路，体现了现当代北非阿拉伯小说的最高成就，他的作品大量借鉴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技巧，表达了对人的存在、理想与现实的思考。
撒哈拉以南的黑人非洲地区的现当代文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迅速，主要文学形式是诗歌、戏剧和小说。著名的诗人有桑戈尔、大卫·狄奥普（1927—1960）等。塞内加尔诗人桑戈尔（1906—2001）的诗继承非洲古老的文化传统，富有哲理性，表现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殖民主义制度的批判。他著有诗集《阴影之歌》（1945）、《黑色的祭品》（1948）、《埃塞俄比亚诗集》（1956）等。黑人非洲小说的出现虽晚于诗歌，但随着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影响却越来越大，奥约诺、乌斯曼、阿契贝等即为著名的当代小说家。费丁南·奥约诺（1929—）是喀麦隆法语作家，著有三部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作品，即《家僮的一生》（1956）、《老黑人和奖章》（1956）和《欧洲的道路》（1960），其中《老黑人和奖章》是其代表作品。小说描写一个黑人的遭遇和觉醒。他的儿子被殖民当局征调入伍，死于战争；土地又被天主教会骗去。他虽然得到一枚奖章，却仍难免遭受凌辱和鞭打。最后，他终于认清殖民主义者伪善而暴虐的真实面目。小说揭示了非洲被压迫人民与殖民主义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寓意深刻，描写生动，具有强烈的讽刺批判精神。这部小说是非洲现实主义小说的名著，被译成多种文字。乌斯曼（1923—）是塞内加尔著名作家，他用法语创作的作品有《黑人码头工》（1956）、《祖国，我可爱的人民》（1957）和《神的女儿》（1960）等。《祖国，我可爱的人民》通过描写一个觉悟了的黑人青年与殖民当局进行斗争而惨遭杀害的故事，反映了非洲人民的痛苦生活，展示了黑人群众的觉醒，预示着黑非洲反对殖民主义斗争高潮的到来。南非共和国文学较发达，其中的进步文学多以反对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为主题。彼得·阿伯拉罕姆斯（1919—）的代表作《怒吼》（原名《一路雷电》，1948）反映南非黑人和有色人种的苦难和仇恨。他的小说文字浅近而简洁，用平铺直叙的方法传达主人公的思想感情。199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戈迪默（1923—）是著名的南非女作家。代表作《朱莱的人们》（1981）预言在南非全面爆发战争的情况下，白人只有依靠黑人才能生存。尼日利亚剧作家索因卡把西方戏剧艺术与非洲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其用英语创作的现代剧作于198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获得这项荣誉的第一位非洲作家。
第二节 井上靖及其《孔子》
一、生平与创作
井上靖（1907—1991）是日本现代著名作家，1907年5月6日出生于北海道的军医家庭。因其出生时早产，父母遂以靖国神社的“靖”字为其取名以求安康。由于父母随军队驻防无力照顾子女，他在少年时代主要由祖母抚养，自幼养成了孤独性格。
1927年，他在读大学预科时对诗歌产生兴趣，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诗作。1930年考入九州大学英文系，除继续发表诗歌外，还参加杂志征文写过侦探小说。1932年，他转学进入京都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此期间，他对大学课程没有兴趣，在继续写诗的同时也尝试写作小说和剧本。
1936年大学毕业，因当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流转》获奖而得以免试进入每日新闻社工作。从此，开始了新闻工作和文学生涯。1937年7月，日本当局发动侵略战争，井上靖被征入伍，四个月后因患脚气病解除兵役。退伍后，他回到新闻社继续工作直到战争结束。长期的报社生活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井上靖的战后创作从诗歌起步，1946年至1948年间，他在继续写作诗歌的同时动笔写起了小说。他的首部小说题为《斗牛》（1947），该作品在1949年12月号的《文学界》杂志上开始连载，翌年2月获得第22届芥川文学奖。其后，中篇小说《猎枪》又于1948年脱稿。这些早期作品的成功为他奠定了步入文坛、成为专业作家的基础。1951年5月，井上靖正式从报社退职专事文学写作直到辞世，数十年间发表了近百部小说类作品，大致可以分为报纸小说、随笔小说、历史小说三类。
报纸小说是指在报纸上连载发表的小说。井上靖进入专业创作领域之时正逢日本战后出现报纸小说热潮。时风之下，他相继写了一系列报纸小说，获得了读者的欢迎。他的报纸小说有的描写男女爱情，有的表现人的生存，亦有的反映社会问题，主要作品有《明天来的人》（1954）、《涨潮》（1956）、《冰壁》（1957）、《化石》（1966）、《夜声》（1968）、《榉树》（1970）等。
随笔小说是以作者自己亲身经历和体验为基础写成的小说，这类作品多为短篇，属于这个系列的重要作品有《孤猿》（1956）、《幼年时代》（1973）、《我的母亲》（1974）、《桃李记》（1974）等。
历史小说由日本国内题材和国外题材两类作品构成。日本国内题材作品主要有《淀殿日记》（1961）、《后白河院》（1965）、《额田女王》（1969）等；国外题材的重要作品多为中国题材，如《天平之甍》（1957）、《楼兰》（1958）、《敦煌》（1959）、《苍狼》（1959）、《杨贵妃传》（1965）和封笔之作《孔子》（1989）。
