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公元1716～1797年），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诗人、散文家。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进士，历任溧水、江宁等县知县，有政绩，四十岁即告归。在江宁小仓山下筑室建“随园”定居，吟咏其中，世称随园先生。他广收诗弟子，女弟子尤众，为当时诗坛所宗。袁枚与赵翼、张问陶（船山）并称乾嘉“性灵派三大家”。为“清代骈文八大家”、“江右三大家”之一，文笔又与大学士直隶纪昀齐名，时称“南袁北纪”。袁枚著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十六卷及《补遗》十卷，《新齐谐》二十四卷及《续新齐谐》十卷，散文，尺牍等三十余种。
少小有才名，科考中进士
公元1716年袁枚出生于浙江钱塘，喜读书，少小有才名，擅长写诗文。他是清朝鼎盛时期，数一数二的大才子，十二岁中秀才，广西巡抚命其做铜鼓赋，提笔立就。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二十出头的他就入京应考，场内老师宿儒、贤达文士近百人，而他年纪最轻，就登科及第，点了翰林。时人说他“身长鹤立，广颡（sǎnɡ，额；脑门子）丰下，齿若编贝，声若洪钟”，一翩翩佳公子也。据说当年袁枚点了翰林之后，回乡娶媳妇，有好事者绘图记其事，图上的袁枚，年少玉貌，身披红斗篷，胯下白马，从者数人。
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二十四岁的袁枚参加朝廷科考，试题是《赋得因风想玉珂》，诗中有“声疑来禁院，人似隔天河”的妙句，然而总裁们以为“语涉不庄，将置之孙山”，幸得当时大司寇（刑部尚书）尹继善当面干预，才免于落榜，得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然而，少年得志的袁枚（古之少年，即今之青年），很快就碰上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挫折。按规矩，进士点翰林，除了三鼎甲之外，一般人都属于翰林庶吉士，即见习翰林，一年后大考，如果合格则转为翰林编修，不合格则分发六部做主事，再差的则放到地方做知县。才高八斗的袁枚，居然被放下去做了知县。
乾隆盛世，沭阳知县
乾隆八至十年（公元1743～1745年），袁枚任沭阳知县。此时，正是所谓“乾隆盛世”，但在沭阳民间却是万户萧疏、悍吏横行的现实。一个沭阳县，竟有“饥口三十万，饿毙者不计其数”。袁枚面对这“路有饿殍、哀鸿四野”的惨状，拿起蘸着血泪的笔抒发感慨：“百死犹可忍，饿死苦不速，野狗衔髅髑，骨瘦亦无肉，自恨做父母，不愿生耳目。”他以犀利的笔触，对那些“苛政猛于虎，悍吏虐于蝗”置人民生死于不顾的贪官污吏，进行无情的挞伐。他要“纾国更纾民，终为百姓福”。因此到任不久，就开仓赈灾，减免赋税，率民治水，筑有名的六塘子堰。采取多种抗灾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较快地取得了成效。他还严厉管束家属、下属、衙役，不准扰民害民。在讼狱处理上，据史载，他“为政，终日坐堂”，凡“吏民百事，有小讼狱立判无稽留”，大案也从速结案，加上治理有方，社会秩序较前稳定。他与耕夫、蚕妇、工匠、商贩、书生皆有交往，不但关心农事百业，还跻身市场，“关心米价问江东”，心系民生，百姓皆称他为“大好官”。袁枚由于为人正直，厌恶官场倾轧，四十岁时便辞官不做，定居江宁（今南京），住小仓山下，自号仓山居士。
乾隆十年，他离任沭阳时，百姓夹道送行，攀车饯酒，洒泪话别。
筑室随园，怡然自得
公元1749年，袁枚三十三岁时，父亲亡故，辞官养母，在江宁以三百金购置隋氏废园，改名“随园”，筑室定居，世称随园先生。好友钱宝意作诗颂赞他：“过江不愧真名士，退院其如未老僧；领取十年卿相后，幅巾野服始相应。”他亦作一副对联：“不作高官，非无福命祇缘懒；难成仙佛，爱读诗书又恋花。”
