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像与不像
追溯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脉络后，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其特色，有必要对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一个粗略的比较。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新时期发展起来的，比较研究会更好地揭示我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否已经“建构”出了自己的理论，体现出了自己的特色。
女性主义的术语和原则都来自西方，研究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总涉及一个和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像”与“不像”的问题，也就是以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标准和中心的比较。本节认为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相似”点很多，但有不少是“错位性相似”，名同而意不同。
关于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相似之处可以说有许多。从词汇上看，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常用的语汇，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章中也多可碰到，如《浮出历史地表》的绪言说，“女性的真理发露，揭示着那些潜抑在统治秩序深处的，被排斥在已有历史阐释之外的无意识，揭示着重大事件的线性系列下的无历史，发露着民族自我记忆的空白、边缘、缝隙、潜台词话自我欺瞒。它具有反神话的、颠覆已有意识形态大厦的潜能。”孟悦、戴锦华著：《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这段引文表述了作者的理论立场、方法和思路，从“颠覆”、“重构”、“历史无意识”、“民族自我记忆”、“边缘”、“秩序”等话语的使用上，可以看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等西方20世纪时尚理论的术语概念，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方法论上广泛借用的做法完全一致。从关注点看，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发展中所遇到的许多问题诸如“躯体写作”、“母女关系”、“女性史”、女性“私人化写作”，等等都被中国的女性批评家所触及。杨匡汉、孟繁华主编：《共和国文学5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5页。从研究人员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队伍的主体同样是女性学者；从立场看，同样是对男（父）权传统的反抗；陈志红著：《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1页。从研究模式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西方“抗拒性阅读”、“妇女形象批评”、“妇女中心批评”的各个形式，如此等等。
然而，对一种域外理论的接受，不可能是简单的照单全收，也不可能做到照单全收。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起步的初期，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像”的成分大一些，因为“模仿”是吸收消化的前提。然而，随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之不“像”之处。“像”与“不像”暗含了一个参照标准，研究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之间的“像”与“不像”，尤其是关注那些看着“像”实则“不像”的地方，不是想贬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而是为了揭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移植”过程中隐藏的信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其他一些借自西方的批评方法一样，在中国实践过程中常常有同名异意的现象，笔者将之称为“错位性相似”。女性意识、私人/个体/躯体写作、双性同体等词语的运用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错位性相似”。
一、女性意识