井上靖因其创作成就在日本文坛获得了巨大影响，长期担任日本作家组织的重要职务。同时，他又是日本文学界乃至社会知名人士中对中国最为友好的人物，曾经参与发起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并长期担任会长，是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日方委员。1986年，井上靖被北京大学授予名誉博士；1991年辞世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追授其为“人民友好使者”。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中，他27次造访中国，写作了大量以中国的历史文化作为背景和题材来源的小说，长篇小说《孔子》便是其集数十年创作之大成的一部力作。
二、《孔子》
长篇历史小说《孔子》是井上靖的小说封笔作品，它从1987年6月至1989年5月在《新潮》杂志上连载，1989年初版发行。小说一经面世便见重于文坛，出版后立即风行畅销，并在欧美国家和东亚地区译介出版。
井上靖在耄耋之年选择“孔子”题材为自己的文学创作收山，除孔子思想在日本长期传播、影响的客观因素外，作者自幼从习汉学，接受儒家文化“熏陶”，晚年为《论语》思想所折服则是主观动因。构思并创作《孔子》的思想基础乃在于“孔子的思想至今没有过时”。
《孔子》以虚构的孔门弟子蔫姜讲述故事，以其追忆先师孔子晚年经历的形式展开情节，再现孔子生前游历讲学、授业传道、推布政治主张的过程，描写孔子与门下弟子的情感关联，探示《论语》的编撰及孔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孔子》全书分为五章，“把舞台置于春秋乱世这个大时代背景，再让孔子一行登台表演”。第1章由叙事主人公蔫姜以蔡国遗民身份出场追忆自己跟随孔子14年间的所闻所见与身体力行，表达自己对师尊孔子的敬仰之情；第2章写蔫姜与“鲁都孔子研究会”成员探讨论证孔子“天命”思想的内涵；第3章通过蔫姜的叙述证实孔子与子路、颜回、子贡等弟子之间的情感；第4章以孔子自身的言行印证孔子言论中“仁”与“知”的关系；第5章描写蔫姜在孔子故去数十年后重访负函，通过所见所思领悟印证孔子思想的精髓。
《孔子》以解读《论语》思想作为出发点，全方位、多层次地塑造了孔子形象。小说行文以淡然的笔触勾勒出孔子的品格与学说，泰然的心境与凝重的感叹，明慧的达观与温和的嘲讽，还有对弟子深切的情感。孔子认为自己生活的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历史陷入了“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的灾难的深渊。而孔子向往的则是尧舜理想化的、有道的黄金时代，他的理想是使现实政治回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轨道上去。“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以至为“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而感伤不已。为此，他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行动“放逐”自我，14年漂泊周游，虽彷徨于卫、绝粮陈蔡，依然坚定执著，其道不改。“知其不可”是孔子对现实的明察、对人生的彻悟；“为之”则是孔子对现实负责、对人生热诚。孔子相信治理乱世是上天赋予的使命，所以尽管随时都有艰难险阻，但也不能因之而懈怠退缩。虽然一切努力都没有效果，但他从不气馁，明知不可能成功，却仍然坚持不懈。
对“天命”观念的探讨，是小说的重要主题。孔子决意穷尽毕生尊奉天命所赋使命，步步踏实地前行，却数度遭遇舛运因而无奈地发出“命也”的慨叹。滞留卫国时曾想前往北方的强晋，率弟子徒众将渡黄河却闻晋国政情有变，仰天叹道：“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千里奔赴楚地负函，目的在于谒见昭王，迎来的竟是昭王猝薨，只能失意慨叹“归与，归与”。14年的列国周游就此作结，遂返归鲁国重操传道施教旧业。
井上靖把《论语》中的“五十而知天命”别解为“我于五十岁时，自觉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上天所赋予的崇高使命”，应为这种使命不懈地努力，无论成功与否都符合天意。目的在于说明孔子推销政治主张的列国周游是其努力实现“天命”的过程，“五十而知天命”当可视为孔子对其自身使命和行为方式的反思与归纳，而返回鲁国后面对爱子、爱徒相继离世而发出“天丧予！天丧予！”则是面对着难酬壮志之终极宿命发出的怨愤悲叹。小说中还对“朝闻道，夕死可矣”作“要是早晨听说已经出现一个以道德治理国家的理想社会，让我当晚死去也心甘情愿”的诠释，这种颇具现代性的解析把“道”的观念上升为“以道德治理国家的理想社会”，表现了作者面对社会现实所进行的理性思辨。
写作《孔子》时，罹患重症的井上靖不断用《论语》中的思想观念作为抗争病魔的精神支撑，认为孔子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慨，正是基于对人生的积极认识，即坚信美好的世界必将到来。《孔子》出版之前，井上靖曾以“逝者如斯夫”为题旨写过随笔；小说出版后，井上靖在回答中国记者提问时曾经这样说：“虽然时隔两千五百多年，孔子的许多话好像就是对当代人说的。以孔子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全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通过《孔子》，井上靖明确表达出寄希望于未来的乐观态度，由此衍生的是积极能动的人生思考。
小说在探讨孔子命运的同时，也对视点人物蔫姜的自身命道加以勾描。蔫姜跟从孔子调整转变人生方向，正是作者抗争病患时的内心写照；孔子身处乱世“走自己所信奉的道路，成败与否，任由天意”的观念，亦不啻为井上靖本人的现实生存意志。
投入创作后，井上靖立志“在有限的生命”里写出自己所理解的孔子。小说的写作过程中，井上靖一直在与命定的死亡抗争。对井上靖而言，《孔子》是其作家生涯的顶峰之作，也是其在意识到自己生命尽头来临之际，将自己的生命融入笔端，抒写出的超越生死的无悔之作。从这个意义上说，绝笔之作《孔子》可以看做是井上靖小说形式的自撰遗书。
