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中译本、介绍文章作一评析。中方所“筛选”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本在“汉化”过程中涉及译者、评述者的立场和词汇的选择、新概念的处理、甚至对原作不同程度的“歪曲”等问题。这里，我们撷取一些典型的术语、概念、文本等作个案研究。第一节研究译名的纷争；第二、三节研究术语的解说，谈谈汉译过程中“妇女文学”与“女性写作”的界定问题；第四节总结“汉化”过程中文本反映的中国文化环境。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文本角度探讨了两性关系，认为在文学话语的生产、消费和流通中，性别是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因素，所有的写作都打上了性别的标志。因此，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在对feminism的内涵不断丰富之际，对woman/female，sex/gender等词的用法也下了很大功夫加以区分。如此一来，中国译介者相应地面临着“译名”选择的难题。
一、Woman/Female
男性与女性是人类的两种基本类型。英语中说到解剖学意义上的“男、女”用的词是“male，female”，在人口登记等身份证明的表格上都用这两个词表示“性别”的选项。
“男、女”同时又拥有社会/文化建构出来的意义，英语中最常见的是man和woman，这两个词成为女性主义研究的关注点。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中，人们重新审视了man的用法和其中包含的性别歧视成分。过去，考古学和古人类学在谈人类的起源时实际上是说“男人”（man）的起源，在人类（human）一词中隐藏着“男人”（man）的字眼，“男人”一词不仅在文字上与“人类”一词同等使用，而且大部分的图示、照片中都是用男性的形象来表征人类。再者，所谓的历史（history）直译过来就是“他史”（his story），基本上用男性代表整个人类进化过程，剥夺女性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权力，所以女性主义者要寻找“她史”（her story）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76、157页。Woman也不是指女人的生理性别，而是一种抽象的、与man对应的概念，成为“二元对立”意义上的“另一极”，是包含了一定社会规范特征的性别指称。
Man/male在汉译中有“男性”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6页。“男人”、“男子”等译名。英语中的woman，female等词在译为中文的时候，并没有定论或者规范，译介文章中多在混合使用“女人”、“女性”、“女子”、“妇女”等词，比如在《社会性别选译》中的选译的前两篇文章标题原文中都有women一词，第一篇译为“妇女”，第二篇译为“女人”。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页。《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一书则在把woman翻译成“女人”的同时，把woman的复数形式women翻译成“妇女”，声称这“只是跟随中国内地的习惯”，但也承认，“把women翻译成‘妇女’、women翻译成‘女人’的也大有人在。”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4页。《女性的负面》的书名原为Woman's Inhumanity to Woman，译名没有全然反映出原意，这里的woman对应的汉语是“女性”。Woman的衍生词Womanhood的译法同样多样，多被译作“女人气质”或“女子特质”，比如专著“The Flight form Womanhood”被翻译为《脱离女性特质》。
解剖学意义上的男/女（male/female）和社会/文化学意义上的男/女（man/woman）都可以作为定语，但译成中文后也是多种名称，比如对斯帕克斯的名作“female imagination”的译法就有“妇女的想象”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06页。“女子的想象”张岩冰著：《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女性想象”秦喜清：《谈英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见《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第81页。盛宁著：《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页。等几个。其他相关的衍生词，如feminine，masculine，femininity，masculinity的译法也同样多样化。
乍一看，这些译名的差异也不甚大。但仔细想，每一个译名在汉语中还是有微妙的不同。中文“女”的范畴下还细分有妇女、妇人、女子、女孩、女性、姑娘、淑女等一长串文化意义不等的词，英语中也有woman，lady、girl、chick，bitch等各含“微妙”之处的词语，每个词从词汇学、词源学上都有一番说法，包含各自的故事。
英语中，提到青年女性时，称其为“young woman”是表示尊敬的态度，对一个不太熟识的美国年轻女性说“You are an intelligent woman”是一种褒奖。美国有本著名的小说叫Little Women（译名《小妇人》），写了一群精灵古怪的小姑娘的故事，这些18岁以下的女孩子原本都应该被称为“girl”的，这里用“women”来称呼之有戏谑的意味，也体现了小姑娘的早慧早熟的状态，也就是说一个女孩子有点了“小女人”的味道。
