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日，笔者用百度搜索“稻村和美”，得出的结果有1万多个，在新浪微博搜索“稻村和美”，得到相关微博1180条，在腾讯微博上搜索“稻村和美”，也有相关微博1000多条。最让我吃惊的是，日本美女市长骑车上班的新闻报道都已经过去一年多时间了，仍有网民在新浪微博上发出关于“日本最年轻女市长每天骑自行车上班”的新帖子（见下图）。腾讯微博也不例外，2012年2月28日，网民“宁哥”也发新帖说，“日本最年轻的女市长稻村和美，是一个5岁孩子的母亲。她每天早晨骑自行车出门，先送女儿去幼儿园，然后再蹬车到市政府上班……我想，中国官员倘若如此，各大城市车辆拥堵现象一定将能得到大大的缓解！”其实，2012年1月22日，36岁的越直美当选日本滋贺县首府大津市市长，取代稻村和美成为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女市长。相关新闻新华社发了，国内主流报纸也报道了，但网民仍然不依不饶地“关注”着稻村和美，可见，对中国网民来说，重要的不是“女市长”、不是“年轻”，而是“骑自行车上下班”这一事实。对他们来说，不论如何，作为人口46万左右的尼崎市的市长，稻村和美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是值得肯定的。
无独有偶，2012年6月1日儿童节当天，一个署名“大话芜湖”的微博发出的一张照片引发网民的热烈追捧和讨论。在照片中，一名中年男子骑着自行车，后座上坐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车篮里放着一只粉色的书包。该微博对照片附加的文字说明称，“这是芜湖市詹云超副市长送女儿上学的照片，等红绿灯时被随手拍到的。”照片拍摄者何先生对媒体记者称，他是在芜湖鸠江饭店附近等红灯时，无意中看到一位骑车载着孩子的中年男人，觉得很眼熟，仔细一看，原来是副市长詹云超，“当时正好带了相机，就随手拍了那张照片”。回单位后，他将照片发到了QQ群中，有人再将照片传到网上，没想到瞬间就火了。从网友的评论情况来看，多以赞赏居多，认为要多些这样的领导才好。仍然回到日本公车治理这个话题，据2008年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中央各部委公车数量为6382辆，其中包括卡车、工程车、大客车以及乘用车等，国土交通省因为在日本全国有很多派出机构，且保养国道、治理水利需要工程车辆，因此在公车数量上占据中央部委所有公车的2/3，共4123辆，排名第二的财务省610辆、防卫省（类似于我国的国防部）428辆、法务省237辆、厚生劳动省169辆。由于经济不景气，财政紧张，日本政府从2003年开始一直削减公车数量，目前，日本中央政府的公车数量为4326辆。
2008年，日本矢野研究所对地方政府公车保有情况进行抽样调查，推算出全日本地方政府保有公车总数大约在38.96万辆左右，这里面包括警车、消防、急救特种车辆12.13万辆，用来供公务员外出乘坐的乘用车比例不到20%，大约是7.7920万辆，所谓的专车就更少了，有6.7%的车甚至还不是买而是租的。照此计算，2008年日本国内的公车总数约为40万辆，用来供公务员乘坐的“专车”等乘务车约为8万辆左右，仅占日本7500万辆左右（2011年初我国的汽车保有量也达到了这一数字）的汽车保有量的0.1%，说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一点儿也不过分。在日本，大街上行驶的公车本来就不多，加上车型低调，内部管理严格，政府公职人员驾公车违章甚至撞人的事情，更是闻所未闻，所以公车在日本并不是一个太受关注的话题。问一个日本普通老百姓对于公车问题怎么看，十有八九他会不知所云，脑子里面基本没有概念，而这，也才应该是公车管理真正到位的体现吧。
2012年2月中旬，北京的汽车保有量超过了500万辆，如按公车占汽车保有量0.1%的标准，北京应该拥有公车5000辆（不包括“军”车），实际数字则是截至2010年年底，北京市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实有数为6.2026万辆，客观上与日本相比仍有差距。这实际也可以解释笔者在序言里面提出的疑问，“矛盾”的日本腐败吗？为什么腐败大案要案频发的日本在透明国际的排名中还会如此靠前呢？因为虽然涉及高层政治家的腐败大案不断，但日本确实非常注意治理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就能看到、能够体会到的不正之风和奢侈浪费行为，正因为这些看似“小”的问题得到了较好的治理，日本老百姓对政府以及公务员的不信任感并未形成社会性的整体危机。加上透明国际的调查方法偏重老百姓的日常体验，所以日本在透明国际“清廉指数”排行上比较靠前是可以理解的。在这方面，我们也确实需要学习、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
四、切实加强预防能够有效杜绝系统性腐败大案的发生
二战后的日本政坛连续遭受四大腐败案件的冲击，客观上形成了改革的倒逼机制。为确保自身的执政地位，自民党也好、民主党也罢，都在不断努力进行政党自我革新，推动日本的行政体制改革。因为已经有前辈系统梳理过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而进行的中央省厅改革、司法改革、选举制度改革、实行信息公开制度等方面的情况，这里我不再赘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从三木武夫开始明确提倡的“绿色政治”到桥本龙太郎的“规制松绑”再到小泉纯一郎力推的结构改革和邮政民营化，日本在预防腐败方面所采取的措施，虽不可能完全改变日本政界腐败丑闻频发的现状，但也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再次发生像洛克希德、利库路特这样波及整个执政团队的系统性腐败大案，其成效不容否认。