《孔子》在结构布局上虚实交织，严谨周密。小说把孔子一行周游列国的真实行迹与视点人物蔫姜的虚拟生活有机拼接，纵横交错地借虚构情节还原真实的历史事件，并用第一人称对话体式拉近与读者接受的距离，形成了一个既错综复杂又密切有序的艺术整体。
小说在艺术表现上的另一个特点是文献与实证相辅相成。选定创作方向后，作者便广泛查证文献和史料，除《史记》“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外，还从《汉书》、《左传》、《谷梁传》、《吕氏春秋》等史籍以及顾颉刚、郭沫若等当代学者的著述中汲取参考。写作过程中，井上靖又多次亲历事件发生和人物活动地域实地考察历史文化背景，反复印证题材、素材来源以确保真实可靠。为了形象复现孔子当年的漂泊轨迹，从1981年到1988年，井上靖前后六次赶赴作为孔子政治与学术活动重要舞台的河南、山东等地，进行实证考察。
第三节 川端康成及其《雪国》
1968年，川端康成以《雪国》、《千鹤》和《古都》三部作品荣获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亚洲地区第二位当选者。他的创作跨越日本文学现代和当代两个发展阶段，体现了现当代日本文学所取得的高度成就。
一、生平与创作
川端康成（1899—1972），父母早亡，童年生活非常不幸。上中学时他热衷文学，立志以文学为终身职业。根据1919年在伊豆旅行的经历，他写出成名作《伊豆的舞女》（1926）。1920年川端康成考入东京大学，积极参加文学活动，编辑《新思潮》杂志，还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其中《招魂节一景》（1921）受到好评。大学毕业后成为专业作家，与横光利一等创办《文艺时代》杂志，成为日本第一个现代主义流派——新感觉派的发起人之一，并出版了微型小说集《感情装饰》（1926）。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大多在半隐居生活中埋头写作，所写内容几乎都与战争无关。战后，他的创作不断取得新成就，获得多种盛誉。因其卓越的文学建树，1968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表彰他“以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实质”。在授奖仪式上，他发表了题为《日本的美与我》的著名讲演。
川端康成的创作生涯达半个世纪之久，总计写下100多部作品，其中大多是中短篇小说。
川端康成的创作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战前和战争期间。这时的创作一部分为描写他本人的孤儿生涯和失恋过程，抒发孤独、惆怅和痛苦感情的作品，如《十六岁日记》（1925）、《精通葬礼的人》（1923）、《致父母的信》（1932）等。这类接近传统“私小说”的作品描写了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和感情体验，真挚细腻，哀怨低沉。另一部分作品则描写下层社会普通人的生活，尤其是下层妇女的悲惨境遇和不幸命运，描绘了他们的日常心理与爱情追求，著名的有《招魂节一景》、《伊豆的舞女》、《温泉旅馆》（1930）、《花的圆舞曲》（1936）和《雪国》等。这些作品在深入观察世态人情的基础上，较真实地再现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舞女、艺妓、女艺人、女侍者等的痛苦生活，表达了作者对她们深深的怜悯与同情。《伊豆的舞女》对青春觉醒期的少男少女的情态描绘得缠绵悱恻，哀婉动人。以东京浅草生活为背景的《浅草红团》（1929）、《浅草的姐妹》（1932）、《浅草祭》（1934）等“浅草物语”轰动一时，引发了一场浅草热。此外，川端康成还发表了《禽兽》（1933）、《水晶幻想》（1931）等作品。1935年至1947年间完成的《雪国》，是他创作顶峰的标志。
第二个阶段是战后时期。川端康成此间的创作有两种倾向：一是沿着《伊豆的舞女》和《雪国》的轨迹，继续表现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感情，揭示某些社会问题，如《舞姬》（1950）、《名人》（1954）、《古都》（1961）等；二是写了一批以表现官能刺激、变态性爱和色情享乐为内容的作品，著名的有《千鹤》（1951）、《山之音》（1954）、《睡美人》（1960）、《一只胳膊》（1963）等。
川端康成在艺术上另辟蹊径，长期探索着将日本古典文学传统同西方现代派的技巧手法结合起来的道路，他毕生为之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创作中，川端康成强调新的感觉，通过人物的直觉感受和内心活动反映现实；擅长捕捉外界事物所造成的瞬间意象或感受，将极细微的感触生发为一个有声有色的艺术世界；注重表现由感觉引起的自由联想，具有很大的跳跃性；作品中的某些意象往往带有隐喻、象征和寓意性质。“标举新感觉，写出传统美”是对川端康成创作艺术的绝好概括。
川端康成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雪国》、《千鹤》和《古都》以高超的艺术水准和独特的美学价值产生了世界影响。《雪国》被公认为川端康成的代表作。《千鹤》叙述了青年菊治与亡父的情人及其女儿之间的恋爱故事。《古都》描绘了一对孪生姐妹悲欢离合的生活际遇，作品格调清新明朗，少女形象纯洁可爱，对时代风貌也有一定展现。
二、《雪国》
中篇小说《雪国》从1935年到1947年陆续发表于《文艺春秋》等刊物，实际上是若干相对独立又互相关联的短篇小说的连缀。从1934年开始创作到1948年最后汇集定稿，作品前后赓续10数年，几经修删，反复推敲，是川端康成倾注心力最多的一部作品。小说一经发表便见重于文坛，被赞赏者推崇为“日本文学中不可多得的神品”，获奖后，更被抬高到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抒情文学的顶峰”。但也有人对它持否定态度。
