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接着说：“然后我被送进了感化院，在那里，我受到了各种不公正的待遇。我离开那里之后，就开始对社会充满了仇恨。”针对这些，我有些重要的话要讲。在心理学家看来，监狱中的虐待事件对于犯人来说是一种挑战，这些都在考验他们的韧性。同理，每当我们在犯人耳边说“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之类的话时，也会被他们当作一种挑衅来对待。他们心中一直存在一种对英雄作风的盲目推崇，因此，他们受到这样的挑衅后会非常开心。在他们心中，这就像是一场比赛，他们会误以为社会是在挑战他们的极限，因此，只有坚持着挺过去才是英雄。对于一个与全世界为敌的人，没有什么比挑战他更容易激怒他了。在教育问题儿童的过程中，我们常常错误地向他们发出挑战：“我看你是不是真的那么坚强，我倒要看看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这些孩子与罪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直被成为英雄的梦想所支配。如果他们足够明智，他们就会知道自己有能力摆脱这样的想法。然而，感化院经常用一些事情来刺激罪犯，向他们发出挑战，这样的做法其实很糟糕。
现在，有一个杀人犯，他已经马上就要被执行绞刑了，让我们一起来研究他的个人日记。他蓄意谋杀了两个人，并在行动之前用日记将自己的想法记录了下来。通过这本日记，我可以对罪犯在犯罪前的心理状态和计划做一个详细的阐述。之前也接触过类似的犯罪者日记，有一个共同点是他们一般不会将自己的犯罪行为只用简单的句子描写出来，同时，他们也不会错过在日记中为自己的罪行辩解开脱的机会。由此，我们发现，社会感是多么重要。就算是犯罪者，也希望自己的步调与社会感保持一致。与此同时，他们要在实施犯罪之前将自己的社会感壁垒击溃，并成功地消除自己剩余的社会感。所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 （Dostoyevsky）所写的著名长篇小说《罪与罚》中，为了思考清楚是否去做一件犯法的事，拉斯柯尼科夫（Raskolnikov）在床上躺了整整两个月。最终，他为自己找到了勇气，他考问自己：“我到底是拿破仑呢？还是一只小虱子？”可见，犯罪者总是用类似的想法来自欺欺人，达到激发自己勇气的目的。实际上，在罪犯的心中，他们懂得什么事情是对生活有利的，而自己的所作所为恰巧是对社会有害的。但是，由于他们的怯懦，却依旧选择一意孤行。造成他们怯懦的原因，大多是因为他们并没有使自己获得成功的才能，他们不知道怎样与人顺利地合作，然而，生活中的一切问题几乎都需要与人合作才可以完成。之后，犯罪者就会试图寻找一些能够帮自己开脱、帮自己掩饰的借口，以此摆脱沉重的压力。比如身体不适、失业等。
下面的话都是从这样的日记中摘抄下来的：
“我所认识的人几乎都背叛了我，我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他们都讨厌我。我成为他们用来开玩笑的素材，或者是侮辱的对象（由此可见，他很爱面子）。这些让人崩溃的事情几乎要了我的命。我不再留恋任何事物，我觉得这些已经超出了我的忍耐极限，我是听天由命，任由他们侮辱的。可是，我总得填饱肚子，肚皮可是不听指挥的啊。”
显然，他渐渐开始找借口了。
“他们说，我可能会死于绞刑。可是，从另一方面说，被绞死和被饿死又有什么两样呢？”
曾经有一个案例，母亲在提前预言孩子的未来，她对孩子说道；“你迟早有一天会把我弄死的。”结果，当这个孩子长到17岁时，竟然真的将他妈妈绞死了。其实，预言也能起到和挑衅同样的效果。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不管怎么说，我是必须死的。我什么也没有，任何人都拿我没办法。既然我心爱的女生都不愿意再见我一面了……”
他是想要拥有他心目中的女孩的，然而，他十分穷困，甚至连像样的衣服也买不起。在他眼里，女孩就是一种财产，这展现了他对爱情和婚姻的看法，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
“我真的受不了了，所以我一定要用同样的手段将她骗到身边做奴仆！”
这些人的想法一般都比较极端，他们总是像孩子般任性，要么就拥有所有的一切，要么就什么都不想得到。
“这周四我要好好地赌一把了，我已经选好了我的目标猎物，只是在静等最合适的时机。一旦有合适的机会，我将去做一件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事情。”
在他的心目中，自己就是一个令人钦佩的英雄：他真的是残忍到极限，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出来的。他用随身携带的小刀，捅死了一个被吓得面色惊慌的人，这件事的确是其他人所做不到的。