无论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女性意识”都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词。西方的“女性意识”是指女性对自我作为主体的认识，也就是“女性主体意识”。该词是对历史上女性被长期当成“客体”被描述被窥视的反拨。西方“女性意识”倡导者强调从女性特有的感情经验和内心感受出发，重新审视和评价妇女过去的经历与当下的状况，揭示妇女在社会中与在家庭中所处的屈辱的从属地位，以促进女性作为主体的意识的普遍觉醒。女性意识与女性主义是密切关联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多强调女性主义文本的政治倾向就在于其体现一种女性意识，一种反抗父权中心文化的性别意识。雷吉斯特的界定的女性意识使得女性主义文学具备了以下一种或几种功能：作为妇女的论坛、帮助获得文化的男女双性、提供角色模式、促进姐妹情谊、推动提高认识。当然，有女性意识的文学并不是粗糙地把女性主义政治议题搬到小说中，“新女性主义意识之于小说，就像是光线之于绘画，是光照而非主题内容。”Josephine Donovan ed。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Explorations in Theory，p。19.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女性意识”一词已经被运用在中国文学批评中了。有人说，“女性意识”“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没有直接的‘传受’关系。”陈志红著：《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49～50页。后来，随着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译介，“女性意识”的使用频率更高，可以看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同样强调女性文学对女性意识的表现。不过，由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牵绊，“女性意识”演绎出两种版本：一是对女性身为“人”的自然本质、生物本质的认识；二是对女性作为在国家集体之外的“个人”而存在的意识。
“女性意识”被混同于“女性作为‘人’的意识”是因为中国封建时代把女性“物本化”，新中国早期把女性“神本化”，两者殊途同归，都不把女性看作血肉和灵魂相和谐的人，都是彻底的女性主体的异化。这里，人们把1949年以后与封建时代等同，这里“人性”被充分自然化了，界定女性的是“自然”而非“文化”因素，使得对“女性”差异性的认知必然导向“生理”和“心理”差异，从而把性别差异导向一种本质化、经验化的理解。这种悖论的出现与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主义思潮有直接关系。新启蒙主义将80年代视为“第二个‘五四’时期”，其重要指标是“人性”的解放，强调个体的价值和丰富性。作为对“阶级”话语的反拨，“性别”成为标识“人性”的重要认识方式。性别关系很少是被从父权制的社会文化结构层面来谈论，女性文学也是对1949年以后的“无性”状态的反拨，以达到“两性和谐”为目标。女性文学的差异被视为“人性”修辞的一部分。贺佳梅：《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三种资源》（原载《文艺研究》2003年第6期），载《新华文摘》（半月刊）2004年第3期，第84页。然而，这种讨论遵循了新启蒙主义关于“人”的重新想象，试图在抽象层面上建构普泛的“人类”共同的本质，女性文学必然地被置于“次一等”的位置；另外，对性别差异的强调局限在“自然因素”的层面，不能深入到文化分析的层面，因而无法与“男女有别”的传统性别秩序划清界限。可以说，以这种“女性意识”来看待“女性文学”必然使后者始终处在尴尬而暧昧的处境中。
把“女性意识”与“个人的意识”联系起来的理由是：女性已经获得了“平等”的社会地位，但没有获得与社会地位相匹配的自主意识。“女性文学”在一定层面上被看做女性发出她们独特声音、表达其自主意识的方式。这使得关于女性/文学的讨论必然从统一的民族国家话语种分离出来。“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可以动用国家机器去动员妇女，也有可能通过国家政策去塑造妇女，将妇女问题直接纳入国家视野——任何其他派别的女权运动于力所不逮——而这正是当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特点，已经构成了当代中国妇女生活的基调。”李小江：《性别与中国·序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7页。国家政策的保护（或曰制度保障），是我国当代女性文学得以正常发展的社会条件，有着西方女性文学所不能比拟的优越性，但这也潜伏着某种负面效应，使一些妇女产生对国家政府的依附心理。中国妇女千百年来对男子依附的积淀，在不知不觉中就转化为对国家、对政府、对现行政策的依附。一切靠官方“为民作主”就滋长了精神上的惰性，满足于男女平等的“天经地义”而丢失拼搏的能力，最终将失去自己。这必然会影响到中国女作家的创作，影响到她们作品的“女性意识”的表达，影响到真正妇女文学成立，也影响到批评理论的建构，因此，妇女必须从“家—国家”的传统中剥离出女性自身。钱荫榆：《从世界妇女文学的总体格局中看我国妇女文学的失落》，载《文艺评论》1988年第1期。这种对“女性意识”讨论可能使女性文学最终滑向对极端个人化、私人化写作的推崇，而失去对社会、历史的关注。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女性意识”的含义和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女性意识”不同，但批评家对这个词说用就用，完全没有时空造成的障碍。因此，有学者认为，为新时期之初“众多的议论和争议还停留在一些低层次的问题上，如女性文学概念界定、女性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女性意识同人的意识的关系，等等，对这些问题的一些论述表现出理论的不成熟。”