《雪国》写东京舞蹈研究者岛村三次到北海道的雪国与艺妓驹子周旋，同时对另一位姑娘叶子也流露出倾慕之情的故事。小说没有曲折的情节和重大主题，它以虚无为基调，以情爱为核心，用所谓“新感觉派”的笔法写就，迷离扑朔，极具美感。
驹子是小说中着墨最多的人物。她出生于多雪的北方农村，因家境贫寒而被卖到东京去当陪酒侍女。后来被一男人赎身成家，不久男人死去，她只好寄住到一位三弦琴师家里学艺。最终为生活所迫，沦落风尘当了艺妓。
小说主要从驹子对待爱情的态度和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两方面塑造驹子形象。
在爱情方面，小说写了驹子与三赴雪国的岛村的交往，其中最关键的是第一次。当时的驹子虽也在宴会上陪酒，但还不是正式艺妓，见到岛村后她一下子就爱上了他，并主动委身。在接触中，驹子觉得岛村有良心、有感情，和其他游客不一样，尤其初次见面时，他并未把她作为艺妓看待，而是想以平等身份和她清清白白地交朋友，这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岛村对于歌舞所阐发的议论，正好迎合了驹子强烈的求知欲。岛村在驹子结交的男人中无疑是十分难得的出类拔萃之辈。长期的精神空虚，无法排遣的哀愁，都使驹子渴望觅到知己，获得两心相契的爱情。在这种情况下，驹子倾慕岛村的教养，有感于他的真诚，情真意切地爱上岛村，希冀从他身上得到感情的寄托。对驹子来说，岛村的爱，哪怕只有一点点或只能维持很短时间，都是非常宝贵的。因此，她倾注了热烈的爱情而不求报偿。特殊的际遇使她无法拥有正常女性的感情要求，也不可能以正当的方式表达爱情。因此，驹子对岛村的爱情是纯真的，又是病态的，她的爱情同生活一样是可怜的。
在日常生活方面，小说着重描写了驹子坚持记日记、喜欢读小说和刻苦练三弦琴等细节。她从15岁起一直坚持写日记，尽管内容不过是日常生活的记录和感想，但写作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她喜欢看小说，每读一本都要做笔记，这或可视为一颗孤寂心灵的自我倾诉。由此人们不难看到她的求知欲望、顽强毅力和对正常人生的渴望与追求。驹子刻苦自勉，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练就一手比一般艺妓高出一筹的好琴艺，尽管这是职业的需要，但对驹子来说，又“是她顽强求生的象征”。可见，即使作为一个沦落风尘的艺妓，驹子的人生态度仍然是认真的，她有自己的生活信念与追求，并未随波逐流。在悲惨的卖笑生涯中，她始终渴求着生活的权利，努力寻找着“生存的价值之所在”。这些显然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她是一个不甘沉沦、具有进取心的下层妇女，也是一个命运可悲、令人同情的人物。
小说的男主人公岛村生长于东京商业区，是个坐吃祖产的有闲子弟，平时写些关于西洋舞蹈的文章，捞一文人的虚名。他因不满现实而游戏人生，因感到生活空虚而玩世不恭。他认为一切都是“徒劳”，在人生观念和思想感情上充满了虚无色彩和感伤情调。他有同情心，有教养，能尊重驹子的人格，思想行为高于一般游客。他对驹子，恋情和官能刺激的追求兼而有之。在小说中，他彷徨于驹子的肉感美与叶子的精神美之间，而终以“徒劳”作结。岛村是日本20世纪30年代持消极遁世人生态度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是川端康成虚无主义人生观的形象体现。
《雪国》以同情的笔调表现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艺妓驹子的悲惨命运，描写了她在生活上的进取精神和爱情上的追求，艺术地再现了下层妇女为改变命运而作的努力，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雪国》在表现手法上具有这样一些主要特点：通过捕捉刹那间的精神感受和意识流动，将现实因素与非现实因素互相交织，调动象征、比喻等艺术手段来表现“新的感觉”。例如，驹子映现在雪镜中的姿影、叶子与雪中暮景重合叠印在火车玻璃窗上的映像，都是岛村主观感觉的瞬间印象在他意识上的反射。小说中以驹子为代表的官能美与叶子所象征的精神美，正是以岛村为感觉主体而交织在一起的现实与非现实两种因素。又如，在《雪国》开头处，借助于车窗上的幻象所引起的岛村朦朦胧胧的意识活动，联想出他初赴雪国结识驹子的经过，将现实与过去交汇，使小说内容呈一定的跳跃状态，显示了川端康成对意识流手法的巧妙运用。同时，在总体上作者并未打乱时空顺序，仅是根据情节的需要在一定限度内有分寸地运用意识流手法，使作品显得活而不乱。另外，川端康成还用一些有象征意义的意象巧设比喻，也收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雪国》结构较为松散，情节也不曲折，但由于作者以人物的主观感觉与意识流动展开故事、描写人物和抒发感情，使作品充溢着浓郁的诗情画意。它清新自然，靠抒情的力量取胜，于平淡中显示出了超凡的魅力。
第四节 索因卡及其《路》
一、生平与创作
渥里·索因卡（1934—）是当代尼日利亚最负盛名的剧作家、诗人和小说家。1986年，他因使用英语创作的一系列戏剧杰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而成为非洲大陆上被授予此项殊荣的第一位作家，为尼日利亚的民族戏剧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索因卡出生在一个笃信基督教的知识分子家庭里，其父母都是土著部族约鲁巴人。他的故乡阿贝奥库塔素以盛行由祭祀仪式演化而来的民间歌舞著称，正是这样一种良好的传统熏陶，使得索因卡从小就对戏剧发生了浓厚兴趣。索因卡的文学生涯始于大学时期的诗歌写作。1954年他到英国留学，攻读英国文学，这段经历对他献身戏剧的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1956年他的处女作《新发明》在英国上演，后来上演的剧本还有《沼泽地居民》（1958）和《雄狮与宝石》（1959）。在这一时期的三部剧作中，诗体悲剧《沼泽地居民》写了尼日利亚独立前沿海一带沼泽地区的农村生活，以抒情的笔触描述了农民的苦难。《新发明》和《雄狮与宝石》是两出风趣轻松的喜剧，充分体现了索因卡早期剧作幽默、讽刺的特点。上述剧目在伦敦上演后，得到了观众的首肯和推崇。