“正如羊群会受到牧羊人的控制和驱赶一样。我黑暗而罪恶的行径也是受到了肚子的驱使和鼓励。或许，明天冉冉升起的太阳对我来说已经遥不可及了，但是，我才不在意呢。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遭受饥饿的煎熬更加糟糕、更加令人痛苦了。我已经受够了，不想继续了。最后，仍然有一件事让我觉得非常烦恼，那就是我必须接受他们的盘问。我犯下了这样的罪行，自然要接受一定的惩罚，但是，比起饥饿，死亡是多么美好。就算我被饿死了，也不会有人多看我一眼。然而，如今我一定是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吧，或许还会有人因为同情我而为我哭泣呢。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一定要付诸行动。没有一个人能体会到像我今夜这般慌张和迷茫的感觉。”
其实，他根本不是自己所构想中的英雄。在受到审判时，他坦白道：“虽然我袭击的并不是他的要害部位，可是，我依旧犯了谋杀罪。我明白，我的下场就是被执行绞刑。可是我是多么遗憾啊，其他人都能够穿着好看的衣服，可是我却一直都没有得到过，也体会不到那种幸福的感觉。”
如今，他所关注的焦点从饥饿问题转移到漂亮衣服上来了。
“我真的不明白自己究竟做了什么事。”他显然在狡辩。虽然每个犯人的说辞都不一样，但是他们始终都不会错过为自己寻找借口的机会。有时，一些罪犯会在作案前大量喝酒，这就是他们所准备的借口，醉酒可以帮助他们推卸责任。由此可见，他们总是在努力寻找帮助自己破除社会感壁垒的有效方式。我相信，我可以随意在罪犯所陈述的过程中指出我所关注的每一点。
如今，我们是真的遇到棘手的问题了，我们该如何是好呢？假如我的想法是对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案例得出这样的结论：罪犯一般都是对社会失去了兴趣，并且从来没有真正学会如何合作的人，他们所追求的个人优越感目标都是虚无缥缈的。可是，那我们该怎么样才好呢？其实，对待罪犯和对待精神病人是同样的道理。除非我们努力地获取他们的信任，并成功地让他们明白怎样与人合作，否则，我们也是无可奈何的。可是，我们最好不要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一开始就能让他们渴望追寻人生的幸福，假如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对周围的人产生好奇，假如我们可以引导他们学会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与人合作寻求解决之道……如果是这样，他们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问题。倘若做不到以上几条，我们就束手无策了。这件事似乎不像表面所呈现的那般简单。我们无法让他们通过简单的事情来获得进步，自然也不可能让他们去做能力范围之外的任何事。我们明知道他们有错误，却不能当面指出并和他们进行争辩。他们心中的各种观念已经到了根深蒂固的地步，并且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他们都是在这样的价值观下生存的。假如我们想要让他发生转变，就必须要找到是什么为他的错误打下了如此坚硬的根基。我们一定要了解他们所处的是什么样的环境，并且发现他们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走上失败的道路的。他们的人格是在4~5岁之间形成的，而这个阶段的不良因素也会导致他们对世界产生错误的估计。我们一定要找到并且帮他们改掉这些坚固的原始错误。所以，我们要到他们生活的最初时期进行探索。
以后的生活中，他们用他们错误的观念去解释每一件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假如这些经验与他们的观点是有冲突的，他们就会纠结、思索、回想，直到将事情扭曲得不成样子。如果一个人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所有的人都想要侮辱我，损害我的利益。”那么，他就会试图找到更多的证据去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性。他很容易将焦点锁定在这样的事情上，而对其他的事情却视而不见。事实上，犯罪者只是对他自己的事情非常在意，在他的心中已经形成了坚固的行为习惯，指导着他去观看和倾听来自外界的事情。如果一件事情与他的生活解释发生冲突，他就会忽略它。所以，除非我们能准确地掌握他心中解释事情的标准，以及为何会形成这样的观念，并且研究清楚他最开始的行为习惯，否则，我们就无法说服他。