由于英语教学中“woman”往往被翻译为“妇女、女人”，中国人实际上按照汉语意思解读了women，也就是说，赋予这个词一些不同的含意。中国古代有一个说法：“少为女，婚为妇。”所以，“妇女”、“女人”和“女孩”（girl）之间的分别隐含着一个女性的性成熟程度，甚至有这个人是否是“处女”（Virgin）的意思。再者，在中国，性是个不宜在公共场所谈论的话题，特别对于女性，性的话题更是比较敏感的。因此，二十岁以下的姑娘，绝对不喜欢被称为“女人”，甚至二十出头的女性，也反感有人称之为“女人”，更忌讳被当成“妇女”，我们一般用“女性、女子”代替等词来代替“妇女”的说法。这反过来又影响英语的表达，我们的大学毕业生写英语简历或者介绍信的时候，有时会出现这样“I am a typical Chinese girl”这样的说法，而这个年纪在外国人眼里还是“小丫头”（girl）的话，就太稚嫩了。在美国，丈夫对妻子可以昵称为“girl”，好友之间也可以互称“girl”，就像成年女性好友之间有时互相称对方为“bitch”一样。这多少含有玩笑之意，不是正式场合的成年人用词。
另外，汉语中“妇女”这个词与“woman”一词的不同在于其沾染着以前某个时期社会的特定习气，给人一种有些“过气”或者“革命”的感觉，就现在很多人也不喜欢被称作“同志”（当然今天这个词有了另外的新意思）一样。“妇女”一词是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倡导下进入中国社会的话语，“女权”一般被认为是“妇女权利”的简称。早期共产党人把欧洲政治理论中的“woman”译作“妇女”，强调社会生产与妇女的关系。毛泽东主义的国家和家庭互相渗透，妇女政治化是关键，是通过家庭中的妇女政治化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目标。“妇联”明显受到了“五四”时期科学主义的影响，宣传了男女生殖功能差异是社会性别差异基础的西方性二元论；但同时强调人格的形成不是由生理差异而是由社会阶级决定的。如今，虽然“妇女”本义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有些人仍然会抗拒，觉得这个词是六十岁以上人的词汇，在翻译woman等相关词汇时不由自主地想选择其他词来替代。
Woman/Female等词的译法各异，虽然没有引起大家的讨论，但译名的“有意识”、“无意识”的选择反映了中国的社会心态和历史传统。
二、Gender/Sex
在译名上有所分歧但最后达成共识的是gender/sex这组词。Sex和gender的区分是西方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观念。
1972年，安妮·欧克莲（Anne Oaklaey）发表了题为《性、性别和社会》（Sex，Gender and Society）的论文，将sex界定为主要与生理学相关的差异，将gender界定为与文化相关的差异。这种区分被女性主义学界迅速接受，不仅引导女性主义学术走出了性别本质主义的窠臼，而且被认为是女性主义学术对社会科学的重要贡献。后来，不断有人完善gender概念，把它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如阶级、种族等视为同样重要的因素，从而增加了gender这一概念的普遍适用性，使之不仅可以用来解说女性生活，而且还可以延伸到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可以说，gender作为一个概念的最初提出，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向一种新的诗学迈进奠下了一块重要的基石。肖尔瓦特曾强调过gender对女性主义批评的意义：首先，性别理论强调所有的写作，女性和男性的，都带有性别迹象，这样，“在文学话语中对性别的分析完全敞开了本文领域”，有助于揭露那些伪装中立和超性别的文学理论对文学中性别表现的虚假想象；其次，性别理论允许把男性主体介绍进女性主义批评中，不仅男性批评家可以进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而且一些与性别因素有关的写作，如同性恋写作等，也同样可以进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野；最后，“在文学批评中加入作为基本分析范畴的性别使女性主义批评从边缘转移到中心，对我们阅读、思考和写作具有革命性的改革潜力。”
可见，西方女性主义者花大力气创立了“社会性别”（gender）理论，以抵制建立在生物性别差别基础上的生理决定论，而早期，甚至直到1997年，中国妇女理论家还将sex和gender都译成“性别”，比如李银河编译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一书中，《资本主义、家长制与性别分工》英文原名为“Capitalism，Patriarchy and Job Segregation by Sex”，见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6页。《性别：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范畴》英文原名为“Gender：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见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51页。《性别与科学：1990》英文原名为“Gender and Science：1990”，见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76页。三篇文章的标题中“性别”就有的是sex，有的是gender的译名。这原无可厚非，因为在英汉词典中两个词都被译为“性别”。然而，“性别”在中文给人的感觉还是男女之间生理上的差异（反译为英文让人首先想到sexual difference）。而在女性主义研究中，sex和gender是对比使用的，sex作为生理上的差别非女性主义研究的重点，gender强调了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造成的男女差异乃是女性主义研究的重点。