1960年，尼日利亚独立，索因卡回到了祖国。归国后，他深入采风，从事文艺研究工作，致力于将西方戏剧观念和技法同西非民间传统仪典舞乐结合起来，以开创一种既立足于现代生活、具有20世纪的时代意识而又不失尼日利亚乡土气息与民族性格的新型戏剧。1960年，他组织创办了尼日利亚第一个戏剧社团，并推出了归国后的第一个剧目《森林之舞》，该剧在尼日利亚国家独立庆典中上演，获得了广泛好评。此后，索因卡的创作更趋成熟，不仅戏剧，小说、诗歌以及文学评论方面也佳作迭出。此间他推出的剧作有《裘罗教士的考验》（1960）、《强种》（1963）、《孔其的收获》（1965）、《路》（1965）和《疯子和科学家》（1965—1970）等。
讽刺喜剧《裘罗教士的考验》通过一个机灵的江湖客利用社会上各色人等的不同心理状况巧施骗局，引人上当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巧舌如簧、见风使舵的骗子形象。《强种》一剧提醒人们关注非洲社会迄今依然广泛存在的不人道行为，针砭了愚昧野蛮的陈规陋俗。《孔其的收获》通过对独立后的寡头专制现象的批判性揭露，流露出作家对非洲社会现状和领导层的不满，表现了对未来的焦虑及社会理想的幻灭感。旨在揭示现代人互不理解、难以沟通更无法产生精神契合的时代病以及由此衍生的孤独失落感受的剧作《疯子和科学家》是索因卡最为复杂的剧目，该剧1965年首次搬上伊巴丹舞台便大受欢迎，1970年在美国上演后更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在索因卡的剧作中，除了被标举为其代表作的寓意剧《路》之外，最能体现剧作家融会东西方文化于一体，将欧洲戏剧艺术同约鲁巴民族传统相结合的作品当推神话剧目《森林之舞》。这部剧作的主人公奥贡即是约鲁巴部族信仰中兼司创造和毁灭、具有双重性格的神明。索因卡以莽莽丛林中的死亡之舞隐喻现实社会政治的深重危机，同时也是在“以一种自己独特的眼光来看待被过分颂扬的非洲荣耀的过去”。
20世纪60年代后期尼日利亚爆发内战，索因卡痛感战争造成的生灵涂炭，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奔走于交战的敌对营垒之间，吁请休战停火，结果反被军事独裁政府关押达两年之久。监禁期间，他写了著名的《狱中诗抄》（1968）（后易名为《地穴之梭》结集出版）。1969年获释后，他又在邻国加纳和欧洲度过了六个春秋的流亡生活。他担任着非洲作家协会的秘书长职务，1985年，又被任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的戏剧学院院长。1986年，索因卡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位非洲得主。
索因卡成就最突出的是戏剧创作。他的剧作具有调侃揶揄、讥讽嘲弄的特征。其早期剧目风趣明快，虽以讽刺幽默的笔触描写现代非洲社会与生活，却不失轻松欢快的抒情气氛；后期剧目渐趋凝重复杂，多以隐晦的手法和怪诞的画面表现人类进步的障碍，格调则显得凄苦悲凉。另外，尽管他始终以英语进行创作，但其思想却植根于非洲文化的沃土，非洲大陆上传统习俗与现代意识所构成的新与旧的矛盾，土著文化与西方文化两种异质文明的撞击，以及社会进步与黑暗专制势力的斗争共同构成了索因卡剧作的基本主题。索因卡认为，记述本人亲置其间的社会发展过程及其价值观念，进而申述自己对时代的认识与理解，是艺术家的良知与职责。
在索因卡剧作的字里行间，无论是情节的嬗进赓延，抑或是人物的对话独白，都力透着对现实的认识与评判，尤其在涉及重大社会问题之时，更是分析重于揭示，对生活内容实质的把握多于关注，而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则是焦虑甚于希望。总之，他对非洲社会的态度可归结为哀其不幸，怨其不争。他的多数剧作都明确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当今非洲社会不仅危机四伏，而且无可救治，已经是濒临死亡的了。索因卡以如是的悲观之说一再向世人发出警喻。
二、《路》
创作于1965年的话剧《路》是索因卡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作品，被认为是剧作家的代表作。
剧本篇幅不长，情节亦不复杂：某日，晨曦初现，寄住在路边一爿“车祸商店”中的各色人等相继醒来，其中有司机、售票员、仆人和无业游民。该商店老板是个被人称做“教授”的神秘老头，据说他当过教堂执事，可现在却专门经营肇事车辆的配件，私下里还伪造驾驶执照牟利，晚上他装神弄鬼，通过画符念咒赚钱。教授的仆人穆拉诺每天外出采割棕榈酒，小店也以此招揽过往的客人。穆拉诺虽然肢体伤残，但在“教授”眼里却是个通灵的圣徒和帮助自己发掘《圣经》真谛的中介。司机科托奴因父亲、好友均死于车祸并且其本人也刚从肇事现场幸免于难，决心不再操持驾驶旧业，警察查找车祸罹难者的活动让他胆战心惊。后来，在小店里举行了一场假面舞会，“教授”在对众人进行说教时与流氓头子“东京油子”发生了争执。扭打之中，“东京油子”用匕首刺中了“教授”，一个头戴奥贡神面具的神秘人物又将“东京油子”摔倒在地。剧作以“教授”在挽歌中死去作结。
在寓意剧《路》的创作中，索因卡将西方现代戏剧的艺术技巧同西非约鲁巴部族的文化传统有机融合，在两种异质文化的二重组合中实现了双向超越，其独具特色的戏剧风格得到了世界范围的认同。
《路》不似一般剧作那样具有密契整一、通贯始终的情节线索，亦缺少丰满鲜明的常规人物，它以历史思辨为内涵，用现代手法写就，扑朔、迷离、朦胧，给人荒诞不经的感受。然而，索因卡将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思考投放与凝铸其中，使剧作具有丰厚的社会内涵和强烈的时代穿透力。
《路》剧上演之时，尼日利亚国家已经独立五年之久。其时的索因卡已从独立之初期盼改革图新的狂热中清醒和冷静了下来，他看到新建立的民族国家并没有走上健康繁荣的发展道路，反而暴露了深刻的社会危机：当政者营私舞弊、恣意妄为；政党和部落之间纷争不已、冲突不断；老百姓生活贫困、民怨鼎沸；国家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到处都散发着污浊的腐败恶臭。这时，索因卡笔端展示的再也不是象征民族独立庆典的森林居民聚会歌舞了，代之的是破烂卡车和崎岖之路等客观意象以及从这些意象中抽象出来的绝望。