也许，正如“女性意识”对中国妇女而言是太陌生的东西。《浮出历史地表》曾这样论及“五四”时期“女性意识”的萌动和迷惘，说“五四”新女性用以肯定自己的东西，首先是一系列的否定，“她们命名了自己，感受到自己，但未能确立自己和阐释自己，她们陷入了以‘我’、‘你’、‘他’为标志的象喻性主体关系，或者，她们明知不一样但没有自己的话语，她无法为这‘不一样’的东西命名，她甚至找不到这样的词汇，或许，在她找到、创造出这样的词汇、概念乃至学说之前，她自己又复淹没在他人的及‘与他人一样’的话语洪流中间”，这种命名上的空白，女性主体生长过程中的空白，“显露了不仅是女性自身，而且也是整个现代文学史上新文化的结构性缺损。”孟悦、戴锦华著：《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虽然全书赞赏的是远离“社会政治”的“女性意识”，但这句话表明在中国关于“女性意识”的讨论必然受到其他思潮或者传统的影响。
中国“女性意识”的两个指向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都比较常见，它症候性地昭显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走向。当“女性意识”被认为等同于“个人意识”的时候，私人写作、脱离主流话语的写作会被视为有真正的“女性主义”意蕴；当“女性意识”被当成女性作为“人的意识”时候，“双性同体”会被视为理想的境界。
二、私人/躯体写作
和“女性意识”一样，“私人/躯体写作”一词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使用也比较常见。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脉络被称为“个人化写作”或“私人化写作”。陈染、林白、徐小斌、海男、皮皮、迟子健等女作家普遍摈弃宏大叙事，避绕重大题材，着意去探悉自我、内心等东西，她们笔下的人物索性与自我较劲不已，文中出现很多私语性心理剖白，“私人写作”的判语由此得来。女性写作不再纠结于“我们”的群体立场，而恣意把个体的“我”推向前台，这后来成为一种时尚。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锐女性作家，更为关心的是个人的愿望与欲望的实现与付出，既渴望被认可又不愿被认可，以反叛的姿态来应对复杂的社会生活。由于在上述小说中，主人公的成长经历被放置在带有封闭性的私人空间当中，尤其涉及身体经验，评论家有时也用“躯体写作”一词来讨论90年代女性写作的背景和写作空间。私人/躯体写作中，“个人”话语和“女性”话语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成为标识身份政治的主要符码；性别身份成为最重要的甚至唯一的身份标志。
不少人认为，“私人/躯体写作”的评论是“像”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1984年翻译过来的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的《美国当代文学》一书讨论美国女性文学时曾分析了“自述”、“个性化”等女性文学的特点，“这些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中国妇女文学的主要特征。”陈晓兰著：《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而“躯体写作”不正是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提出并倡导的东西，其强调女性写作与女性身体、女性欲望的关系，“女性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以“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
以上意见表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译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从深层看，“私人/躯体写作”是“女性意识”被改造为“个人意识”的延续，是在中国是被“建构”起来的一个批评现象。
“私人/躯体写作”指向一种经验化、本质化的女性想象和认知，是从“个人化”演化而来。“个人化写作”这一术语提出的具体语境直接源于女性写作。戴锦华阐述了她从三个层面上进行的界定：个性风格、从个人的视点和角度切入历史、针对女作家有自传意义的写作。后来又把女性写作的个性化归纳为，“伟大叙事的裂解”、“女性写作传统的复活”、“显露出在历史与现实中不断为男性话语所遮蔽、或始终为男性叙事所无视的女性生存与经验”转引自陈志红著：《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90页。这样，个人化写作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得以确认，并且以特定的内涵进入公共的话语秩序。
“私人/躯体写作”的倡导者不仅把个人经验、个人记忆看成是女性写作的重要特征，还把女性写作与边缘写作、先锋写作联系起来，于是《一个人的战争》、《私人生活》等就成了20世纪90年代末的文学评论界的热点。徐坤肯定“‘身体叙事’是90年代女性写作中的一个独特的景观”，“女性发散性思维的表现形式，描述出经由身体而感知的隐秘的女性生命体验……这将带来不光是审美的，同时亦是整个文化上的具有革命意义的变化。”而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被她视为是完全按照女性主义理论导引完成的文本。徐坤著：《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荒林也说，“女作家对女性身体符号的使用，是在颠覆男性对女性身体符号使用的基础上进行的……是一场以身体和生命对书写符号的突围。她要寻找自己的身体，哪一个才是自己的真实的身体？这实际上犹如戴锦华所说，女性身体在男性所设的种种镜像中左右逢源，不断陷落，有传统的规范，有新的现代的规范，有商业传媒时代的现象，等等，她要寻找自我，就要不断地在众多的符号与符号的交织之中触碰、确认她自己的身份和身体，她必体验镜城突围的孤独、体验镜片破碎和身体受伤、流血……对男性已经使用过的身体符号再次使用……对被使用的符号进行一次又一次否定，也就是一次又一次颠覆，就是对男性文化现象成规进行一次又一次打破。”荒林、王光明著：《两性对话》，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这样，“个/私人”、“躯体”的关注就被赋予了非常积极的意义，成了对建国后“无性”文学的反动。