把gender译成“性别”与词典的翻译有关系，与中国女性主义者不甚重视sex和gender区别有关系，更重要的是与中国的历史现实有关系。中国妇女理论研究者的著述表明，性别差异问题是中国当代妇女问题的核心议题。“文革”中极左思潮的一大罪状是抹杀性别差异，使女性男性化。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一种强调本质先于存在的性别差异理论便成了他们手中的有力武器。也许在一些中国理论家看来，若要使男性化了的女性恢复女性的自然本质、若要使女性保持女性自然本质，似乎只有重新实行男女有别的父权制，因为它与男女的自然性别差异相吻合。男女平等应等到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自然地实现，而不应由党的政策人为地、非自然地强制实行。这种观点试图以“自然”为核心来论述男女的本质差异，它包含了一定的批判性：男女的自然属性不应该受任何意识形态的控制。但这理论本身不无缺陷：既把妇女看成是由性别差别决定本质的，有别于男子的“女性”，又要求妇女作“人”——与男子一样的人，这在逻辑与实践上都有问题。在任何一种话语中，“女性”的内涵总是小于（甚至劣于）“人”的内涵，以“女性”来界定的女人必将是一个被缩减的、被降级的人。此外，性别差异理论所宣扬的本质先于存在的唯本主义（essentialism或译为“本质主义”）也同“人”无论男女是一种社会存在的观点相冲突。
在女性主义批评中，对Sex和gender区分是非常必要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尤其关注gender与阶级、种族、社会、文化等重要因素的关系。目前，我们在许多中文论文和论著中看到了“社会性别”一词，这应该是对英文gender一词的翻译。《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一书特别要求译介者将sex译为性别，将gender译为社会性别，以表区别。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00页。《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也遵循这一原则，书中文章也注意把sex和gender以不同名称译出，特别是该书封面把书名英译为Selected Works on Gender Studies更显示了译介者的用心。《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一书附录中总结道，“在中国内地的妇女运动圈子中，gender是被翻译为‘社会性别’的，而在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地区，则只被译作‘性别’。”
目前，sex和gender都各自形成了相关的研究体系。由于Sex的性别意义上是指以一个人拥有的性器官来确定的生理性别，其衍生词sexuality有了许多与sex有关的许多内涵：性行为、性状态、性取向等与情欲有关或者无关的领域。随着酷儿理论（queer theory）的产生，相关性议题如性工作、色情业、虐恋、变性等讨论的深化，sexuality在文学和社会学中成了热门的话题，福柯的《性史》Michel 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An Introduction（Harmondsorth：Pelican，1981），就是其中的杰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逐渐取代“妇女”一词成为一种潮流。在英国，一些女性研究课程加上了性别研究的标签，原来的女性研究中心纷纷改称性别研究中心，新推出的学术刊物如《性别研究》、《性别与社会》、《性别与历史》等也以“性别”作为中心，以增加利润。
在中国，“性别”一词越来越为广大读者所熟悉了，叶舒宪所编的《性别诗学》对“性别”没有界定，从其内容看，这里的“性别”是“生物性别”、“社会性别”两种意义都有的。笔者以为，照理，当gender被译为“社会性别”时，sex一词的中文名也该为“生理性别”。多数人还是把sex译为“性别”，不熟悉女性主义批评的人有时也许会觉得“性别”（sex）包含了比“社会性别”（gender）更广泛的内涵。
三、Feminism
与woman/female，man/male，sex/gender等词的区分密切相关，而且更能体现中国历史和现实相关信息的是feminism一词的译名。至今，feminism的译名都没有统一，各译家一直争执不断。纷争的根本原因当然是Feminism的具体内涵难定，而汉语中又没有正好的对应词。上一章，我们曾简单讲到feminism词源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feminism内容越发丰富，界定也越发困难。黑人女权主义理论家和活动家克利奇（Pearl Cleage）将feminism视为“一种信念，其认为妇女是完全的人，能够参与并领导所有范畴的人类活动——知识的、政治的、性的、精神的和经济的。”Pearl Cleage，Deals With the Devil and Other Reasons to Riot（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93），p28.