《路》剧开篇处，即让一辆“车身歪斜，轮子短缺”，“车身后部朝向观众的四轮卡车”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以后，卡车这一象征性意象又在剧中反复重现——有的部件残缺，车身破损；有的零件不配套，勉强拼凑在一起；有的看似新车，实则为旧车涂上了一层油漆。正是这些行将散架、行驶起来嘎嘎作响的老爷车被用来“运穷光蛋”、“运麻风病人”和运送木材。这些行驶在坑坑洼洼、沟壑林立的道路上，“散发着腐烂食品和各种垃圾的臭味”，随时都可能颠覆出事的破烂卡车，恰如当时的尼日利亚社会。剧中最主要的象征意象是“路”，此路崎岖险恶，坑洼不平，并有人掏挖洞穴，横置障碍，路上的桥梁早已糟朽，无法承载负荷，车祸随时都可能发生。可是在路上驾驶卡车的司机们虽在生死关头却仍然漫不经心。他们不是无法胜任工作，就是贪杯醉酒。登场的司机中有没执照的，有失业的，还有刚刚撞人肇事而惊魂未定的，更有的干脆结成流氓团伙，充当政客的保镖打手的。在路上，还寄生着吃白食的流浪汉，贩毒品的白面客和捞油水的巡警宪兵。怪老头“教授”似乎是路的主宰，他白天在店堂里为司机们伪造行车执照，黑夜里踯躅在教堂墓地里与鬼魂为伍，哪里发生了车祸，他便急忙赶去勘察，欲从血肉模糊的尸体和支离破碎的残车上寻找人生真谛的“启示”。有的时候，他还故意挪移路标，人为地制造车祸以探求死亡的奥秘。概言之，路上的各色人等，无不挣扎在一种绝望的困境之中。而路本身，则如同一条继往开来的中介纽带，其一端维系着过往的传统，另一端连接着无可占卜的将来。路还兼备连接生死两界、人神两性的职能。获得“安全准点行驶”奖励的司机科托奴，出于偶然在一座朽桥前躲过一场惨祸，但亲眼目睹了别的司机车毁人亡。科托奴的父亲多年前死于路上的一场车祸，“一辆卡车朝他背后开来，他的脊梁骨撞在一车臭鱼干上”。对父亲的追忆以及自己死里逃生的惊恐使之决心离开公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路”的确与死亡毗连，是死亡的赓续。然而，正是在这条路上，科托奴的父亲同许多女人做爱，从而使科托奴获得了生命，所以，“路”又是生命的延伸。在剧中，约鲁巴信仰中的奥贡神还不时出现在路上，司机为了保全自身，驱车行驶时往往追轧路上的狗，将其血肉之躯敬献给神灵，使他们不致戕害司机们的性命（在约鲁巴神话中，奥贡神的祭物一般为狗，亦有以人为祭的）。在这里，铁神与战神奥贡被赋予了路之主宰的位格，他手执利斧，开辟了连接神界与人世的通道。这条通道既通向毁灭和死亡，也连接着创造与新生。虽然索因卡创作《路》的直接动因是有感于尼日利亚国家公路上频频发生的交通事故，但剧作的末尾还是借助“教授”之口，生动地把路描述为生死之循环的象征性：“但愿能像路一样，碰上倒霉的日子，也能混上一碗饱饭，不让肚子空着，把生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像路一样呼吸吧，变成路吧。”
索因卡以意象象征手法，对尼日利亚当代社会现实进行了所谓“哈哈镜”式的折映，用犀利的笔触显示了他对国家命运所作的理性沉思：路通向无路可走的未知境界，车也随时可能翻下深沟，前途是绝望的，人们只能去寻觅某种虚无的圣灵启示——剧中充溢着的《圣经》这一意象符号以及“教授”对《圣经》意义的探讨。
在戏剧时空关系的处理上，索因卡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将记录人物内在意识流程的心理时间同标示外在事件进展的物理时间相互融合，将无变易的客观时空同感觉世界中可以随意伸缩的主观时空交合表现，实现了戏剧时空的高度凝缩。
《路》的剧情发生在不到一个上午的短暂时间内，主要事件从开始到终结从未超出一间名为“车祸商店”的小小棚屋。然而，在如此有限的时空条件下，剧作却包容着对一系列戏剧角色漫长生活历程的多方位追忆，观照与凸显了一幅纷繁冗杂的现实人生画卷。凡此种种，无不得力于剧作家对主客观两种时空关系的组构合成。在剧中，“教授”、“东京油子”、沙姆逊、科托奴、穆拉诺，甚至早已作古的缅甸中士，都以各自所凝聚的事件构成了相对独立的情节单元，在分别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个微小的时空区段里，或者填充对过往经历的追忆，或者充斥着对人生真谛的知性求索，又或者以其自身的言语行为、生命轨迹隐喻性地揭示具体的社会现实内容。剧作以人物对话、内心独白和闪回追忆等方式突破了戏剧时空的封闭性，实现了人物意念流程的延伸。在上述几种表现手法中，闪回追忆运用得最为成功。剧作第二场有一段“教授”、沙姆逊和科托奴三人对话，在对话尚在进行之时，剧作家将情节突然置换为司机节那天沙姆逊和科托奴两人在假面舞会人群中藏匿车祸受伤者并掩饰真相的一系列活动，随即剧情又回到了初始阶段的对话现场，由警察“爱找茬儿的乔”出面缉查肇事司机并寻觅失踪伤者。就这样，在连续的历时性情节中切入彼一时刻发生的事件与人物言行，收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另外，剧作中人物称谓的设计也极大地拓宽了主观意念时空范围，例如“东京油子”、“缅甸中士”等绰号便引领着人们的文学视野向遥远的东方世界延伸。
像索因卡的多数剧作一样，《路》具有一些可领契作品的统一主旨，和与作家人生经验或与非洲社会文化习俗密切关联的诸如图腾、舞蹈等延续性意象。在剧作的结构方面还具有将现实内容与历史内容交叉迭合的立体式布局，打破了写实戏剧依现在进行时态，严格按因果序列铺排情节的套式，体现了现代戏剧哲理化与艺术化高度统一、文化精神与戏剧精神完美融合的总体特征。
第五节 马哈福兹及其《宫间街》
一、生平与创作
纳吉布·马哈福兹（1911—2006）是埃及著名小说家。他的创作把阿拉伯语的小说艺术提高到了世界水平，被誉为“阿拉伯小说之父”。1988年，马哈福兹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阿拉伯国家获得该项殊荣的第一位作家。