以日本改革中央政府审批权过多过滥的情况，避免过度干预微观经济为例。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一直实行中央集团官僚支配体制，其经济运行管理模式体现出较强的计划经济色彩，被称为“管制经济”（又称统制经济），中央集权、直接插手微观经济领域一直是日本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二战前直接将造船航运企业收归军管可算一例。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经济的改造并不彻底，中央政府部门权力依然很大，突出表现就是行政审批无所不在，从出租车、食用盐能否涨价，到修建高速公路，都需要中央政府批准。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审批权之细密强大，可以说毫不逊色于苏联。以高速公路为例，不但预算需报批、支出需报审，就连图纸也要提交国土交通厅有关课室核准。如此一来，“跑部钱进”、“跑部争项目”、“不跑部报批走弯路”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反而一度成为日本的常态，各都道府县都在东京设立办事处，其职能与我国的驻京办非常类似，就是负责打听部委信息、搞清楚部委人际脉络避免烧香拜错山头、争取中央项目和资金，等等。甚至有相关工作人员公开表示，每从中央争取100万日元，其公关费用平均在10万左右。考虑到日本中央政府每年向地方拨款的巨额总量，10%的“潜规则”公关费用，绝对是一个无法确切统计，但肯定十分惊人的数字，在其基础上所滋生出来的权力寻租腐败问题，让日本民众深恶痛绝。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列，经济生活日益复杂化，社会生活日益多元化。复杂化需要经济管理进一步精细化，多元化需要社会管理更加富有弹性。过去的中央集团官僚支配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新的形势需要。据笔者所知，为了确保旧有体制能够继续维持，大藏省这样重要经济管理部门的干部常常要长时间通宵达旦加班，但即便如此，“计划之手”也无法再代替市场的力量，有效地指挥如此庞大复杂的一个经济体按照“指令”去运行。这样一种体制性的弊端，不但滋生和助长腐败，还导致企业和居民的自主权和创新精神被扼杀，结构性的经济问题由于官商利益勾连未能及时解决，反而不断深化。
面对这种局面，日本社会和政界还是基本形成了改革的大共识，那就是必须要打破既有利益格局，大刀阔斧改革中央行政体制。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谈起改革大方向热情都很高，一涉及具体问题触及利益时则全嗷嗷叫。日本的这套体制已经运行100多年甚至更长，真正推动改革并不容易。1996年当选首相的桥本龙太郎是剑道高手，号称“剑客首相”，他一上台就致力于进行行政、金融、经济、社保、教育等“六大改革”，并提案对当时的日本政府结构进行改革，将原中央政府架构由原来的1府22省厅，大幅精简为1府12省厅。然而，桥本的这种全面改革态势被很多人批为“傲慢自大、四处树敌”，由于改革摊子铺的太大，对困难估计不足等原因，桥本的改革在其任内并未完全实现，事实是悲剧收场。但也必须看到，桥本的改革思路顺应民心和历史潮流，其后任总体上还都延续了他的改革方略。1998年7月，桥本因自民党在选举中失利而黯然辞职。1998年9月29日，继任的森喜朗内阁很快就推出了中央省厅等改革基本方针，1999年1月后，又陆续出台了《中央行政改革等组织大纲》、《国家行政组织精简及提升行政效率基本计划》、《审议会等合理化基本计划》。3个月后，日本行政体制改革的17条主要法案和具体落实计划均已完成，对中央审批权的“大手术”正式启动。
和我国的大部制改革非常类似的是，这一次的日本中央省厅改革，首先就是合并裁撤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2000年，历史可以追溯到日本古代律令制八大省时代的大藏省被确定将被撤销，自奈良、平安时代以后存续了1300年的“大藏”一词也正式成为历史，大藏省的相关职权被切分归属财务省、金融厅和邮政事业厅。虽然仍有不少人批评这样的改革有“新瓶装旧酒”、只是单纯削减机构数量之嫌，但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仍然极大地冲击了旧有的中央集权、官僚支配体制。例如，这一次的改革后，日本中央政府的职能开始逐步由政府机关（官僚）“事前调整”、“酌情处理”向明确规则基础上的“事后检查”转变。说白了，就是突出政府中立的监督监管职能，而不要自己定规则、当裁判还自己下场踢球，杜绝“政府搭台又唱戏”的不正常现象，避免对微观经济的过多干预，从而减少腐败滋生的土壤。
以前文提到的大藏省为例，该省被拆分前后，其所主管的政策性投融资制度马上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前述四大案例中，笔者多次提及复兴金库等政策性银行对日本战后的经济起飞、社会发展发挥的积极作用。但由于操作不市场化、想给谁就可以给谁、给错了不用还更谈不上承担责任等制度性弊端，同时也成为腐败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2000年5月24日，日本国会通过了有关大藏省资金信托局原资金法案的修正案（99号法令），规定对以“日本财政投资和贷款计划项目（Fiscal Investment and Loan Program）”为代表的日本政策性投融资体系进行重大改革。改革后，日本法律不再要求邮政储蓄资金和养老基金强制性存入大藏省信托基金局的财政贷款基金账户，而由政策性投融资管理运作机构自己从金融市场筹资。日本国内舆论普遍认为这一改革将有利于改变政策性金融非市场化运作的局面，提高政策性金融的效率，确保其公平、公正、公开地运作，因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就将用脚投票，使财政投资和贷款计划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本融不到资。
2001年4月以后，日本进一步明确要求邮政储蓄安排投资，包括那些支持地方政府的贷款都要按市场原则制定统一标准，符合国会批准的预算控制限额和计划规模，否则将进行追责。虽然不论如何改革，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市场化的金融机构不可能完全同一管理，但确实实现了对其监督加强、对其考核严厉、对其“呵护”弱化的目的，相关领域中的干部再想上下其手搞腐败和权钱交易，虽难言不可能，但风险和成本肯定大很多，相关领域的腐败大案，自然也就少了很多。而这一切，假使大藏省不被切割，强势地位犹在，推行起来，只怕是很难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