随园旧为织造园（即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当时“园倾且颓……百卉芜谢，春风不能花”，荒废已久，袁枚购得后，加以整治，由于是“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此称为“随园”。在《杂兴诗》中这样描写随园景致：“造屋不嫌小，开池不嫌多；屋小不遮山，池多不妨荷。游鱼长一尺，白日跳清波；知我爱荷花，未敢张网罗。”如此诗情画意，令人想往，也难怪袁枚怡然自得，放情声色，不复作出仕之念。随园四面无墙，每逢佳日，游人如织，袁枚亦任其往来，不加管制，更在门联上写道：“放鹤去寻山鸟客，任人来看四时花。”
文学为业，研究食单
袁枚以文学为终身事业，是清代的文学家，“性灵派”创作理论的提倡者。性灵即性情也。他以为“诗者，人之性情也，性情之外无诗”。又说：“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他认为诗歌是内心的声音，是性情的真实流露。文章以骈体最为擅长，颇得六朝体格，享文章之盛名数十年。其为人亦如作文，坦白率真，讨厌矫情，却极重情义，其友沈凤司死后，因无后嗣，袁枚每年为他祭坟，三十年未曾间断，对友人的情义深重，令人感动。
袁枚致力为文，著述颇丰，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随园随笔》、《随园食单》等。其中《随园食单》是一部有系统的论述烹饪技术和南北菜点的著作，全书分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杂素菜单、点心单、饭粥单、茶酒单等十四个方面。有人传说此文章《食单》好多做菜方法是听来的，袁枚自己并不会做菜。在须知单中他开宗明义地说：“学问之道，先知而后行，饮食亦然，作须知单。”此篇可作为饮食通则，而戒单云：“为政者兴一利不如除一弊，能除饮食之弊，则思过半矣，作戒单。”此篇值得一提的是“茶酒单”一篇，此篇对于南北名茶均有所评述，此外还记载着不少茶制食品，颇有特色。其中有一种“面茶”，即是将面用粗茶汁去熬煮后，再加上芝麻酱、牛乳等佐料，面中散发着淡淡的茶香，美味可口；而“茶腿”是经过茶叶熏过的火腿，肉色火红，肉质鲜美而茶香四溢。由此可以看出袁枚是一个对茶、对饮食有相当研究的人。
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诏求遗书，将所藏书传抄罕见者皆献于清廷，并作有《散书记》以纪。藏书印有“道素之门”、“百石山房”、“华里神仙”、“钱塘苏小是乡亲”、“此间乐”、“子才一阅”、“随园珍藏图书”、“小仓山房藏书之印”等。
游名胜景，写诗品茶
公元1781年，袁枚开始喜欢上了游山玩水，游遍名山大川，如浙江的天台、雁荡、四明、雪窦等山，还游过安徽黄山、江西庐山、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地，喜爱品茶的他自然也会尝遍各地名茶，并且将它们一一记载下来。他描写常州阳羡茶：“茶深碧色，形如雀舌，又如巨米，味较龙井略浓”。提到洞庭君山茶，他说：“色味与龙井相同，叶微宽而绿过之，采掇最少。”此外如六安银针、梅片、毛尖、安化茶等，也都有所评述。
此外还写下许多茶诗，如《试茶》诗：“闽人种茶如种田，郄车而载盈万千；我来竟入茶世界，意颇狎（xiā，亲近而态度不庄重）视心逌（yóu，神态轻松的样子）然……”描写福建人普遍种茶的情形，置身其中，仿佛进入茶世界。《湖上杂事诗》：“烟霞石屋两平章，渡水穿花趁夕阳；万片绿云春一点，布裙红出采茶娘。”描写身着红布裙的采茶姑娘在“万片绿云”的茶海中采茶，分外醒目。又《渔梁道上作》：“远山耸翠近山低，流水前溪接后溪；每到此间闲立久，采茶人散夕阳西。”可知他旅游时，除了欣赏群山万壑、山涧溪流的美景之际，亦不忘留意当地的“茶叶文化”，可看出他对茶的钟爱程度。