马哈福兹生于开罗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大学毕业后供职于埃及的宗教和文化艺术机关。20世纪20年代，马哈福兹曾一度从事哲学研究，30年代中期改为文学创作，于1938年出版了其处女作短篇小说集《疯狂的低语》。他的早期创作以表现爱国主义题材的历史小说为主，重要作品有《命运的嘲弄》（1939）、《拉杜比斯》（1943）、《塔伊拜战争》（1944）等，这些作品取材于埃及古老的历史传说，曲折地反映了埃及人民驱逐英国侵略者的愿望。此后，他逐渐转向现实题材的写作，发表于1945年的《新开罗》是其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该小说深刻揭露了当时统治埃及的法鲁克王朝的腐败本质。这一时期，他还创作了《哈利利市场》（1946）、《梅达格胡同》（1947）、《始末记》（1949）等一系列以开罗都市生活为中心，以抨击社会时弊为内容的作品，充满了正义和道德的力量。
20世纪50年代以后，面对埃及独立后急剧变化的现实，马哈福兹在创作上开始了新的追求与尝试。他大胆借鉴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技巧，表达自己对社会与人生、理想与现实的深刻思考。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以著名的长篇小说三部曲《两宫之间》（包括《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1956—1963）闻名遐迩。这三部小说以开罗商人艾哈迈德一家三代人的不同命运再现了埃及20世纪上半叶风云变幻的社会现实，展示了一幅埃及从1919年革命到推翻法鲁克王朝之间的历史画卷。同期，他还创作了《我们街区的孩子们》（1959）、《小偷与狗》（1961）、《道路》（1964）、《乞丐》（1965）、《尼罗河上的絮语》（1966）、《名声不好的家庭》（1965）和《米拉玛尔公寓》（1967）等重要作品。20世纪70年代以后，马哈福兹在担任《金字塔》报编辑工作的同时，又相继推出《雨中情》（1971）、《平民史诗》（1977）、《爱的时代》（1979）、《千夜之夜》（1982）等一大批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杰作，艺术地再现了人类为实现美好理想所进行的探索和斗争，其创作又步入一个新的高峰。
《平民史诗》是作者的得意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部小说通过纳基家族11代人的盛衰浮沉，展示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埃及社会平民生活的生动画卷。小说中的人物经历都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如第一代人，纳基家族的鼻祖阿舒尔·纳基是一个被一位双目失明的信士收养的出身神秘的人。他预感到一场灭顶之灾的来临，便劝告、动员邻里乡亲外出躲避死神，但人们不相信他。无奈，阿舒尔只好“挈妇将雏”避居山野。半年以后，当他重归故里时，整个街区已没有一个活物了。他及全家成了街区的主人，从此繁衍生息，在街区内建立了一个“公正、仁爱和平等”的乌托邦式的社会。《平民史诗》在立意、手法、布局上具有一定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
《千夜之夜》是马哈福兹挖掘、改造《一千零一夜》的一部力作。他改造了原作的框形结构，按照串珠式的结构重新改写了其中的12个故事。应该说，这种串珠式的结构是东方文学的一个传统。使用这样的结构既是为了适应杂志连载的需要，也与马哈福兹惯常采用的小说编年体的形式密切相关。
马哈福兹的作品想象丰富，笔触细腻，情节完整且富有传奇色彩，在结构上往往以中心人物贯穿始终，单线推进故事发展，包容了较多的阿拉伯传统故事的文学因素。另外，其作品人物活动的舞台几乎都在开罗，故而他又享有“开罗作家”之称。
二、《宫间街》
《宫间街》（1956）是马哈福兹长篇小说三部曲《两宫之间》的第一部，被视为他的代表作。作品按照时间顺序，通过开罗商人艾哈迈德一家三代人命运的发展和变迁，描写了老一代的衰落和新一代的成长与探索，颇似一幅编年体的埃及现代风俗画卷。
艾哈迈德·阿卜杜·贾瓦德是宫间街上的一个商人。白天，他在店铺中照料生意，晚间在风月场中寻欢作乐。妻子和五个子女都唯他的意志是从，几十年来从没人敢有半点违拗。一天，从来不敢迈出家门半步的妻子艾米娜在孩子们的怂恿下去了趟清真寺，艾哈迈德知道后竟将其逐出了家门。对于孩子们的生活，艾哈迈德一再横加干涉，他先后拆散了次子法赫米和幼女阿漪莎的恋爱，又一手包办了长子亚辛的婚事，制造了一幕又一幕悲剧。后来，他们一家卷入了反抗殖民统治的爱国运动中。法赫米在游行中惨遭杀害，全家人都陷入沉痛的哀伤之中，连艾哈迈德也收敛了自己的荒唐行径。至于还有什么样的灾难将会降临，则是谁也无法预料的事情。
《宫间街》的情节主要围绕着反帝反封建两条线索展开，其背景是20世纪初叶埃及人民饱受英国殖民统治压迫奴役的黑暗时代。面对复杂的社会形势，不同的人持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马哈福兹以凝练的笔触将社会世相浓缩到一个小小的七口之家，以小见大地再现了时代风貌。
身为封建家长的艾哈迈德尽管专制蛮横、腐化堕落，但在涉及祖国前途、民族命运的问题上他也同众多埃及民众一样有着爱国之心。然而，“他的爱国主义，仅仅是感情上的参与”和“需要捐款时，决不吝惜”。虽然他“将爱国主义也算在他内心深处暗暗以为自豪的优点之一”，但他依旧流连沉溺在风月场中。
就在艾哈迈德们依旧寻欢作乐之际，以法赫米为代表的热血青年们则早已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他们散发传单，组织游行，甚至在夜里挖掘、破坏道路，阻止英军卡车的通行。而父辈们却有人在欢娱过后、夜半而归之际被殖民者抓去填充青年们挖的那些深坑。这个细节描写形成了十分强烈的反差效果。
民族解放运动犹如大浪淘沙，荡涤着人们的心灵，使每个人甚至包括艾米娜这样不问政事的妇女也受到了灵魂的撞击。小说结尾处法赫米的献身无疑在每个人心中投下一枚巨石。
