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封建时代礼法森严，对于君主和尊长的名字不能直接说出或写出，要用别的字代用，叫做“避讳”。如汉高祖名邦，改“邦”为“国”；唐太宗名世民，改“世”为“代”，改“民”为“人”，尚书六部中的“民部”，则改为“户部”，等等。刻印古书时，也要把当世应讳的字改掉或缺笔。这叫做避违。避违的要求很严格，违犯者会招致非议，甚或得罪。唐代著名诗人李贺，才气横溢，少年成名，但因为他的父亲名晋肃，在他准备参加进士科考试时就遭到了非议（晋、进同音），终于不能如当时其他读书人那样取得功名。韩愈曾鼓励李贺应进士试，也被人指责。面对这种陈腐的时尚，韩愈十分愤慨，《讳辩》就是为这件事而写的。
原文
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察也，和而倡之，同然一辞。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愈曰：“然。”
律曰：二名不偏讳。释之者曰，谓若言“征”，不称“在”，言“在”不称“征”是也。律曰：不讳嫌名。释之者曰：谓若“禹”与“雨”、“邱”与之类是也。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夫讳始于何时？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欤？周公作诗不讳，孔子不偏讳二名，《春秋》不讥不讳嫌名。康王钊之孙，实为昭王。曾参之父名皙，曾子不讳“昔”。周之时有骐期，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亦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嫌者乎？汉讳武帝名“彻”为“通”，不闻又讳车辙之“辙”为某字也；讳吕后名“雉”名“野鸡”，不闻又讳治天下之“治”为某字也。今上章及诏，不闻讳“浒”、“势”、“秉”、“机”也。惟宦官宫妾，乃不敢言“谕”及“机”，以为触犯。士君子言语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贺举进士为可邪？为不可邪？
凡事父母，得如曾参，可以无讥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参，卒不可胜。胜周公、孔子、曾参，乃比于宦官宫妾。则是宦官宫妾之孝于其亲，贤于周公、孔子、曾参者邪？
译文
我写信给李贺，劝他去考进士。他在乡贡考试中出了名，那些和他争名的人就对这件事进行诽谤，说道：“李贺的父亲名叫晋肃，李贺不参加进士考试才是对的，劝他考进士的人是错的。”听到这种言论的人也不考察一下，跟着他们一唱一和，完全是一个腔调。皇甫湜对我说：“如果你不把这事说清楚，你和李贺都将会背一个罪名。”我说：“是的。”
《礼记》上的规定说：名字中的两个字不要求都避讳。解释的人说道：“这句话是说，如孔子的母亲名叫征在，孔子如果说了”征“，就不说”在“，说到”在“就不说”征“。《礼记》上的规定又说：和名字音声相近的字不必避讳。解释的人说道：比如”禹“和”雨“、”丘“和一类例子就是这样的。现在李贺父亲名叫晋肃，李贺考进士，是违反了名字的两个字不必都要避讳的规矩呢？还是违反了和名字音声相近的字不必避讳的规矩呢？父亲名叫晋肃，儿子就不能考进士，如父亲名”仁，那儿子岂不是不能做人了吗？
避讳这个规矩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制定礼法制度来教导天下的人民，不是周公、孔子吗？周公写诗不避讳。孔子对母亲名字中的两个字也不全都避讳，《春秋》中不指责对和名字音声相近的字不避讳的事。唐王钊的孙子，实际上就是昭王。曾参的父亲名皙，曾子不避忌“昔”字。周朝时候有个叫骐期的，汉朝时候有个叫杜度的，他们的儿子又如何避讳法呢？是避忌和他们父名音声相近的字，连姓都避忌呢？还是不避忌和他们父名音声相近的字呢？汉朝避忌武帝的名字，称“彻”为“通”，未听说又避忌车辙的“辙”字，把它称为什么字。避忌吕后的名，称“雉”为“野鸡”，未听说又避忌治天下的“治”字，把它称为什么字。如今臣子上的奏章和皇帝下的诏令，未听说避忌“浒”字、“势”字、“秉”字和“机”字。只有太监宫妾们才不敢说“谕”字和“机”字，认为说了便是犯了帝讳。君子们说话做事应该遵守什么规矩呢？现在考察经书，查对规则，在国家的规章制度中考证一番，李贺考进士是可以呢？还是不行呢？
大概侍奉父母，能做到像曾参那样，就可以不被人指责了。作人能像周公、孔子那样，也算是顶好的人了。现在世上一些人，不力求按照曾参、周公、孔子的行为办事，而在避忌父母名字这件事上，却一定要超过曾参、周公、孔子，从这也可看出他们是多么糊涂。周公、孔子、曾参，最终是不可能超过的。要在避讳上超过周公、孔子、曾参，便只有和太监宫妾一样了。那么太监宫妾对父母的孝顺，难道还超过了周公、孔子、曾参吗？
赏读
韩愈在这篇文章中以李贺因其父晋肃犯讳不能参加科考，而自己又因劝李贺参加考试遭致谤议为缘起，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对照历代礼法中有关避讳的记载，并用周公、孔子等制定礼乐教化的先祖他们自身对待避讳的态度作比较，处处“设伏”，一步一问，步步将这种腐朽的时尚逼上被审判的地位，而正面判决却不用一字点破，只在“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于国家之典”之后采用设疑“两可”之辞，让这种丑恶现象在读者面前自然土崩瓦解。这种“破之当头，立在其中”的表现形式，不但使文章更具说理性，而且收到“全城而破”的艺术效果，再次突现了韩文的主要风格及他驾驭文字的高超艺术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