学者柯林斯说，“在最宽泛的含义上，feminism涵盖了一种意识形态和一种对抗性别歧视、对抗男性全体凌驾在女性全体之上的社会关系的全球性政治活动。”Patricia Hill Collins，“What's in a Name？Womanism，Black Feminism，and Beyond，”Black Scholar，Winter/Spring96，Vol.26 Issue 1，p9，p9.当代著名的女权主义者瓦勒里·布莱森观察到，人们使用feminism一词，“用它指称所有的理论和理论家，她们认为性别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是一方压制另一方，一方服从另一方的；她们认为这是一个政治权力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自然的事实；并且认为这一问题对政治理论及实践是至关重要的。”转引自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页。美国学者洛伊斯·班纳说，“feminism是个很难给予确切定义的词。一般说来，feminism是鼓吹妇女权利的。但是，究竟是哪些妇女权利，自19世纪以来，观点一直在变化，尤其是1910年这个词被引入美国后（这个词首先是在法国出现的）。结果，feminism开始代替了美国19世纪的一个标准词——‘妇女权利’（women's rights）。为解决定义的问题，不同的词用于区别各种类型的女权主义。我采用feminism，是广泛用于那些自觉地为取消对妇女的歧视和争取男女平等而工作的男男女女们。”班纳著：《现代美国妇女》，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更有一些学者，如艾丽斯·沃克，认为第三世界的妇女问题与种族主义、经济压迫等问题密切相连，因而建议抛弃feminism一词，以womanism（妇女主义）取而代之，这才是“献身于实现所有人民的，包括女人和女人的生存和完善的主义”。Alice Walker，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s，p。11.
在中国，对feminism该如何理解，翻译，学者们持的意见不一。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已经有人意识到西方妇女运动中的不同流派，撰文探讨各种译法。吴曾兰的《女权平议》是《新青年》上第一篇以“女权”为名的专论，发表于1917年6月1日《新青年》3卷4期上，阐述了西方女性主义思想。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史研究室编，三联书店出版的《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中王剑虹、李大钊和沈雁冰等人的文章都涉及feminism是否翻译为“女权”问题。新时期，人们对feminism到底如何翻译议论纷纷，各执己见。《社会性别研究选译》、《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的“序”中对书中译者的选择的词汇原因作了说明，《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序”中对“女性主义”译法作了肯定，而《二十世纪美国文论》中对“女权主义”译法优点有说法，《女性·主义》一书的“序”中表达了对feminism译法和争执的迷惑。总的说来，当前出现了四种“译法”倡议，彼此相应，互相批判。
20世纪90年代以来，feminism主要被译成“女性主义”。主张用“女性主义”对应feminism的译者的理由可以简要归纳为两点。其一，也是最主要的一点，相对“女权主义”而言，“女性主义”因为强调女性的视角比较宽泛灵活，内涵丰富。“女权主义”中的“权”字作“权力”、“权利”讲，但是feminism并非是简单的女性向男性要权利、权力的斗争，它力图改变以男子为中心的文化和社会体制，消除妇女及其他受压迫社会群体在经济、社会及政治上的所受到的歧视，从而达到改变社会性别关系，使男女都能全面发展。20世纪初中国引进feminism用女权一词可以理解，当时的欧美妇女争取的是选举权等政治权利，但是近二十年来，feminism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大发展，已被赋予了新的文化政治内涵，其复杂性远非“争取妇女在政治上的权利”这个解释所能包揽的。今天仍然用“女权主义”显得狭隘过时，为了强调女性的视角，应将feminism一词译为女性主义。张京媛在1992年的书中把feminism翻译为“女性主义”的理由是：“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是妇女争取解放的两个时期，前者是“妇女为争取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后者则标识“进入了后结构主义的性别理论时代”。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序言”。其二，有的译者认为把feminism译为“女性主义”的话，“可以避免史学概念上的混乱”。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99页。他们考虑，把“女权”一词译成英文首先让人想到的是women's rights（妇女权利），这易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妇女选举权运动”（Women's Suffrage Movement）的主导思想相混淆，因为后者也以“妇女权利运动”（Women's Rights Movement）著称，参加者以中产阶级白人妇女为主。据此，“女性主义”的译名是对历史的尊重。