“私人/躯体写作”与“女性”连接在一起造成的困境之一是，尽管女性可以呈现被父权制文化所压抑、擦抹的女性经验，但这种关于经验的熟悉仍旧必须在以父权/男权为等级界都的社会/文化市场上流通。也就是说，关于女性差异的表述，固然可以撼动或瓦解大众文化和社会常识系统中关于女性的定型化想象，但把“女性”与“个我”、私人性空间直接联系在一起，又在另一层面落入女性作为父权社会文化的“他者”、“私人领域的女性”等等级结构当中。在“个人”/“私人”维度上对于女性“差异”的展示，事实上没有改变社会性别秩序，而正好满足了后者的想象和需要。这正是“女”字成为商业卖点的原因。男权社会的特征是将女性限定在私人空间，这种对充满“私语话”的“躯体写作”颂扬是否重蹈了男性话语的覆辙？而且，“被看”的历史宿命，商业化的前景问题如何化解？另外，“私人/躯体写作”所确立的女性主体想象，在单一的“男人”/“女人”性别维度中谈论问题，而忽视了女性内部的差异。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变化，尤其是社会阶层结构的重组、资本市场造成的贫富分化，使得“阶级”问题再次浮现于文化视野重，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女性话语的冲击。有人说，所谓“个人化写作”中的女性个体，多是一些“中产阶级”女性。贺佳梅：《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三种资源》，原载《文艺研究》2003年第6期，《新华文摘》（半月刊）2004年第3期，第86页。以“阶级”身份质疑“女性”身份并不是中国的特殊问题，而是妇女运动遭遇的世界性问题。
实际上，女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注重女性差异可以说是一种传统，不过手法有异。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张抗抗、王安忆、铁凝、方方等女作家关注女性个体，注意表现一定历史背景下的女性个人，企图由个人命运折射出社会的沧桑，她们用传记性的笔法描述个人经历，笔下人物命运无不与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不过我们的批评话语是无法脱离所处的现实，我们曾经无视性别差异。“私人/躯体写作”热是批评界对“性别盲点”的一种过激反应，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对应是“错位性相似”。
三、“双性人格”/双性同体
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双性”的问题被频频提及，而且备受推崇。林树明搜集、列举了一些说法，如“有论者提出了女性文学曾经历和即将经历的三种形态，即由‘娇弱’到‘雄化’再到‘无性化’的三种境界，论称女作家的创作必然向‘无性化’趋同。有论者在评述新时期女性文学的‘雄化’现象时更明确提出了‘双性文学’的构想：‘可以预见，随着男女两性在感情、经历等方面的日益接近和文化心理距离的日益缩短，一种既属于女性又属于男性的双性文学必然出现。’论者认为女性文学的雄化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理性色彩日益浓厚，另一方面是艺术形式日益复杂化，以此证明‘双性文学’的即将降临。有的论者还从未来学的角度，将这种男女的‘双性化’视为人格的最佳表现，是‘人类对自身发展的真实向往’。还有的人认为，女作家一涉足社会和政治意识便表现了‘与女性情绪的疏离’，蜕变为一种中性的文学关照。”
在西方女性主义者那里，双性问题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早期有所提及，后来受到批判，到女性主义和后现代理论结合的时候，法国女性主义者又提到了“双性问题”。实际上，关于“双性同体”的探讨呈现出不同的言说方向。上面引用的我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观点涉及两个方面：两性同体的文化取向、两性同体的艺术风格。这两个方面同时反映了“双性同体”被“中国化”的因素：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二是近百年来中国在国家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解放了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精神同盟关系。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里要提到的是，“双性共体”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合一”、“阴阳互补”观念存在着相通之处，而且，“双性共体”思想也比较符合中国的中庸之道。国人对“双性共体”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批评实践中大量应用双性人格、“双性共体”理论等可能有这方面的因素。