上述这些因素导致严厉的刑法在他们身上丝毫不起作用。罪犯会将刑法看作社会对他不友好以及他不可能与他人进行合作的有力证据。这些事可能早在学校他就已经经历过，所以才会如此排斥合作，结果要么是成绩下滑，要么是在班里调皮捣蛋。他会因为这些而受到来自各方的指责和惩罚。然而，这样做就可以促使他与人合作吗？答案是否定的。他会因此更绝望，认为大家都是站在他的对立面上的。如果在一个环境中，个人总是受到指责或责罚，那么，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对这个环境产生兴趣的。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会彻底对学校失去兴趣，他会讨厌老师、学校以及同学。他可能会开始逃学，到处晃悠，寻找可以让自己停留的场所，他害怕被找到。在这种环境中，他能发现一些与他有类似经历并且拥有同样的行为习惯的孩子。他们互相理解，他们不仅不会对他进行苛责，还会讨好他，并激发他的野心，促使他对生活中没有意义的事情产生兴趣。由于他并不喜欢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要求，因此，他会将自己和社会对立起来，并仅仅把损友当作好朋友。因为这群人都喜欢他，所以他觉得和他们交往是件愉快的事。就这样，越来越多的孩子步入歧途。假如在以后的生活中，如果我们也像其他人一样对他，他就会觉得这是新的证据，可以证明我们都和他是对立的。
这样的孩子其实完全不应该被生活的困难所击溃。我们应该给予他们希望的力量，如果我们在他们在校期间帮助他们获得自信和勇气，就可以轻松地防止这类事情的发生。随后，我们将针对这样的做法做一个全面的讨论。现在，先让我们利用眼前的案例来说明犯罪者一般是怎样将所受的惩罚作为社会与他为敌的证据的。
严厉的刑罚之所以不能如想象中那般奏效，还有其他的因素。很多罪犯对自己的生命都是抱有无所谓的态度，一生中他们有很多时候都徘徊在自杀边缘。严厉的刑罚对他们根本产生不了作用。他们认为，很多事都是一种挑战，他们面对挑战会采取很多反击方法，这就是他们的反应之一。面对严格冷漠的狱警，假如他们受到虐待，他们就一定会奋力抵抗，并坚持到底，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他们更想和狱警抗衡。对于任何事，他们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的。他们认为，与社会的接触过程就是斗争的过程，他们竭尽所能地想要赢得胜利。如果我们的想法和他们一致，就正好称了他们的心意。就算是电椅，也会成为挑战的一种形式。在罪犯心中，这就像是一场赌博，赌注越高，他们就越想要展现自己的能力，并获得胜利。这已经成为很多罪犯之所以犯罪的最初原因。一个就要被最终判决的人或许会对自己没有逃过警察的追捕而后悔不已：“为什么我偏偏要落下那块该死的手帕呢？”
我们如果想要进行弥补，唯一的办法就是努力探寻到在他们童年时期，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他们合作能力的提升。在这方面，个体心理学家为处于黑暗中的我们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努力的方向。儿童的心灵早在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一个整体了，这里面汇集了他人格中的许多重要脉络。当然，他也会受到遗传和环境的作用力。我们对孩子来到世界上时本身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质，以及他经历了怎样的一个成长过程并不关心，我们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他利用这些东西的方式、他对这些东西持有什么样的观念，以及他由此而获得了怎样的成功。了解这些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并不了解遗传的作用。我们应该注重他所处环境为他带来的各种可能性，以及他是怎样利用这些可能性的。如果说一个罪犯还有转变的可能，那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是能够与人合作的，只不过他无法适应社会对他提出的要求。母亲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负很大的责任，对于如何扩展这样的兴趣，她本应该做到胸中有数。她应该以身作则，帮助孩子培养对社会及自己人生的兴趣。然而，或许这位母亲的家庭生活不是很和谐，她不希望将孩子的兴趣扩展到其他人身上，她想要和丈夫离婚，或者他们已经失去了对彼此的信任。所以，她希望这个孩子是完全属于她的。她溺爱着孩子，不希望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获得独立自主的人格。这样一来，孩子的合作能力一定会受到消极的影响。