“女权主义”译法拥趸者的理由可以基本概括为与上述理由针锋相对的两大点。第一，“女权”的概念范围足够大，当代国际妇女运动丰富发展了妇女权利的概念，强调妇女权利也是人权，争取妇女权利已经不仅是争与男子一样的政治权经济权，而且包括反对一切由男性中心等级文化对妇女的暴力、残害和剥夺。同时国际妇女运动还广泛传播了“妇女赋权妇女”（women empower women）的概念，由此“女权”两字有了新的阐释，即，“妇女的人权”和“使处于底层的妇女具有权力和力量”。“女性”两个字则不能表达如此鲜明的政治态度。“女性主义”在中文里具有文化和学术的意味，但feminism是起源于社会政治斗争的，理论和学术是这个斗争的一部分，中文译词应该用“女性主义”表现feminism作为改造社会的一种政治理论的含义。此外，“女性主义”一词本身就有本质先于存在之嫌，它意味着生理上的女性天然具有独特一致的立场态度。尽管西方的feminism中也有持本质主义观点的，但那不是主要的倾向，相反是近年来feminism所竭力反对的。第二，用“女权主义”一词可以表示对feminism在中国的历史的肯定和继承。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引进feminism时，“女权主义”一词是标志中国步入现代文明的褒义词。如今，它似乎成了贬义词，由于“词语含义的变化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在各种政治理论和社会群体的斗争较量中出现的”，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页。人们应该关注词语变化背后的历史、政治、社会意义，追问它怎样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演变成贬义词的，思考自己对于那一段被抹去的历史有什么样的责任，而不是把这个词弃而不用。
以上是feminism汉译纷争的主流观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一些妇女研究者选择了“女性主义”为feminism的译名，同时出现了用“女权主义”一词来指称西方的feminism，而用“女性主义”来指中国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现象。这情况颇值得玩味。李小江以《谁能告诉我，什么是feminism？》为题在《女性·主义》一书的“前言”中说，“我注意到，但凡说到西方，总说它是女权主义，但只要涉及这片土地，feminism便成了女性主义，温和了许多，文化了许多……但它更加剧了我的困惑。”李小江等著，《女性？主义——文化冲突和身份认同》，“前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坚持“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译名的学者都认为这种“二分法”不好，它隐含着一种将中国妇女的实践同国际妇女运动的实践作非历史性的、本质化的区别的倾向，而且将中外妇女差异本质化的倾向会在国内妇女研究者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中造成思想障碍。不过，至于解决方案，“女性主义”译名的倡导者建议将国外的妇女理论实践也译作“女性主义”，而“女权主义”译名的坚持者则觉得中外的妇女问题理论与实践统称为“女权主义”更好。
由于“女性主义”、“女权主义”作为feminism的译名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有的译者建议将feminism译成“妇女解放思想”，来表达集体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对妇女解放的理解、建议、设想和理论，表现广泛的民主参与和参与者创造新思想的能动性，以及突出feminism转变人的思想意识提高觉悟的作用和目标。如果仅仅孤立地比较，“妇女解放思想”一词确实比“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准确得多。但是在中国特定的背景中，它不是一个新词。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后不仅就开始使用“妇女解放思想”一词来标明自己同feminism（女权主义）的区别，“无产阶级妇女解放思想”、“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早已是中国政治话语中具有特定意义的熟悉词汇。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若用“妇女解放思想”来指称feminism，不一定能达到传达feminism宽泛含义的目标，相反，可能会造成误解。
在没有更好的译词的情况下，绝大多数译者在“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两者之间作了选择，个别译者用“女权/女性主义”来指代feminism。他们认为，该词可以表现feminism的不同意义及对它的不同理解，能反映feminism的历史构成状况；既然在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今日世界中，混合杂交身份已日益成为一种常态，也就不必追求划一单纯的译词来表现复杂的事物；相反，应该看到范本本身是文化与语言差异通过译者进行磋商较量的过程，是一种改变现状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应让“简洁”的译法给掩盖了。