这从李小江谈“圣母—夏娃”模式的文化局限中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来。李小江从中西方宗教、神话、传说、文学作品中概括出“圣母—夏娃”模式，谈到这个模式的局限性时说，“这个模式在东方文化中不可完全类推，特别是在基督教文化及其宗教观念极其淡薄的中国，”因为“正像男子在现实生活中‘定位’（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规范了男子的地位和行为，女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定位’（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也确定了女子的生存位置和行为准则。它既从分本上消解了女人可能成为‘圣母’的崇高性，也冲淡了她可能成为夏娃的罪恶力量。性的观念和两性角色既然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明确的位置，便始终未能凝结称带有普遍意义的焦虑，自然也无法上升为审美意识中的重要情结。”李小江：《女性在历史文化模式中的审美地位》，载《上海文论》1990年第1期。李小江的“圣母—夏娃”模式的概括不见独创性，本来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就有“天使—妖女”的对立模式存在。另外，“中方”的传说中哪有“夏娃”？这个模式若是改为“圣母—妖女”倒可以理解。而且，模式是西方的，当然有局限，这样就不该把这个模式作为“贯穿”对历史上一切妇女现象进行研究了。然而，她对问题的解说表明了“双性同体”被女性主义批评家喜爱的根源。她从汉民族早期文化中寻找史缘由，解说为什么中国人在两性关系上从不剑拔弩张而以和谐为贵，并对古代文学中的许多女性形象给予充分的肯定。她说，“中国妇女克制、坚忍、含蓄、凝重的传统气质，是和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它将各种社会因素和伦理观念积淀、强化、在自觉的追求中凝聚成的特定的民族气质。一旦成为民族气质，它便超越了时代的局限，也超越了是非曲直的判断标准，把历史的因素带进了我们的现实生活，直接影响到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和精神世界，影响到妇女中国妇女解放的具体道路。”李小江：《夏娃的探索——妇女研究论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142页。这和伍尔夫等西方女性主义者将优美的女性形象一概斥为“取悦男人”和“纯粹是男性的文化想象”的说法有巨大差异。其实，从两性关系上看，西方“尊重”妇女的传统和礼仪教化一样漫长，否则“五四”时候国人怎么那样羡慕西方妇女的“解放”？西方所谓剑拔弩张的状态是女性主义发展后，一些媒体对女性主义的不实报导，或者说是一些人说女性主义者“步入歧途”后导致的现象。西方女性主义者致力于发现和谐表面下的不平等关系。
至于“双性人格”和中国在国家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解放了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精神同盟关系也是有据可考。女性解放与20世纪左翼历史实践之间的密切关联。左翼所持的女性观念基本上属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强调性别问题与阶级问题的重叠，或者说，民族国家话语以一种同一的主体想象抹去了性别差异的存在。盛英的《中国新时期女作家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所收集的论文写作于1981～1985年间，基本上是“无性别批评”，关注的是“人的觉醒”、人性、人道主义等主题。该书序言写于1985年，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启蒙理论是她批评实践的主要武器。1986年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陆续进入，盛英有了反馈，该书写于1988年的代后记《女性主义批评之我见》强调了中国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女性主义持肯定又保留的态度，一以贯之地把“人性”与“女性”联系在一起。1999年，被视为反映盛英“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观”的著作《中国女性文学新探》（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该书更多关注了女性文学创作中的性别因素，但基本理论框架仍然没有多大变化，肯定“超性别写作”，认为，中国大多数女作家事实上一直操持着“超性别写作”就是为了不过分陷入“性别”的窠臼。说来奇怪，《中国新时期女作家论》这本书出版于1992年，当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出版社对盛英等“传统”的“无性别批评”方法并没有反应，《中国女性文学新探》出版在1999年还在宣传“超性别写作”，这些说明“传统”在众人的眼里还是很有“市场”的，中国式的“双性同体”的文化根基是深厚的。
“双性同体”被用来指艺术风格时，也和中国传统文化、“解放了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精神同盟关系这两个方面有关系。也就是受“阴阳互动”或“男女平等”意识影响，人们将“双性同体”风格了解为“中性”风格。
