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君主选择臣下难，臣下选择君主就更难，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就说尽了这个意思。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怀才不遇，终生郁郁？然而，这也不是没有解决之道，善于知君，长于知国，便可帮助我们得到更多的机会。
【事典】
分辨清楚六种类型的君主，就可以了解君主的德行；明白九种类型的国家风气，就可以判断国家的情况；探讨四种乱国的表现，核定四种危国的征兆，那么如何治理国家也就清楚了。
什么叫“六主”呢？
东汉末史学家荀悦说：“天性正直、仁慈，头脑清醒，意志坚定，一切都是为了人民，而不是为了自己，这就叫‘王主’，王主具有秉承天地自然的美德；能克制自己的私欲，性格宽厚，勤学好问，身体力行，办事遵循仁义的原则，而不感情用事，这就叫‘治主’，治主能克制自己的感情，消除自己的欲望；勤于政事，努力地保持先辈开创的基业，不敢懈怠荒废，做事总是先公后私，这是‘存主’，存主就是遵守先主制定的法律；行为狂悖忤逆，公私并行，有得有失，不完全符合道义法度，这就叫‘衰主’；情欲压倒了仁义，谋私多于为公，制度超过了界限，政治教化失去了常规，这就叫‘危主’；亲近、任用邪恶小人，排斥、打击忠臣，放纵情欲，不顾礼仪法度，出入游荡，不受制度的限制，私人亲信的赏赐，超过了公家的开支，一不高兴就乱施刑罚，从不依据法律，文过饰非，不知悔改，忠言被阻塞，敢于直谏的大臣遭到杀害，这就叫‘亡主’。”
所以说，“王主”能够使天下兴盛太平；“治主”能够使政事得到治理；“存主”能够维持国家政权；“衰主”如果不遭到灾难，差不多能保住国家，有灾难就危险了；“危主”如果没有灾难，能侥幸免于灭亡，有灾难就必定亡国；“亡主”则必然会灭亡。
什么叫“四危”呢？
管仲说：“公卿和丞相得不到大家的拥护，这是国家的危险；大臣们不同心协力，这是国家的危险；军队的统帅不让敌人感到畏惧，这是国家的危险；百姓不关心生产，这是国家的危险。这就是识别天下大乱或天下大治的标准。
“凡是作君主的，法令严明，赏罚必信，虽然不用说什么，国家自然会得到治理；法令不明确，赏罚不守信用的，即使天天发号施令，也必然会混乱。”
管仲说：“治国有三种武器，乱国有六种隐患。英明的国王如果能战胜这六种隐患，掌握这三种武器，国家必然会得到治理。昏君不能战胜六种隐患，掌握三种武器，所以致使国家动乱。三种武器是什么呢？一是号令，二是刑罚，三是俸禄和赏赐。六种隐患是什么呢？一是亲信，二是宾师（没有官职而被国王敬重的人），三是行贿的人，四是女色，五是善于钻营的小人，六是玩乐。
“三种武器的作用是什么呢？没有号令不能驱使臣民；没有刑罚不能让人感到威慑；没有赏赐俸禄不能激励人。六种隐患为什么会导致败亡呢？因为他们虽然不服从法令也没有问题，虽然犯了法也可以不受处罚，虽然没有功劳也可以得到爵禄。一个国家，有了不守法也安全的人，就不能让下边的人服从号令；有违法而不受处罚的人，刑罚就失去了威慑力；有无功而可以得到爵禄的人，奖赏和薪水就失去了激励作用。号令不能指挥臣下，刑罚不能威慑人们，俸禄赏赐不能激励人们，那么君主就无法巩固自己的地位了。”
因此，总体上治理得不错的国家，即使委政于人，也不会发生动乱。总体上混乱的国家，即使勤于政事，也不会得到很好的治理。尧舜无为而治，都绰绰有余，这就是势理；胡亥、王莽奔驰忙碌，都不能使天下得到治理，这就是势乱。
什么叫“四乱”呢？
管仲说：“家中有疑忌妻子的小妾，这是家乱；庶子疑忌嫡子，这是宗乱；朝廷里有疑忌宰相的大臣，这是国乱；任用的官员无能，这是众乱。”所以说：“确立天子，不能让诸侯有疑虑；确立诸侯，不能让大夫有疑虑；立正妻，不能让妾疑忌；立嫡子，不能让庶子疑忌。一有疑忌就会有行动，两人都想争位就会争斗，许多人想争位就会互相伤害。因此把同一职务任命给两个大臣，国家必然发生动乱，没有发生动乱是因为君王还健在，依靠君王不发生动乱，君王死后，必定会发生动乱。让两个儿子继位，家里一定会出乱子，不乱是因为父母还健在，依靠父母不出乱子，父母不在了，一定会出乱子。大臣疑忌君王，国家没有不危险的；庶子疑忌嫡子，家庭没有不危险的。”