在关于feminism的纷争中，出现了一本译文集中对feminism采用多种译名的现象。《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中出现了“女性主义”、“女权主义”、“女性/女权主义”几种译名，而在《性别政治》中两篇文章的标题原文中含有feminism字样，但同一译者把前一篇译为《暂时的基础：女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问题》，后一篇译为《提倡一种争胜性女性主义：汉娜·阿伦特和身份政治》。王逢振等编译：《性别政治》，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第156页。有的译介者则随时间而改变立场，比如一开始《外国文学评论》副主编盛宁是坚持“女权主义”译名的。1994年他说：“当我们为‘feminism’进行界定时，就切不可认为这样一种文学批评仅仅是‘女性谈文学’，我们必须首先把这种文学批评看成是当今世界妇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把它与争取妇女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权益联系在一起，因此，如果要问什么是女权主义的文学批评，我们必须回答，女权主义的文学批评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以社会政治变革为目的的文化运动，然而它同时又具体地表现为对整个西方文学传统的认识进行一次‘破旧立新’的话语变革。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觉得‘feminism’译成中文时，还是用‘女权主义’要比‘女性主义’更为恰当一些。”盛宁著：《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0页。2000年时候，他发表文章评论苏珊·格巴的新作时，题名为《处于“危机时刻”的女权/女性主义批评》，行文中则是一会儿说“女权/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一会儿“目下美国文坛上女权主义批评被新的激进势力取代”，一会儿又说“文学界的女性主义”，盛宁：《处于“危机时刻”的女权/女性主义批评》，载《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第149～150页。似乎对feminism的译名全然没了章法，信手写到什么名称就什么名称了。笔者还从没有见过哪篇文章像同时使用了feminism的三种译法而不加说明的。如果作者出于无意识的疏忽，那么多种译法糅合的现象至少表明了他的无奈、无所适从的境地。
面对有关译名的纷争，大多数译介者在译介过程中会各取所需。从越来越多的以“女性主义”为题的书名可以看出，如今“女性主义”译名被青睐的程度似乎日益明显。有的学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改变对feminism中译名的用法，比如李银河1997年专著中使用的是“女权主义”到2005年专著就直接以“女性主义”作为书名了。尽管如此，一般学者在feminism汉语名字的具体用法上有时还是比较随意，比如，陈志红著的《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的书名用的是“女性主义”，行文中却把肖尔瓦特的“feminist critique”翻译为“女权批评”陈志红著：《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也就是说，同源的feminism和feminist用了不同的译名。再比如，对肖尔瓦特《她们自己的文学》中提出的英国妇女传统的三个阶段（feminine phase，feminist phase，female phase）的翻译也各不相同，有的称为“女性阶段、女权阶段、属于女人自己所有的阶段”，盛宁著：《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页。有的名之为“女人气阶段、女权主义阶段、女性阶段”，张岩冰著：《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也有的说是“女性特征的、女性主义的和妇女的”三个阶段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07页。还有的把这三个阶段称为“女性的、女权的、妇女的”，王逢振：《女权主义批评数面观》，载《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第151页。如此等等。
有关feminism译名的纷争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译名差异首先反映的是对feminism的理解。比如，对“女权/性主义”到底是指妇女理论还是指妇女理论兼妇女运动，中国学者意见不一。李银河的《女性权力的崛起》一书在“妇女运动”的章目下，分别谈的是“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激进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女权主义”等女权主义流派对妇女低下地位的分析和妇女解放的主张。李银河著：《女性权力的崛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张晓玲在《妇女与人权》专著中明确说，“从女权主义的起源和在现实中的实际作用来看，它的最一般的含义就是争取妇女权利和男女平等的政治主张和运动。”张晓玲著：《妇女与人权》，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王政在《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一书的序言中指出：“Feminism有别于各种‘主义’，它不是由几条定义和一系列连贯的概念组成的一种不变的学说，更不是排斥异己、追求占据思想领域中霸权地位的‘真理’，而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涵盖面极广的、各种思想交锋、交融的场所。它历来包括理论与实践。”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页。李小江则对女权/性主义妇女运动和妇女理论的界限作了严格的区分：“什么叫妇女理论？严格地讲，妇女理论就是对妇女所作的哲学上的抽象。在实际运动中，妇女理论的研究可以面对不同的对象，宣称各种相对独立的理论范畴。而妇女解放，作为实际运动本身，则是妇女理论研究所面对的具体对象之一。”