小说的另一方面内容围绕着揭露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展开。在封建的法鲁克王朝统治者过着纸醉金迷的腐化生活的同时，埃及民众却饱受失业与饥饿之苦。这种强烈的阶级对立以及宗法制度对人性的束缚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小说的男主人公艾哈迈德正是这样一个病态社会里的畸形儿。在他看来，暴虐与独断是男子应有的准则，而一切温情、宽容的东西都理当为男人所不齿。无论对妻子还是对儿女，他都态度专横，拥有绝对的夫权和父权。他不允许妻子外出，把儿子的终身大事作为巩固和抬高自己身份的交易，因而子女不过是供他随意摆弄的“五粒棋子”。他以“命令式的口吻”说：“我决定让你结婚。”短短一句话就使儿子老老实实地娶了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女子。然而，就是这位“祈祷时表情庄重”，“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虔敬的人”，却放纵自己与几十个女人胡来，后来甚至与长子亚辛争夺情人。
一方面是家人面前的“暴君”，另一方面又是风月场中的“高手”，双重的生活表现在这个矛盾的人物身上。对于这样一个有着多种生活、复杂心理和矛盾性格的人物，作者没有简单地加以否定，而是按照阿拉伯的美学原则进行塑造。在家中，在他的商铺里，艾哈迈德像“部落酋长一样”，庄重、严肃、律己、专制，具有父亲、丈夫和老板所具有的全部威严和能力。而在酒色场上他却判若两人，放荡不羁，纵情声色，长年沉湎于花天酒地的“夜生活”。但艾哈迈德并不因为自己的纵情声色而感到良心的谴责。有时良心上实在过意不去，便忏悔一番，心理也就恢复了平衡。艾哈迈德是现实生活中一类人物的典型，也是阿拉伯美学原则的集中体现。这种美学原则认为人就是人，既不是动物，也不是神。
与艾哈迈德等男权代表人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位卑微和境遇悲惨的妇女。作家以冷静的描述和客观的态度揭示了当时社会中饱受封建宗法制残害的妇女们的生活。她们忍受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没有行动自由，唯一的职责是做驯服温顺、任人宰割的羔羊。
书中描绘了众多的女性。她们虽然处在不同的环境，但是命运却带有共同的悲剧色彩。艾哈迈德的妻子艾米娜正是被奴役、被压迫的女性的代表。她14岁便嫁给了艾哈迈德，刚结婚时对于丈夫的夜生活深为不满，也曾试图反抗，结果却是被丈夫揪住耳朵，厉声训斥了一番。经过这次以及后来的多次教训，艾米娜终于成为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驯服的妻子，甚至“变得将丈夫的所作所为引以为荣”了。在漫长的25年间，她每天深夜都要戴上面罩，站在牢笼般的阳台上，等候、服侍夜半归来的丈夫。就是这样一个温柔的女人，仅仅因为一次私自外出，就被丈夫逐出了家门。而她反而悲哀地认为这是咎由自取。不但自己不觉悟，还要劝儿媳泽娜白容忍和接受现实，精神麻木到了这种地步，真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至于那些靠出卖色相为生的歌妓们处境就更加凄惨了。年轻貌美时成为男人们猎艳的对象，年老色衰时则孤苦无依，被人遗弃。
马哈福兹曾经说，他在作品中表达了自由，他的主人公都以自己的行动和立场争取自由。从表达自由这一角度来看，《宫间街》又可视作一部表现埃及人从不自由走向自由的探索和斗争的史诗。“不自由”首先是艾哈迈德一家家庭成员在封建家长专制下的精神不自由，其次是整个埃及在殖民统治下的政治不自由。老一辈人艾哈迈德和艾米娜认为家庭的专制是天经地义、应该施行和接受的。而年青一代经过在不自由中的不断探索、失败和迷惘，最终在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道路上明确了目标，坚定了步伐。
《宫间街》在艺术表现上也颇具特色。
第一，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在阿拉伯文学中，现实主义的传统是微弱的。古代的诗歌、故事、说唱等文学形式，要么是僵硬的程式，要么是浪漫的想象和奇特的夸张。直到马哈福兹笔下，才真正实现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使之在长篇小说中臻于成熟。真实性是作家追求的重要目标，《宫间街》中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有其生活原型，有的取自于作家的邻里和亲戚，有的就是从马哈福兹的家人身上临摹而成。
第二，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宫间街》的描写偏离传统的阿拉伯时空观念，以严整的编年体时间顺序写老一代的衰落和新一代的成长，将小说的空间视野集中在一个家庭和几个街区这样的特定地点与区域，刻意把社会历史事件同人物的生活经历、个人命运紧密联系，从而通过个人的遭遇和家族兴衰反映出历史脉搏的律动。作品中时空关系的有序集中构成了《宫间街》严谨的逻辑性，强烈的历史感则赋予了小说史诗的性质。
第三，擅长通过细致的艺术描写反映现实生活。如小说开卷伊始，便以妻子深夜恭候丈夫归来的一幕，将夫妇之间不平等的家庭地位和主从关系介绍得极其清楚。
总之，《宫间街》以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描绘出了20世纪上半叶埃及社会广阔的历史画卷，标志着埃及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新高度。
思考题
1.现当代亚非文学取得了哪些显著成就？
2.井上靖的《孔子》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
3.《雪国》的主要艺术特色是什么？
4.川端康成是如何将日本传统美学观同西方现代派手法有机结合并取得成功的？
5.寓意剧《路》的寓意是什么？
6.试分析《宫间街》中的艾哈迈德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