什么叫“九风”呢？
君臣之间亲近有礼，文武百官虽有不同意见，但能够和睦相处，互相谦让而不争斗，勤于政事而无怨言，一心做好自己的本职，这是“理国之风”。尹文子说：“上级不压制下属，下属不冒犯上级，上下不相互冲突，所以能做到令行禁止，人人无私。在这种风尚下，虽然经历了艰难险阻，国家仍然不可侵犯。这才是治理得很好的国家。”
礼仪风俗不统一，当官的不受尊重，小官吏攻击国家的弊病，百姓议论纷纷，这是“衰国之风”。尹文子说：“君王虽然年迈，却有许多嫔妃，而子孙不多，有势力的宗族被疏远，这是衰败的国家。”
君臣互相争荣誉，朝中大臣争功劳，士大夫争名声，老百姓争利益，这是“乖国之风”。上面私欲膨胀，下面作恶多端，法规不稳定，政出多门，这是“乱国之风”。尹文子说：“君王宠幸大臣，大臣昵爱君王，国家的法律废弛，私欲横流，这是混乱的国家。”
把奢侈当做繁荣，把骄纵当做高贵，把自由散漫当做通达，遵守礼义被说成是拘束，奉公守法被说成是固执，这是“荒国之风”。晋代崇尚玄虚、轻浮，所以走向衰败，就是这类情况。
把苛刻当做精明，把谋取私利当做是公事，把剥削下属当做能耐，把攀附上级当做忠诚，这是“叛国之风”。叔向说：“大臣看重俸禄而不尽力提意见，身边的随从害怕得罪而不敢说真话，下情不能上达，这是最大的隐患。”
上下相互疏远，内外相互猜疑，小臣争宠，大臣争权，这是“危国之风”。
上级不访问下属，臣下不向君主提意见，女人干政，徇私枉法，这是“亡国之风”。尹文子说：“国家贫困弱小，私家富有强大；君王的权力削弱，大臣的势力增强，这就是将要灭亡的国家。宫廷内没有专宠的妃子，朝廷里没有宠幸的弄臣，子孙繁多，长幼有序，这就是昌盛繁荣的国家。按时进行农业生产，仓库充实，军队精锐，边疆治理得很好，这是强国。”
文子说：“动乱的国家看上去好像很强盛；治理得好的国家看上好像很空虚；灭亡的国家好像国用不足；图存的国家好像国用有余。”
空虚不是没有人，而是因为人人都各守其职；强盛不是人多，而是因为都在追逐私利；有余不是财富太多，而是因为节制欲望，事情不多；不足不是没有货物，而是因为人少，但花费却很多。
商鞅说：“法令，是人民的生命，治理国家的根本。一只野兔跑，上百个人追捕，不是因为一只兔子可以变成一百个，而是由于兔子归谁所有，还没有确定。市场上到处都有卖兔子的，但是盗贼不敢随便拿兔子，因为兔子归谁所有已经确定。由此可以知道，确定名分（解决所有权），是从根本上治理的方法。名分不确定，势必要发生混乱。所以，从根本得到治理的，想乱也乱不了。从根本上混乱的，想治也治不了。根本上的混乱，越治越乱；根本上得到了治理，治理起来就很容易了。所以圣人只治理能够治理的国家，不治理根本上已乱的国家。圣人为人们制定法律，一定要让法律明白易知，愚蠢的人和聪明的人都能做到。所以在圣人领导的国家里，没有因判刑而被处死的。不是该判刑处死而不判刑处死，而是因为人人都知道通过守法来避祸就福，都能自己管理好自己。英明的君主利用人们自己的治理来进行治理，所以才能实现天下大治。”
所以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是追求可以治理的形势，而不是苛求于人。英明的君主认真研究法律制度，然后颁布命令，这样天下就会得到治理。
《左传》中说：“一个国家快要灭亡的时候，制度必然会很多。”杜预说：“这是因为频繁改变法制。”
【评议】
由此得出结论：能够匡世辅政的大臣，务必要首先分清君王的品行，明白盛衰的道理，通晓成败的原因，清楚治乱的形势，知道取舍的权宜，然后面临复杂的形势才能不迷惑，遇到疑难问题才能够进行决断。只有这样，才能君臣相得，与世无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