更重要的是，译名的选择反映了中国的现实、历史及文化对学人思想的影响。“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分别指向女性身份认同的两个向度。
“女权主义”的译名包含了一个未被发现的潜在前提，这就是社会的发展。吴曾兰的《女权平议》的结论是：中国女性应该“同男子奋斗于国家主义之中，追踪于今日英德之妇女，而固非与现在不顾国家之政客、议员，较量其得失于一朝也。”转引自赵稀方：《中国女性主义的困境》载www。cc。org。cn/zhoukan/guanchayusikao/0105/-3k。将追踪西方女性主义理解为“同男子奋斗于国家主义之中”说明了中国女性解放不与男人作对、却与民族国家相联的特点，也表明feminism的内涵已经受到了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传统的篡改。“女权”一词也是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20世纪80年代Feminism译入中国时，人们沿袭了五四时候的译名“女权主义”。然而，当时人们“对女权主义这一字样有着某种某种程度的反感，或惧怕、厌恶。因为从字面上理解，女权主义仅仅关乎权力之争，因而可能是一种极端的女性的自我张扬、甚至恶性膨胀。如果说，许多词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这时候，作为一种大众想象，女权主义者的形象是一些丑陋不堪又张牙舞爪的女人。”戴锦华著：《犹在镜中》，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这是因为经过“政治”的灾难后，国人对带有政治色彩的事件和理论表现出一定的抗拒与疏离，也相应的冷落那些与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的理论和方法。
“女性主义”这个译名指向对两性“差异”的认同。“女性”这个词曾是反封建的革命符号。传统上，虽然阴阳的概念与男女有关，但阴阳是流动的、变化的、互补的，相对的，并非构成性别的实体。对中国女性的称呼是按照其社会关系确定的，“女”是处在与父母、公婆不平等关系中的女儿、媳妇，“妇”即从属于丈夫的妻子。确切地说来，阴阳动力所造成的是“父母、夫妻、兄妹等主体位置或等级关系的主体性”，主体（subject）是由描述内容（narrativity）构成的。转引自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65页。这种社会性别观念与西方受本体论影响的社会性别观念是不同的。20世纪初，中国政治文化舞台起了急剧变化，一批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在羡慕西方“开明”的社会性别关系之际开始接受了西方的性别，伴随着“五四”新文学的诞生，出现“女性”一词，其反映了反孔话语中一个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是一个充满了反叛意义的符号。“女性”与其相对的“男性”的内核是性别（sex），性别成为人格的基础，超越了亲属人伦的范畴，体现了对西方意识形态中性二元论（sex binary）的接受，被接受的同时还有这个词的贬义，如“女性”的被动、柔弱、智力上的无能，生理上的低劣等，“没有一个主动的、独立于男子的、一般意义上的女性能够在性二元论下生存”。所以后来共产党人把“女性”认作是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产物，而以“妇女”一词取而代之。“文革”后，女性文学浪潮冲走了政治化的“妇女”，作为身份框架的性别生理基础取代了作为人格框架的阶级。“女性”的再次崛起勾画出了“妇女”与“女性”之差别和矛盾冲突，“妇女”这一概念将妇女摆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抹杀了社会性别差别的心理表现，但强调男女差别的“女性”的复兴在抵制纯政治“妇女”概念时，在男优女劣的二元论和以科学为幌子的偏见歧视面前无能为力。另外，两个概念也反映了城市核心地区与农村边缘地区的差别：“妇女”是共产党为动员农村妇女参与国家政治二塑造的一个政治范畴，“女性”则是城市政治妇女的对抗个性身份的表现。当然，“妇女”、“女性”等词的实际内涵却不固定，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这些词语时不断改变它们的意义。近年来出现的“女性”理论和建立在社会科学基础上的妇女学热潮起到了解构由国家政治话语塑造的“妇女”的作用，它表明多样化的妇女主体位置已经在中国社会出现，这是“女性主义”这一译词的优越之处。