中国传统中有关“阴阳”的界定影响着影响着人们对“双性同体”的分析。有文章证明，当人们跨越有关“阴阳”观念的边界时，就呈现了“中性”或者“双性”的状态。我们可以发现许多这方面的例子，比如，《性别诗学》论文集的头一篇论及了“女诗人的双性意识”，此文题为《走向“男女双性”的理想——女性诗人在明清文人中的地位》，是在用“男女双性”解释中国文学，认为，明清女诗人纷纷表现出一种“文人化”（即“雅士”）的倾向，那就是一种生活艺术化的表现和的俗世的超越……这些女诗人强调写作的自发性……写作的消闲性……以及写作的分享性……这种写作的价值观原是十足男性化的，现在把它与男性联结在一起，等于创造了一种风格上的“男女双性”（androgyny）。叶舒宪主编：《性别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叶嘉莹曾在《从女性主义文论看〈花间〉词的特质》一文用“两性共体”理论阐释《花间》词的“双性”风格，认为这些词的作者绝大多数是男性，然而他们在写词的时候却用了女性的意识和女性的语言，是一种很微妙的结合，是一种“双性”的结合。
这两篇文章的论述有值得商榷之处，文章中的“双性”实际上是一种传统的男性品格：把“仕与隐”当成“绝对的男性意识”，女性有这方面的追求就是“双性同体”；男人抒发男女情爱便是向女性意识的移位，具备了“双性品质”。这样的关于男女各自“固有”风格特征区分具有生理的本质论之之嫌。同样在这样的角度下，有人把思辩、主动、反讽、幽默等风格视为当然的男性品质，女性的创作具备了这些品质，便是“雄化”、“趋同”；女性把目光从爱情、婚姻、家庭或母亲等领域移入到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她们的文学表达更复杂多样就是“雄化”。此类说法实质上是一种传统的男性视角的再度张扬，是一种不能代表创作实际的“命名运作”。为什么不能将积极主动的品质视为女性本身就具备的呢？是否女性达到了男性的水准就是妇女文学的成熟和进步呢？“男性化”诗风与花木兰“女扮男装”的意义是一样？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所谓“中性”等同于“双性”，也就是与“解放了的男女都一样”的教导有关联。如果不从性别角度关照文学，那么任何作品都是“中性”的，是既属于男性又属于女性的。不少中国女作家反对将情感的细腻及对家庭、爱情的展示作为女性文学的标志，这是有道理的，普鲁斯特就曾指出，“任何认为妇女比男人对于细节有更好的记忆力的看法都是错误的，作家比一般人有更好的记忆力，如此而已。”Rosalind Miles，The Female Form：Women Writers and the Conquest of the Novel（London：Routledge，1990），p。25.女作家张抗抗曾提出女性关注“两个世界”的说法，“小世界”指关注女性生活、女性问题的女作家的独特敏感区；“大世界”指更为宏阔的社会生活的其他层面。如果将焦点放在性别问题，那么“中性文学”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同样的题材，同样的风格，男女作家的作品也往往会呈现不同的男女社会生活，内心世界，等等。在一些情况下，视角的差异能表现出男女不同的性别规定性。当男作家表现女性生活，特别是表现一些男人无法获得的体验时，如对于女人的怀孕、人流、分娩、行经等的文学表现，这种限囿很是明显。同样，女作家对男性生活的表现也不可能没有任何局限。不管作品表现的是“小世界”或“大世界”，皆会因此打上了表现者的性别烙印。张抗抗亦承认，“只要女作家本身不是个中性人，那么她的创作中就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女性的风格和魅力的，这是由于其本身生理和心理的特点所决定的，无须刻意追求。”张抗抗：《我很怀疑中国是否有女性文学》，载《文艺报》1988年5月28日。男女两性进行文学创作或鉴赏不是要抹煞各自的性别规定，而是更细腻更多样地关照、发展各自的性别特征或个性特征。
在西方，自柏拉图始，androgyny这个词就表示一种艺术和真理上的“性超越所指”（a kind of transcendental signified）——它既是美学的，也是文化的。Kari Weil，Androgyny and the Denial of Difference（London and 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a，1992），p。63.当西方女性主义译介来的时候，我们的批评家对“双性同体”如获至宝，很多人强调“双性人格”。孙绍先所说的“走向双性人格”、刘慧英所说的“赞赏西方女性主义者提出的建立和发展‘双性文化特征’的设想”等，在思路上与李小江所说的“在两性和谐共处的基础上争取人的最大限度的自由”很相近。陈志红著：《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我们女性主义批评家看重的“超性别视角”确切地说，是“全人类的视角”，我们反对无性化、也反对将性别问题极端化，也与西方“时尚”的后现代“解构”理论反本质主义的做法看似很“像”，但实际上不过正好与西方女性主义“转向”相似了而已，我们的理论支撑不是后现代理论，而是“人”的发现，也就是，“女性意识”中“女性也是完整的人”的看法。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像”与“不像”的问题一直都有争议。从表面看，模式看双方很是相像，但是如果深究起来，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不像”，那是结合了中国具体的特色和问题而形成的选择、关照，所以说“像”与“不像”之间，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出了“双重声音”，表达了“双重语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