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袁枚游览了武夷山，对武夷茶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他先前对武夷茶的印象是“茶味浓苦，有如喝药”，因此他向来不喜欢武夷茶。但是这次去武夷山，来到曼亭峰、天游寺等地后，却让他对武夷茶的印象完全改观。他在《随园食单·茶酒单》记载了当时的情形：“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xiānɡyuán，树名，又叫枸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jù，匆忙，急）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以后，再试一二杯，释躁平矜，怡情悦性。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tiǎn，辱，辱没），且可以瀹（yuè，煮）至三次，而其味犹未尽。”这位茶叶专家从所用的茶具到饮茶的步骤、感觉与武夷茶的特色均做了详细而生动的描写，一杯好茶的确能涤净尘虑，抚平烦躁。
袁枚认为，除了有好茶还必须收藏得法才能保存长久，而要泡出一壶好茶，除了要有好的泉水之外，对于火候的控制亦是一门极重要的学问。对此他也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欲治好茶，先藏好水，水求中泠惠泉，人家中何能置驿而办。然天泉水、雪水力能藏之，水新则味辣，陈则味甘。尝尽天下之茶，以武夷山顶所生，冲开白色者为第一。然入贡尚不能多，况民间乎！”他以为要泡出好茶，需先有好水，在此他再度推崇武夷山所产的茶为天下第一。
沭阳作客，自在高寿
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袁枚受沭阳名士吕峄亭的邀请，又来沭阳作客，沭阳各界部分民众曾趋前三十里迎接。袁枚面对如此拥戴他的民众，写下了情意真挚的《重到沭阳图记》。他在这篇短文中深有感受地说：“视民如家，官居而不能忘其地者，则其地之人，亦不能忘之也。”官爱民，民爱官，此真不失为一方父母官的范例。
袁枚不愿在官场上争逐名利，遂能依自己的方式生活，无羁无绊，优游自在，故而能够高寿。有意思的是，虽然自身不愿涉及官场，但是袁枚却有着独到的政治眼光。曾经在和珅、和琳兄弟年幼的时候，写过这样一句对两兄弟的评判“擎天兼捧日，兄弟各平分”。后面的事实证明，之后，和珅成为乾隆皇帝身边第一红人，和琳则成为著名将领，官至一等公爵。
“文学成就”
袁枚与赵翼、张问陶并称乾嘉诗坛“性灵派三大家”。他活跃诗坛四十余年，有诗四千余首，基本上体现了他所主张的性灵说，有独特风格和一定成就。袁诗的主要特点是抒写性灵，表现个人的真实感受、情趣和识见，往往不受束缚。在艺术上不拘一格，以熟练的技巧和流畅的语言，表现思想感受和捕捉到的艺术形象。追求真率自然、清新灵巧的艺术风格。其中较突出的佳作主要有两类：一是即景抒情的旅游诗，二是叹古讽今的咏史诗。
袁枚亦工文章，散文如《祭妹文》、《峡江寺飞泉亭记》等，骈文如《与蒋苕生书》、《重修于忠肃庙碑》等，传为名篇。袁枚又是乾嘉时期主要诗论家之一。继明代“公安派”、“竟陵派”而持性灵说。《随园诗话》及《补遗》、《续诗品》是他诗论的主要著作。《随园诗话》除阐述性灵说以外，对历代诗人作品、流派演变及清代诗坛多有评述。《续诗品》则是仿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之作，立三十六目，用四言韵文简括诗歌创作过程、方法、修养、技巧等具体经验体会，即所谓创作“苦心”。
与“公安派”相比较，袁枚的“性灵说”更有反道学、反传统的特点，指出诗并非说教的手段，而要抒写性灵。他把“性灵”和“学识”结合起来，以性情、天分和学习为创作基本，以真、新、活为创作的追求。他并不一概地反对诗歌形式的声律藻饰（zǎo shì，修饰文词）、骈丽（pián lì，文章的对偶句法）用典等讲究，只要求从属于表现性灵。袁枚的“性灵说”较“公安派”前进了一步，全面而完整，被认为是明、清“性灵说”的主要代表者。
“点评”
袁枚的一生，历任溧水、沭阳、江浦、江宁知县，除了赢得贤明政声之外，留下的文学著作也很多，有《小仓房诗文集》、《随园诗话》、《随园随笔》和笔记小说《子不语》等。《随园诗话》是他的代表作，有独特的文学见解。他提出“性灵说”，对儒家诗教提出异议。部分诗篇对汉儒和“程朱理学”发难，并宣称“《六经》尽糟粕”。他主张直抒胸臆，词贵自然，反对泥古不化，强调自创精神，这在我国文学史上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