“女性主义”与“女权主义”之争，“女性主义”渐渐占上风等现象说明了社会、文化中存在不同的力量，说明了社会上众人的倾向。的确，如同“女权主义”译名坚持者所提出的，“女权”能反映出feminism原词所包含的强烈的政治含义，女性主义则强调了男女生理上的差异，弱化了feminism的政治性。就文学批评而言，文学与“政治”是个很“重大”的问题，“文革”期间的“政治”使文学发展被扭曲，使人们吃足了苦头，所以为反击在极“左”路线控制意识形态的特殊时期文艺批评的方法和主题的政治化和庸俗化，新时期文艺批评方法在刻意通过“回归文学”、“回归自身”而寻求摆脱政治的附庸地位。在文学批评的用语上，一些人下意识要避开“政治性”，以给文学以足够的发展的空间。比如，“妇女文学”和“女性文学”两个词含义基本相当，开始时用“妇女文学”一词的人多些，诸如李小江《当代妇女文学与职业妇女问题》、钱荫榆的《从世界妇女文学的总体格局中看我国妇女文学的失落》等文章的标题就说明问题。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有人用“女性文学”来替代“妇女文学”的说法，“女性文学”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书名、文章名，如荒煤《关于女性文学的思考》（《批评家》1989年第4期）、严平《略谈近七十年来中国女性小说的发展》等文章的标题，有文章在必须提1984年翻译过来的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的《美国当代文学》一书汉译本中《妇女文学》那章时，只说“其中有6、7万字的篇幅讨论美国女性文学，分析了‘自述’、‘个性化’等女性文学的特点。”陈晓兰著：《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说到朱虹的那篇《妇女文学》的文章就言其“撰文论述过女性文学存在的基础”。林树明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明明译文、原篇的标题是“妇女文学”，这里转述的时候非要改成“女性文学”，也反映了国人有意识或者说无意识对词汇术语的选择吧？这其中的有意识或无意识因素也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词在中国盛行的原因之一。
20世纪90年代后期，“女权主义”在词义在中国弱化为“女性主义”。所谓“妇女运动由躁动的女权主义（feminism）走向温和宁静的女性（female）”的说法，充分显示了一些学者对“女权”、“女性”两个汉语词的看法。当然，这情况与世界范围内feminism一词语使用范围再次缩小，许多妇女认同“‘女权主义者’的价值观，但却不愿认同这一名称”李小江等著：《女性？主义——文化冲突和身份认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8页。的现象是呼应的。发展到今日，女权主义的传播很是广泛，但也遭到了不少诬蔑。据说，西方新闻界总是讥讽地谈论女权主义者，说她们要么是些仇恨男人的假正经，要么是想仿效男人的假正经。这些都让年轻妇女和姑娘们胆寒，使她们不愿接受女权主义这一标签。何况，由于无数理由，她们仍然为自己的女性气质而忧心忡忡，20世纪80年代初，媒介总是说，女权主义者要压倒男人，企图颠覆权力结构。现在看来，没有人愿意把女权主义者和权力放在一个句子中，联系在一起。今天，媒介的谎言是：所有女权主义者都是同性恋分裂分子，她们根本不想与男人合作共事。媒介靠冲突和争端哺育，那是它们的叙事所要求的。简单的真理，日常生活的往复，对最初的事端引起的后果进行补充，这些都不能增加报纸的销路。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批判与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92～293页。中国学者用温和的“女性主义”一词来翻译feminism，也不乏存在为其正名，盼其被更多人接受的企图。
单纯从翻译的立场看，笔者认为“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两个词都不是对feminism的恰当翻译，哪一词都难表达feminism的丰富内涵和社会文化改造的宏大目标。有时，笔者想建议把feminism译成“女人主义”算了，有“女”作为性别，“人”作为目标，女人表达了与男人的对等。必须在流行的译词中选择的话，笔者倾向于把feminism译为“女权主义”，毕竟feminism是站在女人的立场为女人说话，为女人要求在社会上的应得位置，尽管近年来理论的发展丰富了该词的内涵，但大多数理论都旨在增加此词的政治性，所以译为“女权主义”能鲜明地反映它的斗争目标，反映出历史的延续，法国革命后妇女的觉醒，19、20世纪之交的妇女斗争，20世纪60年代的“妇女运动”都可以包括其中了。但由于本论文是“译介学视角下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以应尊重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词的认可程度，把feminism译成“女性主义”，这是中国学者惯用的词汇，符合实际情况。“女性主义”的译法中“存在先于本质”之嫌（突出了女性特点时而忽视了社会性别的存在和发展）正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特色之一（见第三章详述）。
译名的纷争看似事小，但关系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问题，也反映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必须面对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妇女的身份认同一直在“性别”“家国”的选择和侧重间徘徊。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同样在西方、东方的两种性别观的夹缝中需求着平衡，作品也有“双重声音、双重语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